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6月，我党早期重要领导人瞿秋白同志，在突围过程中被捕，由于叛徒出卖导致身份暴露，后被反动派残忍杀害，牺牲时年仅36岁。
1955年，应瞿秋白妻子扬之华同志的要求，党组织决定重新调查出卖瞿秋白同志的叛徒。经过多方调查，锁定嫌疑最大的周月林是出卖瞿秋白的叛徒，尽管周月林一直都不承认自己是叛徒，但最终还是因此被判刑入狱。
二十多年后，一个重要的证据被找到，终于查出了出卖瞿秋白同志的真凶，而周月林此时已含冤二十余年。
这份重要的证据是什么？当年瞿秋白究竟是如何暴露的？为什么整个事件扑朔迷离，几十年后，竟然因为一个偶然事件才得以查清。
事情还要从红军长征开始说起。
1934年，蒋介石对中央苏区发动了规模空前的第五次围剿行动。而红军高层已经被王明、李德等人控制。
王明奉行左倾冒险主义错误路线，主张红军主力部队与国民党精锐进行正面决战，抱着侥幸取胜的心理制定战略计划。
李德号称是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专家，此人虽然是伏龙芝军事学院毕业的高材生，但却没有实战经验。
更要命的是王明和李德均是极端教条主义者，任何事情都要依照马克思主义专著和军事理论教材严格执行。他们对于基层的任何行动都要具体指挥，甚至前线部队的位置安排，枪炮布置都要给出具体意见，如果一线按照命令执行就会遭到严厉处分。
这种多重错误导致红军在战场上完全处于被动状态，损失惨重。最终，中央被迫决定进行战略转移开始长征。
中央机关和红军主力开始长征，同时还保留了一部分同志留在中央苏区继续坚持游击斗争。其中，年迈的何叔衡、体弱多病的瞿秋白不适合长途跋涉，因此选择留下。
尽管留下的同志已经预料到国民党占领中央苏区之后，革命环境会非常恶劣，他们已经为进山打游击做好了准备。但实际情况比他们想象的还要恶劣，蒋介石命令火烧瑞金，并且对中央苏区展开疯狂的报复行为。
同时对苏区进行地毯式的搜索，叫嚣挖地三尺也绝不让一个共产党漏网。躲在山里的党组织也受到巨大损失，活动范围也越来越小。
随着形势的不断恶化，党组织毅然决定各部分散突围。
瞿秋白当时担任中央分局宣传部长一职，随中央分局在江西崇山峻岭之间坚持游击斗争。但是瞿秋白一直体弱多病，又患上了顽疾肺结核，在当时恶劣的条件之下根本得不到有效的治疗和休养。因此，他的病情越来越重，身体状况也越来越差。
鉴于瞿秋白的身体状况和不断恶化的客观环境，中央分局决定让他转移到敌人包围圈以外的地区进行治疗。随后，瞿秋白与何叔衡、周月林、张亮、邓子恢等人一起转移突围。他们的目的地是上海或者香港地区，那里有较好的医疗条件。
邓子恢是何叔衡的警卫员，由于何叔衡年迈，因此他一直负责贴身保护何叔衡。瞿秋白由于身体虚弱，一直由警务员搀扶或者躺在担架上行动。和他一起的还有项英的妻子张亮以及梁柏台的妻子周月林。
鉴于当时的形势，中央分局命令警卫部队护送他们向南突围，由江西进入福建境内。但这一路上都是敌人的势力范围，风险极大。
尽管这支小分队昼伏夜出，并且尽量避开大路，但依旧被当地的民团发现，一路上他们多次遇到敌人的围堵，并发生激烈交火，他们自身也遭受不小的伤亡。
后来他们于一天夜间到达福建水口乡一个村子的时候，无意间遭遇了当地的民团，随即双方发生交火。小分队边打边撤，最后撤到了村后的山上。
民团随即将这一情况报告了当地的保安团，随后大批反动部队开始搜山。小分队虽然撤到了山上，但是他们对地形并不熟悉，也没有找到突围的路径，被迫与敌人交火，但寡不敌众，最后被打散。
邓子恢带着几名战士搀扶着何叔衡向山上撤退，在经过一处悬崖的时候，何叔衡走不动了。他让邓子恢带着剩下的几个年轻人快撤，不要管他了。邓子恢坚决不从，一定要背着何叔衡撤，在争执不下的时候，何叔衡趁他们不注意，纵身跳下了悬崖。
跳下悬崖的何叔衡并没死，次日清晨，敌人搜山的时候发现了他。当时他们认为何叔衡已经摔死了，但在查看他的“尸体”时，何叔衡突然睁开眼睛与敌人搏斗，敌人随即朝他开枪射击。何叔衡壮烈牺牲！
瞿秋白和张亮、周月林在一起，与何叔衡失散之后，他们的处境更加困难。瞿秋白体弱多病，再加上患有肺结核，根本无法进行剧烈活动，崎岖的山路上也很难用担架。当时的张亮已经怀有身孕，也无法快速行动。
所以，他们只能躲在山脚一处密林之中，但很快就被敌人发现，最终被捕。
当天逃上山去的小分队，除了邓子恢一人逃出生天之外，其余人员不是牺牲就是被敌人抓获。
瞿秋白等人都是地下工作经验丰富的老同志，也提前预料到有被捕的可能。因此，他们早就设计好了伪装身份和事由，以便迷惑敌人伺机出逃。
这些人是在围堵红军的过程中被被捕的，身上还携带枪支甚至穿的都是红军服装，如果否认和红军有关系，无疑是此地无银三百两，敌人根本不会相信。
所以，他们都不否认自己是那支红军小队的人。当时的国民党军队已经占领了瑞金，形式上对外宣城已经消灭了红军，剩下的任务只不过是追剿红军残部。同时他们也在做宣传政治工作，呼吁那些“误入歧途”的红军，尽快“迷途知返”。
因此，敌人的目标是红军的高层领导人，对于那些基层人员，只要说明自己是被强迫的，并声明自愿脱离红军，往往不会被追究太大责任，很快就能被释放。
瞿秋白是我党核心领导人，因此不能使用真名，他化名叫林琪祥，身份是红军总部的医生和教员。他告诉敌人，自己原本在江苏老家行医的，后来被红军俘虏然后又被送到江西瑞金。
红军主力“溃逃”之前，他趁乱偷了一笔专款藏了起来，前段时间跟着红军游击队在山里走散了，所以他把钱取了出来，和几个人一起想逃出去。
结果半路上遇到了几个外逃的红军，索性一起结伴而行。
周月林则声称自己是被红军强行招募的护士，每天就是在医院里照顾伤员，并不是共产党员。张亮说自己是一个商人的妻子，中途遇到战乱和丈夫走散了，半路又被红军绑票带着一起上路了。
敌人当然不会轻易地相信他们的话。敌人的判断不是没有道理的，根据经验，叛逃的红军遇到国民党军队或保安团的时候，很少进行激烈的反抗，很多都是直接投降，毕竟保命要紧。但是这支小分队与民团遭遇的时候，一上来就开火，战斗力也不弱，他们虽然被迫向山上转移，但目的很明显就是要突围。
并且，这个林琪祥身份很可疑，他说自己偷了红军一笔钱，可一个医生怎么能接触到红军专款呢？并且他身上带的钱是港币和黄金，这应该是红军高层逃往香港时的备用金。
不过，他们也不能完全确定，因为毕竟红军这次遭受了灭顶之灾，瑞金的场面肯定极度混乱，浑水摸鱼的事情也少不了。
后来，瞿秋白一行人被押送到上杭县继续审讯，被捕的几人一直坚持自己的身份，所以他们并没有暴露。
敌人虽然非常想抓住红军高层邀功请赏，但又必须有充分的证据才行，不然会因冒领军功而治罪。经过一段时间审讯丝毫没有进展，敌人失去了耐心，便想尽快将人释放，毕竟这个林琪祥还患有肺结核，关久了有扩散传染的危险。
实际上当时国民党军队、保安团、民团等武装组织乱抓、错抓的情况时有发生，当时上杭县关押的共党嫌疑分子也不在少数。
所以，当时监狱就按照程序，让他们找人保释，只要有人保释就可以释放。当时保安团的一个营长见周月林面容姣好、且年轻温柔，于是就主动为她保释，以雇佣保姆为由将其接到家中。
另外，当地一家糖果店的老板也为张亮保释，因为他的妻子不能生孩子，所以他想领养张亮腹中之子。
就剩一个瞿秋白无人保释，他在本地没有熟人，再说一个病秧子，保出去还得给他治病，所以无人问津。
瞿秋白便写信给自己的妻子以及鲁迅等几位朋友，请他们帮忙保释。这封信辗转一个多月才寄送到上海。扬之华和鲁迅等人收到“林琪祥”的来信时还比较纳闷，自己并不认识这个人。但仔细一看才发现，信中的笔迹、文笔，以及暗中隐喻都说明此人便是瞿秋白。
扬之华等人立即准备保释。为了不暴露瞿秋白的身份，他们不能从上海赶往福建直接保释，还需要花钱托人在当地找一个有实力的店铺老板帮忙保释，这个过程还需要一段时间。
就在营救行动紧锣密鼓的进行之时，国民党报纸上突然刊登出了瞿秋白在上杭县落网被捕的消息，瞿秋白的身份还是暴露了。营救行动也已经失去了意义。
瞿秋白暴露之后，立即被转移到了警戒程度更高的监狱，国民党反动派对其进行了严刑拷打，威逼利诱其供出共产党的绝密情报，并且要挟他妥当叛变。但瞿秋白坚贞不屈，无论敌人使用什么残忍手段，他一律严辞拒绝。
确认瞿秋白已经没有招供投降之可能，蒋介石在6月份下达了处决瞿秋白的命令。1935年6月18日，瞿秋白在福建壮烈牺牲，年仅36岁。
由于周月林、张亮是和瞿秋白一起被捕的，她们之前虽然已被保释，但瞿秋白的身份暴露。也就意味着她们也和中共高层关系非同一般，并且有包庇之罪。因此，她们被再次逮捕，并判了重刑，后来被转移到其他监狱服刑。
西安事变之后，第二次国共合作开始，经过谈判，国民党同意释放之前关押的一批政治犯。周月林丈夫的故交趁此机会将周月林和张亮保释了出来，她们才得以重见天日。
这个时候距离瞿秋白牺牲已经过去了十二年，但当时谁也不知道瞿秋白究竟是如何暴露的，又是谁出卖了他？
但后来有人怀疑出卖瞿秋白的正是与他同时被捕的周月林，不过这个说法并没有确凿的证据。由于革命斗争形势复杂，很长一段时间内瞿秋白的暴露始终是个迷。而这个迷始终在一个人的心中萦绕，久久不能散去，这个人就是瞿秋白的妻子扬之华。
1955年，党中央将瞿秋白烈士的遗憾移葬至八宝山革命公墓，并为他举行了隆重的悼念仪式。扬之华在这个时候向党中央申请重查瞿秋白暴露一案的真相。
党中央经过慎重考虑，认为如果这件事情不查清楚，对烈士，对后人都是极不负责的，因此同意了扬之华的请求，开启重查瞿秋白身份暴露一案。
而此案重启之后，第一嫌疑人自然就是周月林。而此时的周月林却隐姓埋名过着平静的生活。
原来，当年周月英和张亮被保释之后，处境非常艰难，她们只能暂时去往上海亲友家暂住了一段时间。然后二人又结伴去往南昌找项英，如果她们能够顺利找到项英，那就能顺利回归组织。
但她们在途中意外失散，周月林便独自一人去武汉，但是她却没有成功和组织上取得联系。这次失败让周月林心中大受打击，想到自己父母双亡，丈夫也已经牺牲，现在好友张亮下落不明，自己又身无分文，一时间垂头丧气，意志消沉。
后来，他嫁给了一个普通工人，并且将自己的名字改为周月英，就此也不再打算重回组织，就这么平平淡淡过一辈子。
建国之后，她也曾想找到之前的战友、同事，回到组织上工作。但她又考虑到自己之前意志消沉，很多行为都不积极，怕有人说闲话，后来也就放弃了这个想法。而正是改名换姓和一些消极的行动，导致了后来她的嫌疑加重。
1955年，瞿秋白暴露身份一案重启，调查部门对此案的当事人进行了审查。当年在水口乡只有邓子恢逃了出来，据他回忆，他带人护送何叔衡，与瞿秋白那一组在中途失散了。
和瞿秋白在一起的是周月林和张亮，而现在活着的只有周月林一人。
根据案情来看，周月林和张亮被保释之后不久，瞿秋白的身份就暴露了，因此二人是有嫌疑的。但张亮是项英的妻子，身份特殊，她如果暴露了，会非常危险，并且后来敌人也未怀疑张亮和项英有关，因此张亮嫌疑逐渐被排除。而且，张亮那时已经去世，无从查起。
剩下的就是周月林，她的丈夫是烈士，但在组织上的级别并不高，她本人也只是个基层干部，即便暴露危险也不大。
被释放之后，她和张亮失散的原因不明。据她自己交待曾经到武汉八路军办事处申请回归组织，但是没有被接纳，这件事情没有记录，也无人证明，成为了另一个疑点。调查人员询问，为何不再次想办法和组织取得联系，或者联系之前的战友、同事证明？周月林出于自己的消沉，没有做出明确的解释。
并且后来她选择平静的生活却更改了名字，这方面也成为了疑点。
由于周月林对于一些行为无法给出明确的解释，调查部门没有打消对她的怀疑，但她始终坚称自己没有出卖过瞿秋白，并且张亮也肯定没有出卖他。可到底谁是叛徒，却不得而知了。
按照当时的惯例，对于嫌疑人员实行长期关押，谁也没有想到，这一关就是十年。十年之后北京法院，判处周月林十二年徒刑。
周月林实际上被关押了14年，后来才以犯人的身份进入工厂工作。在这期间，周月林始终没有中断上诉，自证清白。
瞿秋白身份暴露一案的关键是找出真凶，只有找到了真正的叛徒，周月林才能够洗脱冤屈。但周月林根本不知道瞿秋白暴露的真正原因，仅从自身经历来申诉，基本上没有胜诉的理论可能。
实际上判处周月林有期徒刑，也并没有查清瞿秋白身份暴露的真相，周月林并没有叛变的动机。并且后来她又再次被捕，甚至又被关押多年。并且多年来她一直坚持申诉。此案的疑点和周月林的坚持不懈，让调查人员感觉此案还需继续调查。
1979年，周月林意外收到了调查部门的回信，告知她发现了重要证据，出卖瞿秋白的可能另有其人。这一条迟来的消息，让周月林喜极而泣。
原来调查人员无意中发现了一张1955年台湾方面出版的旧报纸。
台湾国民党当局解密了一批当年的档案，很多旧时的故事被台湾的媒体以叙事或回忆录的形式刊登了出来。其中在讲述1935年那段历史的时候提到了瞿秋白。报纸上写到中共福建省省委书记的妻子徐氏向国军投诚，并供出了瞿秋白的真实身份。
从这份报纸讲述的内容来看，当时的福建省省委书记万永成的妻子才是出卖瞿秋白的真正叛徒。
后来经过调查核实，当年瞿秋白一行人从江西经过福建，而负责安排护送的就是万永成。而伪装身份则是护送行动的内容之一，因此徐氏知道林琪祥的身份也在情理之中。
并且，瞿秋白被捕之后不久，万永成就得到了消息，她的妻子自然也知道这件事情。
此后，不久万永成在和国民党的战斗中牺牲，而徐氏则被俘。她在被俘之后，没有经受住考验背叛了革命，并且指认关押在上杭县监狱的林琪祥就是中共高层领导瞿秋白。
国民党立即携带一些叛变的红军到上杭县进行辨认，确认这个林琪祥就是瞿秋白无疑，瞿秋白的身份彻底暴露，后来壮烈牺牲。
至此，出卖瞿秋白烈士的真凶终于查出，而周月林也终于得到了洗脱冤屈的这一天。1979年11月，北京高级人民法院撤销原先对周月林的判决，宣告周月林无罪释放。
后来，组织上恢复了周月林的名誉，并以其参加革命的经历为标准，为其办理退休手续，享受党员待遇。1991年，周月林逝世，享年91岁。
谁也没有想到，因为一些偶然的情况周月林被误认为是出卖瞿秋白的叛徒，竟然含冤二十余年。更出乎人们意料的是，一张偶然发现的旧报纸竟然成了周月林洗除冤情的关键。尽管周月林后来没有坚持回到党组织，但她却用行动证明了一名真正共产党人的忠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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