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说起来有点意思，是所谓的“统一”王朝中唯一的“南北朝”时代，是经济上发达但国土最小的时代。而且两宋刚建立的时候都出现了起义。北宋刚建立的时候，宋太宗时期出现了王小波、李顺起义；南宋刚建立的时候宋高宗时期又有了钟相杨幺大起义。钟相杨幺大起义因为主要是发生在洞庭湖地区，所以也叫洞庭湖农民起义。
洞庭湖农民起义，发生在建炎四年（1130年）二月。当时正是宋高宗赵构建立南宋政权不久。南宋政权所推行的方针、政策，完全是北宋政权的继续。以宋高宗对内镇压，对外妥协。当时我国北方是在金政权统治之下。宋高宗不顾北方汉族和各族人民的利益，对女真贵族的扰乱，不仅不予抵抗，而且阻挠人民抗金。
在南方，南宋王朝对人民进行残酷的掠夺，一斛米的赋税增加到五、六斛，一千钱的捐税提高到七、八千。宋高宗统治集团只图偏安江南，不顾人民死活。在这样的历史情况下，南北广大劳动人民，既反抗女真贵族的民族压迫，也反对南宋王朝的压迫，两者结合在一起，掀起轰轰烈烈的反奴役、反压迫的斗争。
钟相是鼎州武陵人。早在起义之前的二十多年，他就利用民间秘密流传的宗教，在武陵一带进行宣传和组织工作。钟相说:“法分贵贱贫富，非善法也。我行法，当等贵贱、均贫富。” 合部了早在北宋初王小波、李顺起义时，就提出了“均贫富”的口号，要求在经济上打破贫富不均。钟相继承并发展了这一思想，不但要求经济上平均，还要求政治上平等。 在“均贫富”和“等贵贱”思想的推动下结合在一起。他们纷纷投拜“入法”，自愿分财互助，争取 “田蚕兴旺，生理丰富”。钟相所领导的农民起义，有着广泛的社会基础。
建炎四年（1130年）初，金兵一度攻陷潭州，大肆劫掠，弄得鸡犬不安。南宋的腐败官军，在金兵面前胆小如鼠；在人民面前气壮如牛。每当金兵一到，他们早已逃跑；一见金兵退走，公然趁火打劫。广大人民遭受金兵和宋军的双重洗劫，恨之入骨。南宋军官孔彦舟收拾散兵游勇，在鼎州、澧州一带到处窜扰，使洞庭湖一带人民无法安生。 钟相就利用这一时机，发动当地人民起来斗争。洞庭湖人民首先在武陵举起了第一面战斗的旗帜。 起义爆发之后，很快建立了农民革命政权一大楚政权，年号“天载”。起义军称呼钟相为“老爷”，参加起义叫做“拜爷”，相互之间称“爷儿”，表示不分高下。鼎州、澧州、荆南、潭州、峡州、岳州、辰州等地农民势如潮水，从四面八方起来响应。
南宋王朝任命孔彦舟为荆湖南北路捉杀使，联络当地的地方武装，镇压钟相起义。孔彦舟派人伪装请求“入法”，混入起义军，里应外合。结果，不过一个多月，钟相及其子钟昂不幸被俘，壮烈牺牲。
但是，洞庭湖畔的起义并未因钟相的牺牲而被扑灭，人们推杨幺领导起义军继续战斗。 杨幺是一位青年农民。他本名杨太。当地农民都称年轻的孩子为“幺”。杨幺是一个十分亲热的称呼。他团结杨广、周伦、夏诚等起义领袖，在洞庭湖四周建立起几十个水陆栅寨，制造数丈高的战船，准备长期战斗。起义军依靠集体的智慧，创造了新型的车船，用人力踏车，进退快速，官船不能靠近洞庭湖。杨幺建立起可攻可守的据点，革命队伍发展到二十万人。起义军砸碎了枷锁，一边生产，一边战斗，“无税赋差科，无官司法令”，使当地出现了物产丰足、人民安乐的前所未有的景象。
绍兴四年（1134年），南宋王朝“招安”杨幺的阴谋遭到可耻的失败。女真贵族一手豢养的刘豫傀儡政权，也想乘机笼络杨幺起义军，一而再地派人前来引诱，遭到起义军的严厉惩罚。宋高宗又亲自下诏“招抚”杨幺，也被坚决拒绝。南宋政府眼看情况危急，命令张浚亲自督战，并把岳飞的精锐部队从抗金前线抽了回来，对杨幺实行血腥的镇压。
绍兴五年（1135年），张浚和岳飞对洞庭湖的起义军采取“剿抚兼施”的策略，一边疯狂镇压，一边实行“劝降”，在起义军内部进行分化瓦解。他们特意利用生产季节出兵进攻，毁坏庄稼，造成起义军的粮食困难。 在优势的敌人面前，起义军进行了英勇的战斗，但杨幺的水寨最后为敌人攻破，杨幺被俘，被押送到岳飞的军前。他威武不屈，英勇就义。杨幺的余部以夏诚为首，继续进行战斗，最后失败。这次洞庭湖农民起义，先后经过了六年时间，给南宋王朝以沉重的打击。
钟相杨幺领导的洞庭湖起义，这是南宋王朝对金王朝妥协投降，对内拼命掠夺的产物，虽然起义军失败了，但是对于南宋缓和社会矛盾还是起到了一定作用。历史上，这次起义因为南宋与金王朝的战争，而被历史教科书逐渐忽视了。但是，必须说当王朝对外妥协的时候，正是其对内疯狂掠夺的时刻，也是最容易招致人民反抗的时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