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和邓小平是怎样粉碎江青等人组阁阴谋的?



‍‍‍‍‍‍▲李正阳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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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4年10月11日,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中共中央正式发出关于召开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通知。与此同时,有关四届人大由谁来“组阁”的斗争,也一天天地明朗和尖锐。
同林彪一伙一样,权欲熏心的江青集团,早就在打四届人大的主意了。他们明白,现在已经到了“组阁”的关键时刻。这时,他们的“对手”不仅有周恩来,而且又添了一个邓小平。必须用一切手段打败“对手”,抓住“组阁”的大权。
早在10月6日晚上,已得知毛泽东建议邓小平出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的江青迫不及待地赶到医院,向刚接待完外宾尚未消除疲劳的周恩来一连串地提出她对四届人大人事安排及军队总参谋长人选的“意见”,实际上是想在四届人大筹备工作全面开始之前,搞“先入为主”和“先发制人”。
病中的周恩来这时虽然身体虚弱,但头脑清楚。他以极大的克制和耐心与江青周旋了整整两个钟头,对所有实质性问题未作一字表态,实际上是不赞成江青的“意见”。江青一无所获,败兴而归。她一回住所便向王洪文嚷道:“我保留我提名的权利!”借以发泄对周恩来的不满。
此时江青还不知道,就在她赶到医院之前,邓小平已经同周恩来进行了一次单独谈话。两天之后,邓小平又再次与周恩来在病室长谈。自然,两位老战友谈的是有关四届人大人事安排的问题。
10月13日,正到处寻机发难的江青从《国内动态》清样上看到有关“风庆轮”事件的报道,其中有批判“造船不如买船,买船不如租船”的所谓“洋奴哲学”的内容。江青如获至宝,挥笔批道:“交通部是不是毛主席、党中央领导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个部?”“有少数崇洋媚外、有买办资产阶级思想的人专了我们的政。”又称:“政治局对这个问题应该有个表态”,“而且应该采取必要的措施”。
江青批示后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也紧随其后,异口同声地提出这件事是“路线问题”,要求国务院、交通部抓住此事进行所谓“路线教育”。
与“四人帮”大段大段地横加指责、上“纲”上“线”的批语形成鲜明对照,邓小平仅在这份材料上画了个圈,而周恩来后来也只在江青派人专送的传阅件上批了“已阅”两个字。两位国务院主要领导人对江青一伙的无理取闹均不屑一顾。
10月17日晚,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早有预谋的江青等人联合向邓小平发起突然袭击。他们把所谓“风庆轮”事件定性为“崇洋媚外”“洋奴哲学”的一个典型,把攻击的矛头直指周恩来、邓小平领导下的国务院。
会上,江青首先站起来质问邓小平:“对这件事,你是支持,还是反对?或者想站在中间立场上?你要表明态度。”
对江青一伙的这种惯用伎俩,邓小平过去已碰见多次了,但他一般都以沉默来表示“态度”。而这一次,江青那种骄横无理、唯我独尊的腔调和做派,使他再也按捺不住心头的怒火。邓小平逼视对手,严词回击道:“对这件事我还要调查,不能搞强加于人,一定要赞成你们的意见!”
这是邓小平自1973年复出以来,第一次公开“顶撞”这位“文化大革命的旗手”。对此,江青颇有些意外。她怔了好一会儿,才突然明白过来。在一阵撒泼之后,她又用泼妇式的语言攻击、谩骂邓小平。

邓小平
邓小平忍无可忍,愤然起身,退出会场。这时,在一旁静观事态的张春桥望着邓小平的背影,恨恨地说道:“早知道你要跳出来,今天果然跳出来了!”
中央政治局会议不欢而散。
当夜,“四人帮”在江青处碰头。经过一番策划,他们决定派王洪文去长沙,向正在那里养病的毛泽东告邓小平及周恩来的“状”。
第二天,王洪文背着中央政治局多数成员,擅自飞往长沙。下午,刚抵长沙的王洪文便按照他们几个人事先商量好的口径,匆匆向毛泽东作“汇报”。他说,昨天,在政治局会议上,为了“风庆轮”这件事,江青同志与邓小平同志发生争吵,吵得很厉害。看来邓还是在搞过去“造船不如买船,买船不如租船”那一套!邓那样大的情绪,可能和最近酝酿总参谋长人选有关。
王洪文又说:“我这次来这里没有告诉总理和政治局其他同志,我是冒着危险来的。北京现在大有庐山会议的味道。周总理虽然有病,但昼夜都忙着找人谈话,经常去总理那里的有邓小平、叶剑英、李先念等人。他们来往这样频繁,一定和四届人大的人事安排有关。”
应当说,在毛泽东刚批评过江青等人的宗派活动后不久,“四人帮”又旧病复发,千里迢迢派人状告周恩来、邓小平,确实是一次极不寻常之举。他们矛头所指已不仅仅是邓小平,而且还包括周恩来、叶剑英、李先念等支持邓小平的老一辈革命家。
这样,在“风庆轮”事件及其实质——四届人大“组阁”的问题上,便出现了老一辈革命家与梦想“改朝换代”的江青一伙“两军对垒,阵线分明”的局面。
听了王洪文的“汇报”后,毛泽东当即对王洪文进行严厉批评,指出:有意见当面谈,这么搞不好!要跟小平同志搞好团结。又说:“你回去后,要多找总理和剑英同志谈,不要跟江青搞在一起,你要注意她。”
王洪文碰了一鼻子灰,只得悻悻而回。
在北京,江青等人派出王洪文后,仍不放心。当他们得知外交部的王海容、唐闻生将随邓小平陪外宾去长沙见毛泽东后,便迫不及待地两次召见王、唐二人,要她们向毛泽东反映国务院“崇洋媚外”的问题,甚至诬告邓小平“大闹政治局”,是又一次“二月逆流”。
然而,就在邓小平即将飞赴长沙之前,王海容、唐闻生连夜赶到三○五医院,向周恩来报告了江青的图谋。对此,周恩来明确表示:“'风庆轮'事件并不像江青他们所说的那样,而是他们预先策划好了要整小平同志。小平同志已经忍耐很久了。”他又说,对这件事还要继续做些工作,慢慢解决问题。
原来,在17日政治局会议之后,周恩来已从邓小平等政治局委员的谈话中了解了事情的经过。他十分清楚,江青等人大加攻击的所谓“造船不如买船,买船不如租船”的问题,不仅是对邓小平,也完全是冲着自己来的。几年前,正是经他批准,适当购进了一些外国船只。“四人帮”在这个问题上借题发挥,胡搅蛮缠,真是太过分了!
10月20日,王海容、唐闻生二人随邓小平陪外宾到长沙。在毛泽东会见外宾之后,王、唐向毛汇报了江青等人的不正常活动,同时,转述了周恩来对这些问题的看法。

毛泽东
毛泽东听罢十分恼火。他把这件事同两天前王洪文“告状”的举动联系在一起,愈感江青的所作所为非同一般。
他告诉王、唐二人:“'风庆轮'的问题本来是件小事,且先念同志已在解决,可江青还这么闹,这么搞很不对头嘛!”他要王、唐回京后向周恩来、王洪文转达他的意见:总理还是总理,四届人大的筹备工作和人事安排由周总理和王洪文主持,同各方面商量办理;开人大的时间除了看准备情况外,还要视总理病情而定。
他还要求告诉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三人,不要跟在江青后面批东西。最后,毛泽东郑重提出建议:邓小平任党中央副主席、第一副总理、中央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
江青一伙做梦也不曾想到,他们精心策划的在政治局发难和赴长沙告状的结果,竟是邓小平一再升职,重权在握!
王洪文自长沙回到北京后,在一周内便数次同周恩来谈话。其间,他自然不敢违背毛泽东的指示,对参与“四人帮”宗派活动做些“检讨”。
与此同时,王海容、唐闻生也频繁出入三○五医院,向周恩来转达毛泽东的一系列指示。周恩来听罢倍觉欣慰。
11月初,周恩来在病室伏案疾书,向在长沙的毛泽东汇报四届人大各项准备工作情况,表示:坚决拥护和执行主席提议的小平同志为第一副总理,还兼总参谋长的指示。并告:“我的身体情况比7月17日见主席时好多了,只是弱了些,如果近期召开人大,定能吃得消。最希望主席健康日好,这一过渡时期,只有主席健在,才能领导好。”
周恩来还在同叶剑英、李先念等中央领导同志的谈话中表示:衷心拥护毛主席的指示,要继续支持小平同志的工作。
从10月底至11月中旬这段时间里,三○五医院门前车水马龙,来客不断。周恩来简直是将西花厅的办公室、会客室、会议厅通通“搬”到了病房。
11月12日,邓小平陪同外宾再赴长沙,见到毛泽东。当天下午,毛泽东向邓提及10月17日政治局会议上的“风波”,对邓小平公开抵制江青一事十分赞赏,高声说道:“你开了一个'钢铁公司',好,我赞成你!”又说:“她(指江青)强加于人哪,我也是不高兴的!”
邓答道:“我实在忍不住了,不止一次了。我主要是感觉政治局生活不正常。后来我到她(指江青)那里去了一下,'钢铁公司'对'钢铁公司'。”毛泽东兴奋地点头:“这个好!”
谈话中,邓小平又表示:“最近关于我的工作的决定,主席已经讲了,不应再提什么意见了。但看来责任是太重了一点。”毛泽东笑道:“没办法呢,只好担起来啰。”
最后,毛泽东提出,由邓小平主持起草周恩来总理在四届人大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的草稿。考虑到周恩来身体的承受能力,他要求报告稿不便太长,只三五千字即可。邓小平当即应诺下毛泽东的重托。
同日,对江青已极度不满的毛泽东,提笔在江青写来的一封继续要求“组阁”的信上批示:“不要多露面,不要批文件,不要由你组阁(当后台老板)。你积怨甚多,要团结多数。至嘱。”“人贵有自知之明。又及。”
在短短一个月内,毛泽东已数次对“四人帮”进行批评,发出警告,但这些都未能改变江青一伙的本性。在接到毛泽东的批评信后,江青又于11月19日复信毛泽东,名为“检讨”,实为伸手要官。她写道:“我愧对主席的期望,因为我缺乏自知之明,自我欣赏,头脑昏昏,对客观现实不能唯物地正确对待,对自己也就不能恰当地一分为二地分析。”接下来,她揭去伪装,露出“真容”:“自'九大'以后,我基本上是闲人,没有分配我什么工作,目前更甚。”
对此,毛泽东毫不让步,他一针见血地批道:“你的职务就是研究国内外动态,这已经是大任务了。此事我对你说了多次。不要说没有工作。此嘱。”

江青
不久,毛泽东又针对江青提出的“由王洪文任副委员长,排在朱(德)、董(必武)之后”的“组阁”意见给予痛斥:“江青有野心,她是想叫王洪文做委员长,她自己做党的主席。”
这时,离四届人大开幕已不到一个月了。
已拖延十年之久的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真可以说是多灾多难,开之不易。
1970年,林彪一伙为在四届人大通过的新宪法上设国家主席(实际是林彪想当国家主席),曾大闹当年的庐山会议。4年之后,江青等人又瞅准四届人大的时机,不择手段地耍阴谋由他们来“组阁”。十年“文化大革命”的历史表明,林彪、江青这两个反革命集团不除,才真是党无宁日,国无宁日,民无宁日。
1974年12月间,在这关系到由谁来掌握党和国家领导权的关键时刻,周恩来不顾自己频繁做治疗手术、体质每况愈下的不利状况,遵照毛泽东的指示,毅然担当起筹备召开四届人大这一关系党和国家命运的历史重任。
12月中旬,他在审阅出席四届人大代表名额的分配名单后,致信中央政治局,提议增加若干老干部的名额。随即,他又审阅、修改了由邓小平主持起草的政府工作报告草稿,并予以批准。
在最关键的人事安排问题上,周恩来更是反复斟酌,煞费苦心。针对“四人帮”一伙竭力要把他们选定的“新生力量”安插在文化、教育、体育等部门的情况,周恩来约邓小平、李先念等人多次进行研究,商量对策。最后确定,教育部关系重大,不能让步,应以周荣鑫掌管为宜;而文化部、体委则可做些妥协,以封住“四人帮”的嘴。
12月18日下午,周恩来在医院里同邓小平进行1974年的最后一次单独谈话,定下有关四届人大的各项重要方案。至此,历经几度风雨、几度春秋的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的各项准备工作,已全部就绪。
12月23日中午,周恩来准备离开三○五医院,飞往长沙向毛泽东当面汇报四届人大筹备情况。行前,医务人员再次发现他便中潜血,应立即进行检查治疗。这时,一直参与周恩来治疗工作的叶剑英经慎重考虑后,代表几位老同志表示:为了党和国家的最高利益,眼下暂不能提这件事。他要求随同周恩来前往的医护人员,必须尽一切努力,控制住病情,保证周恩来往返途中和在长沙时的绝对安全。
1975年1月13日至18日,全国人大四届一次会议在北京举行。会议认命了以周恩来为总理、邓小平等为副总理的国务院组成人员,挫败了“四人帮”的“组阁”阴谋。
当天,周恩来和同往的王洪文飞抵长沙。在湖南省委九所宾馆6号楼会议室内,周恩来、王洪文与毛泽东会面。一见面,毛泽东便请周恩来坐到自己身边,关切地询问他的病情。周恩来一一作了回答。
从23日至27日,毛泽东同周恩来、王洪文连续进行了四次谈话。鉴于江青一伙在筹备四届人大期间一次次的帮派活动,毛泽东再次严厉批评王洪文:“不要搞'四人帮'!不要搞宗派,搞宗派是要摔跤的!”这是毛泽东第一次使用“四人帮”这个提法。毛泽东还说:“江青有野心。你们看有没有?我看是有。”他告诫王洪文:“我几次劝你,不要几个人搞在一起,你总是听不进去!这一次,你既然来了,就多住几天,好好想一想,写个书面检查。”
在严词批评“四人帮”的同时,毛泽东高度评价了邓小平。他说:“他(指邓)政治思想强。”毛泽东边说边用手指指脑袋。“ Politics (英语'政治')比他强。”毛泽东的手又指向王洪文,“他(指王)没有邓小平强。”
为强调言中之意,毛泽东抓起一支铅笔,在纸上写下一个很大的“强”字。周恩来见状,十分赞同地重重地点了点头。在场的王洪文此时不仅尴尬,且十分紧张,他待在一旁不知所措。

周恩来
谈话中,当周恩来向毛泽东报告根据商定的人事安排,由邓小平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兼军委总参谋长时,毛泽东再次明确表示:“就这样。让小平同志做军委副主席、第一副总理兼总参谋长。”说着,他又在纸上写下“人才难”三个字。周恩来深解其意,脱口说道:“人才难得。”毛泽东含笑搁笔。
毛泽东转过头来对王洪文说:“总理还是我们的总理。”并关照周恩来,“你身体不好,四届人大会后,你安心养病吧!国务院的工作可以让小平同志来顶。”周恩来再次郑重地点头。
12月26日,是毛泽东81岁生日。这天,他把王洪文派往韶山“参观”,自己与周恩来进行了一次单独长谈。就在这次谈话中,毛泽东提出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安定团结、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等指示,并同周恩来共同审定了四届人大会议上的各项人事安排方案,作出具有深远影响的“长沙决策”。
半个月之后,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选举产生了以周恩来、邓小平为代表的新的国务院领导核心,“长沙决策”得以实现。至此,以江青为首的“四人帮”梦寐以求的“组阁”阴谋彻底破产。
1974年——历史将永远记下这非凡的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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