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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文学爱好者常见的幻想中，作家，尤其是留下伟大作品的经典作家，往往是不食人间烟火的空谷幽兰，或誓与庸常俗世决一死战的英勇斗士。而不让格利高尔飞走的卡夫卡、离群索居的福楼拜，也是如此吗？
早晨，格利高尔·萨姆沙从不安的睡梦中醒来，发现自己躺在床上变成了一只巨大的甲虫。卡夫卡曾叮嘱，这是一只画不出，也不能被画出的虫子，“即便是远景也不行”。但博学的作家兼昆虫学家纳博科夫还是按捺不住，对其外形做了番考究，“这是一种圆顶状，有着鞘翅的圣甲虫”，他告诉学生们，并开玩笑说，“无论是格利高尔还是他的作者都没有意识到，当女佣打扫房间，窗户打开时，它可能飞出去，逃之夭夭，加入其他幸福的蜣螂，在乡村小路上滚着粪球。”
尽管人变成甲虫是件既不科学又不写实的事（所以《变形记》才被称为“表现主义”代表作——一种夸张的、将情绪形象化的艺术风格，比如蒙克的《呐喊》，你可以在emoji中找到其变体），但如果从“科学”与“写实”的角度看，纳博科夫的玩笑倒经得起推敲。刚变成甲虫不久，格利高尔就失去了人类的味觉：品尝发臭的乳酪、隔夜板结的调味汁时，他感动得几乎噙满泪水（虽然甲虫是没有泪腺的）；新鲜蔬菜反而倒胃口。牛奶曾是格利高尔的最爱，但当大甲虫一头栽进整盆漂浮着小小白面包块的乳汁，“几乎把眼睛都浸没了”后，却发现再也尝不出记忆中的甘甜，只能“几乎怀着反感地转身撇下那只盆，爬回房间去了”。格利高尔还很爱看风景，他不辞辛劳地把一把椅子推到窗口，然后就爬到窗台上，把背顶住椅子，靠在窗户上，望向外面的世界，据说那是在“企图回忆从前临窗眺望时的那种自由舒畅的感觉”。但一名孜孜不倦的模范旅行推销员，真的需要靠眺望窗外体验“自由舒畅”吗？或者，那只是格利高尔对自己作为昆虫的趋光性的一种误解呢？既然如此，谁又敢说，热爱自然与腐臭的大甲虫格利高尔不会有一天，突然加入其他幸福的蜣螂，在乡村小路上滚起粪球呢？
然而，卡夫卡不会让格利高尔飞走，因为他自己是“飞不走”的人。在英文中，剧情被写作“action”，即行动。这暗示，在西方传统小说创作观中，故事剧情总要靠人物有目的的行动来推进。如《木马屠城记》里的权力与爱情（古希腊），《堂·吉诃德》里的幻想骑士道（西班牙），《浮士德》里各种心想事成（德国），及《哈姆雷特》的王子复仇记（英国）。然而，卡夫卡的故事里却很少见这些冲动与激情，取而代之的是消极与忍耐。就像《变形记》，又比如《饥饿艺术家》。
《饥饿艺术家》写于卡夫卡生命的倒数三年，是他最珍惜的作品之一。书中的世界与现实世界几乎没什么区别，除了曾一度十分流行观赏忍饥挨饿（同样的，《变形记》的世界也与现实世界相差无几，除了变成甲虫的格利高尔）。故事的主人公是表演忍饥挨饿的佼佼者，堪称“饥饿艺术家”。表演时，“这位艺术家甚至连椅子都不屑去坐，只是席地坐在铺在笼子里的干草上，时而有礼貌地向大家点头致意，时而强作笑容回答大家的问题，他还把胳膊伸出栅栏，让人亲手摸一摸，他多么消瘦，而后又完全陷入沉思，对谁也不去理会，连对他来说如此重要的钟鸣（笼子里唯一的陈设就是时钟），他也充耳不闻，而只是呆呆地望着前方出神，双眼几乎紧闭，有时端起一只很小的杯子，稍微啜一点儿水，润一润嘴唇。”
除了饥饿艺术家自己之外没有人知道，不吃饭对他来说是一件多么容易的事，他觉得自己甚至可以永远不进粒米。所以尽管有规定表演最多只能持续四十天，但每次，他都意犹未尽，甚至感觉自己的艺术受到了冒犯。在第四十天，笼子会被插满鲜花，在观众热情的簇拥下，在经历装模作样的检查后，两位因有幸侍候艺术家而满脸喜气洋洋的年轻女士，会将他搀扶出铁门，走向精心料理的病号饭。“但他不肯站起来，现在才刚到四十天，为什么要停止表演呢？他本来可以坚持得更长久，无限长久地坚持下去……”
饥饿表演被限制在四十天是有理由的，因为据研究，观众的好奇与同情心只能保持那么久，一旦超时，他们的热情就会像过度捕捞的水产一样，日渐丧失。尽管经理如此小心翼翼地保护饥饿艺术家的表演价值，他还是很快就过气了。
过气了的饥饿艺术家被一个马戏团接收，分配在游客过道的笼子里。这过道通向热门的动物表演，虽然会有很多观众经过，但几乎碰不见对他感兴趣的，久而久之，整个马戏团都忘记了饥饿艺术家的存在。他就一个人孤独地挨着饿，不知过了多久，因为再也没有人为他计算天数。直到一天，马戏团管事的不经意间瞥到一个空荡荡的笼子，用杆子挑起里面的腐草，才辩认出形容枯槁的他。
“你一直不吃东西？”管事问，“你到底什么时候才停止呢？”
“我一直在希望你们能赞赏我的饥饿表演。”饥饿艺术家说。
“我们也是赞赏的。”管事回答得很迁就。
“但你们不应该赞赏。”饥饿艺术家又说，“因为我只能挨饿，我没有其他办法。因为我……”饥饿艺术家一边说，一边把小脑袋稍稍抬起一点，撮起嘴唇，直伸向管事的耳朵，像要去吻它似的，唯恐对方漏听了一个字，“因为我找不到适合自己胃口的食物，假如我找到这样的食物，请相信，我不会像现在这样惊动视听，并像你和大家一样，吃得饱饱的。”
卡夫卡写道：“这是他最后的几句话，但在他那瞳孔已经扩散的眼睛里，流露着虽然不再是骄傲，却依然是坚定的信念：他要继续饿下去。”
相比《变形记》，《饥饿艺术家》是个更容易被理解，也很容易被误解的故事。毫无疑问，“饥饿艺术家”就是虚构世界中的卡夫卡，饥饿表演是写作艺术的指代，而普通的食物则象征写作之外的日常生活。于是，这故事就理所当然地被认作是卡夫卡“艺术高于生活”的一个宣言，再考虑到现实生活中血淋淋的弱肉强食，绝食简直不仅仅是行为艺术，更是道德苦修了。毕竟，作家不都是这样高风亮节的吗？卡夫卡却知道自己不是这样的作家，他说，“你们不应该赞赏我，我只能挨饿，是因为我找不到喜欢吃的食物，如果能找到，我也愿意与你们一起吃个痛快。”这句话的意思是，如果有可能，我也想正常生活，可是做不到。
作家，尤其是留下伟大作品的经典作家全是不食人间烟火的空谷幽兰，或誓与庸常俗世决一死战的英勇斗士，是文学爱好者中常见的幻想。事实不是这样。福楼拜就是个极好的反例。
表面上看，福楼拜是个非常典型的“文艺青年”式的作家。他是个货真价实的隐居者，住在远离都市喧嚣的塞纳河畔，写作时，除了一两个朋友，不与任何人交往。他又是个愤世嫉俗者，几乎其笔下的每一个人都平庸又猥琐。同时又极有才华，被誉为法国最伟大的文体家，现实主义文学风格的奠基人。据说，他还擅长在用词的同时考虑语音效果，使句子给人以快速或者缓慢、倦怠或者紧张的感觉，甚至，可以通过这种方法表达出任何情绪状态。简直是“小说家中的小说家”。
但另一方面，福楼拜的离群索居，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从12岁起就饱受癫痫病的折磨，才离不开乡间的新鲜空气与亲人的照顾（当时的医学水平就这样，新鲜空气与闲适心情往往是有钱人重病时唯一的救命稻草）。生理病痛限制了福楼拜所能选择的工作与生活方式，所以他决定以小说作为自己的终身事业（另一方面福楼拜的家族十分富有，这让他可以安心地为了尊严而非温饱写作）。福楼拜的才华自然货真价实，但毛姆却提出了个有趣的问题，他发现，在《包法利夫人》这部长达500页的“写实”小说中出现了无数人物，然而“除主要人物之一拉里耶尔博外，其余的全都不可救药。他们不是卑劣就是平庸，不是愚蠢就是粗暴。这样的人世上确实很多，但并非所有人都会如此。我们很难想象，在一个市镇上（尽管它很小），竟会找不到一个明智、善良而乐于助人的人。”也就是说，福楼拜式的愤世嫉俗，有时难免超越了写实的界限，而多多少少演变为恶意的丑化，起因或许是下意识的嫉妒：凭什么你们这些庸人能幸福生活，而我这样的才子却要受病痛摧残？
福楼拜离群索居、终身未娶、愤世嫉俗、才华横溢，但这并不意味他真心排斥“日常生活”。恰恰相反，每年都有几个月，福楼拜会前往巴黎，参与文人社交圈的活动，他是文人圈交际花露易斯·高莱特最有名的情人之一，尽管由于福楼拜自身的缘故，两人并非完整意义上的男女关系。有一次，福楼拜的侄女卡罗琳·考曼维尔带福楼拜看望了一个已婚的朋友，那朋友一家人丁众多，之后他懊悔又羡慕地说：“他们活得很实在。”我只能十分勉强地解释“实在”在此处的意思：智力与虚构的快感很好，美妙的辞藻与音节也很好，但这些好却无法代替日常的现实生活带来的踏实感。依照《包法利夫人》中的“平民善恶比”，那一家朋友如果被福楼拜写进小说，或许会呈现出十分可信的庸俗与猥琐；但实际上，福楼拜对他们不无羡慕之情。不过福楼拜命中注定无缘平常生活，因为他太聪明，又有癫痫病。所以实际上，不是福楼拜排斥了平常生活，而是平常生活排斥了他，才造就了一名伟大作家。
福楼拜是卡夫卡的文学英雄。卡夫卡几乎读了他的所有作品，包括不公开的日记、书信与草稿。这感情既来自于对创作的共同热爱，又多少掺杂着对“被生活所斥”的同病相怜。但两人又不一样，福楼拜是因为天生病体而无缘在花花世界有一番作为；卡夫卡对生活的疏离则更加“主观”，他并不讨厌生活，但他恐惧生活。在名作《致父亲的信》中，卡夫卡写道：
“在我的信念中，结婚、成家、接受所有生下来的孩子、在这个不安定的世界里支撑他们，甚至给他们一些引导，是人们可能获得的最大成就。”
这段话很大程度上解释了福楼拜口中的“活得实在”，然而，卡夫卡自己却无法“活得实在”，他没有结婚，没有生子，更别谈给后代什么引导了。其原因就在于卡夫卡认为这是个“不安定”的世界，而他恐惧这个“不安定”的世界。卡夫卡能做的，只有躲进“文学”这个自己能掌控的世界，去描绘那个“不安定”，只是无论怎么描绘，文学都不能带给他最终的“安定”。而当文学越不能提供真正的安定，他就越离不开文学。卡夫卡在一封信中说：“我对文学没有兴趣，我就是文学组成的，除了文学外我什么都不是。”接着，他讲了个故事，故事中的僧侣擅长唱歌，歌喉优美动听，吸引了周围每一双耳朵，每一颗心，直到另一个僧侣出现。新僧侣说这动听的歌声是魔鬼的伎俩，而驱魔是他的志业。话音刚落，那只是因为着魔才具有活力的身躯倒了下去并立即开始腐烂。卡夫卡写道：“我与文学的关系与这个故事相似，只是我的文学不像那位僧侣的声音那样甜蜜。”
文学对卡夫卡来说是个庇护所，是他面对生活的“不安定”时能稍稍躲起来的地方。卡夫卡深知自己对生活的恐惧并没有太大的道理，更多的是种软弱，所以“躲藏”成为他笔下屡次被使用的意向。甚至当收到未婚妻的逼婚信时，他也要“躲藏”一番：“我寻找一件能让我钻进去的家什。我毫无知觉地躲在角落里，颤抖着祈祷，希望这封信中呼啸着闯进来的你重新从窗子里飞出去，我不能将暴风留在屋子里呀。”而对于“饥饿艺术家”来说，表演时用的铁笼则是避难所的象征，所以就算表演已超过了四十天的期限，他仍不情愿走出插满鲜花的铁门。据说“有些鸟儿是笼子关不住的”，但也有另外一些鸟，并不擅长应对整片天空，给它一个笼子就够了，卡夫卡就是这种鸟。但问题是，如果没有笼子，卡夫卡会不会硬着头皮起飞呢？这答案，恐怕他自己也不知道。
《变形记》里，大甲虫格利高尔很爱看风景，他不辞辛劳地把一把椅子推到窗口，然后就爬到窗台上，把背顶住椅子，靠在窗户上，望向外面的世界，他知道如果飞出去，或许就能体验到真正的自由舒畅，甚至有机会加入其他幸福的蜣螂，在乡村小路上滚着粪球。但是他不敢飞出去，他宁愿待在熟悉的阴暗的小屋里，背上嵌着致命的苹果，就这样死去。他的尸体对有些人来说惊心动魄，对另一些人则不值一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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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发表于《萌芽》2017年5月号。萌芽微信公众号所刊载内容之知识产权为萌芽杂志及相关权利人专属所有或者持有，未经许可，禁止进行转载、摘编、复制及建立镜像等任何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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