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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因于不识字，奶奶并不能对世界理解得更多一点。而晚辈都说奶奶很“厉害”，她自立、要强，懂得自我满足。那天晚上，我却偏执地面对着无法抵消的人生之苦，想起那句，“人生永远追逐着幻光，但谁把幻光看作幻光，谁便沉入了无边的苦海”……
我奶奶今年八十五岁，从我毕业到离开家乡的那六年里，她一共摔过三跤，分别摔到了头、腰和腿，每次都摔得不轻，为此住进医院，少则十几天，多则几个月，因此我熟悉了医院，认为护士的耐心和温柔真算得上是人性之光，并至今记得一个停雪的下午，住院部五楼，开水间的水汽弥散到走廊尽头，画面阴惨。
但她总是说自己身体蛮好。她没有任何慢性病，不需要长期吃任何一种药；八十岁大腿根部骨折做了手术后，以同病房最快的速度拆线恢复，伤口至今不痛不痒；每次出院后，她都又立刻回到原先的生活中，不过是手里多了根拐杖，而拐杖从一开始的单脚，变成了后来的四脚罢了。
我的奶奶常常说自己胆子很小。我从来不能在她的面前看《动物世界》，她会捂住眼睛让我赶紧换台。如果你在她低头的时候，或者在她背对着你的时候走近她，一定要事先弄出点声响来，否则她会吓一大跳，尽管事先那点声响也会吓她一小跳。她说年轻时曾在银行的食堂工作，有一天去上夜班，一片漆黑中踩到地上一个睡觉的人，就是那个活诈尸害她落下了吓不起的病根。我算是综合地继承了她的胆小，每次有戴着小铃铛的孩子从我身后走近，我都会以为是狗而吓得躲闪。
不过她的晚辈都说她“厉害”。女儿结婚的时候，大字不识一个的她敢于只身去上海给她们办嫁妆；七年前我表姐在嘉兴生孩子，她转了几趟公交光靠想当然和打听就准确地出现在了病房门口；当我们建议她一起去KTV或电影院时，她都会毫不犹豫地背上包跟我们走，并且在那里发现只有她一个老人。我的姑妈们说起这些的时候不光是怀着佩服，她们羡慕我的“出走”，认为奶奶的厉害束缚了她们，并最终了结了她们人生中更好的那种可能性。她们不平，却仍有所忌惮，就好比大姑妈谈起奶奶一个人去找表姐时无可奈何地说：“我一看她站在门口……我就知道她会来！”
沪昆高铁一开通，我就计划带她来昆明，尽管中间隔着十一个多小时的车程和近两千米的海拔差，但我知道她一定会来的。
她果然说好。我们约定她来住十天，在我的假期结束之前，我会再坐高铁把她送回去。她阳台上还有一盆茉莉，从很小一点开始养起来的，现在已经相当茁壮了，所以非常珍惜。她没有把它拜托给任何人，只是把茉莉放在盆里，又在盆里置了点水。
下了高铁，在去我家的车上，她看着窗外问我说，这么晚也那么多车？我告诉她那些并不是车，而是远处一排排的路灯。她并不惊讶，立刻接受了我的说法。她视力不好，习惯了看错，不再相信自己看到的就是真实。
她在昆明的第二天，我带她在小区里转了转，跟绿化合了影。一圈下来，她问我说：“这么多人这么远来昆明，也就是看这些咯？”我告诉她当然不是，这只是我家的小区而已！人家去的都是更远的地方，有山有水的地方。
她已经无法再对世界理解得更多一点了，如果“理解”两个字是我们自以为的那种意思的话。奶奶在我家看了三遍越剧版《红楼梦》的连续剧，但结果还是只知道贾宝玉和林黛玉，对于她来说，那只是声音而已，只是一点热闹而已。她把这些无知都归结于她不识字。“不识字苦啊！”每次听到她这么说，我都告诉她现在不识字也没有关系，她不需要认识字，反正她早就退休了；而如果像她说的那样“放到现在”，她也一定能读书认字，不会像她担心的那样连工作都找不到。她前几年还会说，以前厂里组织过“扫盲班”，可惜搞了几次又不搞了，如果当时能一直学下去，识几个字总是好得多。这几年她只是感叹不识字根本没法出远门，也不再说扫盲班的事了。我不想她去面对这么大的遗憾，但在心里，我同意她的说法。因为不识字，她只听得懂方言节目里的东家长西家短，她的世界里本来就不缺这些东西，而那些新闻、电视剧……对于她来说只是对抗冷清的声音而已。甚至，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她也都无法理解我在写作这件事，她保存了登着我的照片的报纸，却一直认为那是因为我“字写得好”。
我们没能去更远的地方，连石林都没有去成，她不愿意再坐车，她说她得保证回家时仍旧身体健康并有充足的精力。她并不觉得可惜，反复对我说不是来玩的，只是为了来看看。
我相信她并不那么期待云南的美景。离开前的一天，她要求我带她去我工作的学校。那天她戴着牛仔布的渔夫帽，穿着淡卡其色的风衣。她把牛仔蓝布衬衣的领子翻到了灰色羊绒衫的外面。我问她怎么知道应该这么穿的，她说是她自己想的。她走到操场的跑道上，站在太阳底下，让我给她照相，又走到教学楼前留了影。我说没什么好逛的，回家吧，她说到都到了，去看一下你的办公室吧。我说，办公室在三楼。她说，走不动么就歇一会儿。
她把拐杖交给我，双手攀着扶梯上了三楼，办公室里空荡荡的，同事们的办公桌上都还盖着不用的试卷，我的也一样。奶奶在我的办公桌前坐了一会儿。
“任务完成。”下楼之前，她微笑着对我说，又有点得意地问我，“你妈来过哇？其他人也没来过吧？我是一定要来的。”
既然哪里都去不了，那么这次云南之行就必须靠昆明冬天的人鸥同欢来撑场面了。我们带她去喂了两次红嘴鸥。我教她把面包撕成小块小块扔下去，她却大手一挥，说让它们多吃点。她向来是这样，“大手大脚”，被小辈们诟病，我也常常提醒她花钱要有计划……她听了，很不服气。“吃的穿的，怎么省！”她向来是很大方的。我教她将鸥粮扔高点，这样红嘴鸥能在空中飞过时叼住。她像我那样抛了几次，又往水面撒了一大把鸥粮。
“给它们也吃一点。”
“谁让它们自己不飞起来，活该吃不到。”
“看人家吃自己没得吃很可怜的。”
“它们自己不想办法吃。在飞的那些多辛苦啊，就应该让它们吃的。”
说着说着，我也觉得自己另有所指。奶奶也不再接我的话，继续任性地喂食。
因为深知自己脾气不好又好为人师，我在带奶奶来之前曾主动地大声跟我妈保证不会惹奶奶生气。但还是有过几句争执，都以奶奶“忍气吞声”告终。“也是难得来。”她会这么劝慰自己，如果我每次也能及时想到这些就好了。有一天我们去翠湖，她拄着拐杖走在我前面，我丈夫M走在她旁边，我跟在后面一路地喊：“扶着点，扶着点。”M回过头来白了我一眼。事后他问我说：“你难道看不出来奶奶很要强的，根本不想让别人搀着她吗？”
我当然知道她要强，只是出于安全考虑过分小心而已。每次拍照，她都要求我不要把她的拐杖拍进去。她年轻时就爱照相，后来又爱带着我去照相馆拍照，我到现在依然有清晰的影楼记忆。就算是现在，每年春节一过，她都会一个人去县城滨河绿化带那里的照相馆留下一年一度的纪念。
事后有人问起我奶奶在昆明的情况，我都很开心地告诉他们说她很好，身体没有出一点状况。当他们赞叹的时候，我对他们说：“关键是她很勇敢，只要勇敢一点就不会有事了。”
翠湖边上有一面相亲墙，我们从那里经过。奶奶听我们解释了这个集会的来由后不屑地说：“难道就这么找不到人结婚吗？放在这种地方让大家来看，像啥样？”
她找了一个石墩坐着休息，有个大妈过来问她说：“你给你家哪个找？”
“我们不找，我们家小辈都有对象的。”她爽快地回绝了人家。大妈悻悻地走开了。奶奶会讲普通话，带着四川味道，因为以前叔叔厂里的几个帮工都是四川人。奇怪的是这两年她的普通话里有越来越多的苏北味道。我的爷爷是江苏兴化人。
我怪她没说实话：“你儿子，你女儿。”
“他们不算的，他们这么大年纪还找什么对象。”
“那你也不能这么说啊，人家的小辈还没找到对象，你这样不是刺激她吗？”
“我看她就是个中介！”
她对这面墙颇为不满，后来说到仍是忿忿的，并觉得不可思议。
她走之前的一天晚上，在她去房间睡觉之后，我因为一些琐事和M闹了别扭，一直饶舌到很晚，才终于颤抖着哭了起来。
我问他说所有这些都有什么用呢？只是些安慰。我们本来就在寻求安慰，补偿这不完美的人生，但这些只是安慰而已。
我想起那句，“人生永远追逐着幻光，但谁把幻光看作幻光，谁便沉入了无边的苦海。”那天晚上，我确是偏执地面对着无法抵消的人生之苦，面对着只是幻光的幻光。我没有办法抵抗那种感觉。
回浙江的路上，已经到晚上了，一次重新发车之前，她问我说，外面还站了这么许多人啊。我说，嗯。其实车厢已经关门了，我猜她所说的人，大概是车厢里的乘客在车窗上的投影。
车发动，离开亮着灯的站台，驶入黑夜，车窗上的投影更清晰了。过了一会儿，她说，“哦，外面没有人，是里面的人。”我又说，“嗯”。她没有追问我这前后的矛盾。
赶回昆明后，我在电话里把大观、滇池、翠湖……这些她去过的地方的名字一遍遍重复给她听，但她无论如何都记不住，没有办法转述给她的朋友，她觉得这都是因为她不识字。前几年我带她去苏州的时候，她还能勉强记住一个拙政园的。对于她来说，那些景点的名字都是无序组合的音节，只有靠死记硬背才能说出来。
因此我说我会尽快把她在昆明拍的照片印出来寄过去，好让她在别人问起时有个依据。她叮嘱我一定要记得把在学校拍的照片印出来，她对那两张照片非常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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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发表于《萌芽》2017年7月刊。萌芽微信公众号所刊载内容之知识产权为萌芽杂志及相关权利人专属所有或者持有，未经许可，禁止进行转载、摘编、复制及建立镜像等任何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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