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再次得知范鸿艳的消息时，“我”已经离1995年的清濛县城很远了。我们曾共同经历过一段艰难的童年时光，也记得在那片荒地上，彼此分享过一些秘密，关于遥远的梨园，关于不幸的生活。
作者 张心怡
临时搭建的小天棚上有个开口，刚过九点钟，在地板上流泻出一条刺眼的流动光斑，像某种形貌可疑的雾气。我怠惰地坐了一会儿，还是挪了挪凳子。昏昏沉沉，撞上了一个怀抱公文包的男人，他表示不要紧，挥挥手，凑上来，问我是范鸿艳的什么人。我想了想，我说，小学同学。他点点头，好多年了，他说，这么多年了，你真够朋友。
我不知道该如何接话。事实上，接到母亲的电话，她说，范鸿艳死了。我还很认真地回想了一下，范鸿艳这个人，以及她和我有关的事情。母亲说，主要是你也要回清濛一趟来办手续，买主那边，我已经和他谈得差不多了。真的要把房子卖掉吗？明知故问，我还是多说了一句。她停了一下，声音都变了，你干吗，我们不是说好了吗？
其实也没有很多年，事情发生在1995年。掰着手指头数，很快地，就到了1995年。只是我没有想到她那么年轻就死了，据说纯粹是个意外。车祸，那个男人对我说，车头在急刹中顺时针转了半圈，撞上护栏。一根金属钢架横插进了她的肋骨。在这里，他指了指自己的肺部，都刺穿了。我不知道他为什么要和我说这些，却还是莫名其妙地点了点头。
1995年，这附近还被叫做城西县后村。刚刚搬进来的时候，父亲的酒喝得很凶。母亲说，父亲一旦还完开办塑料厂欠下的贷款，那状态就像一个抽掉气体的轮胎，无论如何，总得要塌陷一阵子。可是我总疑心父亲究竟有没有顺利还掉所有的贷款。母亲说这句话，一半是向亲戚朋友解释，另一半或许是说给自己听。这样的把戏在他们的婚姻里屡见不鲜，直到他再次提出一个新的创业计划，而她也强打精神，对他重拾信心。只是这一次连我们在聚宝街的骑楼店铺都卖掉了，我记得那一次，最后一次，我们的家里堆满了味道浓重的塑料制品。母亲傻站着，她的眼神很绝望。父亲走上楼来，喝得醉醺醺的，他满脸通红地说，我不会让你们失望的。
我的父亲是个商人，他做过许多各式各样、五花八门的生意。在做这些生意之前，他曾经是个国企的工程师，直到有一天，他默不作声地辞掉工作，对母亲说，我不会让你们失望的——那或许就是灾难的开始。父亲卖过烤鸭、空调、内衣、自行车和塑料，他一会儿往南跑，一会儿往北跑，像清濛雨后会满地流窜的蚂蚁。我跟着他，在珠海读完了一年级，刚学完减法，插班到广州，发现大家都在算复合加减，我成了个傻瓜。我和我的朋友们，今年夏天刚刚兴奋地交换过秘密，等到秋季开学，我已经坐上火车翻山越岭。我记得那种绿皮火车的气味，清晨的阳光从玻璃窗上跳进来，我的眼睛跟着它移动。我坐在窗边垂泪，父亲走过来，在我的对面点燃了一支烟。他说，宝贝，我不会让你失望的。
等我们搬到城西县后村，酗酒似乎让父亲的身体再也走不动了。母亲在镇政府拐角的粮油店里找到了收银员的工作，她每天带回一些袋装的调料，酱油、料酒或者陈醋，有的时候，是一些开封过的罐头。去拿一个玻璃瓶来，她对我说。然后把它放进冰箱里，每天中午，我会舀一勺放进饭里，香菇肉酱、猪脚肉丁或者是丁香鱼，这就是唯一的荤菜。父亲不在家，他结交了新的朋友。起码这些朋友不会带着他投资，母亲恶狠狠地扒了一口饭，然后说，他不会回来吃饭了，他喝酒早就喝饱了。你把它们全吃了吧，你——把——它——们……母亲说得很用力，我吓一跳。
其实，是因为门铃响了。刚好在饭点的时候，范鸿艳摁响了我们家的门铃。她是来替她的母亲要一点废弃的塑料的，她的这一举动让我母亲很是惊奇。她是从哪里听说了我父亲曾经开办塑料加工厂的壮举呢？母亲用一种很克制的语气说，不好意思，都处理掉了。范鸿艳说，哦。并没有马上走开，双手背在身后，仍旧站在门廊那里，于是我母亲只好说，进来坐坐吧。你吃过了吗？
这实在不是个合适的拜访时机，房子里乱糟糟的，桌上是吃到一半的简陋饭菜。我还在就舀一勺还是两勺罐头肉酱和母亲讨价还价的时候，范鸿艳来了，并且说，没有，我还没吃饭。母亲显然显得有点没有头绪，她站起来，又坐下了，然后又站起来，从厨房里打了最后一碗饭，放到了范鸿艳面前。吃吧，她说，一起吃吧，可惜没有什么好菜。说话的时候，她没有抬起头看范鸿艳的眼睛。
后来，有好多次，要吃饭了，我就会不由自主地看着门铃，想，范鸿艳差不多该来了吧。当我们成为朋友之后，她曾经对我说，你们家的伙食真差。可是事实上，每次她都吃得一干二净。有一次，在没有她的饭桌上，母亲说，居然连酱汁都吃掉了。
父亲揉揉惺忪的睡眼。他酒醒了吗？醒了，还是没醒？他说，谁是范鸿艳？哪个范鸿艳？
母亲说，就是那个梨园剧团扫厕所阿姨的女儿啊。
其实我很不愿意回忆这些，可惜再更早一些，关于父母的记忆，都模糊一片。葬礼上请来的戏团开唱了，青衣热得满头大汗，丑角的帽子也被撞歪了，插科打诨的内容像一出方言版的相声，我身旁的男人忍不住嘿嘿笑了两声。他略显不安地拿起帽子来扇风，他说，我们小时候常常听这种戏的，是不是？
这时候，范鸿艳的母亲走过来，每次有新客进来上香，她就要跌坐在灵前，抓住时机重哭一次。她瞄着门口，很平静，转眼之间就大声哭号。现在换成范鸿艳的姐姐哭，于是她母亲走到我们面前，和我们都点了点头。
她变了些，我想起曾经在一堆废品之上，她抬起头，一双又大又温柔的眼睛，可现在只是两块红肿的凸起。她没有认出我来。她当然不会再记得我，我却怀有这种期待。母亲说，范鸿艳母亲一直很羡慕你到了上海。在母亲眼中，她所有的朋友都应当羡慕她的女儿。我害怕她会一直说下去，例如说，不像范鸿艳。
她说，就是那个梨园剧团扫厕所阿姨的女儿啊。记忆卡在了这里。我试图回想起更多确凿可靠的细节，母亲并不总是那样的，也许在父亲生病之后，她就完全变了。1995年底，她在阳光之下举着那张化验报告单，对很多人说，我现在知道什么叫作绝望了。肝癌晚期，父亲的脸白得像从家里被清理出去的塑料泡沫。于是我开始每天和范鸿艳在梨园剧团门口游荡……她不再在午餐时间过来，而是在该睡午觉的时候，她就偷偷地溜进来，对我说，我带你去一个好地方。
想不到范鸿艳小时候喜欢梨园。他说。
接下来，他点燃了一根烟。我以为他要说些什么，关于范鸿艳离开城西县后村之后短暂的人生，可是他不再开口了。几个身穿孝服的小孩子手拉手走过来，他说，他们真可怜，这么小就没有妈妈了。我仔细一看，一共三个，最后一个是男孩。
第一次走进范鸿艳的家，我问她，你的爸爸呢？她将嘴里的一块大大泡泡糖扯得老长，然后再卷起来放回去。她说，院子里的人都说你爸爸得了怪病，是什么病？
我摇摇头，说我不知道。
她朝天吹起一个大泡泡，破裂之后，粉红色的糖渣黏在了她的鼻翼上，我没有提醒她。她说，我们到后面看看。
我们绕过了芋头地，几丛芦苇秆子，再绕过一段污浊的内城河，那时候还没有开始治理环境，河面上到处漂浮着生活垃圾。1995年，在国企职工宿舍楼到单位大门之间，有一片荒地，零零星星地坐落着几间匆忙加盖的平房，有的甚至没有粉刷外墙。这是临时工的房子，范鸿艳的母亲作为清扫阿姨，勉强挤进了临时工的行列。后来企业再也发不出工资的时候，梨园剧团来了。剧团还在荒地的后面，内城河后面的后面，再绕过几株两人合抱的大榕树，正对着它的后门。早在我来到大杂院前，她就开始经营她的秘密了。而她一开始并不带我来这里，也不带我回家。我想象着她忙碌的一天，清早就爬起来听剧团里的演员练声，喝过榨菜稀饭，趁着她母亲上班，去她母亲昨天带回来的破烂里寻找闪闪发亮的配饰或者是布料，运气好的话，还能找到过期的胭脂盒子。中午，她敲响了我们家的门。吃过午饭，趁着所有人都在午睡的时候，她会偷偷地从后门溜进她们的练功房……
她用一个饼干盒把这些装起来，收获颇丰之后，她又偷拿了一个纸箱子。在几株很大的榕树之间，一定有一株，年纪最大，它的根须在往地底下扎。刨开不很深的土，就是这些宝贝。她说，有亮片的你不能拿，其他的随你挑，我可以送你几个。
掉了钻的或者锈迹斑斑的银簪子，揉成油条状的水袖，拧成一股绳的流苏腰带，还有一件被洗得发白了的亮片袍子……那时候我还在收集彩色的电线往头上戴，惊讶得目瞪口呆。她有点得意，快速地拣了几样放在我的手上，然后马上盖上了箱子。可是忽然之间，箱子又被打开了，她朝我眨了眨眼睛，我唱一段给你听，你听着。
她蹲下去，挑了所有有亮片的东西往自己的身上穿戴，很有章法，按部就班。每次梨园剧团演出之前，她帮她的母亲提水桶，常常东西一放就溜到了后台。她个子瘦小，可以藏身在衣服之中，看着那些青衣和花旦换衣服、上妆、嗑瓜子、调笑、把嘴张成O形漱口。如果不是这大热天，我想她一定会拿起过期的胭脂盒子往脸上涂。退两步，进一步，都是踢踢踏踏的小碎步，把水袖伸直出去，又往两边打开，左右膝盖交叉半蹲，侧着头微低。她的嘴里咿咿呀呀，唱着什么我已经完全忘了。阳光打在那些生锈的亮片上，她停下来，牙齿亮晶晶的，还有额头上的汗液。
每天中午，母亲从粮油店赶回来，要先去医院送饭。父亲一日一日地对食物越来越任性反复，然而做好以后，他又嫌恶它们的样子或者味道。在门廊那里，母亲很粗暴地把鞋子踢到自己的面前。有一次，她走出门了，又折回来对我说，如果有人问起你爸爸的病，你就说不知道，明不明白？
我点点头。
然而如果问到的是其他的问题，我就不知道应当如何回答了。每次到院子里的大榕树下吸绿豆棒冰，总会有大婶老太太们用复杂的眼神看着我。后来，终于有人忍不住过来问我，她说，你们家究竟欠了别人多少钱？
我张开了嘴巴，张开了又闭上了。大家都默不作声地看着我，那一瞬间，我好像站在舞台中央，用一种踢踢踏踏的小碎步粉墨登场。我想起有一次和范鸿艳去看梨园，戏台就搭在菩萨庙外面的空地上。有一个女演员上场，所有的人忽然之间都站了起来。范鸿艳说，这是红角，是艺术家，是……她词穷了，倒在草地上，把芦苇秆子咬在嘴里，总之是剧团里最厉害的人。
这个问我的人，就是范鸿艳的母亲，凑得很近，我能闻到她身上浓重的汗味。后来，她招呼我到她家，刚进门，我就看见范鸿艳伏在板凳上写作业，咬得铅笔头上的橡皮擦簌簌地掉落，我知道她在装模作样。她母亲说，家里不是有个糖罐子吗？你拿过来招呼小伙伴啊。
范鸿艳爬上一截窄小的梯子，拿下来一个那种超市的货架上才能够看到的，透明的大玻璃罐子。看得出，那是一些颇费时日的珍藏。我这才想起来，每一次到她家，她几乎从来都没有请我吃过东西。她把手指头伸进去，刚好拿到了一块大的巧克力。然后她把它放回去了，往下伸了伸，拿了两块中等偏小的果汁软糖出来，对我笑了笑，迫不及待地撕开包装纸就往嘴里塞。
她的母亲坐在一堆废品中间将它们分门别类。纸皮、矿泉水瓶还有生锈了的铜铁制品，都是可以卖钱的。她时而抬起头招呼我，眼睛又大又温柔。整个家里只有一台不能摇头的小电扇，我坐得满头大汗。到了傍晚时分，她母亲没有起身去做饭，也没有留我吃饭。于是我说，我要回家去了。
太阳已经完全落下去了，母亲还没有回家，这很不寻常。我饿着肚子等了很久，然后把中午的剩饭泡了开水，舀了一大勺扎扎实实的香菇肉酱拌进去。我想我的父母亲，或许又在医院里为了饭菜的事情吵架。母亲半夜里常常会哭，会失眠，有时候甚至会叫醒我，和我说一些听起来有点奇怪的话。
我不知道父亲的病情从哪一天开始急转直下了。我也没有想到，当天应当留一点剩饭给母亲。我躺在床上，期待着明天和范鸿艳到梨园剧团门前的闲逛，仿佛自己不用上学，每天都逍遥自在。母亲没有发现我逃学的事情，在那些日子里，她常常看不见我，也听不见我说话。大清早，我和范鸿艳站在剧团的门口吹风，那些演员有的时候出来练声，另一些时候，则睡着懒觉。在梨园戏申遗成功之前，大家的心里都有点惴惴不安。站在污浊的内城河边，范鸿艳捏紧了鼻子，我也学着样子。谁会想到近二十年后这里成为了清濛市房价最高的住宅区之一呢？河流从我们的身边流淌而过，看着对岸，她问我，他们今天会出来吗？她用一根芦苇秆子在地上划着圆圈，我们都等得有点不耐烦了。
家长会之后，母亲发现了我逃学的事情。她的语气并没有很严厉，我的成绩让她的心动了一动。班主任说，可以去争取一下重点中学。母亲抬头看了看这所让我最终落脚的小学，一班和二班之间只有一块木头挡板。她问我，范鸿艳和你都不在一个班，你为什么和她这么好？她用一种开玩笑的语气说，如果我是你，我就不会选择和她做朋友。犹豫了一下，她还是对我说，范鸿艳的妈妈会偷钱，以后范鸿艳来家里，你也要小心一点。
我说我知道了。
（未完待续）
本文发表于《萌芽》2018年11月刊。萌芽微信公众号所刊载内容之知识产权为萌芽杂志及相关权利人专属所有或持有，未经许可，禁止进行转载、摘编、复制及建立镜像等任何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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