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子兵法・形篇》有云：“善战者无赫赫之功。”抗倭名将戚继光北上镇守边疆后虽然取得什么著名战绩，但绝对不是碌碌无为。
隆庆元年（1567年），给事中吴世来建议调抗倭名将俞大猷和戚继光到北方训练蓟门士兵。最后，明廷决定只调派戚继光前往蓟门练兵。
戚继光到达蓟镇后，立刻就发现了蓟镇和其他各镇的不同。蓟镇背后是京师近畿，在战略上就不能像其他各镇那样进行防守反击，必须把威胁阻挡在边墙之外，使京畿重地不受骚扰。另外，绵延二千余里的防线，也使得明军通常只能以劣势兵力对战全力破关的蒙古主力。可见，蓟镇明军的战术需求首先是防御性。有鉴于此，戚继光在守边期间，大力修建加固长城，在修建过程中，戚继光依据"因地制宜，用险制塞"的原则，使这段长城设施完备，构筑牢固，布局严谨，可攻可守。
另外，在作战中最具防御力的武器莫过于战车了。于是，戚继光找到了俞大猷，并在其帮助下，建立了自己的车营部队。
到了戚继光时代，明代战车已经发展演变了上百年，因此车辆的制式各不相同。戚继光到任后，立即对战车的性质进行统一。他首先使用了俞大猷的正厢车，也就是防御屏障在前的战车。不久之后，戚继光为了加强车营的防御效能，使用了防御屏障在一侧的偏厢车。
戚继光的车营与以往不同的是大量装备新式火器。戚继光装备的第一种新式火器是火绳枪，也就是鸟铳。这是欧洲人带来的一种新式火器。嘉靖元年（1522年）明军在与葡萄牙人的西草湾之战中，就见识了这种火器的厉害，之后开始大量装备。比如，嘉靖三十七年（1558年），明军一口气就列装了一万杆鸟铳。明军的火绳枪一开始是多用于水战，后来才逐渐装备明军的陆军。
但这种新式火器，当时北方明军使用的却不多，北方工匠制造的鸟铳也大多不合标准。因此戚继光赴任蓟镇后不久，就向朝廷要求招募自己的浙江旧部一万人，来充当蓟镇边军的教练，再由熟知鸟铳技法的北军训练其他北军。可见在戚继光之前，这种火器主要是南方明军装备，是戚继光首先将其大量应用于北方边防。
另外，戚继光还特别注意因地制宜。他提出：制造军器时，不必让工部拨给，只需要将制造军器的任务分工给各省即可。其中，福建擅长造刀，则由福建拨给刀具；浙江擅造鸟铳、战车，以便全力发挥各省各自的特长。
另外，戚继光一到蓟镇就发现蓟镇守军将贪兵弱、纪律涣散、缺乏训练、毫无战斗力。戚继光获得朝廷准许抽调抗倭的三千戚家军到蓟镇，为了给蓟镇的兵将做个榜样示范，戚继光特意命令刚刚到达的三千戚家军站军姿给蓟镇官兵看，三千戚家军在大雨中笔直挺立纹丝不动从清早站立到黄昏。把孱弱散漫惯了的蓟镇官兵们惊得目瞪目呆，从此才知道什么叫军纪。戚继光大力抓紧军队训练、防务建设，最终把散漫孱弱的边将训练成了纪律严明，作战勇敢的新戚家军。以至于几十年后的关宁铁骑都是在此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总之，经过戚继光的整顿，蓟镇军队的面貌得到很大改观。当时的总督刘应节称：“总理戚某，文武兼资，才识相合，誓众则捐生报主，精忠可贯乎天日；治兵则转弱为强，训练真动乎鬼神。”
到了万历元年（1573年）二月，对戚继光的第一次考验便到了。该月十日，蒙古骑兵入犯挐子谷，戚继光闻讯派遣官军截杀入犯的蒙古军，取得小胜。同年四月，蒙古骑兵入犯桃岭口，再次被戚继光击败。之后的五月二十日界岭口之战，蒙古酋长董狐狸、专难等人入犯蓟镇，戚继光率领游击王轸分兵迎敌。一场大战之后，蒙古军力不能支败走，其酋长董狐狸几乎被明军生擒。
万历三年（1576年）正月，蒙古朵颜卫首领长秃入侵董家口关城。戚继光率领明军自榆木、董关两地出塞，穷追蒙古军一百五十余里，其麾下的标军李云生还活捉了长秃。
这一连番的胜利得到明帝国上下一致好评，戚继光的车营体系得到广泛认可。他先后共装备了七个车营，布置战车1239辆，并建立了相应的防御体系，蓟镇自戚继光之后被公认为九边最强大的军镇。正是因为这些功绩，大明朝廷才封戚继光为少保。
当时的人这么评价戚继光的功绩：“虏数苦蓟北，今修内备，不战而伐其谋，即军政无所课功，其功则上上也。”也就是兵圣孙武所说的“善战者无赫赫之功”。
表面上，戚继光北调后似乎“碌碌无为”，但那只是表面现象。有两个人为戚继光说了公道话。一是《明史》：“蓟门守甚固，敌无由得入，尽转而之辽，故成梁擅其功。”一是《张居正大传》作者朱东润：“继光镇守蓟州十六年的当中，虽然没有赫赫的战绩，但是整个的北边，从此安静……这是继光的大功，也是居正的大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