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8年5月中旬，两个战士抬着担架小心翼翼地往茅坪红军医院走去，旁边跟着的几个战士也是十分紧张。与之形成对比的是担架上躺着的伤员——只见他面上满是平静，只有透过他紧皱的眉头，才可以看出来伤势确实是十分严重。
到医院后，医生马上就要为他安排手术——他的脚需要开刀，把踝骨中的弹头取出来。但奈何医院条件很差，盘尼西林一类的西药压根都见不到，就连开刀的麻药也没有，医护人员一时间愁得额头上沁出了汗。只听他毫不犹豫地说道∶“开刀吧，我忍受得住。”语气十分坚定。
脚板被深深地切开了，医务主任王云霖面色沉重，用镊子在血肉中寻找中有弹头的部位。时间缓缓流逝，王云霖终于找到后却发现子弹已经完全进入踝骨里面了，怎么也夹不出来。随着伤脚的血越流越多，他一度痛地昏过去好几次。但他醒过来后，还是咬着牙对王云霖说，“王主任，再找一次吧。”就这样，尽管十分为难，王云林还是听从他的意见，一次又一次用镊子在踝骨上夹弹头，到最后生生开了五次刀。
这个意志顽强的伤员就是张子清，后来得知此事的毛泽东也十分感慨，说三国时关云长“刮骨疗毒”，现在张子清切开脚板夹弹头，堪称红军里的“关云长”啊！
革命将领的成长历程，从出生到革命
1901年2月26日，随着一声啼哭，一个新生命诞生在了湖南益阳的一个小山村里。没有人知道，这个此时只会哇哇大哭的婴儿会在以后成为红军早期的著名将领，这个婴儿就是张子清。
张子清又名张涛，别号叫做寿山。他的父亲叫张建良，曾经参加过同盟会以及湖南新军，还在辛亥革命后担任过团长和湖南江道区的司令官。在反帝运动和父亲的影响下，张子清从幼年起就有了强烈的爱国思想，还对军事十分感兴趣。十岁时，张子清进入长沙陆军知方小学读书，后来成功考入湖南讲武堂。在学校期间，他一直保持着优异的成绩，十分勤奋认真。
在1920年毕业后，他被分配到了湖南零陵镇的收拾公署，担任上尉副官。这时的他积极参加了反对湖南军阀的革命活动，经常往来于武汉，长沙，上海等地，因此也和一些革命同志有了接触。在逐渐接受了马列主义思想的影响和教育后，张子清在夏曦等人的帮助下，于1925年成为一名光荣的共产党员。
能力出色的张子清渐渐可以挑起大梁。1925年，在别的同志的帮助下，他在益阳县城成立了湘中游击司令部。但他在里面只担任一个支队的支队长，司令则由孙中山委派的刘文景担任。由于发生了一些变动，湘中游击司令部从益阳经过桃江，安化等地转移到溆浦，而张子清也因为一些原因，在此时离开了部队前往上海。但此行上海并不是他的目的地，他需要辗转奔赴广州。
他在上海停留的期间，谭延闿打着联络世交关系的旗号，两次派人去找到张子清，请他过去进行会晤。在两人的交谈中，谭延闿表示愿意送他去美国留学，镀镀金也增长自己的见识，而这些话说到底还是为了劝他不要去广州，因此这些建议都被张子清婉言拒绝了。他毅然去到广州，进入了中央政治的讲习班进行学习。在他看来，去美国留学的条件或许要比留在广州更好，但他现在学习的目的就是为了革命，而留在广州可以让他更好地为革命服务。
1926年，张子清结束了自己的学习，随即被分配到了北伐军宣传队。而此时北伐军正要进军湖南，因此张子清也随着部队开始了长途跋涉。经历了一番艰难险阻，张子清所在的部队终于到达长沙，他本人则被分配到了贺龙领导的第15师中担任政治连连长。是金子总不会埋没的，后来黄埔军校在长沙成立了第三分校，张子清被特意委派到第三分校，担任教官。
1927年，“马日事变”发生，此时的张子清已经离开了黄埔军校，到达了湘北的岳阳。此去他身上背负着一个任务——毛主席派他去和领导华容一代农民武装的何长工取得联系，几经辗转，他还是没有找到何长工。无奈之下，他只好从岳阳回到武汉。这次回来后，上级组织派他到国民政府的警卫团担任连长和三营的副营长。
深受毛泽东信任，红军里的“关云长”
其后不久，震撼全国的秋收起义就爆发了。在毛泽东的领导下，张子清随着警卫团在这场轰轰烈烈的起义中，起到了不可或缺的作用。期间，起义部队在到达三湾时进行了改编，在之前就展现出了卓越才能的张子清，无可置喙地成为了工农革命军第一团第三营的营长，甚至还担任了党的前敌委员会委员。就在这一年10月的上旬，起义部队在毛泽东的率领下，沿湘赣边界前往南方，开展游击活动。这一行是为了打击敌人嚣张的气焰，同时扩大工农革命军的影响。
起义部队于23日到达甘南遂川县大汾镇。经过了辛苦的行军，战士们还没有休息就遭到了反动地主武装的袭击。张子清身为营长，指挥着第三营，立即去攻夺被敌军占领的制高点，但同时突如其来的袭击使张子清率领的第三营与团部割断，同毛泽东率领的大部队失去了联系。但无论怎样，张子清坚决不会选择坐以待毙——他在一番考虑之下，立即做出决定，率领部队前往湘南桂东一带。在这里，他一面开展游击活动打击敌人，一面积极走动，争取与毛泽东取得联系。
大部队和张子清率领的部队被分开，毛泽东在茨坪十分关心三营的下落。他找来了团营的干部，再三叮嘱说，“大部队和三营失散已久，要多留心他们的下落并设法取得联系，争取早点把他们接回来。”但听到这话的团长陈浩反而不以为然，耸了耸肩膀说着丧气话∶“三营怕是早完了，就算没有被消灭，也会投靠敌人。张子清的父亲还当过湖南江道区的司令官，那他能可靠吗？”
毛泽东听了他的这些话，脸色凝重地说，“我看张子清是绝对不会向敌人投降的。三国的关云长也曾在兵败后和刘备失去过联系，而曹操趁着这个机会，不仅送去金银，还封官赐爵，费尽心机想收服这个智勇双全的大将。但一得到刘备消息的关云长，还不是骑上赤兔马就过五关斩六将，千里迢迢回到刘备身边？”毛泽东又继续说∶“张子清这么优秀的共产党员难道会比关云长差吗？我看他是绝对不会向敌人投降的！”
没过多久，朱德和陈毅率领着南昌的起义部队成功到达湘南。张子清接到消息后，立即前去接头，在这次接头中，他还得到了一部分弹药武器的接济。尽管游击战相对于正面火力交锋已经很省弹药了，但长时间的消耗过后，第三营的火药装备已所剩无几。就这样，在斗争十分艰苦而又和上级领导失去联系的困境中，张子清率领着部队和敌人周旋了将近两个多月，还保持原部队未被打散，保存了一个营的有生力量。这无疑是一个重要贡献！
12月下旬，张子清听说湘东茶陵地区有毛泽东活动的消息，便带着第三营日夜兼程，迅速赶去。张子清到达茶陵时，正赶上以吴尚为首的湘敌第八军和地方反动武装发动进攻。宛希先率领着一营、特务连和茶陵县当地包括游击队在内的武装力量，在城西山头上阻击敌人。轰轰烈烈的战斗从早晨持续到了中午，我方伤亡已经十分惨重，但敌人还是层层叠叠的包围了过来。
在这样的危急时刻，张子清毫不犹豫地率领三营，立即参与到了战斗中去。另一边的宛希先率领着自己的一营和张子清相互配合，共同抗击敌人。但不幸的是，由于敌我力量悬殊，我方战斗力不能支持持久作战。
考虑到大局，张子清和宛希先主张撤出战斗，向井冈山转移，将剩余力量保留下来。但另一方面，担任团长的陈浩伙同副团长徐庶，参谋长韩庄剑等人却心志不坚，企图带着部队前往湘南桂东一带。
要知道，驻扎在桂东一带的是湘敌方鼎英部下的13军，他们主张到桂东一带可不是战略性转移，而是打算向敌军投降。这几个人可以说是部队的耻辱了，面对危急情况，不想着怎么挽回损失，保留中坚力量，而是屈服于困难，对着敌人丢掉了尊严。幸好在这个关键时刻，事情出现了转机——12月27日，从宁冈来茶陵寻找部队的毛泽东在湖口追上了部队，并且了解到了这个情况。他立即将部队带回宁港，并且和前敌委员会。开会讨论，最终决定把陈浩等叛徒进行处决。
群龙不可无首，陈浩等人被处决后空缺下来的团长一职便由张子清担任，何挺颖为党代表。后来前敌委员会改组为师委后，张子清担任了师参谋长，同时兼任一团团长。
掩护大部队转移，负伤坚持战斗
时间来到1928年的3月，此时的张子清已经到达了湘南，并且跟随毛泽东支援湘南暴动。4月下旬时。朱德和陈毅率领着南昌起义剩余部队和湘南的起义军向井冈山转移，为了保证大部队的安全，张子青肩负起掩护任务，担任后卫。当时的情况是这样的。三个团的敌人正在追击我防部队，其中一个团企图占领酃县县城。以此来截击我方的主力。张子清看破了敌人的意图，带着一个团的兵力主动从侧面发动进攻，抢占先机。他不只是负责排兵布阵，还冲锋在前，亲自率领着一个营抢先占领酃县县城和县城北边的高地，对敌人进行堵击。
尽管敌我力量存在差距，但他毫不畏惧，英勇顽强，沉着冷静地应对敌人十几次的冲锋，一次又一次将他们打退。仅仅防守是不够的，他深知攻击就是最好的防守这个道理。适时的组织反劲。拖住了敌人的脚步。这场战斗持续了两三天，张子清率领的部队杀伤敌军达到数百人，打破了敌人截击我军的企图，为大部队转移赢得了时间。这场以少胜多的战斗可以称得上是一个伟大事件，张子清在其中立下了不朽的功勋。他使得朱德和陈毅率领的部队胜利达到宁冈，实现了我军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两军会师。
但相应的，这个胜利也是张子清付出了不小的代价才换来的——他在这场战斗中负了重伤，左脚骨被打断，而子弹却留在了骨头内取不出来。这个取不出来，其实是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方面是当时的医疗条件十分艰苦，达不到要求，无法把子弹取出来。如果只是取不出来子弹也就算了，然而事实是连治疗的药也没有，只能任由伤口溃烂。另一方面，张子清完全把自己的生命置之度外。在他眼里，大部队的安全转移和我方军队的胜利更为重要，他就这样身带重伤坚持着把这场战斗打完了。
张师长献盐，把救命盐留给他人
听说张子清负伤的消息后，党组织和毛泽东都十分关心他，把他手里的工作先移交给了别人，还几次让他伪装通过封锁线前往外地治疗。不成想，这一想法一直未能得到实现——计划里是让张子清扮成农民，但他本身面貌清秀，一看就不是那个样子。另外，他脚上的是枪伤，很容易被敌人看出来，又系湖南口音，因此要想混过敌人的检查，可以说是十分困难了。
再说张子清本人的意愿，他十分不愿意脱离战斗生活，虽然毛泽东和党组织几次劝告，但他踌躇之下还是没有离开部队。他曾经说道，“这些都不要紧，我会活下去的。最多变成个残废，但脚残废了又算什么？我一样能革命，一样能上战场。”
就在他住院治伤的期间，他的心里也不只有自己。他十分关心其他伤员的思想和生活，讲斗争故事来激励大家。在有人情绪低沉的时候，他就带领着大家一起唱起革命歌曲，让大家鼓起信心来对抗病痛。
当时医院药品缺乏。就连洗伤口的酒精都用完了，医护人员们只好用盐水代替酒精。用来消毒，但在当时的年代，颜也很缺，并不能够满足要求。后来就再退一步，用金银花水代替。只有一些重伤伤员。才可以用上盐水清洗伤口。
有一天团里来了同志，他专门来看望。并且把结存下来的一小包盐送给他，用来清洗伤口，张子清再三推谢，坚持不肯收下这包珍贵的盐。但团里的同志也是个倔脾气。两人推来推去，最后还是张子清妥协了，他被迫把这包盐留了下来。
尽管是把这包盐接了下来，但他并没有在洗伤口时用上，而是小心翼翼地找来油纸，把盐包好放在枕头底下，一直舍不得用。过了些时候，医院断了盐，伤员们有一个星期都没有用盐水洗伤口。一天比一天严重，恶化速度十分快，其中最为严重的就是重伤员，有的甚至疼得昏了过去。
张子清了解到这一情况后，立即托别的同志，把护士排长找了过来。他对护士排长说，我交给你一件东西，但你一定得按照我的意见去做。护士排长虽然有些疑惑，但还是答应了。随即张子清将油纸包交给了他。护士排长打开包一看，居然是盐，非常高兴。接着他就听张子清说盐不多，你们一定要把重伤员的伤口都洗一遍，如果可能的话。把所有伤员的伤口都洗一遍。
护士排长当然知道在这个时候盐的重要性，也知道其实以张子清的伤势来看，这包盐对他不可或缺。如果他愿意的话，他大可以自己留着，而不是大公无私地拿出来给所有伤员用。护士排长手里捧着这包层层油纸包裹着的盐，眼睛里溢满了泪水。他知道张子清的伤势也很重，常常疼的夜里不能入睡。但他却坚持用金银花水洗伤口。一点也不舍得用这包盐。在这个最困难的时候，他把收藏的盐分给全院的伤员，多么高尚啊！试问有几人能做到这样舍己为人呢？
当这饱含情意的盐水送到每一个病床前时，大家无不为之感动。后来，这个故事就流传在部队里，被大家亲切地叫做“张师长献盐”。
英年早逝，病重也不忘工作
在此后的一段时间内，张子清在毛泽东的直接指挥下，先后参加了1928年1月的遂川战斗、2月的宁冈新城战斗，并且出色的完成了战斗任务，这些成功都和他自身的努力脱不开关系。在我军创建期间，张子清不仅是优秀的军事指挥员，还是毛主席在军事上的得力助手，得到了主席的重视和赞赏。
他不仅有丰富的军事知识，还十分注意总结经验，具有革命斗争的智慧。在每一次打仗前，他都会对问题深思熟虑，认真排兵布阵，打完仗后也会认真总结经验教训，因此他进步飞快。在他的带领下，他手下的部队战斗力得到了很大提升，纪律严明，而且和他一样拥有坚定的革命意志。他们清楚地明白，“我们的军队是为了维护人民的利益，并且为人民利益而战斗的部队。”
当时有些军官受到了军阀部队的影响，经常打骂士兵，而张子清不仅不打骂士兵，还像对待亲人一样对待士兵。他爽直诚恳，关心同志，通过耐心地说服教育来解决问题。因此，十分和善的他反而在部队中拥有很高的威信，下级的干部和士兵都愿意接近他，跟他说话。
1928年12月，湘赣地区的敌人对井冈山大举发动围攻，身负重伤的张子清行动不便，被大家护送到深山区，隐藏在石头缝里。但不巧的是，外面一连几天都下着大雪。一开始的交通不便到彻底断绝，都给他造成了巨大的困难——因为断绝的交通，给养供应不上，一开始他还能靠着一点干豆、竹笋，维持体力，渴了就喝雪团化成的水。后来干豆和竹笋都吃完了，他生生饿了四天，到最后气息奄奄。幸好这个时候敌人撤退，我方军队的同志们才能把他接回来。但从此之后，他的身体变得极度虚弱，伤势也越来越重。
尽管如此，他仍然积极工作。有一段时间，边区特委的书记邓乾元需要去中央报告工作，但他在边区的工作也不能没有人管，因此张子清便代理他的职务。另外，当时负责留守井冈山的是红五军，张子清还负责其领导工作，同时与我军部队中存在着的错误观点和主义进行坚决的斗争。
1930年春天，张子清从井冈山转移到永新县洞里村的蕉林寺，当时他的身体已经极度虚弱，生命难以为继。5月，张子清与世长辞，而这一年，他仅仅29岁。张子清逝世后，群众把他的遗体送到了永新县城里，县委的领导干部和三百多个群众全部到场，为他开了一个隆重的追悼会。在47年后的1977年，永新县委发动了所有群众，在县东门外的东华山上找到了张子清的墓地——他们要在这里为张子清烈士修建一座纪念碑，以供革命群众永远悼念。
后来有人回忆道，张子谦曾经说过他不愿意冒险，“与其死在敌人手里，还不如在山上养伤”。其实即使这样说，他也没能好好养伤，而是把仅剩的一包盐偷偷藏起来，留给别的受伤同志消毒用。
在井冈山斗争的艰苦岁月里，他始终表现出了革命的乐观主义，总是坚定地对革命充满信心。当站在门口、躺在病床上时，他望着即将黑沉沉的天，常常说道∶“天很快就要亮的，黑云就要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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