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我时常会光顾一些路边摊，有时也会被一些路边摊摊主喜欢。我光顾路边摊的理由不只是食物的滋味，更多是和摊主的人情往来。对于这些不值一提的、萍水相逢的偶遇，我用真诚而疏离的态度去珍惜着。
作者 叶茫
我有时候会被一些路边摊摊主喜欢，虽然他们喜欢的未必是我。就算这样我仍然备感荣幸。我和我室友时常会光顾这些路边摊，买一两份饭回宿舍对着电脑与世隔绝地吃，也经常会相互带饭。有次她从南区带炒面回来的时候，还捎了一句炒面叔叔对我的问候。
那个炒面摊我只去过一次，因为炒面摊到处都有，就近北门口就有两个。我受宠若惊，寻思是不是我上一次特别挑剔地不要酸豆角也不要榨菜给叔叔留下了印象。那次我很不好意思，因为我的话不及叔叔放佐料的动作快。虽然我跟他说没关系，他仍然不厌其烦地把酸豆角都挑了出来，顺便还问了我祖籍和生源地，吹嘘了一下自己的炒面在附近的霸主地位是多么不可撼动，然后跟我说，我之所以会从北区特地跑来南区给我室友买炒面，就是出于这个原因。
其实那次我“特地”的目的只是去文科图书馆还个快要到期的书，但后来我确实又特地去过一次，在室友带来问候之后。叔叔一边炒面一边问我又从东区来买炒面啦？我纠正他我不是东区的，我是北区的。他顺利地接茬说我从北区大老远赶来是因为他炒得好，威名远播。我犹豫了一下，说是啊，我室友很爱吃他炒的面。他哈哈一笑说他记得我室友，叫我代他问好。
我说好，但没转达。心中的介意一秒钟散掉。大概是因为我也很喜欢他们，但也不是真的喜欢他们。我只喜欢跟他们搭一些莫名其妙的讪，没有话题，意义不明，也不知道目的和指向是什么，不过确实即便是十分疲倦的傍晚抑或是心情低落到谁都不想讲话的时候，我仍然乐意和这些路边摊摊主寒暄几句，既没有得到什么情感，又没有消耗什么，而且之后也不太会想得起在那时那刻的对话——大概也是因为实在没什么好记的。我以为这里有些讲不清的东西，就像是这一年来我走同一条路，路上总有一位推销华尔街英语的小哥。久而久之他也不再向我推销，只是经过的时候会跟我打个招呼，有一次还帮我开了自行车的锁。那一次我以为他总会推销了，倒也没有，只是招了招手。但说到底我们也不认识，他也一直搞不清我究竟几年级——在这个问题上，我已经数不清纠正过他的次数了。
和那位小哥一样，我也有相熟但不认识的路边摊摊主，比如北门的炒面阿姨。我经常光顾他们家的炒面摊，以至于每次看到我她都笑个不停。其实他们家的炒面没有和它相邻那家好吃入味，可我基本也没机会吃到另一家，因为那个相熟的阿姨只要笑着看着我，说一句：“炒面？”，我就失去了迈向另一个摊位的勇气，被招魂一样地去了她面前。甚至有时，我并不是要买炒面，而是想换一些烤冷面杂粮饼之类的食物吃一吃，路过她面前的时候也心有余悸，硬着头皮“嘿嘿”笑解释一下，再捏造一些中午吃太饱或者已经吃过了之类的理由搪塞。
我室友和我抗议过许多次，让我帮她带饭的时候换一家炒面。我只好无情无奈地告诉她，要换摊位你自己去买，顺便也帮我带一份。室友装作很理解但其实不明白。而我其实也不是很明白，可能就是一厢情愿地觉得有一份好意不忍心辜负。第一次吃这家炒面的时候正巧我没有带零钱，而老板娘说她家可以用支付宝——虽然后来我知道每条街的路边摊几乎都备着两个支付二维码。第二次则出于惯性，我打给她钱之后问她收到了没有。她说应该收到了。然后又补了一句，手机没带在身边。我本来已经把手机塞进去了，拿出来又在她面前晃了一遍。第三次的时候，我已经把我的“这不要那不要”顺利地编成了一个口诀，快速而精准地表达了我的需求。然后我已经忘记了从哪次开始，老板娘看见我就问我是不是要炒面，我只要一点头，哪怕略有迟疑，她就可以很快地将我的配料备好，顺口再将我的“口诀”念一遍。等到我再点头的时候，那个盛放配料的小钢碗已经放在她老公的炒锅旁边，准备炒了。
每次她主动帮我把食物按照我的老习惯挑好的时候，我心里都会有点感动，好像被一个萍水相逢的陌生人记住是一件极其荣幸的事情，从此不再是顾客中随机的一个，有了一两个不足道的标签。有段时间我改吃了食堂，再去时以为她不记得我了，结果她帮我准备好我常吃的那个口味后，还问候我好久不见。我一路都没有转过口味，吃不到更好吃的炒面或错过其他摊位的烤冷面、土豆卷乃至杂粮饼，好像都算不上什么损失，也算是你情我愿的一种。
但我也心知彼此的薄情。即便我光顾这些路边摊的次数超过见许多的熟人，无论与他们见面有多频繁，阿姨帮我配菜是多么熟练，在每次付款之前，我仍然都要问一遍“八块是伐？”得到的当然是同一个肯定的答案。其实我没必要这样强调，同一个数字的转账记录滑一下都拉不到头，可我总是一遍一遍去重复“八块是伐”，这句话好像是个天然的屏障，在我和炒面摊老板娘中间，宣告着我们很熟，但也终究不认识。
忽然有一天，我照往常一样问她，“八块是伐？”，老板娘忽然说不是，是十块。我有些愕然。她同我解释，里脊涨价了，供应商现在都不做小里脊了，所以涨了一块钱。我“哦”了一声，但第二次仍然忘记了，又尴尬地问她“八块是伐？”，她又跟我解释一遍，说“忘了里脊涨价了吗？”，我心里忽然有些难过的释然，从此便绕着她走。我仍然害怕老板娘的目光，可再没去吃过，也没有问过为什么里脊涨了一块钱，而你却涨了两块钱。
其实我绕着走的路边摊摊主并不止她一个。对炒面摊老板娘，我有着复杂的歉疚，但对于卖炸年糕的老板，倒是真的只是单纯地想绕着走。
炸年糕是我室友喜欢吃的。她喜欢那种外面酥脆、内里软糯的食物，但我常常眼睁睁地看着她接连吃“两个都没有定食”。平心而论年糕味道也不算坏，卖相也不算坏，炸得金黄的年糕串，涂点酱料蘸点红砂糖，再插根棒子，管饱又诱人。
开始的时候我其实不排斥去买炸年糕。炸年糕摊位的老板在那一条摆满路边摊的街上是独树一帜的。周遭小贩的标配基本是帽子围兜，涉及到铁板或煎炸的一般还会戴个口罩。没有人像他一样，穿着牛仔衣戴着牛仔帽的。他卖年糕卖得也很有趣味，炸锅旁边竖一块牌子写几个谜语，招呼大家猜，猜中答案就送年糕一串。题目范围很广泛，类似“缅甸为什么从仰光迁都内比都”“世界第三大未解之谜是什么”，等等等等。摊子旁常常围着三五个人，也不知道谁猜中了。我开始以为这只是个招徕生意的手段，得闲也胡诌两句，没有一次猜中的。
有段时间我和朋友经常在不是饭点的时候去买东西，顺手帮室友带年糕。摊位上并不像往常那样人多。老板一边炸年糕一边招呼我们猜题。那次的题目特别长，从《我的叔叔于勒》说到去亲戚家做客再到拜访左邻右舍，问其中蕴含着的同一个道理，可以用哪个两字词语概括？题目太长，我看了一眼就懒得猜。但老板没有放过我们，问我们读懂了题目没有。我们摇头之后，老板连年糕也不炸了，带着我们有感情地朗读了一遍题目，然后问我们有没有学过《我的叔叔于勒》这篇文章。
“学过。”我们说。但其实记忆已经非常模糊了，那好像是初中语文课本上的篇目，和现在隔了七八百年了。
老板百忙之中抽空把年糕翻了个身说，这是一篇好文章，里面蕴含了很多道理。如果你们真的领悟了这篇文章，应该也能猜到我的答案。
我们并没能领悟那篇文章，因为我们搜肠刮肚地把想得到的、能搭边的词语都说了一遍，也没有猜到他的答案。他不断地鼓励我们，让我们猜这个问题，因为他说这不仅仅是个问题，我们一旦知道这个词语，以后到社会上去就所向披靡，什么事情都知道了，什么事都不用怕了，只要我们猜中这个词语，我们这一辈子都能从中受益。
“那有人猜中过吗？”
“有！”老板再一次把年糕放在油里，用筷子指了指牌子底下几行马克笔写的字，三行分别写着学校、专业和姓名，然后十分庄重地告诉我们，他们很聪明，以后在社会上一定左右逢源。
虽然觉得很有趣，但我并不想让自己的名字写到这块板上，就撇开话题，催促老板我的年糕是否快好了。老板把年糕从油里捞出来撒上酱料，打包付钱后我已经想要逃跑了，但没有成功。老板擦手拿出手机，打开微信，调到一个文字模式，说看在你们是高才生的分上，破例告诉你们答案，但一定不能说出去。
我瞥见他微信里是个群，大概是初中某班家长群。
他很缓慢地手写输入了“看人”两个字。等待他输入的过程很漫长，我和朋友面面相觑了很多次。我大概不是一个好的临时演员，也没有台本告诉我在这场戏里如何扮成好像真的获益匪浅的样子。我有些焦躁，因为我并不想在路边摊偶遇自己的人生导师，自始至终我只是想来买串年糕而已，况且也不是我自己吃。然而炸年糕的老板还是很投入地解释这两个字同《我的叔叔于勒》、到亲戚家去做客以及拜访左邻右舍的关系。
当我把年糕带给室友的时候，已经有点冷掉了。幸好我室友向来不怎么介意食物的温度，她真的很喜欢吃这家的年糕。没隔几天我和同一个朋友又在等待年糕炸好的时候，被带领着回忆了一遍《我的叔叔于勒》，即便我和朋友坦白说老板你已经告诉过我们答案了，老板仍然拉着我们再一次打开手机一笔一画地输入了谜底，然后叫我们好好领悟这两个字，以后会获益无穷。
再一次把冷年糕给室友的时候，我顺便把这个做人的道理也一并分享给了她。室友一边吃年糕一边跟我说起卖年糕的老板看上去特别像人生赢家，他的支付宝头像十足一个成功人士，在一盏金碧辉煌的吊灯下，西装革履地微笑，完全看不出是炸年糕的。也许他真的也不是炸年糕的，他只是在等着理解自己的有缘人的时候顺便炸着年糕。我知道我不是的，所以也再不打扰。
但经我室友一提醒，每次经过炸年糕摊位的感觉就不太一样了。好像发现了一个不相干的人在隐蔽处的那些隐秘的、真切的期许，这比炸年糕本身有趣，或许那才是真的做人的道理。
自从那次以后，我也开始在扫一扫二维码“嘀”一声的交互后，留意路边摊摊主们的支付宝头像和他们的昵称。卖章鱼小丸子的大叔叫“蛋丸之帝”、卖水果的阿姨叫“秋香”……几乎每一个路边摊的支付二维码之后都有一个昵称，一般都直接是小吃的名字，或是摊主们的昵称，有些甚至笨拙得没有头像，连认证都没有，甚至关联账号的手机都不是口袋里那个。无论是对这些名字背后的人，抑或是这些人背后的名字，我都充满好奇，这甚至一度成为我吃路边摊最大的乐趣。
“少校”是里面非常特别的一个。他是个卖武汉热干面的大叔，中等身材，从来都是寡言少语，站得笔挺，埋头做面，手法利落，十分威严，和炸年糕摊位的老板相比，他才是真的不像个小贩。我没有机会跟他说话，哪怕是我挑食加这个不加那个的烦琐要求，他也只是点头表示，也不太抬头看我。收钱与找零都是在旁边卖三鲜豆皮的妻子顺便负责，她的工作还包括偶尔与顾客的一两句寒暄。我和室友都揣测他从前当过兵，他的支付宝头像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后勤的徽章，底下庄重地写着“少校”的昵称。但他究竟有没有真的做到“少校”级别，我们莫衷一是。但就着这种“光荣”与“梦想”，基本不吃热干面的我也肃然地驻足吃了好几天。
我确实是个凭对人的喜好而乱吃路边摊的人。食物背后总有一些很特别的东西，有段时间我常自习后骑车去南区路边摊买消夜，耳机里常常循环王菲的《如风》，“来又如风/离又如风/或世事通通不过是场梦/人在途中/人在时空/相识也许不过擦过梦中”。恍惚间看到黑夜里路边摊升起的热气，连夜晚都变得朦胧。我心想这大概也是缘分的一种吧。那段时间我每晚都会去买一碗豆腐脑，不要榨菜不要紫菜。原因当然也不会是我多么喜欢吃豆腐脑，而是我特别喜欢卖豆腐脑的阿姨。
在这条摆满小摊的路上，我只叫得出她的名字。因为她的支付宝二维码上只有她的名字，没有花哨的定语来修饰，也没有头像。每次付款的时候我都要确认一遍账户，然后叫一遍她的名字。在不断的宣读里面，我对上了她卖的食物和她的名字，可我仍忍不住一遍一遍确认。每次付钱都要叫一遍她的名字，这种感觉很奇怪，好像我们真的认识那样，在路上碰到，进行同一句寒暄：“钱打给你了。”“好。”
于是我习惯性地多光顾她一点。与别的摊子相比，她的摊子总是很冷清，卖的东西也很单调，豆腐脑不需要烧烤也没有烟，只要从桶里盛出来撒点酱料即可。入夜后，她两旁的路边摊都亮起灯。两边的光辉映下，她十分不热闹地坐在那里。也是借着两边的光，我才看见她的推车上也是装着灯的，只不过没点亮。
她不像“少校”一样庄重得寡言，只不过不太擅长聊天，通常低着头看着豆腐脑问我要甜的还是咸的，然后浇上酱料打包。唯一有一次她的虾皮用完了，抱歉地跟我说下次帮我多加一些。我隔一天就有去，但她没认出我来，我也没好意思说，你前天许诺给我多加一些虾皮的。
偶尔有个小女孩蹲在旁边做作业，也看不出究竟是她的女儿还是孙女。有时候她索性不在摊子后面，到别的摊位去帮忙了。我在摊子前喊了两声，她从隔壁摊子上探出头来，将几个包好的饼给外卖小哥，顺便跟隔壁摊主汇报了一下，再来给我盛豆腐脑。我曾经跟光顾过两次的烤肉摊老板娘聊了十分钟“秋裤”这个话题，但对光顾次数数不清的豆腐脑老板娘，似乎从没说超过五句话。最多的一次是肠粉摊老板和一个咄咄逼人的女人吵架——并不是热闹的时段，围观的多数也是这条街上的摊贩，有的试图去劝架。我问正在帮我盛豆腐脑的阿姨那边出了什么事。阿姨低着头将一块豆腐脑完整地滑到碗里说，那个女人说肠粉有点碎，要退钱。我说，这也可以？她没有再接话，好像也没有什么好说的，我只好再提醒她一下，我榨菜和紫菜都不要。银货两讫之后，她走到摊位前面，离肠粉摊一两米远，声音不高也不低，“不要吵了。”她说。吵架的顾客仍然大声地骂骂咧咧，肠粉摊老板仍然冷着脸，时不时顶几句。谁也没有理她，她的手垂在围兜旁。我在旁边看了一会儿，对她无奈地笑了一下。但我从来没有看见过她笑，她也没有悲伤，总是同一副表情，看不清差别，就像她不开灯的摊位，和没有头像也没有店名的支付宝名称一样地隐没。
但我确实真的喜欢这种隐没，这仿佛是我和所有路边摊之间关系的一种隐喻。好像那才是一种真正的态度，对于这些不值一提的、萍水相逢的偶遇，这些不存在的得到，不担心的失去。所以我是真的很喜欢这些他乡客，用那种喜欢的并不是真的他们的态度，去喜欢这些萍水相逢。
本文发表于《萌芽》2017年8月刊。萌芽微信公众号所刊载内容之知识产权为萌芽杂志及相关权利人专属所有或持有，未经许可，禁止进行转载、摘编、复制及建立镜像等任何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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