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地缘系列》之北京
作者：温骏轩 / 编辑：尘埃
1
燕京与永定河
几乎每个能够为自己贴上古都标签的城市，都在试图证明自己曾经被更多王朝选择。如果是一个大一统王朝的首都，那自然是没有争议；若是充当过半壁江山的京师，争议也还不大。争议比较大的是那些以此为都的地方性政权，到底应不应该在以一“朝”古都的身份被计入。
北京到底是几朝古都的差别正在于此。这座城市的建都史始于3000年前的燕国，问题在于燕国最高光的时刻只是位列战国七雄，并且还是实力偏弱的那一个。不过即便成为燕京的经历不能为北京的王朝首都史+1，仅作为一切起点的意义便已足够大了。
燕国是周朝“封建亲戚，以藩屏周”的成果之一。从地缘角度看，周对商的胜利，往小了说是关中平原对中原地区的征服，往大了说则是黄土高原对华北平原（包括山东半岛）的胜利。向这些地区封建亲缘诸侯，便是周朝消化东部的重要手段。虽说这受封为诸侯的未必都是姬姓宗室，但宗室肯定是要放在最紧要位置的。
燕国的始封之祖是召公姬奭，他在周朝初年的政治地位仅次于著名的周公旦。武王在伐纣胜利后仅一年便离世，周公旦和召公奭受命辅佐尚未成年的周成王。二人便以“陕”地（现在的河南三门峡市）为界分割治理范围。召公帮着侄儿管理着陕西的基本盘，周公则负责不让新征服的陕东之地生乱。这一事件史称“周召分陕”，事件本身还成为了陕西省名称的源头。
如此两个股肱之臣，封地自然也要承担更重要的战略任务。周公自己的封地位于中原地区东端的泰山脚下，形成了后来的鲁国。燕国则封建于华北平原的北端，在北京地区开拓。
鲁、燕两个重点封国一东、一北，将整个华北平原置于姬姓宗室的监控之下。虽然战略任务相当，但燕国肩上的担子面临的困难却要重得多。鲁国之西的中原地区，填充着卫、蔡、管等姬姓诸侯国；以东的山东半岛，还有与姬氏有密切亲缘关系、以齐国为代表的姜姓诸侯国分担压力。
再来看看燕国的位置，离它最近的亲缘诸侯是位于现在河北南部邢台市的“邢国”，二者间的路程超过350公里。
用孤悬一隅来形容燕国的位置毫不为过。以至于燕国长期以来都得依靠自己的力量完成使命，在史书中的记录更是只能用寥寥无几来形容。一直到公元前664年，率先称霸中原的齐恒公在燕国遭遇山戎攻击时发兵相救，燕国才算回归中原诸侯的视线中。而此时春秋时代都已经开启了100余年。
在这里要说一下北京城的区位特点。封建的逻辑是你先带着族人过去，寻个合适的地点建个城邑，然后再以此为基点向外扩张。燕国的起点并不在现在的北京市区，而在西南郊区属性的房山区琉璃河乡。后来攻灭了位于北京市区的蓟国之后，再把都城定在了北京这个位置，北京城最初的名字也因此被定为“蓟城”。
不管如何位移，燕国的京城都跟一条现在叫永定河的河流有关。人类的生存离不开水，大多数城市在选址时都会选择一条河流依附，并成为这座城市的母亲河。北京的母亲河就是永定河。
华北平原河流虽多，永定河的区位却是独一无二的。
永定河古称治水，如今在上游山西境内被称之为桑干河，下游北京境内方被称之为永定河。其实永定河这个名字的历史并不长，在金、元两朝定首都于北京时，它还被叫作“卢沟河”。金代修筑其上的卢沟桥，更因为1937年的七七事变而为世人所熟知。
山西的黄土高原属性，使得卢沟河在那个时代还有三个能反映其地理属性的别称：小黄河、浑河与无定河。听听这些别称，你就能感觉到它的危险性。那些经年累月从黄土高原裹挟而下的泥沙，在淤塞河道后很容易引发洪水。根据统计，自金朝建都北京到1949年的这800余年时间里，永定河决口漫溢146次，改道10次，北京城也被它淹了7次。
1698年，在经过又一次疏导之后，康熙亲自为这条北京的母亲河重新取名为永定河，以期望它不再为害京城。
虽然永定河跟黄河一样难以治理，但北京城的位置却是不能大移，至多为防水患拉开一点与主河道的距离。根据现有考古证据判断，古蓟城位于北京西城区南部，与明清的紫禁城比邻而建。这个选址之所以3000年没有变化，根本原因在于随着永定河水来到华北平原的，除了黄土高原的泥沙以外，还有来自蒙古草原的游牧者。
从大的区域关系来看，华北平原的北端直面三大板块：西面的山西高原、西北面的蒙古高原，以及东北方向的东北地区。东西向的燕山及南北向的太行山，则将华北平原完美的与上述三个地理板块分割开来。
虽然山脉能够成为天然的保护，但路是人走出来的。为了打通与这三大地理单元的联系，先民们至少在这两大山脉中打通了11条通道。这其中就包括同样位于燕山与太行山之间的“军都陉”，以及燕山与渤海之间的“伴海道”。伴海道走的是燕山东麓的沿海平原走廊；军都陉的走向则与永定河谷一致。作为华北平原位置最为靠北的两条出境通道，又处于地理单元相接之处，你可以想象它们必定会在所有道路中，成为应对北方威胁的两大方向。
如此重要的两条道路，必定是有关口的。要是你对这两条古道之名感到陌生的话，那一定听说过居庸关和山海关，它们对应的分别就是军都陉和伴海道。守住了这两个关口，就守住了华北平原的北大门。哪怕北方那些马上民族还能走其它小道入寇华北平原，有驻守在这两条大路的军队在，被担心操了后路的入侵者也只能在劫掠完以后迅速撤回。
再细分的话，居庸关守住的是华北平原的“西北门”；山海关守住的则是华北平原的“东北门”。要是用现在的行政区来对应，守着西大门的是北京，守着东大门的则是秦皇岛。不过在燕国封建在此之时，这个东大门还不用怎么守。因为一直到秦国一统天下时，伴海道和秦皇岛都还泡在海里。
公元207年，汉献帝建安十二年。曹操出兵征讨收留的袁绍子侄的乌桓部，本来想走已经可以通行的伴海道。结果这条道当时虽然已经可以走，却不是全年可以通行，道路遇到雨季就很容易被毁。曹操迫不得以只能走原本已经废弃了的燕山小道，不想却杀了对手一个措手不及取得大胜。
既然东北方向没有大患，燕国的重心自然就放在了军都陉方向。更何况从同时经略燕山和太行山前平原的角度看，也是北京这个位置最为合适。
2
辽朝的南京
虽说有燕山和太行山护体，都城又控守着游牧者入侵的主通道，但燕国要是只守着北京周边这一亩三分地，那估计战国七雄里就没它的位置了。
当时在燕山以北草原地带游牧的部落联盟，被称之为“东胡”。燕国的崛起，得益于其对东胡的一次战略进攻。公元前4世纪末，曾经在东胡为人质、通晓北地风土民俗的燕人秦开回到了燕山之南。公元前300年燕军在秦开统率下，西出军都陉对东胡发起反攻，然后沿燕山北麓一路向东推进到鸭绿江南岸。
《史记·匈奴列传》对这一事件的记载为 “秦开归而袭破东胡，却千余里，燕亦筑长城”。意思是说秦开回归后率军北伐大破东胡，迫使后者让出了千余里的土地，而燕国也修筑了长城来保护自己的北境。
从字面上看，你很容易认为燕国通过这次进攻得到了一大片游牧之地，然而事实却并非如此。燕国在战后修筑的长城除了将防线推进到燕山北麓以外，最重要的是把现在的辽宁地区变成了燕国的辽西郡、辽东郡。
温度是制约东北农业和人口的瓶颈，位于北纬42度温度线之南的辽宁地区，则是古代东北地区，唯一可以开展大规模农耕生产的地区。秦开之所以能够说动燕王下此决定，说到底就是将这一重要信息带了回来。如果没有可耕之地移民屯垦，即便是取得了一场史诗级胜利，燕国也没有可能在燕山之北拓地千里。
仅仅16年后（公元284年），实力倍增的燕国就有实力在名将乐毅的统率下，对齐国发起一场灭国之战。可以说如果不是从东胡手中夺取了辽宁地区，并差点灭掉齐国，燕国就算苟到最后也不会被认为有资格位列七雄。
虽然燕国最后为秦所灭，东胡随之也成为历史名词，但北京和辽宁、中原王朝与东胡后裔之间的故事却还远未结束。
先秦时的北方草原主要有两大部落联盟所控制，西部的匈奴和东部的东胡。燕国只是从东胡手中夺取了适宜农耕的辽宁地区。最终让东胡成为历史名称的则是匈奴。公元前3世纪初匈奴冒顿单于击败东胡，在蒙古高原建立了第一个草原帝国。少部分未被匈奴吞并的东胡部落，不得不退入大兴安岭以东的森林草原地带。
对于东北地区最大的误会，是这只是一片森林覆盖之地。其实由于降水不足的原因，大兴安岭的东侧以及燕山北麓都存在一条被森林包夹的草原地带，而这两条草原地带在现在的行政区划中，也都因其地缘属性成为了内蒙古的一部分。
刚才提到的乌桓，以及同样被曹魏远征过的鲜卑人，都是躲进东北草原的东胡部落。区别在于鲜卑人经略的大兴安岭东麓的森林草原；乌桓经略的则是燕山北麓的森林草原地带。事实上在此后的历史中，经略东北草原的游牧者都属于东胡后裔。一旦蒙古草原出现机会，这些东胡系游牧部落就会走出东北，征服更为广阔的蒙古草原，包括跨越长城建立政权。
匈奴西迁后成为草原新霸主的鲜卑人，是第一个做到这点的东胡系游牧部族。唐朝末年崛起于燕北草原的契丹人，则是第二个成功吃到螃蟹的部族。公元936年，后唐河东节度使石敬瑭为了自立后晋，以割让燕云十六州为代价向契丹请援。24年后宋朝建立，宋辽长达一个半世纪的并立局面就此拉开序幕。
燕云十六州指的是唐朝在河北及山西北部设立的十六个州，其中幽州和云州是最核心的两个州，遂有此名。结合刚才做的地理分析，你会发现时名桑干水的永定河就是串连这十六州的轴心。只不过北京所对应的幽州位于永定河的下游；山西大同所对应的云州位于上游的桑干河部分。
为了经营这片难得的农耕之地，契丹人决定在大同和北京分别设立都城。前者因其方位被称之为“西京”，后者则被定性为“南京”。身为辽王朝南京的这段历史，也被认为是北京建都史的开端。
然而严格来说这个认定是有点问题的。为了统治广袤的国土，中国古代诸王朝设立2-5个都城属于常规操作，只不过拥有都城名头的城市再多，皇帝本人所在的首都同一时期却只会有一个。不幸的是，辽朝的首都并不是燕山之南的这座南京城，而是燕北草原的上京城（遗址位于内蒙古赤峰市巴林左旗）。
对于契丹人来说，东北草原始终是自己的根本之地。如果契丹人的野心再大点，其实是应该把首都定在当下的北京城。就像他们的前辈鲜卑人，就是先把北魏的首都南迁到大同，然后再南下入主中原，最终把都城立在了天下之中的洛阳。
当然，辽王朝不这样做也正是在吸取北魏的教训。北魏定都大同前后共计96年，这将近百年的历史使得相当部分的鲜卑贵族都已经汉化。以至于北魏孝文帝继位之后，进行了一系列汉化改革，史称“孝文汉化”，迁都洛阳也是改革计划的一部分。
进行这场改革时，北魏已经统一了整个中国北方地区。为了适应新的统治需要，改革看起来势在必行。然而也正是这场彻底的改革分裂了鲜卑人，使得北魏在孝文帝病故后仅仅35年就分裂为东、西两魏。
在以史为鉴的辽王朝看来，汉化有可能重蹈北魏的覆辙；坚持在全国境内实施草原法，又无法让原属汉地的燕云十六州百姓归附。于是辽王朝采取了一个尊重地缘属性的做法“一朝两制”。《辽史》将之概括为“官分南北，以国制治契丹，以汉制待汉人”。长城以北的契丹游牧部落，还按照原有的草原法管理；长城以南的汉地则沿袭唐朝的制度律法。
虽然是两制，但总还是要有主次的。“以国制治契丹”这句话其实已经说出了问题的答案。对于只拿到燕云十六州的辽王朝来说，草原始终还是它的核心盘。有鉴于此，燕北草原的上京城自然得是首都。除非有一天辽王朝也能像北魏那样统一整个中国北方，那现在的北京城才有可能升级为首都。
3
金朝与元朝的选择
北京城在辽朝统治期间的遗憾，在金朝统治期间得到的弥补。在这个异类王朝统治中国北方期间，北京城终于以“中都”之名升级为了首都。之所以说是异类，是因为中国历史上从未有渔猎出身的民族入主过中原。更何况建立金朝的女真完颜部还是属于更纯粹的“生女真”。
生、熟女真是契丹人做的分类。对于纯粹的森林渔猎之地，游牧者也没有兴趣。不过那些生长于山林的渔猎部落，却是游牧人口的重要补充。《辽史》记载，辽圣宗统和初年曾经针对东北的女真部落进行过一次大规模的征讨，俘获了十余万人口、马20余万匹。这些被辽朝编入户籍的女真人，就成为了熟女真。
这些熟女真除了被征调从军以外，更重要的作用是帮助游牧属性的契丹人，去开发辽宁地区的农田。在辽朝看来，这种做法会比从长城以南移民更加的安全。至于不入辽籍的生女真，则以纳贡的形式臣服于契丹人的统治。
完颜部首领就是辽朝任命的“生女真节度使”，代表辽朝管理那些生活在黑龙江、吉林的生女真部落。只不过契丹人也没有想到，自己在生女真选定的代理人，有一天会成为自己的掘墓人。1115年，完颜部首领完颜阿骨打在哈尔滨一带起兵反辽。仅仅用了五年时间就攻陷了辽朝的上京城。又用了两年时间，辽朝的西京、南京全部陷于女真之手。残余的契丹势力逃往中亚建立西辽政权。
相比坚守游牧帝国属性，安于拥有一块农耕之地的辽朝来说，经济和文化属性更加原始的金王朝，野心倒是更大。1127年，女真铁骑攻陷宋朝首都汴京（开封）。此后辽的南京变成了金的“北京”，宋的首都则变成了金的“南京”。
1141年，在南侵江淮失败后，金与南宋签订“绍兴和议”，以秦岭、淮河为界划分疆土。
既然已经完整的统治了中国北方地区，再把首都放在长城以北就很不利于王朝的稳定了。正因为如此，金王朝本来有意将汴京城作为首都。不过这个定鼎中原的方案，最终因为过于激进而没有实施。北京城则以“中都”之名，在1153年被定为了金王朝的首都。
从地缘政治角度说，金朝的这个首都选址非常好。金朝的疆土内即有自己兴起的东北森林地带，又包含大兴安岭周边原属契丹人的草原地带，更拥有农耕属性的半个长城以南地区。如果想在长城之南设立首都，并不至于与燕山之北的游牧、渔猎势力相距太远，北京城是最为合适的。
以必须充当首都，且所属政权至少拥有半壁江山的标准来论，北京城在1153年算是正式拥有了古都身份。当然如果一定要用最严格的标准来界定，那北京城还缺一个大一统王朝首都的身份来为之背书。好在历史并没有让北京城等太久，因为接下来代金而立的元朝仍然是一个来自长城以外的政权。
建立元朝的蒙古人同样属于东胡后裔，在进入蒙古高原之前，蒙古人的祖先是以“蒙兀室韦”之名生活在大兴安岭以东的草原地带。其崛起路径与当年的鲜卑类似，都是先进入蒙古高原统一草原诸部后，再南下图谋中原。
公元1260年，忽必烈在开平府，也就是今天内蒙古正蓝旗上都镇，继位成为大蒙古帝国第五位可汗。三年后忽必烈将这座位于燕山西北麓的城市正式升级为“上京”，作为大蒙古国的首都。如果说元朝的上京城与辽朝的上京城有什么区别，那就是一个在东北草原、一个直面蒙古草原。
虽然蒙古帝国的控制范围扩张到了东欧和中西亚，但具体到忽必烈的统治区来说，其控制区主要分为三部分：蒙古高原、东北地区，以及长城以南地区区。从这个角度来说，元朝选定首都所遵循的逻辑与金朝无异，那就是要选择一个能够连接这三大板块的城市。
以链接三大板块的要求来看，元上京的选址是合格的。然而不管是辽上京还是元上京的选址，都意味着把自己的统治中心放在了长城之外，同时也意味着以之为都的王朝，会更加强调自己的游牧属性。反之如果觉得把治理重心放在长城以南，那金朝在权衡后定都的北京城，就是最合适的选择。
最终忽必烈作出了自己的选择。公元1267年，忽必烈决定将都城由元上京迁至北京城，并将这座新首都命名为“大都”。1271年，忽必烈以取《易经》“大哉乾元”之义，以“大元”为国号。这一年也被认为是元朝的正式开端。
将首都迁至北京，以及以“大元”为国号，意味着，已经建立人类历史上最庞大帝国的这个草原政权，决心按照中原王朝的模式建立统治。
1
天子守国门
没有一个中原王朝的都城会离前线那么近，除了大明的北京城。
公元1403年，取得靖难之役胜利的朱棣在北京颁布了一道诏令，将自己原来就藩的北平府更名为顺天府，并且定为北京。17年后南京局面已经稳定，北京的宫城亦修筑完毕，一心想着远征漠北的永乐大帝便正式将首都移于北京，
朱元璋为大明选择的都城，是坐拥长江天险的南京城。问题是在将元朝驱逐回漠北变成“北元”后，南京的位置显然过于偏向南方了。正因为此，朱元璋生前有将都城迁往西安的计划。只不过太子朱标病故，必须扶植皇长孙建文帝的重任，让朱元璋只能暂时求稳。毕竟迁都之事兹事体大，决策不好很容易生乱。
在朱棣成为皇帝后，向北方迁都的障碍被彻底扫除。单纯比较西安与北京当时的地缘优势来说，北京会更为合适。一则是因为辽、金、元三代的相继崛起，意味着燕山防线已经成为中原王朝最重要的国防线；二则江南已是全国经济重心，无论帝都建在哪里，都要从南方调粮，以供养都城那上百万不事农耕的人口。
这种情况下，位于华北平原的北京就会比西安有优势得多。最起码用运河转移漕粮的难度，要小过需要借助一段黄河水道才能勉强漕运的西安。后者的最大问题，在于含沙量极高的黄河难以提供漕运需要的稳定性。
如果说辽、金、元三代选择北京，是为了背靠自己的基本盘来统治长城以南那些富庶的农耕区。那么朱棣的选择却是正好相反，是将自己置于前线位置。纵观历代中原王朝的都城选择，你会发现北京的位置离长城线实在是太近了，近到甚至不符合礼法。天子的驻地向来应该位于天下之中，受八方之土藩屏。如今世人提起万里长城，第一时间想到的却是北京的八达岭长城。
这样一个位于防线之侧的位置，被清史专家阎崇年形容为“天子守国门”。
在位期间，朱棣五次率部亲征漠北。最后也是在五征漠北返程时，行至元上都附近时病故。《礼记·曲礼》有云“国君死社稷”，意思是说国君应该为保卫社稷而死，死在国门之外的永乐大帝，以及220年后自尽于北京城的崇祯帝，都做到了。
将都城建于北京而放弃西安，不可避免的对大明王朝御敌于国门之外的方向，造成了结构性影响。之前以西安为都的汉、唐等朝，因为身处黄土高原的位置，都会侧重于透过河西走廊控制西域，以达到牵制北方游牧政权的作用。选址北京之后，西域的这一牵制作用则为东北地区所取代。
这一变化导致明朝甚至放弃了河西走廊最西端的敦煌，将西部防线收缩至嘉峪关。同时东北地区的女真诸部，成为了明朝在东北经略的主要对象，就像汉唐经略那些西域绿洲小国那样。由此明朝在东北地区为经略女真诸部设立的“奴儿干都司”，也与汉唐在西域设置的西域都护府、安西都护府一样，成为了在长城以外开疆扩土的象征。
在经营东北的过程中，除了向适宜农耕的辽宁地区移民以外，活跃于白山黑水中的部分女真部落，特别是后来建立清朝的建州女真，亦获准南迁至辽宁北部、吉林南部那些更温暖的山地中，以成为明朝管理东北地区的抓手。这种情况与当年契丹南迁熟女真、制衡生女真的做法一样。区别在于明朝希望牵扯的是仍在东北草原活动的蒙古诸部。
每个王朝都会有由盛转衰的一天，也会有新的王朝诞生，只不过这个新王朝有可能生成于长城之内，亦有可能成长于长城这外。当明朝出现衰弱的迹象后，抓住机会的是女真诸部中位置最靠南，也是与明朝关系最近的建州女真。
考虑到此时山海关和伴海道已经完全成熟，明朝与清朝最后阶段的战争，都是围绕着这条战略通道在进行。公元1644年，当明朝的山海关总兵吴三桂，在得知崇祯帝的死讯后决定引清军入关时，北京又一次成为了一个新大一统王朝的都城。至此，北京城在被金朝灭亡410年后，再次见证了渔猎民族入主中原的奇迹。
5
结语
对于同样需要平衡渔猎、游牧、农耕三方势力的清王朝来说，没有任何理由不选择北京城作为自己的首都，而这并不是北京最后一次被幸运女神所垂青。
1949年，北京城再一次被即将统一中国的新政权选定为都城。复盘北京城在古代充当都城的这些历史，我们会发现北京城虽然离长城过近，不符合大多数中原王朝选择都城的要求，但当你把东北地区、蒙古高原都纳入视线时，这个三方交汇之地又是那么的合适。尤其是当你把影响中国历史进程的：十五英寸等雨线、胡焕庸线、北纬42度温度线交叉，会发现北京城是距离三线交汇处最近的古都。
清王朝之于中国形成的贡献，在于将长城变成了一条不重要的内部分界线。虽然在新北方强敌的压力下，清王朝在近代损失了部分长城以外的领土，但在中国再次回归一统后，当年那些接受清王朝统治的长城以外地区，大部还是留在了中国。
在内蒙古设立自治区、东北成为“东三省”的地缘背景下，北京城身为链接三大版块的枢纽的地位并没有发生变化。反而由于近代东北地区已经通过“闯关东”事件滋养出超过4000万人口，以及成为重要工业基地的变化，进一步提升了北京的地缘政治价值。
这种情况下，纵观中国各地那些首都候选地，的确没有比北京更合适的选址了。这也让北京城至今仍然能够享受成为政治中心的红利，并因为这份红利同时成为经济中心、金融中心、文化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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