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自序
目录
一、 一错再错的计划
二、 自投罗网
三、 武装押运
四、 移交
五、 绝食抗争
六、间谍审讯
七、求救短信
八、转送监狱
九、狱中生活
十、获释
自序
时间倒回到2010年秋天。
一个国庆假日，我从柴达木荒漠翻越阿尔金山，沿塔里木盆地南疆河谷绿洲第一次登上了帕米尔高原，到达海拔4700米的红其拉甫达坂。这次旅行的根子都因为一个人，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以及他的探险日记《穿越亚洲腹地》。后来我在新浪博客里完整的记录了自己的这次旅行，偶然被历史学家李冬君老师发现。在李老师的鼓励下，2013年底这次旅行的游记最后被中信出版社以名为《一个人的西域·独行南疆》出版发行。
模糊的少年记忆中，自己的梦想中好像没有冒险家这个词汇，但是却有自己独自坐在一大堆杂乱无章的书堆中，借着烛光，像一位思想者伏案写作的场景。当偶然在书海中读到斯文赫定的《丝绸之路》时，我便一发不可收拾，暗暗发誓，自己一定要像斯文赫定那样，沿着他所走过的道路去独自旅行，成为一个探险家。
我在学校的专业不是历史和地理，也不是文学和考古，当自己面对陌生的塔里木盆地绿洲和帕米尔高原的人文地理时，就像一个人独自旅行，我只能依赖自已。自打那个时候开始，我就疯狂的查阅资料。斯文赫定仅仅是给我指明了一条路线，而围绕这些路线图所展开的全部历史全得靠自己去寻找答案。或许跟自己的性格有关，每到一处，面对人文地理的疑惑我都会提问。斯文赫定书中找不到答案，我就自己去寻找。这样一来，自己就彻底沦陷，无休止地陷入到历史地理和边疆历史的探索之中。从喀什噶尔开始，它为什么成为塔里木西去大宛（费尔干纳）和安息（伊朗）的重镇？莎车呢？相比较而言，她跟喀什比较谁更重要？古人是如何翻过帕米尔高原的？帕米尔这个名称从何而来？为什么说帕米尔是一个“山结”？是那几座山脉在这里相撞？帕米尔有多大？帕米尔高原为什么住着塔吉克人，她们来自哪里？瓦罕走廊又是怎么一回事？它为什么像一个巨人伸出一只手背搭在中国的地界？中国与巴基斯坦、阿富汗、塔吉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的国界线是怎么来的？19世纪英俄大博弈时期怎么画出了这么一条边界线？更西边的帕米尔又是一个什么情况？丝绸之路的古道在西边又是如何穿过帕米尔高原的？玄奘又是如何翻越帕米尔高原东归中土？……
太多太多的问题需要自己去找寻答案？而找到这些答案，显然书本上的资料是远远不够的，甚至我发现好多的专家学者都没有给出解答，且答案有时还错漏百出。正因为如此，我没有止步于色勒库尔和塔克敦巴士帕米尔，即我们所熟知的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在萨雷阔勒岭的“山那边”成为我这十来年时间里的主要活动区域。2019年陕西人民出版社发行的《一个人的西域·帕米尔寻踪》这本书，就是我在西帕米尔旅行日记的一个结集。我一直坚持着自己在帕米尔高原的独行、独思，从没有放过自己、饶恕自己，探索的边界也一次又一次被自己突破。从当初单纯的帕米尔高原的研究，一直延伸到克什米尔、印度河流域、阿富汗、兴都库什、希腊大夏、中亚五个斯坦和瓦罕河谷。
我也因此认识了一群新的帕米尔探险家，首当其冲的就是奥勒尔·斯坦因。不过，在整个19世纪英俄大博弈的百年时间里，斯坦因算是比较靠后的一位“考古学家和探险家”。
我们今天的好多专家学者，一边享受着斯坦因研究成果的红利，捞取功名利禄，一边还要“政治正确”的对他进行批判，把自己装点得好像很“辩证客观”的样子。“情绪化地进行道德审判，仿佛道德的审判一结束，学术批评本身就完成了使命。”一直以来，我对此不屑，反而把他当作自己这么多年以来，自己在帕米尔探险路上的指南针，一步一步的向前艰难跋涉。
除了斯坦因，早先的海沃德、戈登、比杜尔夫上校、伊莱亚斯、荣赫鹏、霍尔蒂奇和利特戴尔夫妇，乃至寇松勋爵，凡是在那个时期出现在帕米尔高原舞台上的英印政府派出的探险家、地理测绘专员，或者我们称之为间谍的冒险家，我都会尽量把他们“邀约在一起”，装在自己的行囊中，每到达一个历史现场，我都企图与他们对话。无论是爬到几千米高的山口，还是行走在干涸的河谷，无论是在荒原，还是在雪域。
大约是在2020年末，一次偶然的机会，我认识了德国人Hermann Kreutzmann（赫尔曼 克鲁兹曼）。他研究的的课题“Wakhan Quadrangle”（瓦罕四合院）令我着迷。我被他的课题彻底征服。同时我也坚信，如果一个中国人要想研究帕米尔，以及长年居住在哪里的帕米尔人，如果不从现在的地缘政治关系中捋清楚阿莱山谷、喀特隆州、阿富汗巴达赫尚和巴基斯坦北部山区，那他一定是说不清楚的，而且会闹出笑话。比如今天塔县的“达布达尔乡”，我们很多人是不知道其来历的，皮山县的克里阳和垴阿巴提为什么会有塔吉克人，他们来自哪里？当然，问题还有很多很多，我的意思是，如果我们稍不注意，很多同学就会陷入瞎子摸象的困境中。
有趣的是，当我们每一个人准备进入“帕米尔迷宫”之前，或浅或深都会受到某个偶像的指引，心中各自都有一盏灯塔。比如前面我们说到的斯坦因，在他的所有探险日记中，马其顿的亚历山大东征和大唐的三藏法师玄奘西行东归都是他的路线草图，而且我们还可以发现斯坦因曾经仔细地研究过《唐书》。当他从奇特拉尔来到印度河与阿姆河分水岭，在翻越（Barogil pass）布罗吉尔山口时，他对唐朝高仙芝远征小勃律的英勇壮举惊叹不已，感概有加，且能如数家珍，娓娓道来。
我们可以大胆的设想一下，如果没有斯坦因在塔里木盆地、斯瓦特河谷等地的考古发现、科学勘查和探险，我们今天的敦煌学，以及时髦的楗陀罗佛教艺术的研究会是一个什么局面，想必这是大多数人都不可想象的。
在研究十九世纪末期“英俄大博弈”帕米尔划界时，我发现所有那些知名的探险家的活动区域都主要集中在帕米尔高原的核心地区，那么问题就来了，沿着喷赤河伊什卡希姆大拐弯以后一直到瓦赫什河汇流阿姆河，今天塔吉克和阿富汗的分界线勘测，它包括鲁尚、万查、达尔瓦兹和库洛布一线，英印政府当局又是派遣的那一位探险家去完成的呢？对于研究中亚的学者而言，《拉失德史》可谓无人不知，恰恰这本书的波斯文译者就是这位勘查巴达赫尚的探险家，他的接班人就是大家所熟知的荣赫鹏。这位学者型探险家就是英国人伊莱亚斯（Ney·Elias）。我们可以毫不夸张的说，如果漏掉伊莱亚斯的篇章，那么研究英俄大博弈就将是不全面的，不具有权威性。而偏偏伊莱亚斯所从事的工作又是英印政府绝对保密的军事间谍活动，本人又极其低调，所以我们很难找到他的公开资料。
这位探险家走遍了巴达赫尚，他的勘查终点就在今天的昆都士，一直到阿姆河边的希尔汗渡口。所以阿富汗的昆都士也成为我必须亲历的历史现场。当然，这还不单单是因为伊莱亚斯一个人的原因，亚历山大东征时的巴克特里亚，西汉张骞所到达的希腊大夏，玄奘古印度求法来去经过的活国（所谓吐火罗故地），马可波罗东抵帕米尔高原……，这任何其中的一个理由就足以让你心驰神往，奋不顾身，况且汤因比在1960年就已经给我们画好了路线图。
在地图上，我的视线经常会从帕米尔高原沿着兴都库什山脉慢慢向西移动到阿富汗这个高原山地之国，而且会一直把视线停留在那里，一动不动。我一直都认为阿富汗像是一片巨大的橄榄树叶，树叶的经脉沿着兴都库什山脊不规则的向南北分叉，那些叶脉经络既是河谷，又是通路。据说在古希腊这个被叫着帕罗帕米苏斯（Paropanisus）的兴都库什山，在《阿维斯陀》（Avesta）伊朗语中的原意是“雄鹰也飞不过的高山”。然而，当我们亲历这些纵横交错的河谷，翻越冰雪消融的山口时，眼前的山顶与河谷间“之”字盘旋的崎岖山路看起来就像是架在兴都库什山脊上的一座座高速立交所构成的通衢路网。这个在古代被形容为“雄鹰飞不过的高山”之名也许只是当时古人的一种诗意的夸张罢了。
“阿富汗曾经是移民、文明和宗教扩张的高速路，也曾是帝国的心脏。关于这些，阿富汗有着无数引人入胜的历史故事，光是一份完整的目录大概就要花费一卷的笔墨，其具体内容更是一言难尽。”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应该首先知道这样一个事实，即阿富汗人作为一个民族第一次被提到，是在公元982年萨曼王朝时期的《世界境域志》里面。书中写到“Saul这个可爱的山村里，住着阿富汗人”，楠格哈尔国王有很多妻子，其中有“穆斯林、阿富汗人和印度人”。他们主要生活在赫尔曼德河下游绿洲、喀布尔河以南、苏莱曼山直至白沙瓦地区，属于游牧突厥伊朗人种。而他们以主体民族出现，真正作为一个被称之为“阿富汗人”的民族国家，则是相对晚近的事。曾经反抗莫卧儿王朝统治的诗人胡沙尔汗·哈塔克1690年死后，在他的墓志铭上第一次用普什图书面语写到，“拿起你的宝剑以捍卫阿富汗人的尊严”。1747年，萨多查依宗族的阿赫迈德•沙•阿布达利（Ahmad Shah Abdali）在坎大哈宣布建立以普氏图人为主体民族所统治的阿富汗帝国。当时，一位伊斯兰教的苦修者，把两束小麦插在他的头巾上作为加冕，这就是后来阿富汗国旗上描绘的两支麦穗。从此以后，阿布达利人被称为杜兰尼普什图人。
我原本是想研究19世纪末英俄大博弈时期的阿富汗，以及从帕米尔高原，经巴达赫尚到达巴尔赫这个所谓的古希腊大夏的吐火罗故地。可未曾想到，阿富汗的历史却犹如其沟壑纵横的峡谷，千头万绪，也犹如喀布尔满天飞舞的黄沙，一眼望不到边。所以考虑了一下，我将不在这里去开列历史目录清单，假冒自己是一个历史学家，事实上也毫无必要去吊书袋。但是，已经都到了这个程度，我想，喀布尔，我还是得跟你聊一聊，毕竟，它跟玄奘西行求法有关，玄奘当时称之为“迦毕试国”。
喀布尔，是我这次阿富汗旅行的大本营，而且必须要从白沙瓦陆路通关，翻过开伯尔山口进入喀布尔。这是我自己的硬性规定，任何直飞喀布尔的计划，我都不会接受。原因很简单，我要亲身经历、体验、感受这条连通西亚、中亚和南亚次大陆的人类古老的迁徙之路，这条人类文明走廊饱经战火、风雨沧桑、千年不变的肌理与底色。
从托克哈姆（Torkham）进出海关就像是难民逃难，我们到达贾拉拉巴德时已近黄昏。广阔的冲积平原，一望无际，自西向东的喀布尔河由于来自南边苏莱曼山的水流冲积，在此被迫向北拐弯，切入峡谷，消失得无影无踪。从托克哈姆一直到索罗比（Surobi），整个这一段喀布尔河谷绿洲盆地让我想起我们的“河西走廊”。如果说开伯尔山口好比乌稍岭，那么西北的唐吉卡莱（Tangi kalay）峡谷，或者苏尔吉噶什（Surki Ghashe）山口就是自然形成的“嘉峪关”。
那天，楠格哈尔绿洲的日落黄昏“残阳如血”，很难不令人想起当年英军从喀布尔惨烈的大逃亡，巴特勒夫人著名的油画《残兵败将》描绘出了当时精疲力竭的布赖登医生，单骑乘行即将倒下的驽马赶到达贾拉拉巴德城垣前的情景。1842年1月12日，那天夜里，贾拉拉巴德诸门上英军要塞的官兵高挂盏盏灯火，吹响号角为最后所剩的落伍散兵引路，除了布莱登医生，后面再也没有一个人逃进城内。托马斯•西顿上尉回忆道：“南方刮来一阵阵疾风，将号角声传遍城镇的每个角落。那些号角如凄切可怖的哀鸣声，令我终生难忘。这是为我军遭屠戮的战士献上的一曲挽歌，彻夜的聆听有种难以言喻的哀婉凄绝之感，让人惆帐忧思。布赖登医生叙述之事，凡听闻者皆心惊胆裂……（英军）全军覆没，唯有一人逃脱，前来述说那骇人的故事。”
对英国人来说，这都是非同寻常的挫败，对阿富汗抵抗组织而言却几乎是奇迹般的胜利。在大英帝国如日中天的鼎盛时期，在英国人对世界经济掌控的深度和广度空前绝后的巅峰期，在世界各地的传统武装力量被工业化的殖民地军队夷戮的年代，此番挫败是世所罕见的让殖民主义者彻底蒙羞的一刻。
这个故事当时为阿富汗诗人和歌者一再传诵，“侵略或统治呼罗珊王国绝非易事！”反过来也印证了阿富汗人就是一堆火药，一旦引燃，漫山遍野的爆炸。普世图人的刚烈和血腥在英国人坎贝尔的诗句中可以窥见一斑。
“很少、很少人别离，很多人聚首，
白雪是他们的裹尸布。
脚下每寸草坪
必是一位战士的葬身地。”
尽管如此，同样是武装到牙齿的苏联人和美国人却不长记性，非得要跑去阿富汗，再次点燃炸药引线，引爆这座位于兴都库什山上的“帝国坟场”。
因为是第一次到喀布尔，所以对于我而言也就无所谓“战前”与“战后”的区别，但是由于全世界几十年的媒体轰炸，阿富汗被彻底妖魔化。在人们的印象中塔利班就意味着恐怖袭击、或者人肉炸弹，好像阿富汗遍地都是地雷、屠夫。可在我的印象中，它却不是这个样子的。不行，我得亲自去体验，从喀布尔到巴尔赫、从昆都士到帕米尔高原。
喀布尔给我留下的第一印象就是黄土高原。狂风经常卷起尘沙和塑料垃圾袋漫天飞舞，人随时会被吹倒；可是一支烟的功夫，暴雨又裹着沙泥，在灿烂的阳光下飘洒，浑浊的天空让人睁不开眼。今天，喀布尔的城市地标，既不是巴拉希萨尔城堡，也不是双剑清真寺，更不是那条如同臭水沟一样穿城而过的喀布尔河，而是我们远远都可以看见的满山遍野土坯房山顶的几座“天线塔”。
喀布尔城海拔1850米，如今总人口已经达到500万上下。据说它是梵文里的“库拔（Kubha）”，或者希腊人阿里安（Arrian）著作中的科芬（Kophen）。在古印度«梨俱吠陀》里库拔意为“七河”之一；而科芬则是指我眼下这个河谷的总称。在西方文献中，除了阿里安的记述外，史书中所提到的古代城市，没有任何一个可以考证为喀布尔。而在中国人的古代文献里，《两汉书》中曾记录有“高附国”这个地名，但是“高附”具体是不是指“喀布尔”，我不想在这里啰嗦。如今当我游荡在喀布尔河两岸，在巴拉希萨尔皇宫的山脊上，除了山顶上有大约10米高的城墙土台、路障及废墟之外，再也找不到当年那个叫做库拔的城市影子。至于“老城”和“新城”，我认为也没啥区别，都一个模样，老旧残破的贫民窟。
相比较而言，我更喜欢喀布尔这个城市名称的民间传说。据说，有一位君王率领他的军队来到喀布尔河谷，马儿突然停下了脚步，道路已到尽头。前面是一片湖水绵延开来，湖中央有一个神秘的绿色岛屿。迟疑片刻后，君王命令他的大臣们：“渡过去”。于是士兵们就从周边远近数里的村庄搬来了许许多多的麦秆，投入湖里搭起了一座“麦秆桥”。他们在桥面上铺上泥土，以便使桥面更加结实，跨越“麦秆桥”，君王终于渡了过去，到达湖心绿色的岛上。过桥时，君王听到周围有奇妙的音乐声。一打听，才知道原来这是生活在岛上的乐师们在奏乐、跳舞。君王非常高兴，于是决定在此建立一个城市。为了纪念曾经造访这个美丽的地方，君王就命名这座城市为喀普尔（Kapul），即“麦秆桥”的意思。随着时光的迁延，卡普尔慢慢就被称之为了喀布尔（Kabul），而原先的大湖也逐渐干枯，成了城市角落的一片水域。
今天，当我环绕正在修葺的巴拉希萨尔城堡周围漫步时，牛羊巴扎的湖岸边，几个大爷非常惊喜，然后彬彬有礼地对我说：安拉呼艾克巴！
我站在巴拉希萨尔王宫的后山，看到从北部兴都库什山一涌而下的融雪河流，四处冲积成可以修筑梯田种植庄稼的广阔平地。远处，满山遍野毫无城市规划的土坯房屋，犹如川西色达五明佛学院的临时房舍，密密麻麻，黑压压的一片又一片。这些野蛮生长的房屋与山脚的坟冢墓园交错排列，压得人喘不过气来。沿着巴拉希萨尔王宫的后山腰，向西翻过一座小山脊，我从山顶走下山坡，又来到另一侧的巴布尔墓地。眼前山坡上有几处城垛式村庄，连同一丛丛的核桃树与杏树，在远处雪峰、黄色山峦和黑色山体的映衬下，呈现出一幅美丽动人的画卷。
1504年，从撒马尔罕逃到昆都士的巴布尔攻占了喀布尔，奠定了莫卧儿王朝的根基。此时此刻，我在塔吉克族守墓人的陪同下，祭奠了这位君王。喀布尔是巴布尔的福地，他喜爱这里的气候，潺潺的流水，以及遍布山谷的果树花木。他原来在这里修建的皇家花园，最后也成了他的墓地。1530年，巴布尔死于阿格拉（Agra），并埋葬在那里。1540年左右，他的尸体被移葬到了现在这个地方。其曾孙贾汉吉尔（Jahangir）在1607年为他竖立了至今仍然矗立的大理石墓碑，后来他也把巴布尔的儿子辛达尔（Hindal）和他的一个孙子安葬在旁边。巴布尔的坟墓周围竖立了一个大理石格子围栏，一直保存到19世纪中期，因为内战而被捣毁。如今的这座墓地花园是在2006年按照当时挖掘现场的围栏碎片得以修复重建。
在巴布尔墓地西北角还有一对建于1788年的墓碑，那是贾汉吉尔的儿子阿拉姆吉尔二世（Alamgir II）女儿的坟墓。对于喜欢莫卧儿和阿富汗历史的朋友一定需要在此驻足停留，因为阿拉姆吉尔二世的女婿不是别人，正是阿富汗开国皇帝艾哈迈德沙·杜兰尼的儿子帖木尔·沙·杜兰尼。“政治姻亲”在古代帝王家族，一直都是权力的筹码和霸业的加持，全世界都一样，就是到了如今的文明社会，“裙带关系”依然是权力的催情剂和加速器。当阿拉姆吉尔二世在印度德里被刺杀后，阿富汗军队拥立他的儿子沙·阿拉姆二世为莫卧儿皇位继承人，并打着复仇的旗帜曾与马拉塔人和锡克人作战。
巴布尔墓地花园建有一座带回廊的接待大厅。负责接待的哈扎拉人会热情地给你泡上一杯热咖啡。当我独自坐在回廊，远远的眺望西边兴都库什山脚下，巴布尔身前曾经最喜欢的巴拉巴格（Bala Bagh ）狩猎场时，突然，我发现，远方，有几个人影从大雪山中的黑山岭走出。起初，只是几个小黑点在地平线上缓缓地移动，慢慢的，那几个小黑点在黄土高坡的平地上逐渐变得越来越大，越来越清晰。对，就是他，一位来自CINA，名叫玄奘的僧人和他的随从。我远望他气喘吁吁，又意气风发地迎面向我们这边走过来，我连忙跟着率领众高僧的“迦毕试”国王和他的欢迎队伍一起朝着喀布尔河岸边一涌而下。
玄奘与国王一阵寒暄后，便策马一同步入王宫。在宫廷花园，国王为玄奘接风洗尘，并确定三日后，待玄奘安定妥当，即举行法会。玄奘没有推脱，欣然受命。但是玄奘一行的落脚之处却成了问题。由于都城有一百多座佛寺，各寺僧人都纷纷邀请玄奘过去安居，这下可让玄奘左右犯难。正在不知如何是好之时，突然有一僧人上前对玄奘说，“我寺本汉天子儿作。今从彼来，先宜过我寺。”这不仅让玄奘无法拒绝，同时也成了玄奘婉谢其它寺僧的绝佳理由。于是谢过其余寺僧，玄奘便与随行的慧性法师一起安居在这座名为“沙落迦”的小乘佛寺。
几天以后，信重大乘佛教的迦毕试国王，“乃屈法师及慧性三藏于一大乘寺法集”。本地各路大乘三藏高僧也齐聚法会，因为“法师备谙众教，随其来问，各依部答，咸皆惬服。”五天后，法会才告结束。国王“甚喜，以纯锦五匹别施法师，以外各各有差。”
后来由于慧性法师需要返回吐火罗（睹货罗）勤王，我正好也想跟他一起搭个伴去往昆都士，于是我们几个在喀布尔依依不舍地告别后，玄奘就沿着我这次来喀布尔的道路，从沙落迦起身往东，翻越黑山Surki Ghashe山口赶往拉格曼和贾拉拉巴德，继续他的“求法之路”。
在沙落迦寺夏坐的这些日子里，玄奘忙得不亦乐乎。白天苦于接待，四处走访，晚上还要挑灯夜读，作旅行日记。其间他还为沙落迦寺的僧人找到了汉天子当时埋下的宝藏。在《大唐西域记》里，玄奘曾这样记述道：
“迦毕试国周四千余里，北背雪山，三陲黑岭。国大都城周十余里。宜谷麦，多果木，出善马、郁金香。异方奇货，多聚此国。气序风寒，人性暴犷，言辞鄙亵，婚姻杂乱。文字大同睹货逻国，习俗、语言、风教颇异。服用毛㲲，衣兼皮褐。货用金钱、银钱及小铜钱，规矩模样异于诸国。
王，刹利种也，有智略，性勇烈，威慑邻境，统十余国。爱育百姓，敬崇三宝，岁造丈八尺银佛像，兼设无遮大会，周给贫窭，惠施鳏寡。伽蓝百余所，僧徒六千余人，并多习学大乘法教。窣堵波、僧伽蓝崇高弘敞，广博严净。
天祠数十所，异道千余人，或露形，或涂灰，连络髑髅，以为冠鬘。”
今天，当我再次来到喀布尔时，虽然这里没有打仗，但整个城区那些无处不在，全副武装、手握冲锋枪的塔利班士兵却总是让人感到危机四伏，令人极度不安。尽管美军最后一架B-52运输机逃离贝格拉姆空军基地，塔利班粉墨登场执掌大权已经两年时间，但是除了巴基斯坦和卡塔尔，包括联合国在内全世界大多数国家都不怎么搭理今天的塔利班政府。由于其保守派试图恢复传统的伊斯兰教法，妇女出门仍然要求从头到脚裹一身蓝黑色布卡罩袍，同时女子和儿童的学校教育也依然遭到各方面的严格限制。虽然我们在喀布尔街头嘈杂的人堆中偶尔还能看到少数只戴黑头巾的妇女，但大都是一晃而过。在阿富汗不允许游客拿相机对着女人拍照。任何一个初来乍到的人，当行走在喀布尔的街头巷尾，或多或少都有一种紧张感，给人一种心理不踏实的感觉。喀布尔街头的男人面孔差别很大，有的像南欧人、有的像印度人、有的像我们南疆人、还有的跟蒙古人长得差不多。照理说穆斯林都要留胡须，可那些亚洲面孔的喀布尔男人普遍都长不出胡须，但个个却晒的脸庞黝黑。如果语言不能正常交流，初次来到喀布尔的外国人一旦面对这些陌生的面孔会感到特别的害怕，加之整个破旧无序的街道基本上都是些杂乱无章的巴扎，喧嚣鼎沸的人群和那些坐在桥边石头上向你张望的眼神，令人极感不适。
战后，喀布尔开始了一些恢复性建设工作，但是进度非常的慢，完全没有整体布局的概念。在我呆在喀布尔的这段时间里，几乎没有见到什么建筑用塔吊或其它重型建筑机械的影子。一切都是农耕时代的手工作业。尽管战前的喀布尔有老城和新城之分，但经过长达三十年的美阿战争，这里已经完全分不清楚了。我走在“天线塔”山的山脚，本想去山脚下喀布尔河畔的“双剑王清真寺”（Shah-Do Shamshira Mosque），但是这条河流如今完全沦落为臭水沟。昔日在老照片里见到的那些河岸边洗衣的妇女，以及孩子们在岸边嬉戏玩耍，放风筝的场景再也看不到了，今天河中央除了裸露的淤泥，就是各色塑料垃圾。我实在不愿意在此过久停留，从这里，一直到巴拉希萨尔城墙脚下另一个建于18世纪的蓝色穹顶“砖桥清真寺”（Pul-e Khishti Mosque），我认为喀布尔老城除了更为破旧之外几乎没有任何的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