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精神疾病与艺术之间仿佛真的有某种神秘的联系，这甚至与基因有关；而身患精神疾病的艺术家们，在冷静勇敢地接纳自己的疯狂基因后，选择超越它们，并用尽全力，把人生中的丑与癫狂转化成爱与美好。
作者 桑育行
上海的草间弥生艺术大展吸引了成群结队的艺术爱好者，他们等候许久，争相观看草间弥生著名的波点、网格和模样奇异的“植物”雕塑。人们摆出各种姿势，与艺术馆门前那颗波点大南瓜合影，充满欢乐。然而这些波点、网格和扭曲的“植物”并不源于欢乐，它们来自草间弥生因精神疾病而产生的古怪幻觉。由于从小受到父母的虐待，十岁的草间弥生精神失常，她看到的世界布满了波点与网格，这让幼小的草间弥生深感恐惧，精神疾病几乎伴随了这位艺术家一生。
六年前，我在草间弥生位于东京的小别墅兼工作室里采访她，别墅距离精神病院很近，独居的她每天就在精神病院与工作室之间两点一线地生活着，度过了几十年。在此期间，她从未停止艺术创作。草间弥生真诚而健谈，对于艺术充满激情和深刻见地，灵气四射，同时，她也毫不讳言自己的精神疾病。
在采访结束时，草间弥生说：“如果我吃药的话，创作就会阳光一些。来接受采访之前，我就吃了药，所以精神还不错。”
我问：“那您现在心情很好？”
草间弥生说：“其实，药力已经过了。”
“艺术家基因”，还是疯狂基因？
“我们艺术家全都疯癫。有些人迷醉于狂欢，有些人受制于忧怨，但都有点精神错乱。”拜伦自豪地将“疯癫”和艺术摆到一起。
精神疾病与艺术家之间仿佛真的有某种神秘的联系，英国科学家曾经发布研究成果称，艺术家与精神分裂症患者在基因上有相似之处。这个结论被冰岛一家基因研究机构以一种更为精确的方式印证。他们研究了86000名冰岛人的基因，发现有一种奇特的“艺术家基因”，这种基因的携带者精神疾病的发病率是常人的两到三倍；在艺术家中，携带这种基因的比率比其他行业从业者高出17%。
研究人类遗传学的公司deCODE的首席执行官凯里·斯蒂芬森总结道：“要想有创造力，你就得和别人想得不一样，然而当我们和别人不一样的时候，我们就会被贴上怪异、疯狂，甚至是神经病的标签。”
艺术家似乎并不在意旁人的眼光和议论。狄德罗在欢呼：“天才和疯狂多么相近啊。”乔治·桑在感慨：“天才与疯狂，相隔如纸薄。”
《追忆似水年华》的作者普鲁斯特用直白的方式表述：“所有杰作都出自精神病患者之手。”普鲁斯特本人也是一生多病，生命的最后十多年，他几乎闭门不出，在病榻上夜以继日地创作。他在给纪德的信中写道：“我生命的步伐总是过于缓慢……以致那些时间概念与我迥然不同的人听了会哈哈大笑……在这种离群索居的生活中，精神上也好，现实中也罢，我已习惯于什么都不爱。”
疾病，在某些文化语境中，并非忌讳。比如中世纪文学对于肺结核病患就有一种近乎欣赏的态度（由于肺结核病患体格纤弱，多愁善感，并因结核菌造成面色潮红）。精神上的疯癫之于艺术家，向来是被理解，甚至是被美化的。柏拉图曾用欣赏的态度，描绘过“智者的疯癫”，他在《国家篇》中说道：当从黑暗洞穴中解放的囚徒看过外界的星辰、月亮、太阳和生物之后，重新深入洞穴时，他由于不能立即适应黑暗而显得手足无措，与那些从未离开过洞穴和黑暗的囚徒相比，他仿佛智力低下。
在文艺复兴时期，艺术家迅速接受这样一种观点：真正的艺术家在一种被赋灵感的疯狂状态下创作。比如，雕塑家米开朗基罗在书信中称自己是忧郁与疯狂的人，身处“一种悲哀的或是疯狂的状态”中。
近年，科学家进一步分析证明，许多精神疾病之所以产生，是因为神经突触过分发达、活跃、密集（神经突触发达也正是聪明的标志），他们天赋的激情、基因中的疯狂和与现实格格不入的天真，毁灭了他们俗世中的和暖，却又给予了他们巨大的艺术能量。
一些精神异常的艺术家其实是自觉病症的，甚至并不排斥病症。心理学家曾经分析，轻度到中度的“躁郁症”会让精神病人通感异常发达，并开始使用一些平时很少使用的词汇和意象，同时狂躁的精神状态让艺术家们精力异常充沛，可以持续地进行艺术创作，这种在常人看来是“发病”的状态，却是艺术创作的天堂。
16世纪意大利传奇诗人托尔夸托·塔索，他五十一年的人生中有七年被囚禁在疯人院里，那七年也正是他的创作黄金期，他一生最美丽的诗句都写于疯人院：
我看到黑沉沉的夜幕里
以及星星苍白的脸上，
尽是繁露、哭泣和眼泪，
它们究竟来自何方？
为什么那皎洁的月亮
在青草的怀里撒下了
一抹晶莹清澈的星光？
为什么听到习习的清风，
在昏暗的空中一直吹拂到天亮，
仿佛它有难言的哀伤？
莫非这是你离别的象征，
我生命中的生命？
在人间地狱般的疯人院，诗人的笔尖却流出这样温暖清澈的句子，让人不由想到另一位中国诗人食指和他的《相信未来》:
当我的紫葡萄化为深秋的露水，
当我的鲜花依偎在别人的情怀，
我依然固执地用凝霜的枯藤，
在凄凉的大地上写下：相信未来。
这首诗曾给一代文艺青年带去希望，然而写出这般诗句的人，却在北京市第三社会福利院（精神病院）居住了十余年。
草间弥生在二十多岁时创作了一篇小说，名为《曼哈顿自杀上瘾》（Manhatan Suicide Addict），其中也有奇妙的语句：“眼泪的声音掉落下来，吃掉了棉花玫瑰的颜色。”如此奇异的通感和联想，是否与在疾病中极度活跃的神经系统有所关联呢？
他们被成就，也被毁灭
艺术家常见的精神异常有以下几种：出现幻觉、躁郁症（双向情感功能障碍，人在抑郁与癫狂两个极端情绪间无法自控）、抑郁症、自闭、焦虑……这些症状或多或少与艺术创作所需要的状态所契合。《精神病研究期刊》发表的一篇研究报告显示，精神病人所特有的一些症状，与艺术创作密不可分，比如“自闭症患者对某一主题有异于常人的兴趣，躁郁症患者有近乎痴狂的执着，精神分裂者的思考，有时候能造就天才和丰富创造力，或是大师杰作”。
难怪心理学家弗洛伊德说：“一切艺术都有精神病的性质。”虽然“一切”一词显得极端，但事实上，经过弗洛伊德一分析，人类生活里不带有神经质的行为少之又少，多少也道出了艺术与精神疾病之间的关联。
叔本华在书中写道：“我经常参观疯人院，曾发现个别的患者具有无可置疑的特殊禀赋，而且他们的天才又是经他们的疯癫清晰地透露出来，不过疯癫在这里总是占有绝对的上风而已。”遗憾的是，不少伟大的艺术家在被“艺术家基因”祝福之后，却无法控制强烈而混乱的能量，最终被它摧毁。
希区柯克最喜欢的作家爱伦·坡，是一位将自己的噩梦变成笔下作品的小说家。作为哥特黑暗系小说的鼻祖，爱伦·坡的小说中常有精神病人、早逝少女、古宅鬼魂等意象，这些正是爱伦·坡本人所遭遇的人生阴影。他幼年时父母双亡，被人领养，爱上的少女患了绝症，在少女早逝之后疯狂怀念她。他一生抑郁，酗酒，带有家族遗传的精神失常，而他所经历的这一切悲剧加上他本人的丰富想象力，最后成为一系列经典的哥特小说。他在一封给友人的信中写道：“人们经常把我看作疯子，这我不在乎，然而有一个疑问却久久盘桓于我心底，这就是：癫狂到底是不是人类智慧的最高显现呢？”
癫狂最后给爱伦·坡带来的是毁灭。在人生的最后几年，爱伦·坡深陷被迫害妄想症之中，他用酒精来逃避精神上的痛苦，然而酒精却让痛苦更甚，造成恶性循环。与此同时，他的小说创作也陷入停滞状态。爱伦·坡死于四十岁，死前被人发现在巴尔的摩街头精神混乱，穿着不属于自己的衣服，不停念着“Reynolds”这个单词。
爱伦·坡的作品是其内心世界的投射，黑暗、诡异、忧郁，而德国著名作曲家罗伯特·舒曼却在受疯癫折磨的时期，创作出了极为温柔浪漫的美好旋律，被人称为“音乐诗人”。遗憾的是，音乐女神在赐予舒曼艺术灵感的同时，也给了他过于敏感纤弱的神经。
1840年和1849年，舒曼的精神躁狂症发作，也正是在这两年，他的创作达到了一生中的高峰，分别创作了24部和27部乐曲。当精神疾病得到缓和之后，他的创作力也同样减退，再也没有出现这样的艺术巅峰期。1854年，时年四十四岁的舒曼病情恶化，连最爱的妻子克拉拉（女钢琴家，后成为舒曼学生勃拉姆斯的一生挚爱）也无法认出，他跳进莱茵河，被救后进入精神病院治疗。两年后，他在妻子克拉拉的怀中去世。
凡·高的油画，层层堆叠到近乎浮雕的色彩，被证实是由于精神疾病造成的视力减退所致，扭曲的线条则与他家族遗传的癫痫有关。深陷情感打击的凡·高将毕生的热情投向绘画，可始终不被理解和接受，巨大的生存压力和对弟弟提奥深深的愧疚令他感到“前途更加黑暗了，一点也看不到幸福的未来”。
“割耳”之前，凡·高就表现出了偏离理性、脱离现实的想法：“我没有想到我的疯病会以被迫害妄想症的形式出现。”1888年12月，凡·高割掉了自己的一只耳朵送给一名妓女，这个痛苦的形象永远留存在他的自画像中。2月底，因“怀疑有人要把他毒死”，凡·高再次被送进医院，住院期间，他持续创作。1890年，凡·高在完成《麦田里的鸦群》后不久，完全崩溃，留下“我彻底绝望了，我看不到出路”，拔枪自杀。他终被精神疾病吞噬。
瑞典卡罗林斯卡学院曾做过一项针对百万人的研究，得出的结果是“人的超凡创造力，可能是精神疾病的一部分”。
超越疯癫，艺术是最佳疗愈地
草间弥生是用艺术治愈自己的典型代表。
她的童年相当黑暗，虽然家庭富裕，但父亲放荡而粗鲁，母亲在痛苦的婚姻中，把小草间弥生作为情绪发泄的出口，让她幼小身心受到强烈的创伤，导致她从十岁开始就患有神经性视听障碍——她看到的世界布满波点与网格，同时能听见植物在说话。对于这一切，母亲并没有给她积极的治疗，反而通过暴力的方式试图让草间弥生恢复正常。她只有将艺术作为出口，将在幻觉中看到的波点、网格，以及像人一般说话的植物拼命画下来。这是一种出口和释放，是一种自我疗愈。
对于患有精神疾病的艺术家来说，创作艺术作品往往是他们最好的发泄渠道，把自己的恐惧、痛苦、压抑，通过艺术创作的方式释放出来，让自己得以直面最恐惧的事物，在不知不觉中，完成了心理治疗中的“暴露疗法”——即让病人直面他最害怕的事物，一再重复，直到让他发现，这没什么好怕的。
“如果没有艺术，我可能早就疯了。”草间弥生说。类似的话，法国女演员伊莎贝尔·于佩尔也说过。于佩尔以饰演神经质社会边缘女性而闻名，从虐恋者、变态杀手，到精神病人……没有她无法驾驭的角色。“我太知道疯狂是什么了。”在电影《她》（Elle）中，于佩尔饰演的变态女主角有这样一句台词，仿佛也是她本人的心声。
在一次采访中，于佩尔坦言：“如果没有电影，我可能会住进精神病院。”她也曾这样评价自己最欣赏的法国女演员伊莎贝尔·阿佳妮：“如果我们都住在精神病院，我住精神分裂症病房，她住臆想症病房。”在电影中释放神经质的于佩尔，其实拥有幸福美满的生活：“人们都说是电影利用了我，其实是我利用了电影。”
很多艺术家把艺术作为恐惧释放和自我疗愈的出口，悬疑电影大师希区柯克亦是其中之一。这个被影评家称为“最擅长制造噩梦的人”，曾经有过深重的童年阴影，因此一生自闭而阴郁。他制造噩梦，同时也是最害怕噩梦的人。在希区柯克的传记《天才的阴暗面：希区柯克的一生》一书中，作者唐纳德·斯伯特指出，希区柯克的父亲性格暴躁，常对希区柯克使用体罚，导致他从小内心充满了恐惧感和犯罪感。小希区柯克肥胖而自卑，常喜欢用小伎俩惊吓同学，而长大之后，他那些让人尖叫的电影，正是用吓唬别人的方法来治愈自己的恐惧。
如何以艺术创作来战胜盘踞脑中的邪恶病魔？挪威表现主义画家蒙克的经历让人深受启发。当你凝视他的著名画作《呐喊》，仿佛可以望见一个疯人的灵魂；如果你听说他的经历，十有八九会猜测他将在疯人院中终结此生。但艺术拯救了他。
蒙克五岁时，肺结核夺去了他的母亲，自此由父亲独自抚养。蒙克的父亲患有家族性遗传精神疾病，且深陷黑暗中世纪般的宗教情绪之中，常常对蒙克灌输“犯罪”的理念，告诉他地狱的存在。十四岁时，蒙克最爱的姐姐也因为肺结核去世，他亲眼目睹了姐姐被病魔缓慢夺去生命的过程，以至于此后四十年，“生病的孩子”是他创作的主题之一。不久，他的妹妹也被发现患有精神疾病。成年后，他一生未婚，追求蒙克的一位富家女，因为求爱被拒而开枪打断了他的两根手指，随后，他的视力逐渐减退，并开始酗酒……一切遭遇都把他往疯狂的边缘上拉拽。他确实疯了。1908年，他被证实有精神分裂症状，却在最癫狂的时候都没有放弃艺术创作，死亡、疯狂、疾病、忧郁……他的伟大作品都创作于他的精神分裂期。
随后，蒙克遇见了尼采的理论，这位同样患有精神疾病的哲学家让蒙克找到了灵魂知己。虽然尼采最后陷入疯狂，但他的理论却让蒙克受益匪浅。“凡是不能杀死你的，最终都会让你更强”。经过了休克治疗之后，蒙克开始好转，他的绘画主题逐渐转向自然风景，当你观看蒙克在其人生晚期创作的自然风光，会发现他激烈的情绪已经平复，仿佛在早期画作中释放了所有的悲痛与恐惧，后期画作有一种参透世事般的宽和与平静。
如果蒙克不是在《呐喊》中完成了他的“呐喊”，在《病中的孩子》里释放出他的悲伤……不知道他是否也会被汹涌而压抑的情绪压垮。
草间弥生近几年的作品也有很多与自然风光有关，日出、河流、森林、天空，虽然依然有波点和网格，但已经没有了恐惧。今年草间弥生九十岁高龄，蒙克也奇迹般地得享高寿，逝于八十一岁，他在去世前捐献出大量画作，在平静中离去。
对于被精神疾病折磨的人来说，高寿有时可能是更大的诅咒，身在地狱，却难得解脱。可对于艺术家来说，在某些时候，他们是清醒地“使用”着自己的疾病，并让因疾病产生的幻觉和奇异通感成为艺术创作的源泉，他们并没有因为疾病而想要逃离人生，反而尽力在病痛中找到艺术的希望。
六年前，草间弥生说：“现在是我创作的好时期，我总觉得时间不够用，要努力地画啊画啊。”蒙克也在晚年说过：“病魔、疯狂和死亡是围绕我摇篮的天使，且持续地伴随我一生。”他们冷静而勇敢地接纳了自己的疯狂基因，最后超越了它们。
天才与疯子的距离有多远？超现实主义画家达利说，仅“一步之遥”，甚至可以说，没有疾病，很多伟大的作品就不会诞生。这近乎是在用自我牺牲的方式来进行创作。草间弥生曾写下这样的诗句：“我对抗的魔鬼，它既是凶恶的敌人，又是美丽的缪斯。”
当人们在这些作品中感受着艺术带来的欢乐时，艺术家却如同一架强大的消化机器，用尽全力，把人生中的丑与癫狂转化成了爱与美好。
本文发表于《萌芽》2019年11月刊。萌芽微信公众号所刊载内容之知识产权为萌芽杂志及相关权利人专属所有或持有，未经许可，禁止进行转载、摘编、复制及建立镜像等任何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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