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末年可谓是天灾人祸聚集，既有瘟疫、小冰河期等天灾，也有农民军和后金（清）这样的人祸。明朝政府同时应付这些事情，尤其是辽东战局更是引人关注。就是因为明朝对清（后金）拿出了全力，才导致关内起义军风起云涌，可以这么说有明一代“辽事”就是关内农民起义的催化剂，就是辽东不断的军事失败才导致了明王朝深重的财政危机，而财政危机的发生也导致了明王朝加紧向老百姓勒索加派，活不下去的老百姓就只能选择造反。在这件事上明朝人自己就看得万分清楚。夏允彝在其所著的《幸存录》中就说：“嗟乎！寇之发难以何事起？天下嗷嗷，皆以加赋之故；然赋加于何年？皆以东夷发难也。”这其中的逻辑关系已经讲得非常清楚了，就是因为辽事上的加派才导致关内形势的恶化。
万历四十六年（1618年），后金努尔哈赤举兵伐明，连陷抚顺、清河，全辽震动。明廷急忙四处调集精锐镇压，除贵州之外浙江十二省加上南北直隶，每亩加三厘五毫，共派额231万两。然而，萨尔浒战役失败，辽事继续，为了满足庞大的军费开支，加派再次启动，于次年十二月在原来的基础上再加三厘五毫，多征收200多万两。
万历四十八年（1620年），辽东军费上涨到800万，新调援辽东的军队安家、马价、兵器之费，明廷无力支付。于是又于三月再次派饷加二厘，加上前两次加派，共向民间勒索520万两。
张铨
要命的是这三次加派变成了固定赋税压在广大百姓头上。就在这三次加派之后，已经有大臣看到了这样向百姓疯狂的榨取，一定会使民间崩溃，于是向朝廷发出警告，比如江西御史张铨就坐不住了，他表示：“自军兴以来，所司创议加赋，亩增银三厘，未几至七厘，又未几至九厘。辟之一身，辽东肩背也，天下腹心也。肩背有患，犹籍腹心之血脉滋灌；若腹心先溃，危亡可立待。竭天下以救辽，辽未必安而天下已危。”
尽管明廷以竭泽而渔的形式将大把大把的银子向辽东战场上扔，但是辽东局势仍然持续恶化，不见好转，“辽事”简直成了明廷的财政无底洞。在崇祯二年（1629年）十月皇太极从喜峰口毁边墙进入内地攻伐，直到崇祯三年（1630年）五月离去，于是于当年十二月再加辽饷，九厘之外再加三厘，再收165万两白银。使该年田赋总额涨到680余万两。
农民起义的全面爆发就是在崇祯初年，这绝对不会是巧合，正是明廷为了辽事横征暴敛，超过了民间经济，尤其是江北经济的承受能力，百姓再也扛不住这么沉重的赋税了，只能逼上梁山！
爱新觉罗・皇太极
明后期这四次加赋与以往完全不一样，根本不考虑北方田地相对于南方贫瘠的现实，强制性的平均摊派。而北方的农业生产技术和人民的生活水平也相对落后，承受经济剥削的能力较低，更容易爆发全面的危机，而在当时西北的经济能力又是北方最弱的一环，所以农民起义最烈的地方就是陕西。
“辽事”不仅摧毁了明王朝的财政，还间接地起到了提升农民起义军战斗素质的效果。说到底还是钱的问题，明廷为了支付辽东军费不仅从民间加派，更是时不时削减西北边军的军饷，西北边军的生活条件本来就很差还削夺他们的待遇，这么一来西北边军干脆直接和农民起义军合流了。“时东事益急，廷议核兵饷，各边镇咸厘汰裁饷至数十万，乘障兵咸噪而下。”在崇祯二年（1629年）六月，给事中刘懋就说道“秦寇即延庆之兵丁土寇也”。
而崇祯二年（1629年）十月的那次清兵入关使农民军的战斗力又一次得到了飞跃。为了确保京师安全，明廷让各处派兵勤王，结果来自西北地区的边兵，直接在中途溃逃，加入了农民起义军。“会京师戒严，山西巡抚耿如杞勤王兵哗而西，延绥总兵吴自勉，甘肃巡抚梅之焕勤王兵益溃，与群盗合。”这些原本就待遇不好西北边军远道而来勤王，驻地接二连三地换也就罢了，关键是军饷还没着落，气愤不已，就哗变了。“汛地累更，军三日不得饷，乃噪而大掠”。
这些边军都是沿边劲卒，具备一定的军事技能，携带着武器，他们一旦归附起义军，使农民武装的战斗力有了实质性的提高。史书上将这次事件当成是“流寇”爆发的关键结点，“山西巡抚耿如杞以兵入卫，兵哗于涿鹿，大掠良乡，如杞坐逮论死。西兵之溃者窜走，剽掠山东。此流寇之始也。”“流寇始于陕西溃兵，皆耿如杞入援之师也。”
辽事的影响不仅仅如此，农民起义军还因为“辽事”两度起死回生，巧合的是，清军总是在农民起义陷入困境的时候突然出击，义军也就借机死灰复燃。
卢象升
其实在崇祯九年（1636年）之前，明廷对起义军不断出动重兵围剿，歼灭了起义军大批有生力量，几乎将起义军逼入绝境。偏偏崇祯九年七月，清军攻入昌平，威胁到了北京。明廷让追剿起义军的卢象升勤王，严重削弱了明军在中原地区的兵力，河南、湖北呈空虚状态，起义军趁势而起。
崇祯十一年（1638年）八月，在洪承畴和孙传庭两位能臣的努力下，起义军又遭到沉重的打击，各路起义军藏的藏，受抚的受抚，死的死。于是崇祯十一年（1638年）九月，清军又入关了。明廷惊恐，急忙调洪承畴、孙传庭率军保卫京师。没了劲敌，李自成、张献忠、罗汝才又趁势而起。
到了崇祯十四年（1641年），松锦大战前后，明廷恨不得把国内所有的粮饷和能战边兵都往辽东战场上砸。
洪承畴
河内县知县王汉不得已于崇祯十四年（1641年）三月上《请停关宁米豆疏》，表示中原人民实在是活不下去了，请求朝廷不要再征收了，“但河朔情形，有万分重于关宁者，有万分不得不急于关宁者，汉不得不以死争之也”。中原发展到了“贼且食贼”的程度，而源源不断的饥民成了起义军的后备兵员。
而松锦大战十三万明军的全军覆没，也打乱了明廷的战略部署，本来这支军队在明廷打算在解锦州之围后，打击农民军，结果也赔在了辽东战场。
所以，明廷在对抗清（后金）的时候可谓拼尽全力，最后把自己财政拖垮，疯狂的克剥百姓，农民起义成为必然，根本不可能不发生。
当然，明朝覆灭的根子还是在自己身上，万历以来，有权势豪绅地主通过用投献、强夺、购买等一系列手段，集聚了巨额财富。而明代的宗亲们不仅占有大量田地，也占用了大量的财政。官府为了完成征税只能将赋税转嫁到庶民身上。其实在明朝末年就有人建议剥取绅富财货来缓解财政危机，如武生李琎建议“致治在足国，请搜括巨室助饷”，然而明廷对这个建议自然是充耳不闻，一如既往地在庶民身上刮地皮，直到灭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