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在生物学角度上，弟弟是世界上与我最相像的人，所以我常以自己的经历代入弟弟的成长，以此来理解自己的童年，然而消失在成长里的男孩和小学毕业后的那个夏天，似乎已经将我的人生断代……
作者 杨丽霏
弟弟在我身旁熟睡，一束光溜进来，它像与我约好在月下见面的朋友，悄悄带上门，坐在床边，轻抚他的额头。风扇吹起窗帘，楼下电动车开始鸣叫，我想起十年前梦中听到的火车鸣笛，但前者似乎无法从水泥丛林中迂回着逃走，而后者可以在原野上将形体由一团毛线球伸展成烟，扩散到四面。我似乎看到了荒原，我在雷雨夜哭着，由姥姥或是奶奶抱着——我已记不清是谁的脸。雨突然停了，依然是月明星稀，她抱着我走下两级台阶，却没有走到天井里——从老屋走到天井有四级台阶，我才得以举头而不至于看到地面。我看到两棵树，此刻它们只有浓墨似的黑影，又听见火车鸣笛声——我似乎站在奶奶家的田垄上，东边的桥上有火车驶过；我似乎赤着脚跑到火车道前的原野，凝视脚下一片草叶上露水反射的光。
他的睫毛如生长在一个或许不曾存在的夜晚的细长草叶。凝视着他，过去和现在交织着上演，我的身影似乎投射在他的额头上，他的毛发是通向我的小径。
到底什么是我们的真实？我喜欢大声说话，六岁，我在镜子里看见像杂草般簇在一起的眉毛。它们抖抖索索的身子，在汗珠流到眼角时习惯性地“张望”，继而触电般一瞬痉挛。当我的眉毛再次从畏缩变为舒展时，妈妈告诉我不要说出自己想说的，她总是以“人家可能会……”作为开头，但我知道，她想让我忽略掉“人家可能会”这个滑稽的修饰，而每当我听到“r”这个音节发出，我那和眉毛一样畏缩的自尊心就会帮我捂上耳朵。所以在此后的十年岁月里，我总是会想“人家会……”，同时尽量遏制自己表现出对“人家会”这种可能的猜测，因为似乎被别人猜测正在猜测他的猜测是最让我羞赧的事情。
十二岁的一天，我来到田垄上，一位摄影师抱着相机经过，拍下这片麦田。劳作的人依然劳作，只有一个人注意到他，立起锄头，望着他若有所思，接着便按了按帽檐，在麦浪里低下头，似乎消失于这一片广袤的隐喻。一阵风吹过，树叶作响，不是“沙沙”，也不是“哗哗”，更不是小学造句题里的“树叶在鼓掌”，叶子之间隔着这么远的间隙，它们怎么鼓掌呢?那可不可以说是“风拂过，每片叶子的灵魂都与之共振”？可没有两个灵魂是相通的，我们也不必以阅兵的要求来苛责它们，让它们“共振”。我讨厌格式化的自然界，生活中的格式化已经太多了，何必把直尺和圆规带到自然中呢？风吹只是风吹，十二岁的我看到钻进麦浪的身影想起六岁时的眉毛，它们总是在看不到边的麦子里缩成一团，听到让自己好奇的事物的声音便抬起头，看看周围的麦子再低下头。十六岁的我将熬夜写的信改了又改，折成小船的样子放在文具袋里，却在第二天他走过的时候缩回了手——我并没有觉得太糟糕，闭上眼睛，我又听到了田垄上风吹过叶子的声音，叶子只是叶子，它们并非要完成一场蹩脚的合唱，所以蜷在角落的叶子也可以喘息。
事实上，杂草般的眉毛形状是后来的形容了，那天的风声穿过这些年恐怕也早已变成错觉——我们的思维方式像拼贴画，而看守仓库大门的是一位醉汉，总是凭借酒后的直觉和所剩无几的体力跌跌撞撞来到一座大门前，胡乱找出来一些布料，一股脑剪贴到底板上。而负责记录的人常年玩忽职守，偏偏这思维的主人喜欢每天重复相同的动作，把自己套在循环中，无暇顾及思维——如果日记是记忆的确定，那么我全盘接受了醉汉和渎职之人的复述，在迷幻的直觉而非理性中寻找记忆。
妈妈轻声走进卧室，拍拍我的后背，又静静地看着他。我回到房间，看见他睡觉前放在我床头的纸筒，上面歪歪斜斜地写着“礼物”。打开纸筒，红色包装的糖如同过年时他在鞭炮放完后收集的那堆火红的鞭炮屑，绽出一个沾着泥土的微笑。妈妈说，不能当着他的面说一些事情，因为他喜欢听大人说话，然后独自琢磨，像我小时候那样。我反问：“你们怎么知道我小时候的想法？”她苦笑：“大人在旁边说了一些什么，你总是会突然放下手中的玩具，然后对着人群说一声‘不是那样的’或者其他什么话。”我默认，不作声。
听说有一天晚上弟弟在床上躺了许久都不睡觉，眼睛滴溜溜地转，似乎蘸了月色中的一些风尘，更显清澈。妈妈问他怎么了，他突然说：“刘老师在网上卖面包，那她以后会不会不教我们了？”妈妈向他解释，但第二天她告诉我，所谓“卖面包”只是随口一提，想不到他会经历如此长时间的思忖。
我不知道该以何种表情回应，从生物学角度来讲，他是世界上与我最相像的人，所以我时常会以自己的经历代入他的成长。加之“男孩的心智要比女孩晚两年成熟”的说法，或许他会在六岁时装作喜欢儿童节目里的歌曲并随之蹦蹦跳跳，因为大人看到他露出的天真无邪的笑会感到放松；或许他会在十岁的时候听到大人开门的声音，把情节不那么单纯的动漫或者电视剧切换为情节简单的动画片；或许他会在十三岁时不再认同学校里教给他的作文写法，开始尝试别的写作方式；或许他会遇见一个喜欢“童真”文风的老师，他或她接纳每个孩子顺其自然的成长却不认同他，抑或遇见一个真正愿意和他交流的老师，他或她不只接纳一种声音……当然，或许他不会经历这些事情，不会经历这种与外界竭力保持动态平衡的长期探寻。我希望给他写一些什么，等他在遇到这些事的时候看看它们，或许那时，他依然不知道该如何去做，但它们至少可以让他明白，并不是只有他一个人有这样的疑惑，这不是一种“不好”，每个人都如此，哪个孩子可以保证每时每刻都符合人们对于“孩子”的共识呢？我更希望“孩子”只是一个年龄概念，而不是一种年龄限定和性格模式的混合。当然，我总是喜欢将自己的影子投射到他身上，却希求着原谅和理解，我们这些分子，无时无刻不在担忧自己和别人之间的化学键。
看到他在纸筒上画的奥特曼，我想起曾经的洋娃娃。确信不再喜欢它们，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但悄悄掉的眼泪却像突如其来的雪崩——我完全不爱它们，可是二十个毛绒玩具围在我的床边，上面积了灰，我丢弃它们，就像丢掉了一些超链接——它们让我检索到爸爸妈妈看到我天真而快乐的笑容时那一霎的欣慰。小时候，我以为被毛绒公仔簇拥着就是完满，在大家公认的“快乐”这一孩子的美德下，我牢记着一天中开怀大笑的时刻，并在妈妈接我放学的路上，坐在她的电动车后座，像咀嚼甘蔗一样回味那些缝隙中的糖水。所以，抛弃娃娃的愧疚感让我喘不过气，也不敢向他们诉说。“他们会笑话我”，我这样想着，遵循了他们的教导，我忽视了“可能”。
说来好笑（“好笑”在这个话题面前似乎是一种“政治正确”，即使我并不认为好笑），我的“初恋”可以追溯到四年级。我作文本上的“A”在他的“A+”面前无处遁形，他喜欢挖苦人，他嘲笑我发育稍早的身体，他踢过我的屁股，我能感受到附在肉体上的羞耻感随着他的脚而弹起。这不是我第一次对自己的身体感到厌恶，只因我穿了一套刚好贴身的校服。回家后我收起了所有贴合身形的衣服和所有的裙子，只穿肥大的校服，看着住在市中心的女孩子在便装日穿着裙子，而我却找到了一种规律——只要我在便装日不穿校服，就一定会有“倒霉”的事情发生。比如那个男孩会揪我的头发或者折断我的笔，或是夺走我的作文本，一行行地嘲讽那些文字，或是让我带一些零用钱，而我总会顺从地从小钱包里掏出几个一元硬币，塞进铁皮彩铅盒里，走在路上听见它们与铁皮碰撞发出的清脆“咣啷”声，既担心被骑车的妈妈听到，又隐隐雀跃。有一段时间，他反复问我到底喜欢谁，我打错的一个字让他误以为我喜欢他——虽然事实就是如此，可他再也没有理我。我在去上钢琴课的路上，第一次感到双脚踩在地面上的不真实。在学校大礼堂的楼梯上我遇到了他，我迅速低下了头，在嘈杂人群中清晰地听到自己的心跳，我的整个身体都被这种声音入侵，它们打着鼓点，张扬地进攻。我屏住呼吸，我们似乎都在期待着对方快步跑走，以显示自己的不为所动——尽管我们之间隔着半个礼堂的距离，尽管我们之间不断有人穿过。
我至今记得那种心跳，那种似乎要把我淹没的声音。
我得知他去了一所平庸的高中。有那么一瞬，我思考该如何不经意地挖苦他并将自己童年结束后依然盘旋在四周的对于自我的迷惘怪罪于他。我想起藏在橱底的裙子；想起因害怕穿紧身衣而拒绝游泳和舞蹈时编出的那些牵强的理由；想起在镜子前看着自己，安慰自己起码拥有一个达到平均水平的长相并暗暗庆幸的时刻；想起在与妈妈争吵时听到从她嘴里喷出的“孤僻”二字后哭泣着诉说以求认同。
我想起在得知一所私立中学初中部的选拔考试时的兴奋，怀着一种不真实的希望，怀着一种通过奥数题和写作让其他和我一样的“孩子”看到我，然后我们在黑夜的江上驾小舟驶向彼此的隐隐渴望。我想，临毕业时在那里能遇到很多和那些“盟友”一样的同学，每一个课间，我们围在一起，讨论奥数题和从盗版书上看到的历史知识，在输掉井字棋后我撕坏了他们的本子。我记得小学毕业前的最后一个下午，我和其中一个“盟友”站在同一个路口，周围熙来攘往，我们却迟迟不离开。那天的夕阳把我们的影子拖得很长，穿过这个十字路口，仿佛会离家越来越远，却不会感到孤独。
在小学毕业后那个回忆中无穷无尽的夏天，我经历了一段时间的“失语”，或者说，失去了表达的欲望。那是我第一次有如此悠长的时间仰望天空，静坐于一个个下午，观察天空的变化。待我拾起头脑中的文字碎片，却害怕自己拙劣的描述歪曲了这种记忆，所以也正是这种对文字的抛弃使我保存了记忆的璞玉。时间是渐进的，气味顷刻间化成了空气中的尘埃，它们不是连根拔起式的崩解，而是在我转身告别童年——一个时段而非一种格式时消失。但是我嗅到雨后空气中淡淡的泥土香，下一个夏天到来时，那些画面和气味将从盒子里飘散出来，随后又被封存到另一个我不知道的地方。
童年结束后，我像经历了一场颇不真实的梦，走进这个梦中的迷宫，一迷路就是两个月——是一场风暴和一盏灯把我抛出迷宫，但梦中见到的风景还是在我麻痹的神经中留下了那个唯一可依赖触觉启动的按钮。往后的日子里，我在每一处触碰荆棘，以期于无意间找到这个按钮的位置。
我常常思忖童年对于我的影响，弟弟，如果你看到这些文字但无法理解它们，我会感到另一种轻松。你可以拥有城市里小康家庭的孩子作文中的那种无忧童年，我会为此庆幸，却并不歆羡——这不过是由一个悬崖跳到另一个之上。你依然要面对荒芜——你所见到的荒芜，或者是心灵的荒芜。你可能会羡慕别人的“无忧”岁月，但我们早已无法单纯用“好”和“坏”来评价电视剧里的人物，更何况评价你自己的经历呢？
我在南京的夜风里抱着一本社会学入门读物，暗忖这或许是一扇门，答案藏在这里面。我不明白“故乡”这个抽象的词，在五年级写给老师的那篇文章里，我把她称为“故乡”，那时爸爸的语气让我退缩。
故乡是凭依吗？我不习惯依靠别人，所以我依靠成绩单，但渐渐不相信它们。我围着蓝色操场跑，一直到最西边的障碍物，再向西便是工地。站在围栏前，我仰望那幢覆盖着墨绿色布的庞然大物，内心被一种充实填满，又好像再往前走，就能去到从未有人涉足过的地方，只有“当当”的敲击声——和时钟一样富有规律。它忽然停了，学校围墙外又传来鸡叫声。穿白色背心的女人撇着腿站在平房顶，她没有收房顶的韭菜，而是垂着手，望着蓝色操场，臃肿的乳房如白色面粉袋，挂在她身前——妈妈的身体和她的类似，似乎写满让人迟疑的字句。我喜欢女孩子的腿、胳膊、乳房，我喜欢一切和肉体有关的温柔，我为藤蔓和花朵缠绕时宁静的肆恣、喧嚣的高傲而流泪，我暗自嗟叹水乳交融后的喘息，嗟叹仅仅止于水乳交融的遗憾。澡堂中那些花白的胴体掠过脑海，和房顶上的女人重合，我有些迟疑——花与藤蔓，青春与暮老，一个是深度的遗憾，一个是广度的遗憾。我们在遗憾中平庸地走过，抛却巴库斯神圣的癫狂，听不见伊瓜苏瀑布的水声。既不会在一瞬中抵达永恒，也无法于永恒中追求一瞬绽放的烟火。
我想起历史老师说的话，“我常常在想，我们这些个体在这个空间中究竟意味着什么”。似乎没有什么是值得依靠的，而文字也不能带我们渡过大江大河。
我们过分希求一个媒介，希望它能将自我的世界与平稳宁静的岁月联系起来，希求它能沟通我们的未来与沉睡的肉体。这个凭依可以成为存在的自证，每一次自证都是戳破脓包，伴随刺痛。
天渐黑，幻想中，老师和我一起站在操场上看着余晖一点点消逝。我在脑海中写下一行行字，又一点点删去，似乎没有什么是值得书写的，我们的情绪，那些盘旋在童年上空的声音，那些刺痛，在亘古以来的时空中渺小到可以忽略。我扭头看向他的眼睛，想起第一节历史课上他说的“史料”——如果用历史的思维去观照个人呢？闭上眼睛，想象一下一百年以后的人发现二十一世纪初期一位共和国少女的日记，他们可以感知更立体的历史，可以知道在扁平的资料中小人物的生命和血肉。作为历史坐标上一个纳米级的个体，我因能够带给别人一种认识真实的方式而暗喜。
虽然我们终将像水滴消失在水中，但蚍蜉撼树般的自证似可引来一个小系统的震颤。我在夜风中想象一个属于自己的博物馆，尝试给我的人生“断代”。
童年的时光像树脂滴在树干上，蘸上了小孩子手里的棉花糖，在盛着光阴的瓶中的最后一滴水洒下时凝结，寂静地挂在蝉声中。五十年不成历史，缩小到个人维度，我假定五年不成其为个人史。因而刚离开某个阶段时，我的眼睛是化学实验后没有及时洗涤的量筒，忽视了童年这棵大树树脂里的棉花糖。五年后回首，我开始宣泄般地洗涤，分析树脂的成分，将那缕沉默的棉花糖漂白，将浓重的树脂滴染成红色。这时我才得以窥见那些童年中发生的故事的原貌——起码站在更加客观的角度。
在今后的日子里我反复回望童年并开始质疑其标准，比如对“孩子”的定义，人们接受了随着年龄平缓成长的孩子，他们静待花开，却希望削掉同一时期长得比较高的小树露出的苗。我开始质疑“崇高”。我在学校卫生间蹲下来，透过两腿间的缝隙，看到南边的阀打开，水弯成环形，从相互贯通的便池流走。水流的声音让我想起小时候在景区玩的“漂流”。那时的光是从老树上洒下来的，把激流旁的石壁切割成明暗两面；那时的光照到现在，也将我对面的墙切割。我猜想窗外也有一样的大树，遮挡着一些秘密，一如十几年前那个日全食的上午，我是队伍中的最后一个孩子，就连上厕所也很拖沓，抬头看见太阳将数以万计的糖纸撒在地上。那时我不知道有“崇高”这个词，但望着蓝色的窗，地上的斑斓，似被无限上升的希望包裹。后来翻开建筑画册，看见教堂里的彩色玻璃——我在厕所里见证了无限的崇高。
我又想起那位消失在成长中的男孩，那时的我们是被关在同一间小屋子里的两个人。我们相互试探，他用刻薄窥探我的内心，而我则以无条件的顺从祈求他的信任，我们都妄想走近对方，却因行事方式和理解的偏差渐行渐远。小屋子里，我们是唯一可以给彼此倚靠的人，也是对方唯一可以伤害的人，我们曲曲绕绕的细微心思把小屋里的时空扭曲，在平衡被破坏到一个极点的时候门突然开了，我们想逃离，却不敢迈步走出去——我们已经不知今夕何夕，我们更害怕大人们看见小屋内扭曲的时空。破裂的家庭难道可以给予他伤害他人的权力吗?我这样问自己。是谁把我们的灵魂放在了小房子里？似乎是家庭和我们一起作茧，捆住我们。
如果把人比作一本书，那么我的每一种行为就是书的正文，隔着时间对往事的反省和评述如同旁批，每一次删改的批注也会构成“书”这个实体。我渴望用绝对理性来找到那些隐藏在岁月中的答案，却永远无法用上帝视角来观照自我，将客观行为与主观内省割裂。
他朗诵着：“什么是我们的实在？我们从远方把什么带来，从面前又把什么带走?”
我看着他走向远处，忆起他说的“人文的共鸣”。我感受到了，尽管躯体没有巨大的震颤——我们此时可以在最后一抹余晖消失前呐喊吗？他的幻影消失，白日燃烧的余烬从我的眼眶中飘散。
本文发表于《萌芽》2021年4月刊。萌芽微信公众号所刊载内容之知识产权为萌芽杂志及相关权利人专属所有或持有，未经许可，禁止进行转载、摘编、复制及建立镜像等任何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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