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告别旧时光（素材/刘武松）
说起放牛，无数酸甜苦辣顿时涌上心头。
我的放牛生涯开始得很早，那是1965年冬天的事，我刚5岁。二哥到镇里上高小，放学很迟，早上去得又早，原来属于他的放牛任务只好让我来承担。刚开始拿起牛绳，心里还挺高兴的，责任心也很强，因为冬天放牛不到野外去。可当第二年早春来临后，放牛就成了一件很烦心的事。
那时大地回春，万物苏醒，野草渐渐发出了嫩绿的尖芽，牛是再也关不住了。于是，天刚亮我就被父亲叫醒，迷迷糊糊去放牛。经过严冬关禁的耕牛，精神特别好，吃草吃得嘎嘎响。可那时野草尚未长高，牛须走好几条田埂，才能填饱肚皮。
七年的放牛生涯虽然使我尝尽了苦头，耗去了我许多宝贵的童年时光，但我也从这艰辛的劳作中得到了锻炼，为今后搏击人生练就了翅膀。
小学和初中的生活，在懵懵懂懂中一晃而过，转眼，我读了高中。
那时，国家还处于一个特殊的时期，那时全身心投入学习的同学凤毛麟角，结局可以想象，我在高中毕业时，带着对未来的茫然，再次回到了农村。
在农村生活过的人都知道，做农民是天下最辛苦的职业，那时我虽然是一名高中生，但实际年龄才十六岁，再加上当时自己的身体又瘦弱，因此，很多农活我是无法胜任的。
因此，在干活的过程中，我常常受到生产队领导的批评，现在想起来还感觉脸上火辣辣的，让我无地自容。
最初，乡邻对我的印象还不错，他们觉得我有文化，是村里的知识分子，对天长日久，他们发现我干啥啥不行，而且还喜欢发脾气，如此一来，我的“光辉形象”自然越来越黯淡无光，在大家的心目中被判了“死刑”。
我当民办老师已是1978年９月的事了。那年夏天，有位下放的老师招工走了，余下的空缺便由我顶了上去。学校安排我教五年级毕业班（那时小学是五年制）的语文兼做班主任，另还负担几门副课。
和我搭档的先是我的同学陈其新，后是校友吴年中，都合得来。我接手的这个班级，居全校中下游水平。班里重读者多，顽皮者多，成绩差的也多。
村里民办老师一般是村支书或村里头头的亲戚先安排，然后就是照顾下放女知青，最后才安排其他回乡知识青年。我属于最后者，当然我也还是有点小关系的，我大嫂在村里当妇女主任，否则我一辈子也当不上民办老师。
由农民跃为老师，着实让我兴奋了好几天。虽然只是个民办老师，在某些人眼里不屑一顾的职业，可对一个农民的后代来说，能够离开土地，暂别农门，的确是件值得庆幸的事。
其实，那时当个民办老师也非易事。民办老师的决定权在村头头手里，主要是在村支书手里，他说让谁干就让谁干，没有文化也可干。他说不让谁干，文化再高也没得干。
在教学的过程中，我虽然没有丰富的工作经验，但也是量力而行，对班级的四五十名孩子，管理上也是因材施教，力求做到问心无愧。
那时学校有食堂，但伙食很差，蔬菜还可保障，因为那是学生在学校地里种的。荤菜就难了，一个星期能看到几片肥肉就要谢天谢地了。最让人难以忍受的还是饭菜的难吃和食堂卫生的脏乱。
那时食堂做饭的也都是村领导家里的七大姑八大姨，还有位年近花甲的老爷爷，他们都是有后台的，因而根本不把老师看在眼里，做饭不认真，炒菜不专心，卫生懒得整，得过且过，可这样一来却苦了我们这些老师们，不但吃不好，还不敢多言。
吃得不好，住得也差，虽然每人一间，但都是土房，下雨就漏。好在当时大家都年轻，也没觉得什么。
我的教书生涯前后不到2年，就宣布结束了，因为，我抓住了人生的另外一个机会——报名参军。
这在人的一生中是短暂的，可这短暂的人生经历却给我带来了许多美好而难忘的回忆，也给我人生的道路增添了不少色彩，因为我毕竟在人类灵魂工程师的队伍里战斗过，我也常常为此感到骄傲和自豪，尤其和我的学生在一起的时候，这种感情总会溢于言表。
1979年的冬天，在中越炮火还在纷飞的时候，我终于圆梦来到了祖国的南疆，当了一名威武的坦克兵。
从此以后，我便把自己的一切献给了部队，不断用自己的青春和汗水铸造着人生的辉煌，自己也从一名小兵成长为一名上校军官，这一切都要感谢小平同志。没有小平同志，就没有我的今天。
当时新兵体检是在华容县中医院进行的。我们大队参加体检的共有五人，除我以外，其余四人看上去都很壮实，唯我精瘦，村里人自然没看好我，有的甚至当面吹冷风，说我只是陪客而已。可我却不这样认为，心中始终充满着自信，因为我坚信我的身体是健康的。
一经检查果真如此，那几个兄弟体检时老是亮红灯，有2个还没过关，而我从头到尾基本没卡过壳，只是在外科祼检时，有个年轻男医生看到我右小腿有静脉曲张的现象，不敢做主，请示一位年纪大的女医生。
女医生看了一眼，挥手说：“没事，没事。现在农村孩子家里条件不好，冬天没棉裤穿，冻的”。现在想起来，我真要好好感谢这位好心的老医生，如果她说不行，我也就完了，世上还是好人多啊。
验完普通兵，公社又要我验特种兵，那时有个规定，特种兵未验上者，普通兵也去不成，事情很是玄乎。不过上帝保佑，我又一次顺利过关。更为可喜的是，我大姐的孩子也和我一样验上了特种兵。
我去当兵有些亲人是不同意的，怕我去了回不来，另外家里劳动力少，再则母亲正好生病住院。当我跑到医院征求母亲的意见时，谁知平时谨小慎微的母亲竟同意了。她说，男孩子到外面闯一闯好，既可为国家出力，也可找条出路。母亲的话更坚定了我从军的决心，使我最终成了人民解放军的一员。
12月1日，离新兵集结还有几天，我换上了肥大的军服，到处告别。先是串亲戚，最后到任课学校看望班里的同学，学生年纪虽小，可恋师之情还是通过一双双含泪的眼睛表露出来。
望着这些可爱的孩子，我真有些不忍离去，可我还是走了，远远地走了。到部队不久，我还托其他老师给这个班的同学赠过糖果，听说同学们都激动得哭了。
开拔的那天，我是从家里骑单车到公社武装部报到的，公社的领导例行接见了我们，照了相，艾明湘（我的一个战友、也是我高中同班同学）的大哥艾湘涛还给我们兄弟３人照了合影。
那次公社验上的特种兵共有12人，其中还有朱芳清、艾明湘、季树林、张爱宇、胡兆辉、王永昌、朱为民、刘行忠、陈道平、张善华、竺传华等战友。
到县城后，抽空到县印刷厂的大姐家告别，此时外甥也准备停当，大姐送了一本相册给我作纪念。这天下午，父亲、大哥、二哥、大嫂、二嫂及侄女小平都来到了县城，为我和外甥送行。
晚饭前，我们在华容粮仓的操场上搞完了交兵仪式。全县新兵160多人，编为一个连４个排，连长姓温，人很黑，胖乎乎，口令叫得山响，颇有军人气质。晚饭由县招待，生活不错，当晚我们就住在粮仓里。
正式起运是次日的凌晨５点，天未亮，一阵哨音将我们吹醒。然后是与亲人告别，在县城的亲人都来了，大家相视而立，默默无语，一股离愁油然而生。父亲叮嘱我要好好干，说着说着几滴老泪从老人多皱的眼角滚落出来。我的心不禁为之一颤，眼眶也湿了。
次日凌晨，大概五点左右的样子，一阵急促的哨音把我们从梦中惊醒。接下来短短的时间里，大家和自己的亲人陆续告别，父亲从几十里外的农村，风尘仆仆地骑着单车前来为我送行，他握着我的手，叮咛再叮咛，让我定在部队一要好好干，争取在部队里混出点名堂来。
儿行千里父担忧，父亲说着说着，禁不住泪湿眼眶，看着疲惫沧桑的父亲，我的心一阵酸涩，我知道他为这个家庭吃了太多的苦，我用衣袖替父亲擦去了泪水，自己不争气的眼泪也悄然滴落下来。
登车的哨音响了，我从亲人期盼的目光中，终于走回到了属于我的世界。
5点30分，汽车准时出发，从我们居住的粮库那里，一辆辆汽车陆续开出，前来送行的人们随车而动，鞭炮声、锣鼓声，女人们的哭泣声，构成了一道独特的温情风景线。
汽车如一片枯叶绝尘而去，消瘦单薄的父亲在我的回望中渐远渐小，那顶灰色的帽子扎眼地牵着我的视线。我在心里为父亲祝福，希望他能够一切安康。
车到岳阳的时候，天刚放亮，我们一行人匆匆吃完早饭后，便登上了早已等待的绿皮火车。
经过两天的颠簸，在1979年12月5日晚上六点时，我们来到了广州市花县新街车站。十二月的广州，依然有三十度的高温，这对从来没有出过远门的我而言，感到异乡世界，是如此的新奇。
下车后，发现部队并没有前来迎接，于是我们在接兵干部的引导下，步行了五六公里，来到了某坦克乘员训练团操场，那里是我们新兵训练的地方。
我们到达目的地时，那里早已聚集了来自湖南岳阳、河南三门峡、广东兴宁的新兵，密密麻麻的，有近千人的样子。
我所在的连队是专门为水陆坦克培训驾驶员的。我是一个自尊心较强的人，因此，在平时在训练中，我都是特别认真，生怕犯错被领导批评。
我所在的连队是专门为水陆坦克培训驾驶员的。人不多，条件很好，连长、排长都是湖南人，只有指导员和班长是两广人。当过兵的人都知道，新兵阶段最难受，而前３个月的转型期更是“炼狱”期。
白天８个小时的队列，有时中午还要加班，站得你手麻脚肿，汗流浃背。早晨天不亮就要起来，有时一跑就是几公里，还不时搞紧急集合，搞得你手忙脚乱，穿错鞋子的，拿错衣服的，找不到背包的比比皆是，洋相百出。
我也出过一次洋相，那天也是一早搞紧急集合，天还没亮，刚跑几步，一摸背包，坏了，全散了架。正着急时，队伍已经跑到黑暗处，于是心里一亮，顺势藏了起来，等人家跑完回来，我又趁黑溜了进去。多少年后战友再聚，很多人都说干过这事。
由于我教过书，反应能力还可以；另外我为人正直，不喜哗众取宠，战友们都愿意和我交往，他们有什么心里话都喜欢跟我说。
一段时间以后，在军营的我，也渐渐小有名气，我既是学兵营的文化教员，又是连队的歌唱指挥员，还是连队的报道骨干，那时，我在班里，是受班长批评最少的一个。
在刚入伍的日子，找老乡玩是新兵课余活动的一大乐事，我想每个军人都有过这样的体会，因为他乡遇故知，原本就是人生一大喜事。
那时的新兵，特别喜欢照相，我发现自己的大部分照片，都是在新兵连时留下来的。有时为了照张一张照片，我和战友曾跑了几十里的路程，虽然来回的路上会很累，但心里却美滋滋的。
那时的新兵，大家喜欢写信，在单调的军营生活里，因为等信和写信的期待，让我们平凡如沙的日子，充满了充实而美好的气息。
新兵训练结束后，我分到了位于广东清远大帽山的广州军区独立坦克团（俗称水陆团）三营八连任驾驶员，开始了新的军营生活。
当时，坦克三营单独驻扎在远离团部的清远大帽山脚下，营房周边除了零星几个小村庄外，可谓与世隔绝。营房附近全是两人合抱的马尾松，加上风多风大，一个人走进去总感到毛骨悚然。
真正去广州已是1980年夏天的事了，那时我们当兵都半年多了，一直没有机会去广州看看。家里人来信问得最多的就是广州是啥模样，真不好回答。
接兵干部当时说，我们这批兵是广州兵，可谁知我们营房离广州还有几十公里呢？所以遇到家里人问广州情况我只好一律模糊回答，“广州很好，广州很热闹”。至于到底有多热闹，我也没见过。
那次去广州是晚上去的，并非去玩，而是公差。当时我们部队养了很多猪，需要大量玉米，而玉米需在广州大沙头码头卸载装车，这活就由我们来承担。
那次因为干活太累，加上又是晚上，并且坐在车上，对广州的热闹没有更深的印象，但广州灯火辉煌的夜景还是一直存贮在脑中了，至今未忘。
北方兵到南方，最不习惯的就是天热。天热大腿根部容易长癣，南方人喜欢冲澡，一天要冲几次，长癣的不多。可北方人没这个习惯，加上部队当时也没这个条件，所以长癣的特别多，一个连没有几人能够幸免。
长了癣，只好到卫生队去拿药，因为人多，卫生队准备的癣药几天就没了。要买新药，又没有那么多钱，卫生队只好自力更生造土药。这种土药效果不错，就是有三个毛病，一是特臭，二是特猛，再是特痛。
开始涂癣药都是单兵作战，大家不熟，有点害羞，只好躲在军用蚊帐里作业。但土癣药太厉害了，涂到腿上，立即会烧出一层白膜来，痛得人跳起来，一不小心就会顶到床顶上。为了止痛，大家只好拿着小扇子拼命地扇，用以减轻土药带来的疼痛。
那时的部队远没有现在这样文明，老兵欺负新兵的事经常出现。我也曾经遇到过这样的情况。
我们学兵正式进行坦克驾驶训练是在1980年的3月，先学理论，后练实车。理论比较简单，实操却不容易。坦克里空间小，闷得慌，初上车者难免要吐几次，可越吐教员越让你上，致使有些战友下得车来脸无人色。我那时也未逃脱此运。
在部队，我学习的是63式水陆坦克，这种坦克比其他坦克相比来说，更不易驾驶，在学习的过程中，我曾亲自亲睹了几起翻车事故。
坦克驾驶比较危险的科目，要算夜间驾驶和山地坡度驾驶。夜间驾驶又分灯光和夜视仪驾驶两种。灯光驾驶还好办，夜视仪驾驶则令人头痛，因为这种国产夜视仪质量差，视距短，只能看30米，且模模糊糊，虚影重重，对眼的刺激也很大。
正常情况下，步兵的新兵训练一般只有三个月的时间，而我们坦克兵的新兵训练整整搞了一年，直到1980年12月中旬才结束。
当年的年底，部队进行毕业考试，我顺利拿到了三级水陆坦克驾驶证，成了一名真正的坦克兵。
我在八连当兵时，还经历过一次哨兵站岗枪走火事件，现在想起来还心有余悸。
那时我们三营没有坦克车库，30多辆坦克全停在离营区500米外的荒岭上，车身以篷布盖之，昼夜需人看守，尤以晚上最为紧张，听说以前我们这个车场有哨兵被人砍过头，不知是真是假，反正一代传一代，也许真有此事，也许是老兵吓唬新兵。
那晚到了下半夜，天下着小雨，我去接岗，同去的还有七连和九连的哨兵。我刚换岗完毕，正在整理手枪，突然不远处“砰”的一声，吓我一跳。有情况，我急忙拔出手枪，迅速上膛，端着手枪就朝枪响的地方跑去。
没跑几步，就听到另一个换岗战友大声叫“没事，没事，枪走火了”。原来，是另一个连队战友来换岗，怎么也找不到站岗的战友，后来发现这个战友躺在坦克篷布里睡觉，就推了他一把，谁知这位仁兄正迷糊呢，以为有人要抢枪，顺手就是一枪，差点要了战友的命。
没过几分钟，听到枪声的全营官兵全副武装赶了过来，虚惊一场。后来这位走火的兄弟因此还受了处分。
1981年３月，团里组织战士复习报考军区装甲兵教导队，是有提干指标的，我当即报了名。
我当时知道，自己绝对不能放弃这次千载难逢的机会，于是，我几乎利用了一切可以利用的时间，废寝忘食，拼命复习。
相比而言，我还是比较有优势的，尽管我高中时的成绩并不出色，但当年的基础还是有的，因此，经过一个月紧张的“恶补”，我的内心里渐渐有了一些自信。
那次教导队招考科目为语文、数学、物理、政治和专业五门，为了确保自己顺利过关，在三十天里，我没看过一次电视，更没睡过一次好觉。
那时，专业教材有３本，每本200多页，为把这些东西装进脑子，一个多月的时间里，我没看过一次电视，没睡过一次好觉。
每天揣着一本书，拿着一个小马扎，躲到一个小山坳里，像和尚念经一样，有时连吃饭也忘了。
大家都知道录取比例五比一，竞争残酷，不加油就会淘汰。说来也怪，不知是脑子好用还是有奔头，总之背起书来还蛮顺的，一本200多页的教材，几天就啃了下来，而且基本做到一题不漏。
考试是当年4月上旬在训练团的一排矮房里进行的。5门课整整考了2天。回到连队没几天，指导员便要我任连队文书，文书只干了一个星期，教导队的录取通知书就到了，喜得我彻夜难眠。
当年４月２8日，我和本团10名幸运者终于如愿以偿，跨进了装甲兵教导队的大门，跨进了军官的大门。
装甲兵教导队不算正规院校，它建于1975年，原是专门培训干部的。提干制度改革后，军校一时生产不出足够的军官，总政下令各教导队可代培少量军官，我正好赶上这趟车。我们是第二期战士学员，为第二中队，共招２个区队，一个是学坦克指挥专业的，一个是学坦克修理的，我属于前者。中队共53人，来自整个广州军区5个坦克团（即军区独立坦克团、41军坦克团、42军坦克团、55军坦克团和海南军区坦克团）装甲部队。
装甲兵教导队虽不是正规学校，可抓得相当紧，尤其是作风纪律、内务卫生和队列动作更为突出。相反在学习上要轻松些，至少我个人有此体会。我们开设的课程有10多门，主课是战术及三大专业(即坦克兵中的射击、驾驶、通信)。教员大多未受过正规的高等教育，实践还行，理论一般。
一年之中几乎天天迎接检查，中队的、大队的、兵部的、军区的，一个接一个，应接不暇，有时已经到了令人难以忍受的地步。
迎检正值盛夏，前后近３个月的时间，没有睡过一次午觉，没有休过一个星期天，你还不能有半点牢骚。迎检的标准也高得出奇，检查人员要戴白手套爬到门顶上去摸，不能见灰，这大概只有中国军队才做得到。
伙食之差是装甲兵教导队的又一特点。在我20多年的军旅生涯中还没有发现如此差的伙食单位。坦克兵的伙食标准是陆军中最高的，那时已达一元有余，按理是可以的。
况且我们每个班还开有菜地，多少也能补一些。可实际情况却令人十分沮丧：每桌10个人3个菜，一个荤菜，一个素菜，一个半荤半素的菜，很少看到肉的影子，油也少见，会餐更是天方夜谭的事。
教导队没有多少娱乐活动，看中国足球比赛是当时唯一的享受。当年中国足球队正在冲击第十二届世界杯，虽然最后功败垂成（被沙特卖了），但那届国足应该说是中国历史最好的国足之一，其中优秀球员至今耳熟能详。让我们永远记住他们吧：李富胜、容志行、迟尚斌、陈熙荣、古广明、林乐丰、杨玉敏、左树声、陈金刚、沈祥福、黄向东。
1982年３月20日，我们永远难忘的日子。这天我们毕业了，这天我们走进了军官的行列，我的人生之路也由此翻开了新的篇章。
装甲兵教导队毕业分配原则是哪里来回哪里去,于是我又回到了水陆团。干部股的张股长见我是驾驶员出身，便将我放到坦克一连担任技术员。
在平时，我是个只顾干活，不说闲话的人，用实际行动证明自己是个合格的军官。所以营连干部对我都很好，特别是教导员对我更是关爱有加。
人生的道路总是不平坦的。正当我准备在技术员的位置上干点事情的时候，不幸的命运又一次降临我的头上。
这年４月，总政下了一道命令：凡当年教导队毕业的学员，一律取消命令，实习半年再视情恢复干部待遇。
之前我已闻风声，但正式听到心里还是像雷击了一下，不过决定已经下达，谁也无力回天，只有默默地干，用实际行动证明自己是个合格的军官。
1982年３月上旬，水陆团一年一度的外出驻训又开始了。平时我干的是干部的活，拿的是战士钱，什么事都得自己带头，因为不是正式干部，不便于发号施令。
幸喜的是老同志们为人都很好，技术上的事他们都能自觉把关，为我减少了不少负担。正当我们全力投入训练时，天公不作美，一场特大暴雨淹没了整个清远县，我们被迫中断训练，转入抗洪救灾。
救灾中，我自始至终带领一班人冲在前面，冒着齐脖子的洪水，一趟又一趟地为群众抢运财物，一干就是一整天，中午就啃几个馒头，尽了一名军人的职责，事后受到团嘉奖一次，并于同年７月光荣出席了广东省抗洪救灾表彰大会，受到了广州军区政委王猛、广东省委书记任仲夷的接见，名字第一次出现在《南方日报》上。
1982年的年底，我回家探亲时，假日还未满，忽然接到了部队发来的电报，让我火速回去，原来部队给我了一个去首都学习的机会，这对我来说，当然是求之不得的事情。
火车经过35个小时的行驶，终于到了北京站，再坐半小时的汽车，就到了坐落在京城西南郊长辛店的“装甲兵技术学院”。
学院是所理科大学，其前身是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在那里紧张地学习了六个月。
半年的时光转瞬即过。1983年７月14日的清晨，学院特意安排一辆吉普车将我送到北京车站，七点我便踏上了南归的列车，离开了给我带来太多美好回忆的京城。
回去后不久，我就被调往团机关，被任命为团政治处组织股青年干事。由此，也让我明白，一个人要想成功，除了努力付出之外，机遇也是至关重要的。
1984年２月，我在机关填写了入党申请书，成了一名预备党员，部队有个不成文的安排，每年的年底都会进行一次干部调整。在1984年底，团里进行干部职务调整，我和其他四位1980年入伍的战友有幸被调为副连。
1984年12月30日，这是我人生最值得纪念的日子。那天我结婚了，终于结束了单身生涯，也终于饱尝了爱情的甜蜜与幸福。
1985年７月，我报名参加完军校统一考试，８月17日，我终于收到了“装甲兵指挥学院”的入学通知，妻子欣喜不已，我也很高兴，因为当时我还是个没有文凭的干部，没有文凭的干部在部队是没有多大前途的。
８月22日，妻子为我收好行装，送我上了汽车。从此，我又开始了两年紧张而难忘的大学生活。
在学院的两年里，我不知道流过多少汗，吃过多少苦，眼下，我终于迎来了毕业的这一天，同学们个个露出了满意的微笑。拿到毕业证书后，同学们则抓紧时间互相留言，每个人都买了战友留言簿，连续好几天里，都是热闹非凡。
当时间如同指间的细沙，匆匆流失。耳边的笑语还在回荡的时候，转眼间却是离别的笙箫，有些激动，也有些伤感。
1987年7月14日，我们告别了母校，带着雄心和壮志，奔向了各自的战斗岗位。经过一年多的打基础，1989年终于迎来了我事业的腾飞。
当年的８月，旅宣传科长窦建平调回湖南工作，将我从组织科调到宣传科负责工作。尽管只是负责工作，足见首长对本人的认可和信任，也是我一年工作的最好回报。
1991年底，我的顶头上司、宣传科长顾学安同志被确定转业。其实那年顾科长还不到转业年龄，一则身体有点小病，再则主要是为了给我腾个位置，所以至今我都很感谢我这位科长。
正当我满怀信心准备坐上科长宝座的时候，集团军的正式命令来了，宣传科长居然是坦克二营教导员张雅民，而我则要下到二营去当教导员。
当时我知道后，心里特别难为，邱海贤政委见我情绪不佳，便把我叫过去谈话。
因为我是他的老部下，他对我的劝导也是言简意赅。他语重心长地对我说：“这次让你当教导员，是为了你好，你长期在机关，不熟悉基层工作，不便于今后继续发展。”
一语惊醒梦中人，我终于明白了邱政委的良苦用心。如果没有他的精心安排和栽培，我这辈子也可能很难挂上上校军衔。
1992年5月28日，是个烈日高照的日子，我在旅政治部干部董振武科长的陪同下，来到了坦克二营。
经过近三个月的艰苦工作，营里情况基本得到掌握，官兵关系基本得到理顺，自己也慢慢被全营官兵接受和信任。
在坦克二营的日子，我严于律己宽以待人，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生活上处处关心下属们，战士并非草木，岂能无情，你的所作所为，他看得清清楚楚，你真心为他好，他也会真心来报答你。你付出了十分爱，定将得到百分的情。
随着任职时间的增加，我对官兵的情况越来越了解，与官兵的关系越来越融洽，成了他们的老大哥，成了他们可以相信和依赖的人。赢得了人心，事业就等于成功了一半。
尽管我是政工干部，军事训练由营长负主责，但作为营党委书记，我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要把营队真正建为先进营队，就必须在军事训练上有个质的突破，这是硬道理。
在当年9月28日一次演习中，由于表现特别出色，年底旅里研究决定给我们坦克二营记集体三等功，另外给八名在演习中有突出贡献的干部战士立个人三等功，我得了个旅嘉奖，皆大欢喜。
那时部队军事训练没有现在这样紧，部队除了要担任抗洪抢险和扑灭山火这样一些紧急任务外，还要参加一些地方重点建设。1995年初春，我就带领全营参加了广州地铁一号线的建设工作。
我是部队的老营干（即营级干部），当了2年副营职干事、5年教导员、还干了2年宣传科长，前后足足干满了9年。九年时间啊!比八年抗战还多出一年。
为何干了9年营干才升为团干，当然不是自己干得差，究其原因主要有二：
一个原因是我旅政治军官副团职数太少。当时旅政治部只配了一名副团职副主任（后来加配了2名）。
另一个原因是我只会埋头拉车、不会抬头看路，说白点就是不会拉关系、不会走关系。客观上讲会拉关系、会走关系是一门本事，并不是什么坏事，只要不害人。
当了9年营干，很多人会产生怨言，选择退缩，甚至选择退出，也就是混一混等着转业。说实话，当时我并无此想法，而且谢绝了我的好战友花都区办公室副主任刘曾祺邀我到地方发展的好机会。
当时曾祺战友劝我转业跟着他干，可不知为啥我竟没有听从这位老战友的好心安排，毅然决然坚持在部队干，并坚信自己的春天总会来到。
1997年4月，我从坦克二营教导员，任上平调旅政治部宣传科担任科长的。平心而论，当了五年教导员，干得也不错，最后却平调宣传科，对此，我也没有任何怨言，一切听从上级的安排。
当时，我心想，既然选择了要在部队发展，除了竭尽全力干好之外，别无他路可走。
那年，为庆祝香港回归，集团军组织了庆回归文艺汇演，节目由各师旅推荐。我们旅准备的节目是“迎回归做贡献，铁甲战士勇争先”，一个土得掉渣的自编快板剧，最后竟一路搏杀勇夺桂冠。
后来还代表集团军参加了广州军区大礼堂的汇报演出，并在军区一线部队巡演，广受好评，取得了巨大成功，为我旅赢得了荣誉，受到了旅首长大力表扬和奖励。
机会只留给那些有准备的人，后来，集团军政治部一纸命令下来了，任命刘武松同志为装甲旅政治部副主任。当我将这一喜讯告诉妻子时，开始她还以为我在故意安慰她，怎么也不敢相信这是真的。
2000年的年底，我刚卸任罗浮山指挥长不久，旅里就通知我到集团军参加接兵会议，出任集团军接兵团长。会上，集团军任命我为42集团军驻湖北省接兵团长。而我，也顺利地完成了上级领导交给的任务。
人生在世，时运难定。仕途进步，变化莫测。我是个老营干，当了九年营级干部，在即将失去入团（团级军官）资格的时候，终于被集团军提了个副团职的副主任。两年后副团就转正团，后来又荣升为旅主任。
按部队惯例，主任除管教育、宣传、保卫、干部外，还管家属小孩，但一般不管对外共建联络工作，这项工作一般由副政委负责。
我是2004年脱下军衣转业到广州市花都区的，区委组织部将我分在区人防办任副调研员，俗称虚职领导。没上几个月的班，我的老首长、原花都区委宣传部副部长韩双锁同志见我还有余热可发挥，便将我调至区创建办帮助工作，这一帮就是14年。
有同级别的战友转回了老家，都当上了领导，他们也曾劝我回老家，在领导岗位上再干几年。
我没听他们的，我想我离开家乡太久了，家乡的生活已不习惯，所有的人际关系都在广州，加上年纪也不小了，最主要的还是我官瘾不大，当个副调研员拿着正处工资，有活就干，没活就玩，不亦乐乎。
1988年授衔时我是中尉军官，三年后晋升为上尉，1992年晋升为少校。四年后晋升为中校，2001年再晋升为上校，最后在上校期间转业退役脱下了军衣。
我是放牛娃出身，能在部队扛上“上校军衔”曾是我的梦想。如今梦想实现了，应该说我的军旅生涯不再有遗憾！
当然，军队也给了我成长的道路，把我从一个小兵培养成为一名上校军官，我要感谢那段岁月，我要感恩军旅这个大学校，如果没有那段经历，我至今不知在何处奔波。
人生在世，一个人的成功，肯定会得到许许多多人的关心和帮助，让我常怀感恩之心，倍加珍惜那段历史，倍加珍惜我的军衣，直到永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