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周六和老公一起去拍了四维。
我们第一次看到宝宝的五官，以及翻滚、打哈欠、吃手吃脚的样子，老公第一次听到急剧跳动的胎心（公立医院不许家属进），他开心得不得了。
拍完四维，商家送了我们一个粉色的相框（暗示女孩儿）。
那一瞬间，我有一丝失落和怅然。
回去的路上，老公敏感地捕捉到我的情绪。他把车停到安全的地方，很认真地告诉我：“媳妇儿，男孩儿女孩儿不重要，重要的是这是咱俩的孩子，我们要好好待她。你绝对不能因为女孩儿就不开心，这样子会把情绪传导给她，对她很不好，也很不公平”
我陷入反思：为什么我希望要个男孩儿？
3、4岁时，我就知道大家更欢迎男孩儿。
我生于1985年，是计划生育最严苛的时候。如果超生，夫妻双方要被单位开除。我爸在事业单位，我妈在银行，自然不敢冒这个险。
小时候因为父母工作忙，吃了一阵子奶就被送到乡下了。
村里的七大姑八大姨一边给我嚼馒头，一边笑嘻嘻地逗我：“你爸妈把你送这儿，因为他们要再给你生个弟弟”
是的，他们每次说的都是弟弟。
无一例外。
更有甚者，会告诉我：“等小弟弟生出来，你爸妈就不要你了”然后看着我吃惊、撇嘴、嚎啕大哭，所有人便哄堂大笑。
3、4岁的我便懵懂地知道：父母不喜欢我，更喜欢弟弟。因为我是女孩儿。
长到5岁，父母把我接回城里，开始上学前班。
我爸忙于事业，除了每天早上给我做早饭，其他事情并不管我，也很少和我说话。我妈每天除了上班就是打麻将。
孤独的我慢慢有了极好的小伙伴，叫颖颖。
有一天夏日炎热的中午，父母都在午睡。颖颖小声拍我卧室的玻璃，叫我出去，神情有点不对。
我们到家属区后面的小广场的大树下站定，她一边吸着鼻子哭一边告诉我，她父母要再给她生个弟弟。
我如晴天霹雳，心里疼得不得了。
长辈和亲戚们都说，有了弟弟，父母就不会要我们了。或许也要，但我们已经不重要了。
那个下午，两个小女孩儿内心是如此绝望苍凉。我们一同在树底下哭了一个中午，感觉自己很快就要被遗弃。
那是我第一次深切地为自己的女性性别感到愤怒、无助和自卑。
如果我们是男孩儿，父母就不会要弟弟了。
有一次家族聚会，婶婶当着我的面问妈妈：“现在孩子上学了，你都不用咋操心了，赶紧再生一个”
那会儿许多人去外地亲戚家住着偷生，想生还是有办法的。
我的心一下子揪起来，极度紧张地瞪大眼睛看着我妈，显然她们都没有注意。
我妈笑笑：”哎，太累了，还要养，不想生了”
我一下子松了口气，有了安全感：我爸妈不打算再给我要个弟弟了，好开心。但也怅然若失——我妈是因为累，所以不生了。
她不是因为爱我，也不是因为有我就足够了而不生。如果她没那么贪玩没那么爱打麻将，是不是还是会生呢？
我不知道。
反正无论如何，我暂时安全了。
我内心涌起一阵窃喜。然后又觉得自己对不住颖颖，那时颖颖妈妈已经躲到亲戚家偷生去了。
上小学后，我妈给我买了《小学生作文大全》。其中有一篇文章触动我心。
那是一个农村女孩儿写的。
农村重男轻女，为了要男孩儿，妈妈一连生了3个女孩儿，没法儿再生了。她是最小的那个。
爸爸一直不甘心，每天骂姐妹三人是“赔钱货”，每天跟她们嚷嚷多么羡慕隔壁家有男孩儿。
她自尊心很强，拼命学习，每次考试都是第一。
爸爸对她稍有改观，但依然说：“学习好有什么用，家里的重体力活儿还不是我一个人扛！”
她于是疯狂锻炼身体。
大冬天农村贮存大白菜，她一个女孩子担的大白菜和一个同龄小伙子不相上下。周围邻里都啧啧称赞：“老李啊！你家闺女可是能当男娃儿用，真是没白养！”
在这种艳羡下，爸爸嘴上没说，对她的态度终于有所改观。只是偶尔叹息一句：“你这丫头哪儿哪儿都好，可惜啊，就是个女孩儿！”
看完以后，我内心燃起一丝希望：我虽然是女孩子，但我可以比男孩子优秀。
我开始厌恶裙子，甚至坚决不穿红色的衣服，只穿绿色的上衣和裤子。
是的，我不愿做一个女孩儿。
我拼命学习，每次都考第一。
我爸脸上有光，偶尔和我说话。我感觉他似乎开始喜欢我了，有点开心。
十来岁那年，奶奶要求头胎是女孩儿的三婶再生一个。
三婶不愿意，因为一旦生，稳定工作就要丢掉。此外，还要在家里躲整整40周，太磨人了。而且生的时候要去外地，生完坐月子才能回来。
奶奶就去做叔叔的思想工作。
叔叔很孝顺，三婶只好怀孕。
生下来是个男孩儿，奶奶很开心。
但孕产期受苦的三婶对此事追究难以介怀，所以她们的关系一直不怎么好。但又不能直接对奶奶发泄，于是三婶和叔叔的婚姻一直不顺。
有一次，婶婶压抑已久的怒气终于爆发出来，她当面质问奶奶：“为什么非要男孩儿？！和琪琪（头胎是女孩儿，乳名叫琪琪）有什么区别吗！”
大字不识一枚的奶奶没有丝毫犹豫，大声回：“站那儿比她高！睡那儿比她长！”
100%的骄傲和自豪。
我看着满面喜悦的奶奶，心里颇不是滋味。
后来，头胎是女儿的四婶也生了儿子，奶奶乐得合不拢嘴。四叔四婶都在农村，生二胎是合法的，所以怀孕和生产没遭很多罪。
据说婶婶怀孕前，叔叔专门花钱请“大神”开了专门生男孩儿的药。“村里很多人都吃，吃完就能生带把儿的，很灵”叔叔很笃定地大声说。
考初中前，一向很疼爱我的姥姥摸着我的头，语重心长地说：“孩儿啊，好好考啊，给你妈争口气”
懵懂的我抬起头，很是不解：
好好的，为什么要争口气？
为什么要给我妈争口气？
我妈不是过得好好的吗？
姥姥不说话。
那次小升初，我考了全县第二名。
但是姥姥的话一直萦绕在我心里。敏感的我常常独自在心里琢磨她是什么意思。
后来，我慢慢领悟到：是不是两个婶婶都生了男孩儿，而我是女孩儿呢？
应该是这样的。
我对奶奶的感情开始变得有点复杂。
要知道，从生下来不久到上学前班前，她养了我4年，我们的感情特别深厚。但是在姥姥那番话以后，我和奶奶之间开始有了一些微妙的隔阂。
初一那年暑假，我回农村奶奶家过，每天和她一起去地里帮她拔草。
第一天拔完草，我高高兴兴去找铁梅姐姐玩。
铁梅姐姐很开朗漂亮，有着与农村其他女孩子不一样的相貌——脸部和额头饱满，皮肤很白，头发很黑亮，扎一个粗粗的长马尾，浑身上下洋溢着喜气洋洋与生机勃勃。有一种不同于所有人的生命力。
她是我最喜欢的姐姐。
她也很喜欢我，5岁前住在奶奶家那段时间，她每天都要来看我，每次来都给我带好吃的。
铁梅家一个人都没有，家里乱七八糟，门大敞着，像被打劫了。热心的邻居告诉我：“铁梅偷着怀孩子，被计生办拉去强制引产了”
那时，农村的育龄妇女偷偷怀孕，被发现后强制引产的事屡见不鲜，大家都已司空见惯。
铁梅有两个闺女，公婆要求她再拼一个男孩儿。
我坐在门槛上等她回来。
一直到快天黑，铁梅一家才回来，是被一辆手扶拖拉机拉回来的。她站在拖拉机上，脸色苍白，面无表情，眼珠不转，身体很僵硬，乌黑的头发掉下来几缕，随风飘舞。与之前活泼灵动的她判若两人。
看到她这样子，我很难过。那时学刘胡兰，我的第一个念头是：刘胡兰英勇就义时，是不是就是这个样子？
看到我，她走来摸摸我的头，挤出一丝比哭还难看的笑容，略带愧疚地说，没法给我做好吃的了。然后让她老公送我回家。
说不清什么原因，我倔强地死活不让那个男人送。转过身去，自己一个人抹着眼泪，深一脚浅一脚地走回去了。
等那个男人的身影消失不见，我开始放声大哭。那天的月亮特别圆也特别亮，我心中充满仇恨，但又不知自己到底在恨谁。
硕士毕业后，我来到北京。
表姑和表姑父也在北京，做工程。非常富庶，在北京有别墅、开新款宝马，家里有佣人。他们有2个女儿，都在昂贵的私立学校就读。
姑姑和姑父对两个女儿很是疼爱。钢琴、击剑、奥数、小提琴……任何东西，只要两个妹妹感兴趣，不管花多少钱都送去学。
我很羡慕她们，觉得她们是真正意义上的小公主。
表姑能力很强，做生意一开始是她带着姑父做，后来因为要照顾孩子，所以退居幕后，公司的事基本上都交给姑父。
我觉得很欣慰：终究是物质基础决定精神层次。表姑一家物质富裕，两人能力强，在北京眼界又开放，终于从蒙昧中解脱出来。
后来很久没见到表姑，听我妈说，她去美国生儿子去了。又过一段时间，听说表姑怀孕不太顺利，又回来了。
“生个儿子婚姻肯定更稳定些”妈妈说。
经过此番自省，我发觉，自小的舆论氛围、家庭环境、周边邻里、身边的人，无一不在传达一个观念：男孩儿比女孩儿好，男孩儿比女孩儿有用、有出息、有力量。
这种力量不单单指生理上的力量，更指的是强大和光明的未来，以及为整个家族带来的极为积极的心理预期。
从小到大，我无数次希望自己是个男孩儿，并为自己不是男孩儿感到内疚，感到对不起很多人——爸爸、奶奶，可能还有其他人，我说不清楚。
我努力读书、考大学、修双学位、考公费研究生，一方面是自我要求，另一方面是为了取悦我爸。
我突然开始心疼那个从小学就开始看我爸脸色、通过计算他与我说几句话来判断他是否喜欢自己的那个小女孩儿。
但我从未想过：性别歧视，错的是他们，而不是我。就好比性骚扰发生了，错的是施害者，而非受害者。
就好比《小学生作文大全》里的那个女孩子，错的是她爸爸，而不是她。
我们任由错误的观念把自己捆绑，却不知反抗；甚至在别人无暇顾及自己时，自己偷偷把绳子绑得更紧些。
《厕所英雄》中说：你们这些女人是自己的敌人。
我理智上知道这种观念不正确，但长期受它的熏陶，根深蒂固。在无意识的情况下，根植于我内心深处，像空气一样无处不在，导致我根本没有足够的反省和改进。
这种观念毒瘤像遗传病一样，从奶奶的祖辈传染给她，再经由她传染给爸爸、叔叔，再传染给我。
如果我无法反思和控制自己，那必然会传染给我的女儿——她将自小在一个不认可女性性别的环境中长大，觉得自己被嫌弃、不配被爱、缺乏自信、没有足够的安全感，时时刻刻处于否定自我、憎恶自己的女性身份、和自己较劲的过程中。
这一定不是她想要的，更不是我想要的。
我向老公和女儿认真道歉：对不起，我犯了一个极端严重的错误，我改。
周一开会，女同事看我娃四维照片，问是男是女，我说女孩儿。
身边的男同事说，他和媳妇儿不打算拍四维，“男女都一样，反正我们只生一个，生下来就好好养呗”
嗯，世界真美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