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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答应了阿高，开始跟踪他的情人张盈影，在接连跟踪失败后，“我”渐渐发现这个女人并不简单，她的电话与注册的姓名并不匹配。而“我”也接到了紫杉康复中心打来的电话，提醒“我”又该为妻子陆玫的床位续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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萌芽经典 | 冷宴（上）
阿高看着我的眼神就好像我倒欠了他一万块，因为我要他再约那个女生出来一次。这次不再是周四的约会，而是更过分——我要他直接放那个女生鸽子。
“我要编什么理由？”他问了个傻问题。
我耸耸肩：“随你的便！临时要见编辑，老妈生病，太太升职要你陪她吃饭逛街……发挥你当作家的想象力——别告诉我你以前没放过别人鸽子。”
他喝了一大口无醇啤酒，放下杯子的时候，眼神又恢复正常。
“这次你不会再跟丢了吧？”
“上个礼拜四是个意外。”我答，“要是意外连续发生两次那就不叫意外了！”
他点点头，但是脸上又露出苦涩的表情，像是不知道该赞同我的计划还是提出异议。然后他喝干他那杯贵到离谱的无醇啤酒，叫服务员埋单。我们装着一肚子薯条和无酒精饮料走出那家小酒馆去取车，一路上他都欲言又止的样子，看上去总有哪里让人感觉不对劲，但直到开车离开，他都没有质疑我的计划。我向他道别，向最近的地铁站走去。当我走过已经打烊的商店，从黑暗的橱窗里看到我自己的倒影时，才意识到阿高刚才那副欲言又止的表情其实是想找人一醉方休，却又强忍着不想把我拖下水——那种表情我应该再熟悉不过，在我戒除酒瘾的那段鬼魂般的日子里，我总是在几乎控制不住自己的时候约他出来宵夜，用重油重盐的不健康食物填满整个胃，借此将酒瘾逼退。那段记忆忽然变得格外清晰，因为我还记得无数次我回到家，趴在马桶上呕吐之后在镜子前洗脸，脸上挂着的表情就与今晚的阿高别无二致。
我从不追究我的客户有什么苦衷——那是属于阿高的领域，对于我而言是禁区。
一开始，事情就如同计划的那样。我隔了一条马路，选了个居高临下的位置，轻而易举地在对面的商场门口锁定目标——她穿了灰色格子毛呢大衣，搭配深色裙子、黑色长筒袜和坡跟鞋，没戴围巾，露出一片脖颈，头发比上次见到她时更卷，但不是理发店风格，更像是自己用卷发棒DIY的，因为她转头望向阿高会来的方向时，我发现她脑后的头发有一部分没照顾到——所以她不是那种和情人兼偶像约会前会花888块做个头发的女生，这暂时还不能说明什么。
她在商场门口等了大约二十分钟，一点都没有露出焦躁的神情，是个有着好耐性的漂亮女生——这可不多见。四点半，她如约收到阿高放鸽子的短信，不愉快的表情在眉间一闪即逝，没有抱怨，没有骂脏话，没有打电话给阿高质问他究竟发生什么事——就只是扁扁嘴，皱了一下眉头，然后迈步离开。
不是好消息——要我说，她大概远没有阿高描述的那样对这段感情着迷。但现在下结论还为时过早。
我从商场对面的二楼下来，远远跟上。她走得不快，就只是逛街的速度，不是急匆匆赶着回家。她似乎很享受在繁华的大街上漫步，享受一下难得的冬日暖阳。我特意选这一天，因为这种天气最适合跟踪——目标既不会打伞，也不会帽子围巾一大堆。
走过一个街区之后，那女生从人车杂沓的大街转上一条略为僻静的小路。阳光被建筑物遮盖，她走入阴影中。我也跟着转上小路，和她始终维持着十几米的距离。太阳已经开始往西落下，这条南北向的小路被参差的建筑物夹在当中，一段昏暗后是片刻的明亮，然后又是大段的昏暗。我戴上兜帽，将脸遮进阴影中，但仍无法控制瞳孔不由自主地放大、缩小、又放大。所幸，她再度左转，又转上洒满阳光的大路。
我略略加紧脚步，走过路口的明暗分界线。光照变化令我的瞳孔骤然缩小，我眯起眼睛，四五秒后，视力恢复正常，但目力所及之处，卷发、灰色格子大衣的身影已全无踪迹。
我确定自己跟对了方向，但还是扯下兜帽，回过头确认——她当然不可能在我身后，除非她会瞬间移动。
我又快步向前走出两百米，才确定自己跟丢了。
于是我放慢脚步，在脑中回放刚才整个跟踪过程——明、暗、明、暗……整段路她都没有举起手机用前置摄像头自拍，或是在橱窗前驻足停留，甚至连等红绿灯的停顿都没有。以上这些全部都是确认自己是否被跟踪的常用手段，随便哪一种都会引起我的警觉——但她什么都没做，所以我的职业警报系统一直处于静默状态，直到她用那个高明的明暗交替的把戏把我甩掉。
就像我对阿高说过的，意外连续发生两次就不能叫作意外了。
我现在十分确定，我遇到了个行家。
我摸出手机，拨通阿高的电话：
“听我说，你现在把你所谓‘情人’的资料统统发给我，姓名、电话号码、住址、工作、毕业学校、前男友、闺密……总之你能想得到的我全部都要！你别多问了，哦，还有，再查下去，我大概要收一点费用了。”
林兴全接到我电话的时候估计不是很开心，声音听上去就像喝热咖啡烫到舌头——像我这样的专业人士，当然也包括法官、律师、警察……是那种你会赶紧存下号码，但若非遇到什么难搞的烂事绝不会想到要去联络，看到来电显示连心跳都会停一拍的“朋友”——没人喜欢我给他们打电话，我早已习惯，但至少到现在为止，还没人敢像对待保险推销员一样挂我的电话。
“喂。”
“是我，我要请你帮个忙。”我说。
“不行！”他愤怒又小声地说出这两个字。
林兴全是移动通信公司的客服专员，略懂技术，权限比接线生高得多，随时要做好加班的准备——总之就是那种工作辛苦、权限高，但赚得又不够多的岗位。以他的年纪，在这家巨型企业已经接近玻璃天花板，连续三年晋升无望，于是就开始赚取一些灰色收入贴补家用——反正客户个人信息会在所有渠道泄漏，为什么他要保持清白？这完全没道理。
他以前曾是我的客户，现在是我在通信公司的内线——他曾欠下我一个价值十三万的大人情，当然，为了搭上这条线，那件案子我做得特别卖力——多了这层关系，这个内线变得比那些单纯拿钱给消息的线人可靠得多。
但现在他对我说“不行”！
“不行是什么意思？”我反问。
“就是不行的意思！现在抓个人信息泄漏抓得特别严，你想害我被开除吗？”我听见他急促的脚步声。
“这次我只要账单地址。”
“账单地址也不行！”他的声音提高了八度，大概是从办公室换到了独自一人的环境中，我猜他躲进了洗手间。
“小林，”我语气开始严肃起来，“你忘记你对我保证过什么了吗？”
“顾一程，你别想再拿小三的事情来威胁我，告诉你，我离婚了！”
“威胁你？林兴全，你搞搞清楚，他妈的是谁帮你把分手费从十五万谈到两万块？”他终于惹恼我了，“虽然我们做的事没什么光彩，但也要凭良心。”
话筒对面沉默着，我知道现在有了一线希望。
“这样吧。”我的语气缓和了下来，“我把电话号码和姓名报给你，你只要回答我电话和注册的姓名匹不匹配就好了，这样行吗？”
他继续沉默了两三秒，然后说：“等我回到位子上。”
一分钟后，他的声音再度变得又轻又含混：“你报吧。”
于是我报出阿高给我的名字和电话——“张盈影，138176……”
“名字不对。”对面回答。
“谢谢！”我说。
对面没有再答话，直接挂断了电话。
这个叫张盈影的女人用的不是自己名字注册的手机，这代表她要么用的不是真名，要么用的不是自己的手机。这年头，只有两种人不用自己名字注册的手机——诈骗犯，以及我的同行。
我想了下，又给林兴全发了条消息：“账单地址，六千块。”这个价格比黑市公允价格高五成，如果林兴全依然拒绝，那代表今后要查手机信息我就要另外想办法了。
五分钟后，我的手机响起，来电显示是个座机号码。我接起来，不是林兴全，听筒里传来的是软糯的女声，是紫杉康复中心打来的电话，提醒我又该为陆玫的床位续费了。
紫杉康复中心位于“真正”的市郊——金山。我需要先搭地铁到外环边上的莲花路站，然后在那里换乘一趟叫做“莲卫专线”的公交线路，坐到终点站，下来再步行半小时才能到达。当我问那里的护士他们有没有往返市区的班车时，她惊讶地望着我，就好像我是她这辈子见过的唯一一个坐公交来这里探望病人的家属——事实上我可能的确是——如果我要买辆车，多出来的开销就得逼着我在房子和陆玫的床位费之间做出选择，妈的她又不是不晓得他们的收费有多贵！
紫杉康复中心占地很广阔，这点由他们的建筑风格就可以略知一二——大片的竹林和草地环绕着人工湖泊和河道，人工景观之间稀稀拉拉地分布着各种不超过五层、充斥着直角和锐角的混凝土楼房。我逛遍整间康复中心，连一棵紫杉都没看到，虽然我知道他们铁定养得起那种贵得要命的树——我曾天真地以为给疗养院起这么个名字，至少会种一两棵紫杉树意思一下，但康复中心的建造者用现实打破我的幻想，教会我分辨“应然”和“实然”间的巨大差别——于是我很快就明白，除开“紫杉”之外，“康复中心”这四个字也根本是狗屁。与这里相比，连外环线都可以算是市中心，而一旦进了这种地方，多半就意味着此生康复无望。
我在主楼的收银台前将两张信用卡的额度刷到只剩二十块，终于付清接下去一年的床位和护理费用。几秒钟后，我就收到银行的短信提醒，银行一定重金聘请心理学家来为他们设计短信——他们先是用软性威胁来“提醒”我支付额度已达上限，接着又用充满煽动性的语言提示我可以将这笔钱分十二期还，每月只要多付“区区”几百块，最后告诉我我可以临时再提高五万块的额度，以免信用卡额度限制了我花钱的速度——以上的一切都只需回复不同的字母组合就可以瞬间办理，如有更多业务需求请点链接上他们的网上银行。做生意就是如此，他们有时会讨好你，有时会恐吓你，有时两样一起来，再加上手一滑就可以把钱花出去的支付机制。商家和银行联手，让你一辈子都活在债务当中，而对欠债的恐惧又迫使你去工作还钱。日复一日，社会就靠着这样的心理机制运转起来，如同一台巨大而精密的机器。
紫杉康复中心显然是其中一枚举足轻重的齿轮，上足了润滑油。
五年前，当我在医院为陆玫办理出院手续时，紫杉的销售从与林兴全类似的家伙那里拿到我的号码。那个二十岁出头的小子就像银行聘请的心理学家一样深谙人性，“为了避免你的后半生就这样被毁掉”，他建议我将照顾陆玫的事交给他们来做。接着他开始详细介绍紫杉是一家怎样的康复机构——他们为“失能”的客户提供专业照料，而陆玫的情况是“比较有希望的一种”，因为老年痴呆客户的情况只会越来越糟，但植物人却可以期待奇迹发生——恐惧加希望的二连击，非常有效。
于是我问他，康复中心有过多少植物人苏醒的案例，他开始支支吾吾，然后他说让他的主管经理再联络我。
他的主管经理亲自跑到医院来和我讨价还价，最后，他提供给我一个我刚好能够负担得起的折扣，我将信用卡刷至上限，从独自照顾自杀未遂陷入昏迷的妻子的责任中解脱出来——这就是他称之为“双赢”的结局。
我告诉前台负责接待的护士我要去C楼203。“就你一个人吗？”她有些意外——一个人来付账的客户往往直接离开，有多快走多快，而只有几名亲属一道来时才会安排探望，因为没人想在亲戚眼里暴露自己自私冷血的本性——毕竟这里住的“失能”客户就像是这个亲情社会中的溃疡，没人愿意提及，只是丢他们在温情脉脉的表象下隐隐作痛。
从主楼到陆玫的病房直线距离不超过一百米，但蜿蜒的道路将这段路拉长了三倍有余。护士用对讲机叫来在楼宇间代步的电动车，就像墓园——但墓园比这里热闹太多了。五分钟后，我开门进入陆玫的房间。房间里弥漫着浓烈的空气清新剂的味道，几乎到了呛人的地步，因为护理人员有时会懈怠，但客户的膀胱和肠道不会。陆玫躺在病床上，眼睛和嘴半张着，保持着上次我来看她时相同的姿势，只是更消瘦。入住的第一天，她的头发就已经被剪得很短，而现在头发和皮肤的颜色开始向着同一种灰色演进，嘴唇的血色也已经消失得七七八八——总之，这大概就是一个躺了五年的植物人应该有的样子。
我会尽我所能把她留在这个世界，哪怕一年要花费六位数的床位和护理费用——她休想轻轻松松就抛弃肉身，去和我们的女儿团聚！她让女儿永远地离开我，我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可笑的是，所有人都以为，我是出于爱才这么做。
我和陆玫的婚礼是所有高中同学中最盛大的——全体男生到齐，再加上一多半的女生。因为大家都对高中时期女神的最终归宿感到愤愤不平——捉奸算是什么鬼职业？我的“内线”告诉我，那些心碎的家伙们已经准备好通宵闹洞房。这事我早有准备——当他们把洞房挤得像通勤时间的地铁车厢一样水泄不通时，陆玫忽然宣布她已经有四个半月的身孕。最后闹洞房的唯一节目变作传阅我未来女儿的B超照片。
那天晚上，我们连夜清点礼金，结果不但cover掉酒席婚庆的所有费用，还大赚一笔，相当于亲爱的高中同学们集体出资请我们度蜜月。天蒙蒙亮时，陆玫枕着我的肚子说，她已经想好，送孩子出国读大学之前和我离婚，然后再结一次婚，学费就有了。我灌下瓶中最后一口香槟，半醉半醒间答道，说不定等不到女儿十八岁，她已经被我捉奸。
陆玫和我是小学同学，小学毕业，我们升入同一间初中，接着又考入同一间高中。她并不是从小就漂亮，在高三之前，我从未觉得她有什么特别，甚至是瘦得有些过分，那些从来不会皱的棉涤混纺连衣裙穿在她身上就像是挂在塑料衣架上，衣服底下空空荡荡。
蜕变是高二升高三暑假的那两个月发生的，但在我的记忆中仿佛是一夜之间，她就像喝了魔法药水一般变得光彩照人——那几个月，她每天早上起床第一件事就是只穿一条内裤，半裸着上身去洗手间照镜子，一直到胸部不再变大为止，顺带着害她老爸每天早上都要憋尿憋二十分钟，最后不得不戒掉多年来晚饭后泡一壶茶的习惯。
她整个高三都在谈恋爱，结果高考失利，差两分没考进第一志愿。
在那之后，我有差不多六年时间，完全没她的消息。
然后某一天，她带着满脸的疲倦，搽着会令牙齿变红的廉价口红出现在同学聚会的饭局上，脸上一副“你们谁都休想要到我电话”的表情。
她是当真的。那天晚上，没人成功送她回家，没人要到她的电话，甚至我们都不晓得是谁通知她那天晚上有聚会的。
后来我才知道，那天晚上她一边在寒风中踩着高跟鞋追赶末班地铁，一边在心里痛骂满桌的男人竟然没有一个人有胆色再试一次。
自尊就像瓷器，既坚硬又易碎。
过了大约有一个礼拜，我不知哪根筋搭错，对高中时期“女神”的好奇变作奇妙的欲望，那种要不要试着约她出来看看的想法愈加强烈。最后我通过私人途径搞到了她的电话，给她发了条短信，里面写了些恭维话，一些叙旧，一些不那么唐突的关切——我只是想碰碰运气，从来没想过会改写别人的命运。
我约她出来的那天，陆玫大概用了她最贵的一款唇彩，两片嘴唇就像是镶嵌在她精致脸庞上的珠宝。她还细细地修了眉毛，烫直了头发，穿了和高中时类似式样的连衣裙和平跟皮鞋。整顿饭，我都在拼命压抑体内荷尔蒙重新爆发的感觉——天，那真是我有史以来最难熬的一次约会。
陆玫告诉我，高考失利后，她读了一年的二本，然后决定退学复读。在重读高三的那一年，她练就了速冻脸部表情的技巧，她用那种冰冻的眼神盯着我看的时候，我感觉血液在体内凝固。第一个月，她拒绝了十三个男生；第二个月，这个数字迅速降到只有五人；到了第三个月，教室中的荷尔蒙消散，令她终于可以安心读书。
“你不明白，这种事情会上瘾的。”她一边将炒通菜小心地送入口中一边说，“那些追我的男生，我会攒起来，然后找心情最恶劣的日子，一次性把他们统统打入冷宫。”
“还好我高中时讨厌女人。”我夹碎蟹钳，剔出蟹肉，递到她盘子里，以保护她宝石般的唇彩不被浸满咖喱的蟹壳污染。
“那你现在呢？不会还是对女人没兴趣吧？”她挑起一边的眉毛，眼神忽然变得热切。
“别乱猜，我正常得很！就只是爸妈离婚，我后来跟了我爸而已。”
“你猜我多久没约会过了？”这问题是个陷阱，我乖乖地跳了进去。
“三个月？”
结果我是她两年中约会的第一个男人。
我们谈了一年的恋爱，然后奉子成婚。次年，陆玫生了个女孩，她坚持要给女儿取名“顾曌龑”，但是我不想我女儿的名字里有两个像是恶搞出来的字，她骂我没文化，说那是武则天和南汉皇帝刘岩给自己起的名字——我们为此大吵一架，她搬回娘家坐月子。一个月后，她妈妈将她和孩子送回那间因为聚少离多而变得冷清的房子里，我们没再吵架，只是后来变作不咸不淡地轻声问候，轻手轻脚地拥抱，小心翼翼地做爱。
隔日，我陪她去给孩子上户口，在拼音输入法中寻找“曌”字和“龑”字，向遇到的每一个人解释这两个字读作“赵”和“言”。
彼时，阿高和吴彤的爱情长跑已跑入第十个年头。阿高已经在考虑冲线的事，但吴彤刚刚升职，高级会计师的工作忙得要死，于是他们决定再等等。
这个月不知是见了什么鬼，每个人都对我说“不行”。先是林兴全，接着是罗小南，最后连阿高都像发了失心疯似的跟我说：“不行，不能就这么半途而废，你要查下去，直到查出真相为止，不管花多少钱，都由我来出！”
我打电话给罗小南的时候是周日晚饭后，因为我知道她周末没案子接的时候，会找家酒吧喝到打烊，然后回家找自己的床，戴上耳塞，蒙上眼罩，一路睡到下午。她是我见过酒品最好的女人，有人给她买酒她从不拒绝，只会悄悄地对酒保说，那杯酒记在她的账上。她酒量很好，从没喝断片过，也从不和酒吧搭识的陌生人上床。
我们只在搭档办案子的时候上过床，彼此都清醒地知道要的只是缓解压力。罗小南是个“掘墓人”，专门挖爱情坟墓的那种——有时我们挖不到男方出轨的证据，这时就需要出动像罗小南这样的角色。她赚很多钱，“挖坟掘墓”的活儿收费都很贵，这笔收入要和帮忙揽活的律所或是咨询公司分成，余下的收入依然很可观，大概是我们这类调查员的两倍多，与律师相比也只高不低。但没关系，要用到“掘墓人”的雇主绝不会吝啬这笔钱，她们会想办法在离婚协议里让对方双倍奉还。
“掘墓人”的职业生涯都很短暂，这不单是因为青春易逝——一个漂亮女孩在最美的年纪，却需要天天都生活在谎言中，并以此为职业，很多“掘墓人”不是患上抑郁症，就是变得刻薄寡恩，满嘴谎言。我从未见过做“掘墓人”可以做得像罗小南那么久的——直到有一天，在满足了彼此的欲望之后，她一边抽烟一边告诉我，她小时候曾被家里的长辈性侵，“掘墓人”这份工作对她来说反而是种慰藉，因为她借此重新寻回将自己的身体完全纳入控制之下的感觉。
那时我还没发觉陆玫出轨的事，但我已经默默决定结束掉与罗小南的关系——因为我怕再上一两次床，这份关系就会超越肉体，侵入内心。
同年秋天，陆玫开始背着我和她的年轻下属约会——说“背着我”可能不太准确，她似乎压根没想过要去掩饰。整件事实在太过明显，她加班开始变得多起来，接孩子会迟到两三个小时，躲在厕所讲电话就以为我听不见，只要是醒着的时候，两只眼睛就好像是焊在手机屏幕上，不停地发微信，好像我和女儿都只是幻影。
一个月后，我决定接受她对我职业技能的挑战。整个调查只花了一个礼拜的时间，我就查到足够的证据来证明她出轨。我以为干了这么多年捉奸，我早已经看透婚姻这回事——人性原本就经不起挑战。但当调查对象是自己的妻子时，我还是大受打击，那种感觉，就像是宿醉后的胃溃疡发作——令我学到除了脑袋，我的胃也是表达情绪的器官之一。
十月的最后一天，我向陆玫摊牌，提出离婚——并非我无法接受出轨这件事，而是我见过太多在出轨前就已经变得冰冷的婚姻，这种僵尸婚姻勉力维持下去只是对彼此的折磨，就像我的父母那样。
令人意外的是，陆玫坚决不同意离婚，但认错讨饶也有违她一贯的做人原则。于是我们的关系进入漫长的冷战期。我们开始分房睡，在同一个屋檐下过起各顾各的生活，只有在教女儿识字时才有那么一点点交集。
我们大概过了一年的家庭式分居生活。第二年的圣诞前夕，我和陆玫接到阿高和吴彤的婚礼邀请，请柬上写着“顾一程、陆玫贤伉俪台启”。于是冷战暂时告一段落，我们盛装去参加我最好朋友的婚礼——我担任司仪，顾曌龑是捧戒指的小花童，陆玫混在伴娘团里拼命鼓掌，哭得稀里哗啦——那大概就是我们一家人最后的美好回忆。
那年圣诞，我满心期待陆玫会做出一个决定——究竟是重归于好还是和平分手。我告诉她，我等她想清楚来跟我说。我从圣诞一直等到元旦，再等到春节。清明之前，我等来的却是陆玫带着女儿开煤气自杀的消息。
那天傍晚，天空阴郁，雨将下未下，是最不适合跟踪的天气。我得打起精神，才不至于跟丢目标。手机照例被设置成静音模式，直到我发觉口袋发亮，才接到警察打来的电话，之前已经错过两个未接来电。
对方在电话里表明身份，说有事需要我来一趟。我问是去哪间警局，对方告诉我不是去警局，是去医院。我挂断电话，转头向地铁口走去，直到走出一百米开外，我才意识到不对劲——接着我开始疯狂地在街上寻找出租车空车，整个世界都在我眼前转个不停。
一名年轻的警察被留在医院抢救室门口告诉我“坏消息”：“很遗憾，是煤气中毒，我们赶到的时候，你女儿已经不行了，你妻子还在里面抢救。我们检查了现场，初步判断是自杀，不是意外。”他几乎是强行拉过我的手握了握，拍了拍我的肩膀以示安慰，然后转身离开，消失在走廊尽头。
我呆立在那里，直到陆玫的表弟冲过来想揍我，被她妈妈拉住。他兀自在那里发出虚弱的威胁：“他✕的，要是我姐有个三长两短……”
我忽然一把抓住那名半是陪伴，半是监视病患家属别做出什么出格举动的护士，那只被我抓住的胳膊拼命往回缩，大概是我抓得太重了。我放开手，问她：“我女儿在哪里？我要见我女儿。”
她像只受惊的猫一样逃开——我猜我的样子大概很恐怖——几分钟后，她又跑回来，递给我一张写着号码的卡片，指给我去地下一层太平间的路。
太平间管理员从我手中接过那张号码卡，开始按图索骥，最终在倒数第二层的一张标签上找到了对应的号码。
“顾……什么……龙？”
“念‘赵言’，”我说，“顾曌龑。”我很不喜欢女儿名字中有生僻字，而且一用就是两个，但陆玫坚持，因为她觉得我和她的名字都太普通。
“你自己看下名字对不对。”
“对。”我确认。
于是他拉动门把手，冰柜抽屉在轨道上发出来自地狱的滑动声，被拉开到尽头，管理员将罩在尸体头上的白布揭开到脖颈的位置，然后问我是只想看脸、看半身，还是看全身。
我很想让他滚出去，但话到嘴边，还是变成了彬彬有礼的“请让我和我女儿单独待一会儿”。
“一百块，你可以一个人在这里待十分钟。”他说。
我毫不犹豫地掏出一百块塞进他手里，他消失得比厨房中受惊的蟑螂还快。
我将裹尸布揭到底，令人欣慰的是，女儿并不是裸着的，而是穿着白色的病号服。她的皮肤呈淡蓝色，睫毛上结着霜，看上去比平时更加娇小。我握起她的小手，冰冷而僵硬，那一丝寒意透过手心直冲我的胸口，瞬间将我的心冻僵，然后跌入深渊，摔得粉碎。那一瞬间我感觉我胸腔中在跳动的器官消失了，留下巨大的空洞，我扑倒在女儿小巧的尸体上，将头埋进她的胸腹之间，额角抵着她的肋骨。巨大的悲伤从胸腔的空洞中涌出，终于我又重新寻回了哭泣的能力。
我不知道哭了有多久，感觉像是好几个小时，直到有人轻轻地拍我的肩膀。我转过头，透过泪水看到太平间管理员那张扭曲变形的脸。
“二十分钟了。”他说。
（未完待续）
📎
● 本文发表于《萌芽》2019年7、8月刊。萌芽微信公众号所刊载内容之知识产权为萌芽杂志及相关权利人专属所有或持有，未经许可，禁止进行转载、摘编、复制及建立镜像等任何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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