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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是爱还是变态?一些欧美男性陷入了痴迷亚洲女性的怪圈,只是因为他们患有严重的“黄热病”,要满足自己的“恋亚癖”。 2019年丹麦警方抓捕一位名为尼克的英国“网红”,他在上传的作品发表了一系列“亚洲女性很好撩”的视频。在视频中他呈现了一系列韩国搭讪、猎艳的画面,并且其中含有大量非法拍摄的内容,包括偷拍街头醉酒的女性和很多不打马赛克的大尺度视频。 除了韩国以外,这个尼克在泰国、日本,中国的台湾和香港等地,均有不少“神龙摆尾”的经历。他的言行虽然受到了亚洲网友的鄙夷,但这一套在西方男性圈中好像非常受欢迎。 一些欧美男性身着“我爱亚洲女人”的T恤,高喊“我要娶一个亚洲新娘”。他们的猎艳、恋爱、结婚都只针对亚裔女性,不管是小红、小绿还是阿花,只要是亚洲女性对他们来说都是一样的。这种对亚洲女性令人发指的狂热,其实是有根可溯的“黄热病”。
1978年萨义德的《东方学》问世,在书中他解释了“东方主义”这个概念。从这个概念中,我们可以窥见这种变态心理的起源。 萨义德指出,世界并没有绝对的东方和西方,这两个概念都是为了区隔而制造出来的。把中国、日本、东南亚等国笼统地称为东方,而将欧美则是西方。受到历史条件、经济实力、国家强弱等因素的影响,东方一直是西方的陪衬。 在这个话语体系中,东方是弱势、肮脏、黑暗、愚昧、落后等贬义词的代称,而西方则是强势、干净、光明、开放、先进等褒义词的代称。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他们对东方充满了意淫和幻想,一度认为西方就是盖世英雄,东方世界则是他们拯救的对象。 在这种理念下,西方发动战争、侵略、屠杀、人口贸易,都是为了拯救病入膏肓的东方世界。将这个理念衍生到现实生活中,就是欧洲男性对亚裔女性的“拯救”。但其实这个背后隐藏的是西方人的傲慢,以及他们不愿意承认的龌龊心理和行为。 这种不知道从哪来的傲慢,在诸多的电影、书籍中都有体现。其中最著名的是两部舞台剧《蝴蝶夫人》和《西贡小姐》,虽然一个故事发生在日本,一个故事发生在越南,但故事的梗概和结果是一样的。
西方人为了“拯救”贫穷、落后的东方国家发动了战争,在这里他们发现亚裔女性是勤劳、善良、悲惨的。只是迫于压力她们委身为“艺伎”,在一次偶然的机会下与一位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欧美男性发生了“一夜情”,产生了爱情,还有了孩子。 但白人男性都接到任务回国了,并娶了本国的女孩。在此之后,这些女性苦苦得等。在这期间,有优秀、高贵、彬彬有礼的亚洲男性愿意当接盘侠,她们都没有同意。最终,发现自己爱人已经娶妻生子,她们选择了自尽。 在这些故事中,东方与需要被“拯救”的艺伎是一样的,她们正在受到本土男性的侵害,唯有“高贵”的欧美男性才能拯救她们,就像只有西方能“拯救”东方一样。这变态的意淫和幻想,虽然毫无逻辑可言,但这些歌剧在西方的舞台上一遍一遍地重演,相同的故事在银幕上一遍一遍的呈现。 直到今天,他们依然认为东方的男性是不堪的、破败的,甚至是会传染疾病的,哪怕他们位高权重也不配赢得亚洲女性的爱。而东方的女性是奴隶、是艺伎,是需要西方男性去拯救的,哪怕他们平平无奇、三心二意、背信弃义,但他们都可以不费吹灰之力赢得亚洲女性的爱。而在这种爱中,他们享受着亚洲男性得不到的美好,有一种征服、拯救的快感。 这种观念在西方的电视、电影、海报中持续了几百年,甚至一些东方人也陷入了“东方主义”的窠臼中。这种自己对自己的桎梏,有了一个新的词语叫“自我东方主义”。在很多华人作家的小说中可以体现出来,譬如严歌苓的《花儿与少年》中,女主嫁了个华裔,并不幸福,但没有关系,因为女主真正想嫁的是华裔背后的西方世界。这体现的是一种“白热病”,即亚裔女性对西方世界的渴求和对欧美男性的向往。 而无论是“黄热病”还是“白热病”,其实都是一种“变态”的意淫,其中所包含的从来不是爱与自由,而是征服与压迫。一开始是被压迫,后来在洗脑中,甚至形成了自己压迫自己。普利策奖得主阿列克斯·提臧曾一针见血地指出了当代“自我东方主义”的问题:“没有什么比一个亚洲女孩羞辱我的亚洲身份更伤自尊了”。#所见所得,都很科学##婚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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