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我得知外公意外去世的消息，赶回家去参加他的葬礼。我和外公其实并不熟，外公在家族里的存在感也很低，葬礼上无人提及他的生平，这种印象的遗忘相对于形体的消逝而言，不啻于另一次死亡。
作者 叶茫
接到外公去世消息的电话前五分钟，我在实习的单位百无聊赖地看完了韩剧《今生是第一次》的第九集。剧情变得越来越离谱，我觉得有些乏味，关掉了播放器打开微信问好朋友年底打算去哪里度假，她之前跟我提过一嘴说有五天年假没有用掉，浪费可惜，但没有找到一起去的小伙伴。这一个下午都无事可做，我快要睡着了。
朋友还没有回复我，我先接到了爸爸的电话。家里人很少给我打电话，上一次我爸爸频繁给我打电话又在电话里顾左右而言他是在上半年爷爷病重期间。不过那时我太困了倒也没有想其他，到公司走廊接起电话，爸爸就告诉我外公摔了一跤，刚刚过世了。我实在不知道怎么反应，在电梯口非常大声地“啊”了一声，然后下意识地背过身去。
离日历本上2017年过去还有十五天。天气已经很冷了。我没有连夜赶回，买了第二天一早的票。走之前我把自己里里外外裹了个严实，穿得臃臃肿肿。这是我本命年参加的第二个葬礼，距我爷爷的葬礼不到八个月。对礼仪风俗很迷茫的我这一年里把家乡复杂的葬礼仪式都摸得门清，也攒了一些参加葬礼的经验，知道守夜时彻骨的冷与困，以及不断消耗情感又极度缺乏睡眠的疲惫。
半年前爷爷的葬礼上我哭得气绝，他去世前一个礼拜我几乎没有睡过一个安稳觉，又接连睁着眼守了两个晚上的夜，身心疲惫，非常脆弱，于是对这次有一点心理准备。但也正因如此，我心里反而隐隐不安，愧疚大过伤心。不仅是因为外公的去世特别急促，好像看了条滚动的新闻播报一样，我甚至无法脑补出那个场景，他摔了一跤去世了，过程是不是快速，他是否感到痛苦。我听了一件跟自己无关的事情，又争分夺秒地往回赶。这个争分夺秒也十分虚伪，再艰苦点我本可以连夜赶回。
外公是我的亲人，我此番去参加他的葬礼，虽然这么说有点凉薄，但我其实跟他并不熟。我脑内只能出现他冬天穿着大衣抱着保温杯的样子，因为我只在一年一度冬天过年走亲戚时见到他，问候一声“娘舅公公好”。是不是每一年都有这样的问候，我也记不清了。听上去有些残酷，但说不准残酷是对谁来说。在从遥远的火车南站坐公交回市区的路上，我在颅内交织着为数不多的回忆和因为回忆为数不多而带来的自责。妈妈打了电话来催，兵荒马乱的我正在市区打车，她以为我从南站直接打的回家。我一时烦躁挂了电话，自责更甚，因为意识到刚才的自责也都是出于形式主义。坐上出租车离家还有九分钟路程，我尚不知道对于这件事什么样的反应才是恰如其分的，脑子里却不合时宜地冒出“司机你知道我是回家奔丧的吗”这类奇怪的想法。
在那九分钟里，我甚至有点担心自己哭不出来。四秒钟之后这种令我自己都心寒的想法被我强行压制。可对外公我实在所知甚少，最近一个消息也是两三年前了，他好像从某一个地方搬到了另一个地方，没有一处是我知道的，依稀听闻跟大姐家的房屋买卖有关。也许听闻也是错的。再近一次是四五年前外公跟一个不知哪里来的六十多岁的女的在一起，好像还被骗了，女的以及她的同党找上门来，闹得乡邻尽知。家人都不愿意多说，于是听得更捕风捉影。要不就是六七年前，他的心脏出了问题，装了个支架，因为妈妈彻夜不归陪护了一段时间我才知道的。上中学后我就住校，上大学后更少回家。这些片段就是三四五六七八年了。更小的时候，那时外婆大概还在世，妈妈带我去外婆家的次数还很多。去外婆家的那条小路上老是迎面碰到揣着茶杯的外公，笑嘻嘻地说他要去茶馆喝茶。他的容貌倒是十几年来未曾变过。也可能是我的记忆延展不到许多年前了。记忆常常出问题，以致我也不知道外婆过世后的每年冬天拜年，外公是真的靠着墙坐或坐在墙角，还是这个画面是我想象出来的。
下了出租车我就一路跑着回家。妈妈接了我去公墓，恰能赶上中午的豆腐饭。开车的是一个十几年前见过一次的表舅，他叫了我的名字，然后断言我认不出他了。尔后的话题更陌生。他说起小时候的事情。说他小时候常常去他舅妈，也就是我外婆家玩。他说舅妈是个很厉害的人，虽然不识字，但是撑起了一个家，可惜乡下太重男轻女，她一直没有受到公正的待遇，还承受了很多恶意。我一时糊涂，不知道他说的是他舅妈还是我舅妈，直到他说舅妈生了五个孩子我才意识到说的是我外婆。他又说我外婆的爸爸是村里的识字先生。这真的是太久远的事情了，不知道为什么他要告诉我这些，我都无法定位到那是一九几几年的坐标系。我坐在副驾驶座，所以表舅一直在跟我讲话。而应和的是坐在后座的我妈妈。这是他们俩的回忆，离我出生还很远。我只能回应着“这样啊”“那样啊”诸如此类的句子不断点头。在这长长的去往公墓的路上，过去是个不能回避的被回忆的话题。虽然他们谈论的仍然是我已经去世了十二年的外婆，和我根本不知道去世了多少年的太爷爷。这有点魔幻，让人一时间竟有些迷茫，这一路去参加的到底是谁的葬礼。自始至终外公都没有被提起，他一生的功过对我仍然是个谜，那些三四五六七八年的捕风捉影仍然是捕风捉影。
葬礼的仪式是一件必须要做足的事情，它比悲痛本身更加重要。在乡邻乡亲间，它代表着一户人家的体面、对死者的尊重等众多意义。在仪式与仪式之间，正是因为被框得规整，大多数时间是无事可做的。我到的时候，除了还在杭州给患者动手术的小姐夫，大家基本都到了。表弟站在门口发呆，我们许久不见，他竟然长得又高又大，穿得不多又像是十分抗冻。十二年前——我上一个本命年，在外婆的葬礼上我唯一有印象的就是他。那时我们都很小，不知道要做什么，好似也这样齐齐在门框边发呆，又不明白大人们究竟在做什么。其余的兄弟姐妹也或站或坐在灵堂外面的空地上，我们也算不上太熟，甚至对于小表嫂，我们只是在她婚礼上打过照面，还未曾说过一句话。我们也是从此刻开始聊天，并像认识很久的人一样跳过自我介绍。在这两天里我们肯定会变得很熟，夜里十一点以及凌晨三点半都要进行盘香的仪式，十二月中旬的冬天虽然还没有完全冷透，但是公墓也没有取暖设备，甚至没有门，不太挡风。凌晨冷到彻骨，我们只能通过聊天取暖。这很奇异，我们这群人连过年都聚不齐，这很有可能是我们这一生中唯一一次这么亲近，想来以后也不会有这样的时候了。我们聊了很多，也没什么陌生感，但并没有聊到外公，虽然这种奇妙的联系发生源头正是外公，大概是大家都没接收到太多的信息聊以缅怀或作为谈资。
距离外公最近的一个话题是小表姐忽然跟我说，舅舅有个心愿，就是想找人写个传记，记录下以前的事情给后人看，舅舅说他们家两代人（外公和舅舅）都入赘，过得都很苦。如果不写下来，以后的人不记得了。她跟我说是因为这个家族里只有我学了中文。学中文离写传记的距离还很遥远，但我答应了，虽然被以后的人记得好像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但这件事本身也可能很快就被忘记。我用目光去找寻在席间穿梭的舅舅，他还没怎么跟我说过话。他的嗓子已经完全哑掉不能发声，但仍然很努力地招呼着客人。葬礼第一天可能发生了很多事，我没有经历到，也无从想象。按照我的经验，葬礼的第二天，过了最悲伤的时刻，哭也哭过了，震惊也渐渐平复，被疲劳取代，大家都非常平静。灵堂后面，来相帮的乡邻们折着元宝聊着天，灵堂上点着蜡烛，上面放着的那张黑白照片上的脸十几年都似乎不曾改变，由此也无从揣测拍摄的时间。白色的基调使十二月初来乍到的冷冽更加干燥。
外公在家族的存在感一直很低。这无疑是个事实。不知道同他的入赘有多少关系。在农村，一户人家没有男丁是被歧视的事，表舅所说的外婆的苦难也至少有一半来自于此，所以外婆连着生了五个女儿，到了三女儿，起名字就很潦草了，再到我妈妈，名字是村里负责户口登记的人随便写的。我爷爷也是入赘，在爷爷病重的时候，奶奶自言自语一样地同我讲以前乡邻因为爷爷的入赘而欺负他，甚至在爷爷的葬礼上，她仍然对于四五十年前欺负过他们的乡邻耿耿于怀，固执地用一种看起来已经事过境迁的态度记恨着他们。但关于外公，没有人再跟我说这些，十二年前外婆就去世了，人常说死者离开人世走入记忆，但生者又要如何依托死者的记忆活着呢？这些苦难也好，光荣也罢，在几十年后的这个刚造不久的公墓里，没有显示出太多的痕迹。
其实也不能说完全没有。
第三天的早上，灵车开去殡仪馆，殡棺放在殡仪馆的灵堂里供大家做最后的缅怀。外公的照片被放在架子上，花圈一个一个被支开。舅舅他们去做火化遗体的登记。待登记完还有一个遗体告别仪式，这些流程我都很清楚了。大家都是一两晚没有睡过，大多精神不好。男人们不断地点香烟提神。我虽没有很困，但是也不清醒。灵堂里很拥挤，空气不是特别好，这也并没有让体感变得温暖一些。等待显得格外漫长。也不知道过了多久，舅舅他们回来了。接着滚动屏幕上显现出外公的名字：“刘德珍同志遗体告别仪式”。
我愣了一下，这个名字有些陌生，名字是外公的名字，但姓不是外公的姓。外公是入赘的，在我长久的记忆里，外公和外婆应该是一个姓的。
唢呐的声音已经响起来，亲朋乡邻按照亲疏辈分排好，先默哀，再围绕遗体转圈告别。转圈的时候我一直想，外公是什么时候改的这个姓呢？这是他原来的姓氏吗？他是不是也曾经有过种种波澜，虽然我什么都不知道，而他此时也已经彻底安静地躺在这里，等我们把这三圈转完，他就要被推进焚尸炉火化了。可是他究竟为什么要改这个姓呢？整个灵堂的人都在悲伤或木讷地缓慢转着圈，谁都没有表现出半点诧异。大概这本身也没什么好奇怪的，而从今以后，也是更不重要的事情了。就算曾有过波澜，即便生前不知道，也不会在死后再掀起了。
耗时两天半的漫长的仪式也真的进入到了尾声，一个人最后的一段旅途也已快完成。不眠不休的疲累就算将这个过程拉得再长，也是要结束的。但外公的姓氏仍然让我有些微的耿耿于怀。
后来我问了妈妈。葬礼结束后，虽然她三天两夜都没有合过眼，却跟上了发条一样，在家里从内到外地搞卫生，平时倒也没见她那么奋力。我倚在阳台的门框上看她把一双鞋擦了三遍。她叫我快去睡觉。我问她为什么外公灵堂上显现出来的是这个名字。妈妈愣了一下，几乎不假思索地说，因为他本名就叫刘福祥。
——可是为什么不写刘福祥，要写刘德珍呢？
——因为他身份证上的名字就是刘德珍。
——入赘不是姓和名都要改的吗？
——之前是叫尹德珍的呀。
——什么时候改的啊，为什么要改啊？
——我也不知道。他自己改的吧。
也是。外公逝世时85岁，名字被暴露出来的场合也不是很多。他是“爸爸”“娘舅爷爷”“太爷爷”……我上一个确定外公名字的场合是在葬礼上宴完客，有人在收拾蒸笼，蒸笼上写的是外公的名字，也不是这个姓。是外婆的姓。不过这大概真的是一件小事吧，比起死生大事而言。而今葬礼也已经完全地结束了，像梦一样，连那一点由诸多捕风捉影拼贴出来的猜测也终于在我心里淡淡地消逝了，我始终没有特别难过。哭也只哭了一回。
那是早上五点半的时候。在灵堂的仪式已基本结束，要送外公去殡仪馆火化。将殡棺抬入灵车之前，需要几个女眷举着挂在灵堂前的白布绕着棺材跑几圈。过程要很快速，先要请一位相帮的乡邻把做隔断的白布抽下来，女眷们顶上就立刻跑。白布下有五六个人，我被安排在中间。我很紧张又有些身不由己地冲入了夜幕中，听得周遭的人不断催促说：快快，要快。这种氛围令舟车劳顿又熬了一夜的我视线有些模糊。凌晨五点半的天尚黑着，这个点大概是白天黑夜的交界点，跑完之后，天可能会蒙蒙亮，也可能仍然暗着。我只能看见站在我前面的大表姐不断跑动的脚，也有点晕乎。那一刻我似乎不由自主一般产生了某种缥缈的感觉，整个夜晚折磨我的寒冷也暂时地消失了。这是整个葬礼中我最难过的时刻，在奔跑中我清晰地感觉到了外公的离去，绕着他跑完这一段，他就要走了，没什么想留住的，也留不住了。外公就这样去世离开了。在那短暂又身不由己的几圈里我终于意识到了这件事。我拼命忍住哭，因为已经过了葬礼上留给我哭的时间。
棺材被放进了灵车，锁上。灵堂附近违规排放的烟囱清晨时分就开始工作，夜晚一个又一个仪式中所焚烧的香、元宝、纸船等的灰烬与烟雾，没有形体地消失了。天色也渐渐亮起来。
就如博尔赫斯在《另一种死亡》中写的那样：“后来他‘死了’，他那淡淡的形象也就消失，仿佛水消失在水中。”
本文发表于《萌芽》2018年5月刊。萌芽微信公众号所刊载内容之知识产权为萌芽杂志及相关权利人专属所有或持有，未经许可，禁止进行转载、摘编、复制及建立镜像等任何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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