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春季，北平的北海公园里许多花卉还未盛开，两个中年男人坐在长凳上，好像在说着什么，只见一番交谈过后，戴着圆框眼镜的中年男子眯起了他的小眼睛，露出了微笑，顺着他的视线可以看到，坐在他对面的男人，也是气定神闲，双目炯炯有神。他们两个都是四十岁上下，这也是他们的第一次见面，交谈的时间虽然没有很长，却谈得很是愉快。
不远处的一棵树下，一个年轻的小伙子正在看报，不过他的心思几乎不怎么在报纸上，他其实，是在给那两个中年人放哨。随着戴眼镜的男子一句:“那就太感谢大师了！”两人不约而同地起身道别，放哨的小伙子也收起了报纸，离开了北海公园。这三人究竟是何身份？这次见面，又是所为何事呢？
1899年，山东高唐的一个普通农户家里，一个男人正焦急地在院子里踱步，而此刻屋外正下着倾盆大雨，忽然，屋子里传出来了:“生了！生了！”的话语，婴儿的啼哭声在这电闪雷鸣的夜里显得格外明显！一个小男孩出生了，院子里的男子欣喜若狂，他预感到自己的孩子将是个不凡的人物！而他，就是戴眼镜男子口中的“大师”，著名画家李苦禅。
李苦禅原名李英杰，字励公，小时候的李苦禅家里甚至有些贫困，但是受家乡文化的影响，他深深地爱上了美术，随着一天天的长大，学堂里的东西已经不足以满足他对于美术知识的需求，于是他毅然踏上了拜师之路。
小小年纪的他带着对于美术的满腔热爱只身来到北平，想要拜师于徐悲鸿。可当时的徐悲鸿已是大师级人物，哪有那么轻易见到？不服输的他在冰天雪地里硬生生站了四个小时，可由于徐悲鸿并不在家就此错过，但是皇天不负有心人，在这件事打动了徐悲鸿，最终收了他作为弟子。
经过不断努力，李苦禅先后师从徐悲鸿、齐白石两位大师，而后精尽钻研，自成一派，得以成为中国美术史上一位承前启后的艺术大师。
其画笔墨厚重豪放，气势磅礴逼人，意态雄深纵横，逐渐形成了形象洗练鲜明的独特风格，树立了大写意花鸟画的新风范。他的长屏巨幅更为世人所瞩目，，屡屡在后世拍卖中创下高价。
至于那名戴眼镜的男子，他的名字叫黄浩，黄浩的身份是北平某基督教会的长老和一个成功的商人，而为黄浩和李苦禅牵线搭桥的，正是那个给他俩放哨的年轻小伙子。小伙子名叫黄奇南，是李苦禅门下的一名弟子，也是黄浩的同乡族亲。李苦禅早在民国时期就已成名，北海公园的见面，看起来就是一个商人结交一个知名艺术家，但为什么黄奇南要在旁边放哨？他们在提防着什么呢？
事实上，当时的北平气氛是十分紧张的，自1937年的七七事变爆发后，侵华日军借机占领了华北平原的大片土地，华北重镇北平城也宣告沦陷。
侵华日军在进入北平城后，对待反日分子的手段可谓极其残忍，除了大肆搜捕之外，为了防止更多的老百姓投身或帮助抗日活动，侵华日军对有藏匿抗日分子的中国人，一律实行连坐。
李苦禅，就在与黄浩见面的不久前，他刚刚与黄奇南一起，掩护了一个爱国青年袁祥峰，去往八路军位于冀东的抗日根据地。而暗中帮助李苦禅和黄奇南联络八路军的，正是开头的那个商人，黄浩。实际上，黄浩是八路军冀中军区的“平津特派员主任”，说到这儿，您大概已经想到，李苦禅和黄浩在北海公园的见面缘由，事关抗日，当然要格外小心。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走进画家李苦禅的红色特工生涯。
一心爱国·利用教授身份掩护学生活动
在浙江省杭州市西湖的西北角，栖霞岭南麓，坐落着一座岳飞庙。岳飞庙的后面一座小楼，1930年的夏末，小楼里住进了一位新主人，也就是李苦禅。
1930年，李苦禅应杭州国立艺专学校的校长林风眠之邀，来校担任国画教授。然而这个教授仅仅当了一年多，战争就爆发了。1931年9月18日夜，日本关东军炮轰沈阳北大营，是为九一八事变。次日，日军侵占沈阳，又陆续侵占了东北三省。日寇如此行径，激起了全国爱国学生展开各种形式的爱国、救国革命活动。而更令全国人民感到愤怒的是，面对侵华日军的野蛮动作，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政府，竟然下令不予抵抗！
自九一八事变以来，每天，李苦禅早上在去学校之前，，都一定要先绕道至岳飞庙的前门，然后在岳飞父子的墓前恭敬地站上一会。此外，为了掩护爱国学生们的聚会活动，躲避国民政府的稽查，他还让学生们在开会前相互通知，口号是:今晚到李老师那里喝茶。
因此，杭州国立艺专的学生们私下里都称李苦禅为“赤色教授”。可是，李苦禅频繁地利用自己教授的身份掩护爱国学生们的地下活动，最终还是给他找来了祸端！
1934年，杭州艺专的校长迫于国民政府的压力，不得不辞退了李苦禅。35岁的李苦禅丢了工作，决定回到北平谋生。在北平，年轻的李苦禅跟着徐悲鸿学西画，跟着齐白石学国画，也正是因此，他得以将中西两种风格的绘画融会贯通、自成一派。
北平曾给李苦禅留下了许多美好的记忆，但是1934年的北平，已经不是李苦禅记忆中的北平了。九一八事变后，东北三省相继沦陷，日寇谋取中国全境的野心一刻也没有停息，利用着国民政府的妥协政策，侵华日军将目光投向了华北平原，企图利用旧政府中的人物和一些国民政府中的失意政客，搞出“华北自治”。
这个阴谋，在李苦禅回到北平的第二年便在一份《何梅协定》的白纸黑字协议中得以实现。紧接着，伪华北自治委员会成立，北平的爱国学生非常愤怒！为了揭露这场阴谋，1935年12月9日，北平爆发了著名的“一二·九”学生爱国运动。
运动爆发的当天，李苦禅也加入了游行的队伍，但最终招呼他们的，却是军警的高压水龙头和警棍，爱国运动惨遭镇压！因此，当一年多以后，卢沟桥事变爆发，国民政府撤出北平，北平彻底被侵华日军占领时，李苦禅对于国民政府的失望，随即也到达了顶点。
满心失望·渴望加入真正抗日部队
于是，李苦禅渴望能够加入一支真正的抗日部队，去真刀实枪地跟日本人战斗，但还没轮得到李苦禅多想，日本人的代表就先找上了他。来登门拜访李苦禅的，是爱国作家鲁迅的二弟周作人，日本占据北平后没多久，他们就成立了一个名叫“新民会”的汉奸文化机构，聘请各界文化的名人来充当场面。
侵华日军听说，李苦禅在中国美术界声誉很高，于是，便让周作人以优厚的物质待遇，诱惑李苦禅到“新民会”任职。但李苦禅却只是冷冷地回了周作人一句:“我是个画画的书匠，从来不会做官，你们还是另请高明吧！”
由于那时李苦禅任职的北华美专和北华美术学院均已被日方接管，此番回绝了汉奸机构的任命后，李苦禅干脆把这两所学校的工作都给辞掉了。那会儿，李苦禅家里已经有两个孩子了，没了工作，一家人怎么吃饱饭就成了大问题。而更出人意料的是，李苦禅家里还有一个闲赋青年需要养。
拒绝汉奸·正式成为红色特工
袁祥峰，曾经是二十九军的一个战士，因为在对日作战中受了伤，被李苦禅救下安置在自家养伤。后来，李苦禅的学生黄奇南了解到袁祥峰的情况后，便对自己的老师说了族亲黄浩的事，并说黄浩有办法可以送袁祥峰去八路军的抗日根据地。
李苦禅和袁祥峰一听，可以去“打鬼子”，自然喜出望外，当场答应下来。一番谋划过后，袁祥峰被顺利地送到了冀东根据地。袁祥峰走后，李苦禅便请黄奇南帮他引荐黄浩，这就有了开场我们看到的那一幕。
李苦禅与黄浩碰面后，两人聊得很是投缘，李苦禅趁机提出，希望黄浩也能送自己去抗日根据地。他自幼习武，很想去前线拼杀。听了李苦禅的愿望，黄浩表示他很理解也很支持，但李苦禅是一个有名望的画家，有一定的社会影响力，这对于他从事地下工作来说是个极好的掩护身份，所以他希望李苦禅可以留在北平，做地下工作也可以抗日救国。最后，李苦禅答应了黄浩，就这样，李苦禅成为了“黄浩情报组”的一员，正式开启了他红色特工的生涯。
掩护活动·利用采风搜集重要情报
黄浩交给李苦禅的第一个任务，就是掩护抗日志士和爱国进步学生的活动，而李苦禅居住的柳树井2号，自然也就成了“黄浩情报组”的一个新地下联络站。
柳树井2号院子很小，小院门朝南开，有三间不大的南屋，李苦禅将其中一间半作为画画、休息，和接待地下工作者的地方，另外一间半就是他和家人，还有往来同志们的“客栈”。在这里藏身的，有共产党的交通员，有打算投往边区的爱国学生，甚至还有一些避难的外国人，这些人的姓名、去向，李苦禅从不打听，他明白，这是地下工作的秘密和纪，他要做的就是，尽可能地给大伙提供好的条件。
没有正式工作的李苦禅，开始靠卖画挣钱，有时他还拿出家中值钱的东西去典当，碰上运气好的时候，有时还能搞到点细粮，而他首先想到的是做给借宿的同志们吃，自己和孩子们则是粗茶淡饭。到了冬天，他还会想办法，弄一顿火锅给大家尝尝鲜。除了管好被掩护对象们的食宿问题，李苦禅还细心地考虑到:要帮大家躲避日寇的抓捕，就应该让大家在撤离之前，先乔装打扮一番。
而李苦禅总能凭借自己的阅历，准确地判断出同志们的口音，再为他们选取合适的旧衣服，用笔墨化上妆。李苦禅这下不在纸上作画了，而是改在了人脸上，在他的打扮下，年轻的交通员变成了小老头，大学生变成了庄稼汉，教书先生变成了小商贩，对着镜子，同志们甚至都认不出自己了，敌人就更认不出了！
平日里，除了用自家的院子掩护大伙，李苦禅还做起了情报搜集的工作。只不过，对于一个新手来说，他要搜集的情报并不是很复杂，主要就是利用自己的身份监测北平城里的日军是否有异常的活动。
李苦禅第一次来到北平时，是1919年，那一年，他年仅20岁，又身无分文，为了凑学费，补贴生活，他白天跟着师父们学画画，晚上就拉着黄包车糊口，车夫生涯又让他具备了一个别人没有的技能——北平“活地图”。
李苦禅是个画家，而创造需要采风，自从日寇进入北平，他便在采风时多留了一个心眼，一边寻找创作灵感，一边细心留意鬼子的货车上，拉的都是什么物资？这些物资都被拉到了哪里？这样白天在城里转上一圈，晚上再回家整理今天的发现，传递给上级。后来，黄浩通过李苦禅，和其他几个同志传递的情报，成功找到了日军安置在北平弹药库的具体位置，这件事让李苦禅兴奋了很久！
众志成城·战友配合传递情报
李苦禅正在画室忙碌着，叩门声又响了起来，李苦禅赶忙放下手中的事情去开门，打开门的一瞬间他愣神了一下，一张熟悉的面孔映入了他的眼帘，来人正是李苦禅先前送到冀东根据地的袁祥峰。
这时的袁祥峰已经是八路军根据地的一名基层干部了，此次回到北平，是因为组织上给他派了新的任务。他想请李苦禅帮个忙，原来是组织上要求袁祥峰打入到敌人的部队里面去，而部队里李苦禅正好有李苦禅认识的军官。李苦禅只用了一封信，就化解了袁祥峰的难题，可见他的社会关系是多么的灵通，而这也正应了黄浩之前的预言，帮袁祥峰成功打入了汪精卫的军队系统，让李苦禅也很欣慰。
更欣慰的是，他如何利用自己的资源，为抗日做贡献，更加得心应手。袁祥峰只身来到了徐州，一边认真带兵训练作为伪装，一边暗中摸清楚徐州敌军的防卫部署和兵力部署等情况。在真正的谍战中，特工们为了防止暴露，搜集到的情报通常不能记在纸上或是其他物件上，这样才能不留痕迹，让敌人也找不到证据，所以情报只能记在脑子里。
要想传递，就得人离开徐州城。为了脱身，袁祥峰又给远在北平的李苦禅发信，请李苦禅发电报给他，谎称袁祥峰的母亲病故，让袁祥峰速回北平奔丧。袁祥峰拿着李苦禅发来的电报，去找王之青请假，果然如愿出了徐州城。出了徐州城的袁祥峰，仅仅在北平住了一个晚上，就起身前往位于山西太行山附近的八路军129师驻地，在那里，袁祥峰将脑中的情报一股脑地画了出来。或许正是因为这种工作的隐蔽性，袁祥峰甚至连一张年轻时候的照片都没有留下……
此后，袁祥峰又与李苦禅多次配合，为了不引起敌人的怀疑，李苦禅除了自己编理由，帮袁祥峰出城外，还请其他各地的朋友给袁祥峰写信，每次想到的借口都不一样。在李苦禅搭救掩护众多的抗日志士中，袁祥峰是和他最有缘的了。虽然两个人配合得天衣无缝，但在袁祥峰潜伏期间，有一个多月，他们却处于了失联的状态——
怀疑被抓·坚守本心九死一生
1939年5月14日黎明时分，睡梦中的苦禅先生依稀听到房顶上有动静。他的母亲张敏娴起得很早，起来之后呢，一个是倒尿盆，往城根那边倒尿盆，完了之后就是扫院子。就在扫院子的时候，就听到外面咕咚咕咚的声，一大队日本兵已经进来了院子！他们从房上跳下去把大门打开，进来院之后呢，他们注意到了扫院子的李苦禅母亲，一个日本兵拿枪杆子顺势往她的腰上狠狠打了一杆子，就把她推到了小东屋。
其余的人迅速冲进了屋子，片刻后，李苦禅和魏隐儒戴着手铐从南屋出来了，就这样，他们二人被日本宪兵队抓走了。大卡车七拐八拐之后，在沙滩地区的一座红楼前停了下来，李苦禅抬头一看，这不是北大红楼嘛？李苦禅在这学习过，也在这给他的学生们讲过课，如此神圣的学术之地，却被鬼子征用为宪兵司令部，李苦禅更加感觉到愤怒！
李苦禅被日本宪兵推下了大卡车，关进了老北大红楼的地下室，也就是日本宪兵队本部的“留置场”。几十年后，李苦禅回忆起牢房当时的样子，是这么描述的:地下室的房间里，宽宽的木愣子钉成了一个大木笼，临近屋门的地方开了一扇小门，木笼子里人是看不到外面的，而外面的宪兵却能监视到里面的“犯人”。
牢房的门锁上以后，李苦禅开始思考，究竟是为了什么，鬼子将他抓来？“或许他们认为，我和八路军有往来，也或许，我认识的人中，有做八路军工作的为我所不知，结果被他们逮住了，查社会关系牵连到我，至今也不晓得”这是李苦禅在1967年回忆自己当年的入狱经历时，写下的文字。
从文字中我们可以看出，李苦禅很困惑，自己从事地下抗日工作时，从来都是心思如发丝，到底是哪里出了纰漏呢？后来，根据“黄浩情报组”其他成员调查所知，一名曾去过李苦禅的青年学生，在保定不幸被捕，说出李苦禅家的地址。除此之外，侵华日军并没有其他李苦禅“私通八路”的真凭实据。不管他们怎么折磨李苦禅，他始终坚称自己就是个画画的，不认识什么八路军。
“被捕后，经多次惨刑，真是九死一生！”日军一看用这招对李苦禅没用，便转而想出了另一个招数。李苦禅入狱的第二十八天，早上还不到八点就来了个翻译官，说要把他提到审讯室。
这天是个星期六，这段时间李苦禅观察发现，凡是鬼子要枪毙的人，通常都是星期六被提到审讯室，再转移到其他地方。第二天一早，准能听见枪声，因而他有一种极其不详的预感。“提调我的是一个中国翻译，叫高翻译，他一边推着我大喊‘李苦禅，快走，快走”，一边低声说‘他们今天要放了你，你仍要强硬一点，顶住就行了’。
高翻译究竟是何身份，是潜伏的抗日者，还是只是同情他？这一点李苦禅不能确定，但听到高翻译的话，李苦禅悬着的心，总算是放了下来！
一进刑讯室的大门，日本军官上村喜赖早已在屋里等候多时了，看到李苦禅被带了进来，他深鞠一躬说道:“苦禅先生，今天是星期六，我救不了你了”，李苦禅则大义凛然地强硬回答:“尽管来吧，我不怕这个！”上村喜赖一挥手，李苦禅便被蒙上了眼罩，被押出了地下室，推上了卡车。
不出所料，卡车果然在离柳树井2号不远的地方停了下来，李苦禅回家了。“我放出来到了家，街坊邻居马上到了院子里，有些人含泪问我哪里受伤了……”街坊邻居们都关心李苦禅的手伤得厉不厉害，可见大家对于这个画家的喜爱程度！
虽然日本人对外宣称这是个误会，但李苦禅心里明白，他们这是想放长线、钓大鱼，引诱地下抗日同志们主动献身，以后自己得多加小心了！果然，不出苦禅先生所料，出狱后，宪兵队的一个日本宪兵几次来到他家，表面上只是看看画、聊聊天，实际上却是找线索、摸情况。
由于事先已经做好了思想准备，李苦禅警觉性很高，看见日本人来了，他就躲在自己的画室里，悠然自得地画画、写字儿，但是在这期间，李苦禅却留下了一个谜团:1939年6月中旬，也就是李苦禅出狱后，他作了三幅画，在这三幅画的右下角，印章的附近都有这样五个字“天逸囚窟生”，而这五个字，只在他的画作中出现了这三次。这难道仅仅是个巧合吗？还是李苦禅事实上是在用这种方式传递情报，暗示同志们不要靠近他，因为有危险呢？或许是当年加入地下工作时所立下的誓言，直到李苦禅去世前，他也没有说出“天逸囚窟生”的真相。
文人风骨·卖画筹集党费
既然日本人盯得紧，柳树井2号也就不能再作为联络站使用了，这时李苦禅又受到上级指示:筹集经费。1939年隆冬，寒风凛冽，李苦禅身着单薄的长袍，带着年仅八岁的长子李杭来到了天津。
在位于法租界滨江道的永安饭店里，他们举办了一场李苦禅画展，李苦禅的大写意画很受追捧。一时间，永安饭店前是门庭若市，还没正式开展，即将展开的百分之六十的画作，就都有了主。按当时的规矩，画作一律挂上红布条，写上收藏人的姓名，迟来的富商巨贾面对别人收藏的画作，也只有望画兴叹的份了。
七天的画展办下来，据主办方统计，李苦禅的收入至少在两千银元以上。如果李苦禅当时还是个大学教授，这笔款子也足足顶得上一年半的薪水了。当李苦禅带着儿子回到北平时，相比于离家之前，除了带走的画被售卖一空，爷俩身上就多了两样物件:一件是李苦禅头顶上的帽子，另一件是儿子脖子上的一条围巾。至于那两千块，大概已经转化成射穿日寇胸膛的子弹了！
一回到柳树井胡同 ，一位姓凌的老太太就告诉李苦禅，日本军官上村喜赖找过他。原来上村喜赖还不死心，试探着要李苦禅给他写写八路军的动向，对此，李苦禅回忆道:“当时敌伪时期有不少的大小报纸，不断地登载八路军围绕北京活动的情况，我当时找了几份报，照着抄了几份，报上有什么就照抄什么，抄完所幸就送到日本宪兵司令部去了，送去之后，上村就未来找过我。”上村对李苦禅失去兴趣后，李苦禅终于松了口气。
1940年夏天，李苦禅又来到了天津的“三不管”租房、作画、卖画，这“三不管”指的是中国政府不管、占领此地的日军不管、租界所属国也不管的地。李苦禅到来后，这位山东汉子的豪爽健谈、超群技艺以及渊博的学识都让这一带的老百姓对他欣赏有加，很多人慕名前来看他作画，不仅有平常老百姓，也有一些平日里见不到的商界名流。
没有几天的时间，李苦禅所带的画作就已经被抢购一空，在获得了卖画的钱后，李苦禅还是跟之前一样先按兵不动，等到地下党和他接头的同志前来，然后再把钱款交给组织。回到北平后，许多人都以为李苦禅靠卖画发了大财，甚至还有一些风言风语传出，可李苦禅对这一切都是视若无物，他的内心此时只有完成自己的任务，为组织筹得经费。
到了这年年关将至之际，一天雪夜，李苦禅位于柳树井胡同2号的住所里，来了一个戴礼帽穿大衣的胖商人。见李苦禅之后，胖商人边摘帽施礼，边开口说道:“李先生，久仰您的大名，您的画画得太好了，我是前门商行的经理，想请您给鄙行画几个扇画，年节时送给生意上的朋友。”
胖经理也许心太急了，一口气说这么一大片话，好不容易轮到苦禅先生说话了，他给胖经理到了口水，又让他入座，此时李苦禅内心是非常高兴的，因为这样自己就又可以给前线将士们筹更多经费了，可表面上他却是不动声色，客气地说道:“您过奖，画扇面可以，不知道贵行需要几个？”
一听这话，胖经理立马站了起来，又是满脸笑容地说:“太感谢李先生了，不是几个，是一百个，您放心，价格好商量，不会亏待您的。”听到一百个，李苦禅先是一愣，随后说道:“行，一百个就一百个。”胖经理一听李苦禅答应了，便从兜里取出了一小袋银元，接着说:“定金您先收着，到时间我就直接过来取货了。”等到他走后，李苦禅一合计，离腊月二十八也没几天了，如果按常规方法一个一个去画，肯定交不了活，这可如何是好呢？
经过一番思索，李苦禅终于想到一条妙计，他做了一个夹扇面的夹子，流水作业。这第一笔首先要画山石，就一口气画了一百个扇面的山石；这第二笔要画老鹰的眼睛，就一口气画一百个扇面老鹰眼睛，就是这样，李苦禅没日没夜地画，几天下来几乎没怎么合眼。终于在腊月二十八之前，画好了一百幅扇画，拿到了两千块大洋，这两千大洋也是在此后购买药品时派上了用场！
突发怪病·巧为组织筹得药品
1940年1941年那会儿，有了钱，地下组织和根据地的同志们还能相对容易一些地通过地下黑市等途径，买到前线战士所急需的药品。随着战争的深入，日本人渐渐开始走下坡路，他们自然就更害怕看到未来的失败，于是对已经占领城市中的药品流出情况，把控得就更严了！
自从冈村宁次出任侵华日军总司令以来，侵华日军对共产党领导下的根据地进行了多次疯狂的扫荡，而1943年正是华北地区扫荡战争最疯狂的一年，八路军的伤亡数字是以前的数倍！
可抗日根据地的医疗条件有限，药品紧缺，八路军的许多伤员都是因为没有药，无法得到有效的救治，就像著名的国际人道主义医生白求恩“抱怨”的:我看着那些可爱的战士，但我无能为力，不是我的医术救不了他们，而是我只能眼睁睁看着他们在手术后因为抗生素的缺乏伤口溃烂而死！
在这种情况下，身处北平的“黄浩地工组”接到了一个高难度的任务:筹措一批盘尼西林。但北平城里的日军，对伤药和抗生素的管制极严，黄浩他们能想到的办法就是大家分头行动，一个人去药店买上一两盒，在汇总起来，化零为整。
可他们一个小组也没有多少人，这样的办法能凑到的盘尼西林数量也是有限，就在大家发愁时，李苦禅突然得了一种怪病。这怪病令李苦禅整整昏迷了七天，经过诊断，李苦禅这是因为感染的某种病毒导致的高烧昏迷，要想获救，需要大量的盘尼西林救治！
此时，李苦禅的好朋友恰逢在德国人开设的拜尔药房当经理，他听说这个情况，就给李苦禅家送来了盘尼西林，当李苦禅脱险苏醒过来以后，听了家人的描述，他突然意识到，拜尔药房！他找来药房的朋友，同他商议说，希望能以“病情还需稳定”为由，再买进一批盘尼西林备置家中。
由于战时德国与日本的亲密同盟关系，对于德国药房里的药，日本人的管理本就放松，再加上李苦禅大病是北平城里都知道的事，盘尼西林就这样到手了！终于凑齐了根据地所需要的盘尼西林，接下来要考虑的是，如何把药送出城？
这时候，还是李苦禅发挥了作用——他找到法国商人贝熙业，贝熙业和日本人有着一种特殊的合作关系，他的货车进出北平城是免检的。李苦禅做通了贝熙业的思想工作，最终让共产党的盘尼西林上了贝熙业的货车，顺利地出了北平城。此后，李苦禅一直继续着为党筹钱、筹药的工作。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在接下来的几天内，日寇倒台的消息迅速传遍了中国的大江南北。得知胜利的那一晚，李苦禅和家人们，一起准备了一顿丰盛的晚餐以表庆祝。
那一晚，他抑制不住自己的兴奋，少有地喝了很多酒，趁着酒兴，他在自家的小院打起了拳。自幼习武的他，原来是想用自己的一身武功，亲自上阵杀敌为老百姓报仇，可机缘巧合之下，他却成为了红色特工，干着更为危险的工作，一干就是数年的时间，中间可谓是无数次死里逃生，可对此他却没有一句怨言。
他，是中国美术史上的大师李苦禅，他也是中国的地下抗日战士李苦禅。新中国成立后，李苦禅先后担任过民族美术研究所研究员、中央美术学院教授、中国美术家协会理事、全国政协委员职务等，而在他八十三岁高龄那年，李苦禅还受邀为人民大会堂创作巨幅水墨画《劲节图》，原因就是周总理曾经在世的时候讲过:“这样的位置上可以画三张画，是不是画松竹梅啊，岁寒三友啊”，李苦禅接到这个任务后，说竹子就交给他画吧，他认为竹子是代表人的气节。
尽管当时已是耄耋老人，但李苦禅作起画来，笔画依然稳如磐石，下笔仍然铿锵有力，这大概正应了《劲节图》上的那句:人云，胸有气节，方可写竹！我想，李苦禅先生所代表的，正是中国文人的脊梁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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