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血色天山：新疆同治暴乱那十年》落笔一个多月了，对文本作了全面修改，删掉了一些内容，也增补了一些文字，让大家更清晰的知道问题的来源和根由。把过于情绪化的内容删除掉，不再那么滥情，让历史叙述更接近事实，作为一个成熟文本留给后人，让一百年、两百年以后的人们知道，新疆曾经发生过什么。
文章发布过程中，不断收到留言和私信，指出漏洞，指正错误，特别感谢。尤其一些地名，位置出错，整个事件都连贯不起来。
比如，有网友留言指出，沙俄入侵伊犁这一段，“博罗胡吉尔”地名有误，不可能在尼勒克县，否则沙俄进军的路线就有问题。经过反复查找，最终确定这个地方在今天哈萨克斯坦境内潘采洛夫地区西北部。博罗胡吉尔是清朝时期中国西部边界一个重要的边境卡伦，一直由索伦营驻防屯田，1882年《中俄伊犁条约》后被沙俄割占。这个位置厘清以后，沙俄入侵的进军路线就清晰起来。
本来是把情绪化的文字进行砍减，但经常忍不住愤怒。文章中出现的地名，多数来自清史资料。清代文史有特定的时代局限和地域局限，一方面，清代新疆人口偏少，很多地方在当时还没有地名，历史事件只能记录到什么河、什么山这样的大致范围。另一方面，当时的少数民族地名和现在有差异，语言音译和现在也有差异。地名和位置对应不上，要花费大量的时间，查资料、看地图。我接触网络很早，在我这个年龄，比我更熟练使用电脑和网络的人，不会多，只要网上有过印迹，一般都能找到。但有些地名根本找不到今天的对应位置，说明新疆人文社科研究长期不作为。沙俄入侵伊犁是新疆近代史的重大事件，像历史中多次出现的“克特缅村”，又是沙俄入侵伊犁的重大事件发生地。这么重要的地名都没有过考察研究，新疆近代史的缺失情况可想而知。
前几天，遇上一位新疆社科院的老师，问了一下，新疆社科院有多少人？他说，不确定，可能有两三百吧。两三百人啊，拿着国家的工资、福利、住房，几十年来，他们在忙什么？
2
抽空看了一些博史馆的文章，说实话，他们做得比我们好，执着，团结，坚持。博史馆不开留言评论区，他知道留言等于找骂。但他认定自己是对的，坚持不懈地搜集、整理各类文史，为回乱洗白，为自己的群体辩护，从一而终，难能可贵。抛开历史观、民族观和宗教观，他们的执着令人尊敬，至少，他们有逆流而上的勇气，有坚持信念的精神，这是当下很多人缺失的品格。包括我自己。
在修订过程中，对妥明的失败有一些总结，比原文理性和冷静。对他们的分裂企图和残暴行径旗帜鲜明作出批判，对回匪顽强的战斗意志也不吝笔墨给予肯定。
乌鲁木齐从过去到现在，只是新疆的地理和行政中心，从来都不是战略要地。妥明如果有一点点战略思维，无论西进伊犁还是南征喀什，可能拯救了新疆，也拯救了他个人，至少不会造成英国殖民渗透、沙俄入侵等重大地缘政治灾难。如果回匪往西占据伊犁，不会有后来的沙俄入侵；往南占领喀什，阿古柏也不会形成气候。新疆回匪在暴乱初期，有这个实力。
新疆暴乱死了很多人，不是阿古柏有多能打，是南北疆的暴乱维匪实在太菜，又遇上了阿古柏这么个政治诈骗犯，被一个一个切菜下酒。如果妥明占据这两个地方中任何一个，至少在清朝平叛大军进疆以前，他能在一个地方站稳脚跟，有稳定的根据地，有和清朝讨价还价的本钱，有被清政府统战的可能。
博史馆不讨论这些，他们还在讨论农民起义、阶级压迫和残酷镇压。
阿古柏是个外来户，他能在南疆站稳脚跟，因为那里有广大的单一民族人口。伊犁的情况也一样，暴乱以后，伊犁暴匪一直都在自相残杀，却形成了一个闭环的内卷圈子，也是这个原因，有人口基数。
回民散布在西北各地区，人口总量大，但在哪个地区都是少数，陕西如此，甘肃如此，在新疆也如此。更何况，这里有汉文化养育了几千年的强大文明，无论王朝由谁当家，都改变不了汉族人口占绝大多数的事实。人是杀不完的，少数民族在中国任何一个地方搞分裂割据，除了向汉文化全面屈服，没有第二条出路。而他们的宗教又不允许他们像无拘无束的满人那样，旗帜鲜明地把中国传统文化供上神坛。在这样的人口和文化背景下，无论把西北回乱说得多么理直气壮，都毫无意义。不反省自己的问题，就算把手里的变天账翻透了、翻烂了，又怎么样？
从这个意义上说，西北马家军才是真正的觉醒者。虽然他们的觉醒有利益驱动。但他们深刻领会了中国，信奉伊斯兰教，尊崇儒学，树立起了以君主天下为核心的国家观。老三马的后代，熟读四书五经，汉文诗词写得一个比一个好。民国年间甘肃各地开办学堂，回族精英投资办学占了很大一部分。清末民国初的民族融合工作，做得比现在好，和同治暴乱一样，很多人已经不知道这些历史，一提起过去，就是万恶的旧社会。
3
批评的声音有两种。有人说，你是满清走狗。有人说，你对左宗棠有偏见。
这是网络常态，你说的事情我不知道，要骂。你说的事情让我不高兴了，情绪受到影响，更要骂。都理解，但不改变我的个人立场。
电视剧和自媒体上的历史最好不要拿出来讨论了，就像博史馆，他明知道煤球是黑的，不也在翻来覆去地洗吗！能把自己想象得多好，就能把清朝说得多坏。别人的历史是从哪里看来的，我不知道。我自己，有一天在办公室扒《清实录》，从早上到下午四点多，出来在马路上打车，感觉路上走的人都有重影。从四千四百八十卷书里面找自己需要的一小段资料，辛苦程度可想而知。《清实录》是一手资料，在自媒体上评价清朝的很多人，他们连这样的资料书籍都没有接触过，就因为是清朝，肆无忌惮地骂。
修补过程中，对清朝的赞扬不但没有删减，而且增加了很多内容。其中一个章节，写到了满清皇帝对汉族人的评价。我们不是一直骂满清专制吗？看看清朝皇帝是怎么评价汉族的。那是档案资料，造不了假，很多人看了，脆弱的玻璃心可能会碎成一地，人家说的都是实话，边塞用兵，不是不派汉族将官，汉族人圆滑世故，人家不去啊，要么说家里有事，要么说不会骑马。乾隆皇帝更是直接开骂，让你们去当官，又不是让你们去死，就这都躲得远远的。满清皇族在新疆死了多少，今天已经没人知道。
在新疆写历史，如果再不敢说清朝的贡献，那才是真正的没良心，没有人文道德。站在纯粹的历史角度，我愿意做清朝的走狗。一个坚持不懈开疆拓土的王朝，一个坚定维护祖国统一的王朝，做他们的走狗不可耻。和今天一群又一群的西方走狗相比，清朝的走狗更珍贵，也更光荣。
关于左宗棠，是另一个问题。我在补充内容中明确说，清朝收复新疆，是国家行为，不是哪一个人的个人行为。新疆的事从来都是国家的事，也不是汉族或者哪一个人自己的家事。
民国初年，对清朝的历史继承总体还是好的，五四以后发生转折，否定清朝对中华民族的贡献成为主流。不彻底否定清朝，怎么彰显革命的必要性、正义性和进步性？而近代以来的历史话语权，一直掌握在南方知识分子手上，一大批南方清史人物的历史功绩被无限拔高，包括林则徐和左宗棠。满清官员、北方籍汉族官员几乎没有人被正面书写，要么抹杀，要么抹黑。这样的历史逻辑，很多历史爱好者并没有意识到，以为课本历史就是所有真相。
新疆同治暴乱写到清军出关为止，也是这个原因。在原文书写的时候已经很克制了，左宗棠进疆是政治斗争的结果，进疆前后一直在斗争。新疆同治暴乱前十年的清军将领和民团首领，清军出关后集体消失，用后来的历史语言说，就是被清洗掉了。如果左宗棠在甘肃期间尽到陕甘总督的职责，新疆问题至少能提前两年得到解决。增补中用了一句粗话，“牛刀割卵子”，卵子是有骚臭味的，阿古柏只是那股骚臭味，本来用不上杀牛的刀。
上世纪以前，新疆一直有个传说，王姓治新疆。煞有介事，说三山夹两盆，写的是一个王字。这样的宿命论调，对新疆极其有害。新疆统一和稳定，依靠的是国家力量，从来不是哪个人的力量。指望一个人的出现，来拯救一个地方的命运，是对国家力量的漠视。
我后面的公号写作，仍然围绕西北边疆史，会一直坚持下去。而中国作为现代国家的版图奠定时期，是清朝。汉唐再伟大，和今天的中国版图只有文化关系，没有法理关系。明清以前，越南和朝鲜都是中国的藩属地区，我们今天能说越南和朝鲜自古以来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吗？
中国地缘边界的形成，从《尼布楚条约》开始，平定准噶尔叛乱正式拉开中国边疆战争序幕。过去几千年历史很伟大，但不算数，那不是边疆史。在这个定位下，对清朝必须给予正面的、积极的、高度的评价。这是我的个人立场，不管你怎么看。
下面，是同治暴乱的一部分增补段落。
全文不再重复发布，修改只是力求完整地结束一项工作，看以后什么情况再说。发现的问题，在后面的《三区革命》写作中尽量改正。
写作是我的业余爱好，还有养家糊口的事要干，所以耽误了一段时间。最近，把几年来最大的一桩闲事处理完毕，换了一个新地方，逐步回归正常。在这个断档期内，朋友提供了大量三区革命的油印资料，极其难得。缓一缓，也是好事。
有人留言，说我的公号文章文字量太大，看着累。这是我的秉性，因为开通了打赏功能，所以总想多写一点，生怕对不住热心打赏的朋友，不想卖注水肉。这个毛病暂时改不了，每期更新一万字左右，还会一如既往。
壹
妥明，出生于1788年（乾隆五十三年），东乡族，字得璘，又叫妥得璘。经名乌德·穆萨，河州回民教派虎父耶门宦教首之一。
叶尔羌是中国伊斯兰教苏菲派四大门宦（卡迪林耶、哲赫忍耶、库布忍耶、虎夫耶）的起源地，称叶尔羌道堂，被西北地区回民教众尊为伊斯兰教总教堂。叶尔羌道堂今天依然存在，已经传承到第七代，目前的掌教人是阿布都勒·艾则孜汗，教徒们在他的名字后面缀了“霍加”两个字，代表他的宗教身份。阿布都勒·艾则孜汗还有一个更长的名称，叫“毛俩纳·夏·华者阿布都勒·艾则孜汗·牙热干地”，是把祖上名字简化以后叠加起来的一个尊称。汉语要尊敬一个人，有伟大、英明、杰出等很多词语，印欧语和突厥语是表音语言，他们要称赞一个人，要么一竿子捅到天上，说宇宙最大；要么就把一堆牛逼闪闪的祖先名字堆积起来，跟绕口令一样。总而言之，这个人了不起，天下无敌，宇宙第一。
苏菲派是典型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又被称为伊斯兰神秘主义。苏菲派奉行清贫、禁欲、功修，早期成员多数穿一种粗织的羊毛衣服。羊毛在阿拉伯语中的发音为Sufi（苏夫），1821年，法国东方学者托洛克第一次使用Sufism（苏夫主义）称呼该教派，中国伊斯兰学者用汉语修饰和美化，翻译为“苏菲行知”。和“奔驰”、“伊丽莎白”、“特朗普”一样，这个伊斯兰极端主义在中国有了一个很好听的名称，“苏菲主义”。
托洛克在解释“苏菲主义”的文章中说，“神秘主义者在其最内在的本质上，将其自我体验为永恒的、不死的和没有时间的。作为一个穆斯林，他太了解除了神之外没有人是永恒的”，“自身个体性消散和融合到神性之中的程度，就如同一滴水融在大海之中，而与那唯一的存在实在性融为一体”。这是伊斯兰极端主义不惜牺牲自我肉体，追求天堂与神性的精神动力。
苏菲主义实际起源于蒙古四大汗国之一的察合台汗国，由巴哈乌丁·纳格什班德创立，他的陵墓在今天的乌兹别克斯坦境内，那里曾经是东察合台汗国的领地。苏菲主义最早的教派是纳格什班底耶教派，从十六世纪中期开始反向传播，在开罗、也门、麦地那等地建立宗教学校，对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复兴产生重大影响。
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崛起过程中，信奉苏菲派的贝克塔西教团渗透到土耳其军队高层，掌握了土耳其的宗教权。奥斯曼帝国史研究专家哈里尔·伊纳尔哲克在著作中说，“到十六世纪末的时候，哈吉·贝克塔西已经正式地被当成了保佑禁卫军的圣人，会有一个贝克塔西教团的首领常驻军营。贝克塔西教团和禁卫军已经密不可分，以至于每当有新的教团领袖即位的时候，他都要去伊斯坦布尔的禁卫军军营中，接受禁卫军阿加的加冕礼”。
1919年，土耳其资产阶级革命取得胜利，被称为“土耳其国父”的凯末尔禁止苏菲教派在土耳其的一切传教活动，土耳其进入世俗社会时期。埃尔多安当政后，伊斯兰宗教势力在土耳其重新抬头，究其根源，土耳其在过去五六百年历史上长期信奉苏菲派，宗教极端思想在土耳其有深厚土壤，根深蒂固，并且对新疆产生过直接的、恶劣的影响。
从清朝乾隆中期开始，中国西北地区出现的宗教暴乱，有教派、区域、时间三个分界点：
甘肃河州阿訇马明心、马来迟同时期赴中亚地区学习经文，把苏菲主义带入甘肃，传播到今天的陕甘宁青地区。从1781年（乾隆四十六年）到1928年，甘肃河湟回民先后发动四次大规模暴乱，只有马仲英领导的第四次河湟暴乱是反抗冯玉祥国民军对西北地区残暴统治的军阀战争，前面三次河湟暴乱都具有典型的宗教性质，也就是通常所谓的“圣战”。
新疆毗邻中亚，但在阿古柏出现以前，各民族长期信奉和卓体制下的传统伊斯兰教，哈萨克、柯尔克孜等民族甚至信奉更为世俗的礼拜宗教。除回民以外，苏菲主义在新疆没有市场，历次和卓暴乱虽然有宗教领导背景，本质上仍然是割据、分裂行为。
阿古柏濒临灭亡的最后时期，投靠土耳其，将苏菲主义信仰体系导入新疆，这才是新疆伊斯兰教走向极端化的分水岭。
叶尔羌道堂的创始人夏·奥里亚，是浩罕国（今天的乌兹别克斯坦）人，纳格什班底耶教派成员，自称是穆罕默德第二十八代后裔。十八世纪中期，夏·奥里亚到新疆传教，在叶尔羌创办道堂。1812年，河州大阿訇马葆真到叶尔羌，拜入纳格什班底耶教派门下，学习经文，自称顿觉参悟，赴麦加朝觐。1814年，马葆真回到叶尔羌，获得纳格什班底耶教派授予的传教权，号称“哈里发”，返回河州东乡北庄设立道堂，自创门宦，成为与穆夫提门宦、华寺门宦、虎父耶门宦齐名的新教派。
妥明在十八岁那年拜入北庄门宦马葆真门下，成为马葆真五大门徒之一。马葆真把叶尔羌批发来的传教权零售河州人妥明，妥明从马葆真手上获得传教权力，到新疆吐鲁番，创立了自己的道堂，称“东道堂”。妥明在哈密、吐鲁番、乌鲁木齐、昌吉、伊犁、塔城有广泛信众，回民称他是“口外哈里发妥爷老人家”。
贰
清朝时期的新疆，不是大家今天想象的样子，那时候的新疆遍地都有大清国中流砥柱的栋梁。比如在肃顺党争中帮助慈禧获得权力的胜保，长期在伊犁担任帮办大臣；比如在鸦片战争后被治罪的奕山，是传说中和雍正争夺过帝位的皇十四子胤禵四代玄孙，贬职到新疆出任叶尔羌（莎车）办事大臣。另一个在鸦片战争后获罪的钦差大臣琦善，世袭一等侯爵，妥妥的贵族出身，被判斩监候，后发配到新疆，任叶尔羌帮办大臣、和田办事大臣、伊犁参赞大臣等职。撇开他们在鸦片战争前后的“卖国”行径，这两个人在新疆的政绩和官声还是不错的，返回北京后又都成为朝廷重臣。再比如，巩宁城沦陷当夜逃出乌鲁木齐的长庚，是容妃的堂兄，是光绪皇帝的大舅哥。
新疆建省倡议，并非从左宗棠开始，乾隆收复新疆起就已经在酝酿。人力资源和行政资源配套不上，是迟迟不建省的主要原因，简言之，无人可选，无官可派。降职和流放是解决新疆官员补缺一种方式，清朝的流放地主要在岭南、东北、新疆三个地区，流放到其他地区的罪员是真正接受处罚，只有流放在新疆的官员治罪待用。也就是说，流放到新疆的大多是有能力的官员，戴罪时期填补新疆官员空缺，迟早还有回到权力核心的机会。
今天的人不了解这些情况，以为林则徐被发配到新疆，是清朝对汉臣的区别性打压。相比于琦善的斩监候，林则徐是鸦片战争后被处罚最轻的戴罪大臣。清王朝奖罚制度非常严苛，有功必奖，有罪必罚，皇亲贵族概莫能外。同治前后，曾经主持与西方列强谈判的钦差大臣耆英、曾经扶持慈禧太后掌握权力的胜保，先后被赐死，可见清朝法度之严明。
因为这些特殊性，有清以来，在新疆死难的名官重臣居全国之冠，一种战死，一种病死，而最大的一个人群，是暴乱死。比如伊犁暴乱，流放待用的几十名官员被一锅端掉，这些人在今天的历史上已经名不见经传，但在他们那个时期，个个都是人中龙凤。
叁
康熙皇帝和身边亲信聊天，感叹说，“汉人心不齐。如满洲、蒙古，数十万人皆一心。朕临御多年，每以汉人为难治，以其不能一心如故”。在另一个场合下，康熙皇帝说，“汉官但能作无实之文，说现成话。至于军务大事，并不能尽职尽责。如有紧急之事，边塞地方更须兼用旗员，方有裨益”。
对边疆官员配备，康熙说，“汉人出口，一二从仆，何济于用？遇劳苦之处，旋亦逃亡，纵令参处何益”？康熙说，“汉人率以为塞外辽阔，地少水草，行走艰难，以不乘骑为辞。如蒙古满洲，每岁塞外居住，汉人何以不能”？
1759年（乾隆二十四年），清朝收复大小金川，往甘肃派驻官员，汉族官员纷纷躲避。乾隆皇帝公开怒骂，“向者金川及近日甘省候选人员，无不规避者。此不过用备差遣，并非责以军旅之效。若使之临阵，将抱头鼠窜乎？可见惟利是图，与国事漠不相关”。只是派你们去当个官，都一个个躲起来。如果让你们上战场打仗，你们是不是就抱头鼠窜逃跑了？你们啊，唯利是图，好像国家的事和你们一点关系都没有。
近代以后出现一种悖论，说那时候的国家是皇帝的国家，和普通老百姓没有关系。如果这样的理论是对的，怎么面对外蒙、新疆、西藏、台湾这万里疆土？金一南冒着唾沫星子批评清朝腐朽的时候，他可能都不知道，外蒙正是在这种理论基础上独立出去的，外蒙认为他们的尊主是满清皇帝，而不是辛亥以后的中华民国。
康熙皇帝私下评价汉族人，“口不离道德，考其究竟，言行都不一致”。清朝的宿命，他大概早想到了，干活的不说话，说话的不干活。在后来的海防和塞防之争中，如果没有慈禧太后这个满族女人的强力支持，一万个左宗棠也挡不住汉人们会讲理的嘴。“满人当政”，不是歪曲历史的借口和理由。
肆
同治暴乱中的新疆官员，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个特殊人群，卑微，孤独，而又坚如磐石。他们是一群被罢了职的官员，朝廷已经给他们发不了一分钱的工资，背负着一身的骂名，却没有人逃往内地。他们把自己活成了一群乞丐，每个人都像丐帮帮主，神出鬼没，来去无踪，打散了去找人，找来人再打散。长期抗战，不屈不挠。
扒掉官衣的他们也是平民，无钱无饷，只剩下一张三寸不烂舌，自己要吃饭，招来的乡勇队伍也要吃饭，每个人都养活着上千张嘴。这样的历史让人悲怆，那些衣食无着的人们，在苦难面前依然目光如炬。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他们做得比今天的人更加卓绝而伟大。而历史书写总是那么的风淡云清，那些顽强的生命在今天的人看来个个都是笑话，他们被书写清朝历史的人们反复诟病和嘲笑。
他们大多是科举出身的官员，几十万人里面才能挑选出这样一个精英。他们本来是戴着大红花上任的朝廷命官，不幸活在人不如狗的乱世，他们践行了中国儒家知识分子最后的尊严，历史却没有给他们一点点起码的尊重。
以饱受诟病的文麟为例。乌鲁木齐巩宁城沦陷后，镇迪道伊昌阿遇害，军机处命令兰州道尹文麟赴新疆接任。文麟长期滞留在东疆地区，为巴里坤清军募集粮食，拉起一支民团队伍。色谱诗新率领的两百名清军被包围在富家塘那一天，文麟率领民团已经到达现场，他看见前面有上万回匪，没有参战，转移到哈密三塘湖，被库车维匪伊斯哈克打散。
文麟上疏请求援兵，被军机处斥责，革去官职。文麟在大半年时间里消失不见，再出现的时候，已经从安西、玉门拉来一支一千多人的民团。他把队伍带到哈密，又返回甘肃，去张掖高台县找滞留在那里的乌鲁木齐提督成禄，要钱要人。
那时候，清军主力被太平天国残余势力、捻匪、西北回匪死死纠缠在黄河两岸地区，通往新疆的道路完全断绝，人、钱、粮都过不来。清政府从炮灰里面刨弹药，千方百计接济新疆。乌鲁木齐提督业布冲额被索焕章杀害，前来接任的文祺病亡于巴里坤，军机处再命陕安镇总兵成禄赶赴新疆接任。成禄走到高台县，屁股一缩不走了，一蹲就是八年。
成禄是醇亲王奕譞的小舅子，跟随清朝名将胜保从河南平捻前线到陕西平定回乱，也算是一名悍将。他长期不到新疆履职，被左宗棠三次弹劾，后来的历史普遍说他贪生怕死，畏缩惧战。
左宗棠1968年接任陕甘总督，1876年出兵新疆，这中间不是也间隔了八年时间吗？无论汉族知识分子怎么抹黑清朝，翻遍清史，几乎找不到一个贪生怕死的皇亲国戚。成禄对新疆局势有自己的看法，甘肃回乱炽盛，肃州门户堵塞，左宗棠在甘肃地界被回乱绊了六七年，陕甘问题不解决，小股部队进入新疆只能被劈成柴火烧。
清军出关以前，前后有三支援军抵达新疆，黑龙江马队二营、吉林马队二营，绕着蒙古草原到新疆，共两千多人；文麟从甘肃带入新疆两千多人，恰恰是成禄在甘州招募、编练出来的新军，兵源全部来自凉州以西的河西地区。
左宗棠进疆，陕甘回乱平定已经两年，要钱给钱，要人给人，在和平条件下准备了两年多时间。成禄带着十几个亲兵到甘州，被免职的时候交给金顺二十五营训练成军的官兵，按照清军标准编制，差不多是一支一万五千人的队伍，还不包括此前由文麟带队入疆的两千多人。这可是在战乱条件下完成的工作，历史的对错，谁能说清楚？
大清国的军机处不是戏班子，如果贻误战机，轻则免职，重则杀头，清朝的皇亲国戚他们不是没杀过。对鸦片战争负有责任的奕山和琦善，被发配到新疆效力；对《南京条约》和《穿鼻条约》负有责任的钦差大臣耆英，结局更惨，被咸丰皇帝赐死。汉族知识分子编写的历史著作中，对满清官员遭受的惩罚几乎不提，这些历史当事人被避重就轻地从文字中抹去，大家只记住了他们卖国，却不知道卖国的真相和付出的代价。以鸦片战争当年的爆发根由，林则徐应获首罪，但这样的历史今天已经不能言说，说多了就是挨骂，大家一直在为林则徐流放伊犁耿耿于怀。
伍
维匪同样看不起回匪，认为他们是一群念着《古兰经》的汉人，本质上还是“卡菲尔（kafir）”。这个词语最早的英文本意是“愚昧的、隐蔽的”意思，是中性词，没有贬义成分，后来被天启宗教（基督教、犹太教、伊斯兰教）的信徒们相互仇恨和叫骂，用滥掉了。表意语言的词语极度匮乏，骂人都翻不出新花样。不像表意汉语，日娘操老子都能有几百种骂法。他们只会相互指着鼻子叫骂，你是卡菲尔，你才是卡菲尔，你们全家都是卡菲尔。一来二去，这个词语在天启宗教圈越来越极端，成为“异教徒”代名词。“卡菲尔”《古兰经》中的出现比《旧约》要温和得很多：
古兰经：“不信道的人们啊（卡菲尔），今日，你们不要托词，你们只受自己行为的报应”。
旧约：“凡不寻求耶和华以色列神的（卡菲尔），无论大小，男女必被治死”。
从这些宗教历史中，基本就能看清楚今天中东问题的本质，杀人者和被杀者，都不是善良之辈。伊斯兰世界最早出现“卡菲尔”这个词，主要针对麦加城里那些迫害穆斯林的犹太人和古莱氏部落的神教徒，后来被极端宗教泛滥应用，扩大到非穆斯林、甚至非同种族人群。
陆
《伊米德史》的作者穆萨·赛拉米，曾经参加库车热西丁暴乱团伙，负责文书工作。热西丁灭亡后，穆萨·赛拉米继续为阿古柏暴乱团伙工作，负责宗教和征税事务。期间，写下一本蒙古崛起以后的维吾尔人历史，称《安宁史》。
1904年，穆萨·赛拉米收集、增补了阿古柏统治时期的一些传闻和资料，续写了阿古柏在新疆发迹和灭亡的全过程，这一部分被称为《伊米德史》，以手抄本方式在民间流传。
现存于世的《伊米德史》手抄本共有三本，一本于1955年在阿克苏地区发现，一本于1957年在喀什地区发现，现存于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另一本由瑞典语言学家贡纳尔·雅林于1930年在喀什发现并收藏，现存于瑞典隆德大学。1986年，新疆人民出版社将《伊米德史》手抄本翻译成汉语，分上下两册出版，是目前为止研究阿古柏在南疆中前期的唯一资料。
从阿古柏北伐开始，阿古柏的名字频繁出现在清朝文史中，被称为“阿酋”、“阿逆”等等。尤其《清实录》，以档案为主，资料更加真实、完整、可信。
穆萨·赛拉米是拜城人，在阿克苏和库车为热西丁、阿古柏两个暴乱团伙工作过，《伊米德史》关于阿古柏在阿克苏、拜城、库车以及后期的记录应该是可信的。
北伐顺风顺水，给了阿古柏一种错觉，他以为大清王朝和他的老家浩罕国没什么两样，都是首鼠两端的官僚，都是贪生怕死的老百姓。如果库车的反抗稍微顽强一点点，阿古柏都不敢再有图谋北疆的企图。直到遇上后来的回匪，他才会知道，这里不是他一直投机倒把就能取得成功的地方，这里有不要命的悍匪，更有国家的尊严和铁血的人民。
柒
妥明兴建的清真王府，在今天乌鲁木齐团结路中段，乌鲁木齐市第六中学位置。清军收复乌鲁木齐后，清真王府被捣毁，夷为平地，长期没有人烟。1943年，盛世才时期修建人民广场，把荷花池（人民广场附近）周边回民迁往今天的团结路，老一辈新疆回民一直把这个地方叫“皇城”，他们所说的“皇”，指的是同治暴乱时期的回匪分裂首犯妥明。
捌
今天的历史认识有很多误区，完全不符合基本史实，有些是被刻意美化的，有些是被刻意歪曲的。比如左宗棠被授予钦差大臣、陕甘总督职务，督办的是陕甘军务，事务范围并不包括今天的新疆。左宗棠在同治皇帝和两宫皇太后面前表态，“五年平定回乱”，要解决的是陕西和甘肃地区回乱，以收复肃州结束，提前两个月完成任务。
在1875年5月以前，新疆地区军务一直由景廉和荣全负责，并不在左宗棠的事务范围内。今天多数历史，都在混淆了这个事实，以为左宗棠一上来就是西北军政一把手，天降大任于斯人，包揽了从陕甘到新疆的全部事务和权力。
这中间有三个时间线：1866年到1868年，左宗棠调任陕甘总督，但没有到任，由杨岳斌、穆图善等人代理；1868年到1875年，左宗棠到甘肃上任，负责平定陕甘回乱，顾不上、也管不了新疆的事。1875年5月以后，左宗棠以钦差大臣、陕甘总督身份，获得督办新疆军务权力。
澄清这个认知很重要，新疆的事，从来都是国家的事，既不是哪个单一民族的事，也不是左宗棠的个人家事。英雄站在前面，国家排在后面，这不符合中华民族共同一体的精神内核。
左宗棠进疆，是汉族精英与满清王朝政治斗争的结果，也是左宗棠个人与军机处、与李鸿章、与景廉等人权力斗争的结果。简而言之，左宗棠进疆是争来的，是斗来的，不是大清王朝认为非左宗棠不可，自然而然赋予的责任和权力。
左宗棠在甘肃，对新疆的权力斗争已经开始。提前撞到枪口上的两个人，是乌鲁木齐提督成禄，巴里坤提督何琯。
玖
左宗棠在陕甘地区平叛不力，刘松山死难，朝廷派李鸿章赴陕甘接任。整个过程从《大清穆宗毅皇帝实录》第二百七十六卷到第二百九十五卷中都有明确的谕令和公文往来记录，时间跨度约六个多月。
李鸿章行至潼关，清军攻克金积堡，马化龙被处死。天津教案爆发，曾国藩处理不当，李鸿章被紧急召回北京，接任直隶总督，负责处理天津教案。
“谕军机大臣等，李鸿章奏，酌带各军克日起程，并代奏袁保恒请赴直效力各摺片。……李鸿章现已饬令郭松林、周盛传等军分起起程。并先带亲军八营取道山西驰赴近畿……”
“又谕，李鸿章奏，现已督军由陕赴直。所部各军需饷甚殷，请饬催各省协饷……”
“又谕，李鸿章奏，请调提督赴营等语。……李鸿章现已遵旨督兵驰赴近畿以备缓急。前任直隶提督刘铭传谋勇兼优，威望素着，该提督深明大义。当此事机吃紧之时，自应力图报效。着英翰即行传谕刘铭传克日兼程赴营，藉资统率……”
有人说，刘铭传后来赴陕西，是李鸿章派他到陕西抢班夺权。刘铭传是李鸿章的左右手，从上面这个谕指可以看出，李鸿章一接到直隶总督任命，马上提出要把刘铭传调回自己手下，压根没有把刘铭章打发到陕西去的意思。那么，刘铭传又是怎么到陕西的呢？
“谕军机大臣等，前任直隶提督刘铭传，治军有律，叠着战功。此次一闻宣召，即日兼程北来，其忠勇报国之忱，尤堪嘉尚。现在津案已结，无须用武，该提督年力正强，岂可令其投闲置散？因思李鸿章赴直时，已率郭松林、周盛传、所部全军东来，仅留谭仁芳五营驻扎西安。此时甘军剿匪正当吃紧，陕省兵力空虚，深虞该匪窜突。若令刘铭传督办陕西军务，振旅西征，不特陕境可以安全，即甘军亦可免后顾之虑，似于大局较有裨益。至楚军与淮军虽向不相习，而陕事甘事各有责成，料不敢各存意见也……”
在这道谕旨中，朝廷充分肯定了刘铭传能力，特别强调他是一个能打仗的人，既然天津已经无战可打，就不能让他闲着。也考虑到了左宗棠会排斥刘铭传，特别强调各有各的职责，“料不敢各存意见”，这是在敲打左宗棠，不要有想法。谕旨强调，刘铭传去不去陕西，主要看李鸿章态度，李鸿章到底什么态度？
“谕，李鸿章奏，遵旨通筹全局、据实覆陈一摺。据称甘军稍振，陕事亦松，似无须别置一军，致左宗棠或生疑忌。若以陕事责成刘铭传，恳请破除常格，兼任地方，以免牵掣等语。所奏不为无见，惟陕事甘事，各有责成。淮楚两军，彼此分办，何至积不相能……”
李鸿章的意思，甘肃形势已经有了好转，陕西也已经安稳下来，没必要再安排一支军队进去了，免得左宗棠产生猜忌。如果非要让刘铭传去陕西，请求打破常规，军事方面的事他就不要管了，让他负责管理陕西地方事务，不要落下相互拆台的话柄。但朝廷不同意，说李鸿章的话确实有道理，但陕西和甘肃各是各的事，淮军也楚军也各有各的职责，什么事不能商量着解决呢？
从这些历史文件可以看出，左宗棠猜忌心很重，把陕甘事务当成了他个人的一亩三分地，不容别人插手。这个情况，李鸿章很清楚，从两宫皇太后到军机处，中央政府核心成员每个人都很清楚。这些谕旨在当时是公开文件，李鸿章、左宗棠等当事人都能看到，从上到下都不藏着掖着。由此再看左宗棠后来弹劾成禄、排挤景廉，将新疆同治暴乱前十年的军政官员、民团首领全部清洗出局，性格使然，军机处反而是新疆人事斗争的弱势方。
说李鸿章掣肘左宗棠，觎觊西北，是把他定性为一个先天性坏人，以为李鸿章生下来就在政治权力的最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