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评价:“粟裕最会打仗”(三)




毛主席评价:“粟裕最会打仗”
(三)
1946年——1949年
1946年6月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后,中共中央采纳粟裕的建议,改变太行、山东、华中3支大军同时出击外线的计划,同意华中野战军主力先在苏中内线作战。7月起,指挥华中野战军主力3万余人和十余万地武民兵,与12万美械装备的国民党军作战,一个半月七战七捷,歼敌5.3万余人,极大鼓舞了解放区军民敢打必胜的信心,为解放战争初期的作战指导提供了实践经验。苏中战役的捷报传到延安,毛泽东极为兴奋,亲自为中央军委起草电报发给战略区首长,介绍这一造成辉煌成果的经验:“每战集中绝对优势兵力打敌一部,故战无不胜,士气甚高;缴获甚多,故装备优良;凭借解放区作战,故补充便利;加上指挥正确,故能取得伟大胜利。这一经验是很好的经验,希望各区仿照办理,并望转知所属一体注意。”
1947年1月任华东野战军副司令员,中央军委令其负责战役指挥,陈毅为司令员兼政委。在战略上仍处于内线的条件下,华东野战军在陈毅和粟裕的指挥下先后发起了宿北战役、鲁南战役、莱芜战役、泰蒙战役、孟良崮战役等,共歼敌7个军(整编师)和1个快速纵队,内有国民党号称“王牌军”的整编第74师,1947年8月,粟裕在将欲围歼整编74师的布置发中央后,收到中央军委和毛泽东来电:“究竟打何路最好,由你们当机立断,立付施行,我们不遥制。”并成功完成了全歼国军五大主力之一的整编74师的壮举。人民解放军转入战略进攻后,率华东野战军主力挺进鲁西南,掩护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南下大别山,指挥沙土集战役,歼敌1整编师,迫使敌从山东和大别山区抽调4个整编师来援,实现了华东战区由内线向外线、从战略防御到战略进攻的转折,随即挺进豫皖苏边区。
粟裕体察军事政治形势的发展,于1948年1月、4月提出3个纵队暂缓渡江南进,集中兵力在黄淮地区打大歼灭战的建议,1948年5月前往陈南庄向中共中央书记处汇报此战略构想,为中共中央采纳,并被任命为华东野战军司令兼政委,在其推辞后任代司令兼代政委。1948年6月兼任豫皖苏军区司令员。在豫东战役中毛泽东复电完全同意粟裕的意见,并指出:“这是目前情况下的正确方针。”并无比信任地指示粟裕:“情况紧张时独立处置,不必请示。”
此战后,毛泽东说:“解放战争好象爬山,现在我们已经过了山的坳子,最吃力的爬坡阶段已经过去了。”六七月间,指挥华东野战军8个纵队、中原野战军2个纵队进行豫东战役,歼敌9万余人,取得了大规模攻城打援作战的胜利,改变了中原、华东战场的战略态势,打乱了国民党军防御体系,为尔后进行更大规模的歼灭战创造了有利条件。
1948年9月指挥济南战役,攻克坚固设防的大城市济南,歼敌十万余人。9月24日提出进行淮海战役的建议,经中央军委批准,中原、华东野战军并肩作战,于11月6日发起淮海战役。11月8日与华东野战军副参谋长张震联名提出将南线国民党军主力抑留于徐州及其周围逐步歼灭的重要建议,为中央军委采纳,对扩大淮海战役规模,发展成为南线的战略决战起到了积极作用,至此战局由“小淮海”发展成了“大淮海”。在战役中,作为中共淮海前线总前委成员之一,指挥华东野战军17个纵队作战,歼灭国民党军44万余人。毛泽东主席曾说过:“淮海战役,粟裕同志立了第一功。”
1949年1月任第三野战军副司令员兼第二副政治委员(仍代理司令员、政治委员职务)。在渡江战役中指挥所部追歼逃敌5个军八万余人[2]于皖南郎溪、广德山区,解放南京、杭州。5月指挥上海战役,歼敌主力8个军十五万多人[2]于上海外围,使上海免遭严重破坏。先后兼任上海市军管会副主任、南京市军管会主任、南京市市长、华东军政委员会副主席。在解放战争中,他富有战略远见,善于关照战略与战役和各战役、各阶段之间的联系,适时向上级提供意见,取得了一系列重要战役的胜利,积累了作为大兵团作战的丰富经验。
1949年9月30日,党和国家领导人在天安门广场为人民英雄纪念碑举行奠基典礼。毛泽东主席是第一个上前铲土的,粟裕作为第三野战军代表团团长兼首席代表,紧随朱德、贺龙之后第四个铲土。
1950年——1957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解放台湾工作委员会主任、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总参谋长、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国防部副部长、军事科学院副院长、第一政治委员,中共中央军委常务委员。是中共第八届至第十一届中央委员,第一至三届国防委员会委员,第三至第五届全国人大副委员长,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常委。
1950年6月6日至9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了七届三中全会。会上,华东军区副司令员粟裕汇报了解放台湾的各项准备工作。粟裕请求由中央军委直接组织指挥台湾战役,毛泽东则决定这一战役仍由粟裕指挥。
朝鲜战争爆发后,毛泽东直接点将要粟裕为东北边防军司令员兼政委,肖劲光为副司令员。但是粟裕因重病未能到任,经中共中央批准,到青岛治疗。12月赴苏联休养。经过数次治疗,至1951年夏,粟裕身体基本痊愈。1951年9月回国。
在总参工作期间,参与抗美援朝战争指导,提出很多重要建议,提出完整的军队建设计划,实现新中国第一代国防体系建设。
1955年被授予大将军衔,获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
1958年——1984年
1958年在军委扩大会议上受到错误的批判,并因此长期受到不公正的对待。同年调任国防部副部长兼军事科学院副院长。1972年任军事科学院第一政治委员。他致力于坚持和发展毛泽东军事思想,提倡学习军事辩证法。“文化大革命”中曾任国务院业务组成员,在周恩来领导下,分管铁道、交通、邮电、港口建设和造船统筹。
文革结束后,为防备来自北方的威胁,粟裕再次考察新疆、山西、河北一线的,向军委主席、副主席报送了《有关战争初期作战问题的几点意见》,参加军委战略委员会召集的有各大军区领导参加的讨论战备的会议,同年担任解放军代表团团长。
粟裕和肖克等人积极主张军事思想的拨乱反正,率先冲破军事领域里的禁区,提出了按照唯物辨证法办事、活跃军事学术思想、发展我军战略战术等问题。为国内随后进行的政治上的拨乱反正首开先河。前后分别向军事学院高级系毕业班和中央党校作《对未来反侵略战争初期作战方法几个问题的探讨》的报告。系统地提出了未来反侵略战争、特别是战争初期的战略战术构想。
1982年2月21日任中央党史编审委员会委员。第1-3届国防委员会委员。1届全国政协委员。全国人大第1、2届代表,第3-5届常委,第5届副委员长,中共第7届候补中央委员,第8-11届中央委员,12大当选为中央顾问委员会常委。
1984年2月5日16时33分病逝于北京,享年77岁。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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