在近代历史上，有个英国伦敦会派遣来华的传教士艾约瑟（Joseph Edkins，1823年－1905年）常常被忽略，这个出生于英格兰的一个牧师家庭的神学家，可不简单呐。
艾约瑟于1848年来华，担任伦敦会驻上海代理人，1861年在天津设立教会，1863年至北京传教。1880年，被中国海关总税务司赫德（Robert Hart）聘为海关翻译，从事翻译文书工作，起初在总税务司署任职，1889年调任上海的江海关，1905年病逝于上海。
1885年，在任海关翻译时，艾约瑟受赫德委托撰编书籍，《西学略述》便是当时“脱稿而成”的十六种书之一。该书“博考简收”，汇集多种西书，编撰而成，书中概述了西方各种学术的历史渊源及其大旨，“得此一编，可以略知西方学术递变之成迹也”。
《西学略述》于光绪丙戌年（1886年）成书。
注意，此书乃是脱稿而成。没有原本，脱口而出，口译，明白了吧？
根据《西学略述》“卷一，算数表，五”记载：
“泰西人不以珠算，而以心算，如上表式（下图右侧所列一百四十四方算数表）最便。初学实足为习算婴孩之一助。凡婴孩皆心静神专，授以此表，若能使熟诵于口，必将终身不忘。其法竖读，起自二行，如一二为二，二二为四，三二为六，依是而读，至于表末。”
艾约瑟声称，下图右侧这张算数表是西人婴孩所用，记住后可终身不忘。
可仔细一瞅，这不就是华夏自古以来的乘法口诀吗？
而且，英国也好，西方也罢，用过这个表吗？现在也没用过吧？
更奇怪的是，西人不应该用1、2、3、4……这样的数字么？怎么会用中文数字来表示呢？
都1886年了，传教士艾约瑟在此书“卷二，笔墨考，数目字号考，十三”中也说，西人用的是1、2、3、4……这类数字。还言之凿凿声称，此类号字“近有人考得是皆有梵文数目名之。……本于印度，由亚拉伯（阿拉伯）人传至欧洲。”
既如此，上面的“一百四十四方算数表”就应该用1、2、3、4……这类数字来表示，估计是编书太忙，没有意识到这种问题？
再次说明，即便1、2、3、4这类数字，也是源自中国，是中国数字，详见蓝丽蓉教授于1992年同时出版于新加坡、美国、英国、香港等四地的数学专著《雪泥鸿爪溯数源》一书，该书论述了所谓阿拉伯-印度数字的中国来源，并因此获得国际数学史最高奖。
由于没有使用中国乘法口诀的习惯，现在英国的数学基础教育不太灵光，也难怪每年都会花费不少费用，万里迢迢请中国数学老师前往英国执教小学了。
传教士艾约瑟虽然努力编造西方的历史，但一不小心，又在字里行间透露了一个东方起源的秘密。
《西学略述》“卷二，印度及欧洲方言考，十五”记载如下：
“考厥印欧生民之初，皆聚于葱岭以西高原之上，其地今名为巴米耳（帕米尔）。”
现行西史中还能看到这样的字眼吗？只能看到什么古埃及、古希腊、古巴比伦，哪有什么帕米尔之事。
《西学略述》“卷六，史学，史学考原，五十五”记载：
“上古希腊无史。唯多著名演说。故事之人皆口述。”
看吧，1886年传教士艾约瑟都不得不承认“上古希腊无史”，没有信史，都是口述的演说故事。
《西学略述》“卷六，释古人以识古史，五十六”记载了“罗塞塔石碑”和“胡夫金字塔”，一起来看看是怎么说的。
关于罗塞塔石碑，其记述如下：
“嘉庆年间（1796-1820年），寻得一三种语言合璧碑，详慎对校，奉希腊国古文为依据，细察得彼二种文字之意矣。”
西史叙事中，罗塞塔石碑是在1799年由法军上尉皮耶•佛罕索瓦•札维耶•布夏贺在一个埃及港湾城市罗塞塔发现，其上面同时刻有古埃及象形文、古埃及草书、古希腊文三种文字。
可是，有两个巨大的疑惑产生了：
其一，1886年，传教士艾约瑟翻译的《西学略述》成书时，这块三种语言文字的石碑为什么不叫“罗塞塔石碑”？而只言“合壁碑”。既然早已命名，为何不称其正式的名称呢？
其二，后世中频频提及的那个法国神童让·弗朗索瓦·商博良（Jean François Champollion，1790年-1832年）居然至始至终都未出现，都未提及，就已经轻松破译了文字？1886年时，距商博良去世（1832年死于中风）已经过去了54年。
五十四年后的传教士艾约瑟一不知罗塞塔石碑的大名，二不知商博良其人，这是不是很诡异？
须知，在现行西史中，法国神童商博良在1822-1824年完全投入到对罗塞塔石碑的研究，并于1824年发表多篇研究论文，译解出古埃及象形文字的结构，奠定了埃及学的基础。
诡异吗？太诡异了。
而且，最关键的是，根据现代地质学考证，发现罗塞塔石碑的那个地方，在两千多年前，还是一片茫茫无际的大海……
再来看看同一页中记载的的胡夫金字塔。
“帝王之陵冢，工程浩大，修为方形（从《职方外纪》、《函宇通》中记载的圆形浮屠塔，变成方形了），高台叠累十重，于其陵冢之底间，量度之，每面阔七十五丈，高四十八丈，此最大之一冢也。”
既然是埃及最大的一座金字塔，那必然是胡夫金字塔无疑。
复习一下胡夫金字塔的有关数据：据说，其刚建成时，塔高为146.59米，底边长度为230米。
根据传教士艾约瑟在《西学略述》卷六中的记述，进行换算：
一丈=十尺=333厘米=3.33米
胡夫金字塔底边宽七十五丈，便是：75 X 3.33米 = 249.75米，约为250米。
胡夫金字塔高为四十八丈，即为：48 X 3.33米 = 159.84米，约为160米。
书中记录的底边长为250米，现实中其底边长仅为230米，二者相差20米；
书中记录的高度为160米，现实中其高度仅为146.59米，二者相差13.41米，大约差了四层楼。
不仅如此，按理说，胡夫金字塔建造应该使用当地的度量衡，底长和高若以当地尺度来计量，恰好为整数，这很好理解，可一旦换算成不同的计量单位，比如中国的尺度，以丈来衡量，正常情况下应该没有那么巧，正好是中国“丈”的整数吧？都不带小数的吗？
要知道，两种度量衡之间，可是完全不同呢。
传教士伪造其历史来还真没羞没躁，连中国的造纸术也要抢，硬说造纸术源自于古埃及。来看看艾约瑟是怎么虚构的。
《西学略述》“卷二，笔墨考，数目号字考，十三”如是记载：
“上古人以铁或竹木……以竹木细挺，蘸取有色诸料物画皮为书……纸则创自埃及国。其初唯层剥水生植物之皮，取以为纸，嗣因剥植物皮不足给用，乃有移植。埃及亚利散太城（亚历山大城）之希腊人筹及截取此植物全株，擣（捣）治制而为纸，当东汉之世，始传入中国，蔡伦首行仿制以代练帛，竟获流名至今。”
我们来分析一下这段文字。通段读罢，有一个字提到“莎草”吗？没有吧？
既然没有，那为什么后世西人就能如此肯定、一口咬定这是“莎草”呢？
原文只说是一种水生植物，而水生植物何其之多，为什么就偏偏认定是莎草呢？有人肯定会辩解说，因为莎草能造纸，而且莎草也是水生植物。
那这个水生植物为什么不能是水葱呢？水葱也是水生植物，不仅可以用来编织，也能造纸。
水葱（学名Scirpus Validus），株高大约1.5-2米，生长在沼泽、水池、湖泊的浅水地带，看起来类似大葱，但不可食用，可以用作造纸、编织草席，或用作草编袋材料。
水葱
水葱分布于东亚中国、朝鲜，日本等国，以及澳大利亚，美国，但唯独不见于欧洲及埃及。
哦，原来，这个才是最主要的原因啊。
水生植物中，不只是水葱可以用来造纸，其他水生植物也可以，例如，芦苇。
芦苇是常见的水生植物，大家都不陌生，它一般生长在水边，繁殖能力很强，只要是有水源的地方，它都会迅速扩展，形成一片。而芦苇的用途也十分广泛，不仅可以用来制作扫帚、造纸，其花絮有鹅毛、鸭毛那种轻灵羽绒之效，还可以用来作枕头的填料。
再举个例子，水烛。
水烛是水生植物，又名蒲草、水蜡烛，生于水池中、水稻田内或湿润空旷地方，其茎与叶子含有丰富的纤维，韧性颇强，可用来造纸、编织蒲团、蒲扇等草制品，最常见的编织品是用水烛叶编织的蒲草席子，柔软又防潮。
水烛香蒲干燥的花粉可入药，称为“蒲黄”，其主要功效是化瘀止血、利尿通淋、调脂、镇痛，可治疗吐血、鼻子出血、咯血、女性崩漏、外伤出血等等，具有抗血栓形成、抗心肌缺血、抗脑缺血作用。炮制成蒲黄炭以后，止血的效果进一步增强。经典名方蒲黄丸主要成分就是蒲黄。另外，失笑散亦有蒲黄、五灵脂组成。
不过，很遗憾，这么好的水烛也只分布于中国、日本、朝鲜。在中国，主要产自浙江、安徽、湖南、贵州等地。
不产于欧洲与古埃及吗？那边好像没有哟。
怪不得挑来选去，最后选了莎草。
这种莎草，在中国十分常见。
可是，有个疑问，莎草收割下来后，它的茎怎么有点像芦苇杆，外皮是一层硬硬的外皮，——传教士艾约瑟说“层剥水生植物之皮，取以为纸”，也就是刚开始时，在古埃及亚历山大城的古希腊人是将其皮剥开，作为纸来使用的，咱们仔细瞧瞧这根茎，你确定这皮剥下来就能当纸书写了？
中国考古发现，东汉蔡伦（元始63年-121年）只是改进了造纸术，并非纸张的发明者。
中颜纸，陕西扶风出土，年份是元始1-5年，比蔡伦出生至少早58年。1978年在陕西扶风县中颜村汉建筑遗址窖藏清理出土西汉古纸两片。纸的年代下限为平帝时，上限为宣帝时。
金关纸，甘肃居延出土，年份是元始前52-元始前3年，比蔡伦出生至少早66年。1973年至1974年间，甘肃省文物工作队（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前身）在居延肩水金关遗址出土两片残麻纸，据同出纪年简推测，其年代不晚于汉哀帝建平年间（元始前6年-元始前3年）。
金关纸
马圈湾纸，甘肃敦煌出土，年份是元始前65-元始前23年，比蔡伦出生至少早86年。1979年，甘肃省文物工作队在甘肃省敦煌市马圈湾汉烽燧遗址发掘五片残麻纸，其年代不晚于新莽时期（公元8—23年）。
象岗纸，1983年，广州象岗山南越王赵眜墓发掘出土西汉古纸，命名为象岗纸。
罗布淖尔纸，新疆罗布淖尔出土，年份是元始前73-元始前49年，比蔡伦出生至少早112年。上世纪30年代以来，在全国各地汉代墓葬遗址中先后八次发掘出土了西汉麻纸。中国学者黄文弼在新疆罗布淖尔北岸的汉代烽燧遗址中发现一张宽4厘米、长10厘米、白色、质量粗糙的残麻纸，其年代约在公元前1世纪。
灞桥纸，陕西西安出土，年份是元始前140-元始前87年，比蔡伦出生至少早150年。1957年，在西安市东郊灞桥西汉武帝时期的一座墓葬中出土一片残麻纸，即灞桥纸。
甘肃天水出土的放马滩纸，比蔡伦早了204年，这是目前世界已知的、考古出土的最早的纸。
放马滩纸质地软薄，表面平整而光滑，上面以细墨线绘有山川、河流、道路，堪称世界最早的纸地图。
1990年-1992年，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在敦煌市悬泉置遗址发掘出土460余张古纸，根据《甘肃敦煌汉代悬泉置遗址发掘简报》，此地发掘出土有纸文书和麻纸两类，麻纸460余件，其颜色和质地可分为黑色厚、黑色薄、褐色厚、褐色薄、白色厚、白色薄、黄色厚、黄色薄8种。其中，有十片残纸上书写有字，有七张属西汉、两张属东汉，一张属西晋时期。
属西汉时期的三张古纸上分别隶书“付子”、“熏力”、“细辛”药名。根据纸的形状和折迭痕迹，可知此为三张包药用纸。
另一张残纸属西汉时期，上有草书“□持书来□致啬□”等字。
相关文献记载表明，早期纸的最初用途不一定是用于书写文字。
敦煌悬泉置出土古纸
不知为何，现在提及纸莎草，已经不太明确地表述它是一种“水生植物”了：
纸莎草，莎草科莎草属，一种亚热带、热带多年生常绿草本植物，是一种喜光喜暖、抗涝耐瘠、不择土壤的野草。只要有充沛的水就能快速生长繁衍，就算在干燥的沙漠，只要全年均温在20~30°C，且土壤pH值在6.0~8.5，就可以生长。
这种野草原本产于中国、欧洲南部、非洲北部以及小亚细亚地区，如今分布在刚果、马达加斯加、乌干达、埃塞俄比亚和西西里岛等地也有分布。
值得注意的是，莎草在在古埃及是没有的。不过，西吹们不愿承认，坚称其原产非洲埃及尼罗河流域，但他们却无法解释为何直到1962年以前，尼罗河为什么没有纸莎草这一事实。
今天，埃及的纸莎草是在1962年从苏丹引种来的。在引种之前，埃及尼罗河所有流域，一株纸莎草也找不到。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埃及驻华大使哈桑·拉贾(Hassan Ragab) 在其任职期间，于1966年7月参观访问了中国的造纸厂，通过学习和借鉴中国造纸术，历尽多次实验失败，攻坚多年，最终“复原”出了莎草纸。
然而，就是这段历史，现在也被篡改了，变成了：
“1962年，埃及工程师哈桑拉贾（Hassan Ragab）利用1872年从法国引种回埃及的纸莎草，琢磨了世界各地的造纸技术后，经过反复试验，宣布重新发明了制作莎草纸的技术。”
时间大大提前，仿佛与参观中国造纸厂、学习观摩技术无关，驻华大使变成了“工程师”，莎草明明是1962年从苏丹引种的，也变成了1872年从法国引种的。
在国际考古界，俄克喜林库斯（Oxyrhynchus）这个地方可谓大名鼎鼎，因为此处“出土”了大量古埃及托勒密时代和古罗马时代的莎草纸。据悉，俄克喜林库斯的莎草纸，主要记录的是关于政府法令、赋税记录、法庭记录、账单、《亡灵书》等公文或私人记录，其次为《旧约》、《新约》，最后是古希腊典籍等历史文学作品，约占10%。其涉及的语言多种多样，主要是古希腊语，其次为科普特语，另有少部分阿拉伯语和拉丁语。
1896年，就在英国伦敦会传教士艾约瑟《西学略述》（1886年）成书后10年，两个来自英国牛津大学皇后学院(The Queen's College, Oxford)的研究员伯纳德·格非（Bernard Grenfell）和亚瑟·亨特（Arthur Hunt）便在埃及如同精准定位一般，找到了一个露天垃圾堆，即后来名震八方的“俄克喜林库斯（Oxyrhynchus）”遗址，据说从中找到了高达五十万张的莎草纸，大约有七成的古希腊文献全部出自这个在空气中日晒雨淋、长达数千年的露天垃圾堆。其中，就包括大名鼎鼎的几何原本、耶经……
二战时期，趁着各国自顾不暇，又一批所谓的莎草纸文献在埃及露天大沙漠中被“意外”发现，这一次，发现成果大约有200多篇文件残片。至于文件的真实来源，无人知晓，但发现者声称，经过甄别，发现上面记载的是古希腊文字，从内容推断，应是古希腊地理大师阿特米多鲁斯的作品。
在西史叙事中，阿特米多鲁斯（英语：Artemidorus）大约生活在元始前2世纪，恰逢古希腊衰亡、古罗马崛起的过渡年代，是一位古希腊著名旅行家。据说，此人四处旅行，可谓天下行走，一生去过许多地方，并留下了不少笔记与地图。后来，希腊地理学家斯特拉波参考其旅行文献，撰写了《地理学》十七卷。
阿尔特米多鲁斯（以弗所）的作品残篇
1971年，一个名叫塞洛普·希莫尼安的德国古董商出资买下这批“文献”，运至德国，并于1980年公开展览。上世纪末时，这批文献被整理后刊印出版。
初始，这批文献经过一次检测。检测结果令人满意，碳十四检测表明，纸莎草纸的历史可以追溯至元始15-85年之间，而墨水则被认为与元始1世纪的墨水类型一致，只是稍微与阿特米多鲁斯的年代有点对不上，但鉴于其两千年的历史，即便是赝品，也算珍贵文物了。
2004年，意大利都灵圣保罗银行非盈利基金会出资275万欧元，将这批文献买下，送至米兰国立大学的实验室，进行研究与保护。随后，该基金会又准备将其赠予都灵的古埃及博物馆，该馆是埃及之外最大的埃及文物收藏博物馆。
令人意外的是，该博物馆馆长艾莱尼·瓦西里卡却表示强烈反对，不愿意接收这批"价值弥足珍贵的文献"。
究其原因，原来是馆长对德国古董商希莫尼安极度不信任。因为希莫尼安劣迹斑斑，以走私和伪造文物出名，可谓声名狼藉。经他之手的古埃及、古希腊、古罗马文物，多不胜数，且真假难辨。
有鉴于此，该博物馆组织了一批专家，再次对这批莎草文件进行鉴定和显微测试，最终确定这些文献全部是近人伪造的赝品，旅行记内容也完全是后人杜撰。很快，研究发现，这批伪造的文献出自19世纪一个臭名远扬的文物造假者——康斯坦丁·西蒙尼德斯（Constantine Simonides）之手。
此人精通文献造假，其常用的手段便是将一些莎草、芦苇放在锌网上进行酸处理做旧，模拟出历经两千年的风化效果，再用自己保存的古老墨水在纸上伪造内容，最后就鼓捣出了古希腊旅行家“阿特米多鲁斯”的作品。
伪造的莎草纸
1784年，英国出版商约翰·豪首次刊印出版了《亚里士多德的杰作》一书。
据说，这本书讲述了亚里士多德在医学方面的发现和认知，其中包括人体受孕、早期助产学、自然哲学等方面的内容。此书一经出版，便引起轰动和购书狂潮。随之而来的是，盗版频频，仅在花旗国与英国两地，便出现了数百种不同版本。这本畅销之书，直到上世纪30年代，仍在销售，而内容基本没有什么变化。
此书表明，亚里士多德这个百科全书式的全才，不但精通哲学、物理、天文、数学等等，对于医学亦十分精通，其医学造诣已经达到了欧洲16世纪的水平。
然而，有人却发现了一个“漫不经心”的破绽，认为此书系伪造，因为书中的亚里士多德竟然提到——“信奉耶稣”。
西史叙事中，亚里士多德是元始前4世纪之人，耶稣则出生于元始之年。亚里士多德出生于耶稣前三四百年，他不可能知道自己死后会诞生一个耶稣，彼时，耶教尚未创立，因此亚里士多德不可能信奉耶稣。
其实，西人所犯的这个相同的错误，笔者在此前的文章中已经多次提及了。若以现在的眼光来看，这个错误似乎很低级，不应该如此，但是要知道一点，在古代西人的眼中，一切历史都是从耶稣开始的。亚里士多德一开始的设定，也是耶稣之后，不可能比耶稣更早。但是，随着西人发现中国历史愈来愈悠久，为了赶超华夏，亚里士多德的出生时间一再被提前，于是乎，便出现了这样的破绽。
实际上，由于埃及“俄克喜林库斯（Oxyrhynchus）”遗址（露天垃圾堆）“出土”的莎草纸存量太大，清理和翻译存在较大难度，官方根本忙不过来，索性将这些莎草纸的扫描件放在网上，由全世界的爱好者一起来解读。大家解读出来的内容，拼拼凑凑，就成了“西方正史”，而且还把古埃及的历史全部复原了。
是不是很神奇？
据说，其中有一部分古希腊文献来源于阿拉伯人的翻译。
但这既不是阿拉伯人说的，也不是在阿拉伯国家发现，都是在欧洲发现、是欧洲人自己说的。从始至终，借阿拉伯之口，却与阿拉伯没有半点关系。
请问，在露天垃圾堆里，不是在密闭的环境中（金字塔中没有发现任何莎草纸），脆且易碎的莎草纸能保存两千年吗？注意，这类纸非常容易自燃，欧洲已经发生多多次。
即便是中国古墓出土的古代纸质、丝棉等文物，一旦打开墓穴，都非常容易氧化和损坏。
请问，古希腊人在殖民古埃及期间，在莎草纸上书写时，用的是什么墨水，能够保存两千年？
中国古代的油烟墨，乃烧制松树获得碳黑（又或烧制石油获得碳黑）所制，质量上乘，代代传承，已经使用了两千多年，其主要元素是碳黑，碳黑在常温下化学性质非常稳定，即使泡在水里，仍然可以保存千年不褪色。
这种制作墨水的技术，明朝宋应星的《天工开物》中便有记载。
古埃及有相关的墨水记载吗？西方有吗？显然没有。
实际上，20世纪前，西人在没有学会制作碳黑墨水前，一直在使用“铁胆墨汁”。这种墨水是通过鞣酸溶液与硫酸亚铁（铜）混合而成，其吸附性和腐蚀性都非常强，就连金属笔头都能被腐蚀掉。
欧洲人绘制的18世纪埃及地图显示，18世纪时，金字塔还在沼泽地中。
现代地质学研究发现，尼罗河平原是一个冲击平原，大约在两千年前，古埃及亚历山大城尚处于海面以下，金字塔还在大海中，敢问，“埃及亚利散太城（亚历山大城）之希腊人在海水里生活吗？
彼时，亚历山大城浸泡在海水中，如何能在此建立托勒密王朝及其后的一切历史呢？
除此之外，还有个致命的问题，根据浙江省“钱江学者”特聘教授、浙江海洋大学水产一流学科负责人、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首席科学家、博士生导师张秀梅教授论文《常见生态植物在不同水深中生长适应性分析》（详见《资源节约与保护》2014年，第2期）显示，莎草在水位达到50厘米时，存活率极低，大约只有12.5%。
有意思的是，埃及尼罗河每年有四个月汛期，经常洪水泛滥。
根据内蒙古民族大学政法与历史学院王士清、田明所撰写的论文《埃及法老时期的尼罗河—红海运河》（内蒙古民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5月，第37卷第3期），元始前4050-前2650年，尼罗河泛滥时期，水位比现代高12-20米。
尼罗河流域的生长环境如此恶劣，即便有莎草，其成活率也令人堪忧，又如何能够大批量采摘，用于造纸呢？
如果没有了这些古埃及莎草纸文献，西方历史从何而来？何以立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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