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嘉真
什么会让你突然感到“夏天就要结束了”？
睡前下楼抽烟时，不能再只在bra top外面套上一件裙子就出门。夏夜晚风也不再像小狗那样坚持缠上我抗拒的肌肤，把所有汗毛舔得湿润而黏稠，用尽全力包覆我。夜里的风，开始想带走一些东西，比如烟灰、体温和应对隔日的力气。这时候我会知道，总是恋恋不舍不愿退场的白日也要到尽头了。我要开始翻出上一季叠好的毛衣、法兰绒衬衫与厚重的丹宁外套，依序把它们变成我的一部分。希望我在有勇气蹲下直视衣柜深处以前不会冷死——因为我总是想着，再抽一根烟再上楼吧。
美国桂冠诗人娜塔莎·特雷休伊写下《隐秘的终点》，为的是穿越创伤的记忆并告诉过去的自己，“她将做她想做的任何事”。如果你也曾受困于某段难熬的时光，你想对那时的自己说些什么？
我很喜欢的小说里，其中一个角色告诉另一个人：“人生难免失恋，老了才有遗憾的咸味可供下饭。”后来他们成为彼此遗憾的咸味，再后来，他们又走回彼此老了以后的生活。虽然我并没有因此而喜欢品味悲伤，但可能就是因为我们没有办法把生活活成小说，所以我们才需要文学。我想对自己说，当生活遇见无可避免的痛苦时，就去看看其他人的痛苦吧。那些从虚构里透露出来的真实，比真实的真实，会更令后来的你感到被真心相待。
《我生于美洲》中多次展现卡尔维诺对博尔赫斯的钟爱，两人在文学史上也常常被并举，约翰·巴思就曾将卡尔维诺称为“不含泪水的博尔赫斯”。在你喜爱的作家里，有没有哪两位之间也有着类似的联系？
我首先想到的答案不是作家，但我想，也许作者型导演也算是一类标志鲜明的创作者。虽然滨口龙介与杨德昌是不同年代的导演，不过他从不讳言后者的“新电影”在形式和内容上给他带来的养分，让他得以思考日常生活如何成为电影，而人与空间又如何通过场面调度在影像中不具特别形体却又无处不在。我很喜欢这两位导演作品中的文学性，对白精细如卡榫，都以文本的形式延伸观者视觉性的感受，将内容推展到了极致，而成为一种形式上的展现。
莱昂纳德·科恩曾以“一本被配上了吉他伴奏的长篇日记的写作者”形容自己跨界于音乐与文学的身份。在不考虑习得难度的前提下，你最想要一试的新领域是什么？
初中喜欢上摇滚乐以后，有一部分的我，一直梦想要当吉他手。现场演出时，乐手总是在两三首歌结束后就流了满身的汗，像是跑完了一场马拉松。一场演唱会算下来，他们能够跑上十几场马拉松。如何在恒心与毅力上不断叠加更多无人问津的恒心与毅力？我想好好看着，一直看到最后。从某些方面来说，这也是写作者与创作的关系——创作绝大部分的孤独与成就，都来自自我。即使跨界到一个新的领域，我想这种让我着迷的本质还是会前赴后继地召唤着我，去做一个“只有自己的人”。
今年柏林电影节主竞赛单元影片《建筑元》以采石场开篇，从古代遗迹到现代废墟，展现了石头以百态将人类社会的记忆连接在一起。建筑从来都是真实与想象的叠加，正如片尾建筑师所说，我们设计的并不是空间，而是人的行为。德国哲学家格诺特·波默则察觉到了流动的人和气息在空间中凝聚的能量，将之比拟为可闻不可见的“气氛”（atmosphere）。你曾在造访某处时捕捉到令你印象深刻的“气氛”吗？
我去过日本轻井泽的两间教堂，高原教会与石之教会。这两处教堂都只有在举办婚礼时才会允许公众摄影，教堂的展示间里，如今放满一对对新人在教堂证婚的照片，像无声的诱惑。我很喜欢这个规定，这使得每一个踏进来的游客萌生的念头都是好想结婚，众多“好想结婚”的念头集合在一起，就像一场婚礼在教堂中不断单曲循环。在影像复制唾手可及的世代，你总是会看得比你以为的再漫不经心一点，想着拍张照吧，好像就把所有问题都解决，把所有感官都尘封。在什么都不能留下的时刻，我才发现，那些承载了浓烈情感的空间，它们的存在本身即是一股强大的能量。那些细枝末节的念想，也因此有空间向我招手，说着，欸，好想结婚唷。
假如人类文明走到了尽头，可以留下一段话托付给不日来访的外星文明，你会写下什么？
“我留了一桶冰激凌在冷冻库，如果可以的话，请你们吃完以后继续生产冰激凌吧。在每一次我觉得我内在的文明即将毁灭之际，冰激凌总是成功救援了一个小小的宇宙。即使如此，我们也走到了尽头，所以如果有一桶冰激凌也无法解决的问题，那你们可能就要小心，它总有一天会膨胀成黑洞也无法吞噬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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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为节选，发表于《萌芽》2024年9月刊。萌芽微信公众号所刊载内容之知识产权为萌芽杂志及相关权利人专属所有或持有，未经许可，禁止进行转载、摘编、复制及建立镜像等任何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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