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缘城市系列》之西安
作者：温骏轩 / 编辑：尘埃
很多城市都有过改名的经历，有改得好的，有改得不尽如人意的。所有被放弃的城市名中，最为遗憾的当属已经更名为西安的长安。
当然，长安这个名字也不能说没了。失去都城身份后，倒是一直在城外以“长安县”的名分保留了下来。在各省会纷纷扩容争创特大城市的21世纪初，长安县也纳入城区成为了西安市长安区。然而有的城市是可以把历史追溯到县城，一如因工商而兴的上海；有的城市却断不可用县城来链接自己的历史，一如今天的主角长安。
支撑长安这个名字的，是这座城两千年的都城史。长安是天下的长安，只是作为西安的一个附郭县，对如此厚重的名字来说是一种污辱。如今的西安之名虽然也不算小气，但从字面上来说，终究也只是能保一方安宁。长安却是不同，这个名字要的是天下万年之安。
1
黄土高原的“风土”与“水土”
一个能在那么长时间内充当都城的城市，必然是一个地区枢纽。于地缘结构上看，长安是黄土高原的枢纽，而它的一切荣辱都与这片黄土地有关。
中国文明源起黄土高原，成于华北平原南部，也就是大家通常所说的中原。虽说这个源起地的身份是明确的，但难免还是会让人生心疑惑，毕竟在正式进入文明史前，中国境内很多板块都生成有水平相当的文化体。比如东北地区的红山文化、长三角的良渚文化、成都地区的三星堆文化。
在人类还没有学会用机器改造世界之前，一片土地的人口多寡与粮食产量有关。粮食产量越高，能滋养的人口就越多，并能据此在地缘博弈中占据优势。哪怕是被蛮族入侵成功，大多数时候也能凭借这一优势融合掉入侵者。
温度、水、土壤都是制约农业生产力的主要因素。黄土高原的优势，在于它拥有当时最易于耕种的土壤。人类开启农业革命的时间早于进入青铜时代，这意味着无论哪一地区的人类，在向农耕转型时都只有利用石质或者骨质、木质工具耕耘土地，土壤的疏松程度将决定耕种的难度。换而言之，在温度和降水都足够的情况下，土壤越松软的地区就越容易占得先机。
纵观整个东亚地区，在易耕度上最占据优势的是黄土高原。黄土地并不是黄土高原所独有，事实上整个中国北方地区的土壤都给人一种黄土覆盖的感觉，这与红土覆盖的南方地区、黑土覆盖的东北地区，在感观上就存在明显的差异。
不过黄土跟黄土之间还是有一定区别的。抛开土壤专家所做的细致划分，我们可以将黄土形象的分为“风土”和“水土”两种大类型。
风是最重要的地理要素之一。中国地区属于季风区，每年夏秋两季盛行的东南季风，将温润的太平洋水气刮向陆地，并在高空遇到冷空气后形成降雨；到了冬春两季，来自欧亚大陆心脏地带的西风季风，则裹挟着冷空气席卷整个东亚大陆。
被西北风带向东亚的并不只有冷空气，还有蒙古高原、中亚地区辛苦风化而成的地表黄土。受秦岭和太行山脉等高大山脉的阻隔，这些风土大多沉降在了黄土高原。于是在西北季风经年累月的搬运之下，黄土高原累积了最厚处能达到250米的黄土层。反观一直被风剥削表层土壤的中亚、蒙古高原地区，则形成了大量戈壁沙漠。
除了占比高达60%的“风土”以外，黄土高原还拥有40%比例的“水土”。所谓水土在土壤学中被称之为“次生黄土”，与风土这种原生黄土相对应。从我将之命名为“水土”这点你应该成上能感受到，次生黄土是在水流作用下生成于河流漫流区域，尤其是下游冲积平原的黄土。
比如华北平原上的表层土壤，就主要是黄河等河流从黄土高原上裹挟下来的泥沙冲积而成。这就使得它的土壤类型基本为“水土”。
你很容易想象，那些被风搬运而成的原生黄土的土质有多么的疏松。与之相比，伴水而生的次生黄土，在土壤结构上要更加的坚实一点。二者的区别一如面粉与面团一样。同时这也是黄土高原的土壤，较之其它地区更容易流失，以至于黄河成为了世界上含沙量最高的河流的原因。
必须指出的是，尽管已经进入了青铜时代，但由于珍贵的青铜主要用于武器和礼器的铸造，农具还是被迫大量使用非金属材料制成。耒耜就是典型的代表，这种在先秦用来松土的原始农具，大多为单纯的木质。这使得在整个先秦时期，原生黄土的易耕性会显得更为有优势。
土质疏松除了有易耕性的优势以外，还带来了一个古人无法理解的好处——自肥性。只要被水浸润过，原生黄土下层的矿物质就会通过毛细作用自行上升到表层。想象一下把一块海绵的放在有积水的地面上，不一会就会看到整块海绵都变湿润的现象，你就能够理解这一特质了。
唯一的问题是黄土高原因为地势的原因，很难通过兴修水利获得额外的农业用水。不过这并非无法解决的问题，甚至在文明初始时反而是个优势，最起码不用为频繁的水患感到焦虑。事实上人类所驯化的大多数作物都属于旱作农业，这些作物可以在偏干旱一点的土地上依靠天然降雨生长，因此旱作农业又被称之为雨养农业。
除了水稻以外，先秦中国的其它主粮，包括黍（黄米）、稷（小米）、麦（小麦）、菽（大豆）等，以及更晚后来引入中国的高粱、玉米等可以充当主粮的作物，都属于旱生作物。需要注意的是雨养农业也必须有自己的底线，这条底线一般被认定为400毫米或十五英寸。在低于这条底线的地区，即便是旱生作物也必须有额外的补水才能正常生长。
黄土高原整体基本都处在这条等降雨线东南。尤其商周时期的气候较当下要温润不少，身处原生黄土覆盖区的周人需要做的就是把种子播洒入疏松的黄土，然后等待雨水在为作物补水的同时，将黄土下层的矿物质自行输送至作物的根系，就可以轻松获得收成了。
相比之下，华北平原的农耕者面临的问题就要多得多，一方面“水土”的易耕性不如“风土”；另一方面大平原地区更容易遭遇水患，尤其华北平原还有黄河这个超级不稳定因素。这样一比较，生活在黄土高原上的周人，在农耕问题上能够占得先机就不足为怪了。
当然，“水土”和大平原在做大农耕区的问题上有着自己的优势。一如尼罗河平原一样，由上游冲积物形成的土壤一般都很肥沃。且颗粒均匀、保水保肥。在通过耕种原生黄土获得先发优势后，必然还是要进入大平原地区去耕耘那些次生黄土，包括用兴修水利的方式趋利避害。
2
周人的社稷
周人是长安城的最早建立者，虽然他们建城时并没有叫这个名字。历史记载周文王在决定起兵反商时做出了一个重大决定，那就是从周人已经定居几代的周塬下来，在当下西安城西郊的沣水西岸建一座城，史称“丰京”。一年后周文王驾崩，继位的周武王又在河的对岸建了一座名为“镐京”的城。
两座城当中，丰京是宗庙所在地，用来祭祀祖先；镐京则作为周王的起居地和政治中心。两邑共同组成了世称“丰镐”的周朝国都。之所以做这个选择，源于长安所在的关中平原是整个黄土高原面积最大的平原。因其南边为秦岭、北边为陕北高原、陇东高原所包夹的地理特点，又被称之为关中盆地，横贯其间向东注入黄河的渭水，则是这片平原的具体缔造者。
大型河流冲积平原向来是最容易形成文明之地，以至于古埃及、古美索不达米亚、古印度河、中国等亚非古代文明被西方研究者统称为“大河文明”。
如果想在关中平原打造大河文明，并选个地点作为都城，丰镐所在的点位可以算是一块风水宝地。整个关中盆地大略呈两头尖、中间宽的橄榄状，地形上拥有良好的封闭性，而位于渭水之南的这座都城无论从东西，还是南北测量都正好位于关中的地理中心。更为重要的是，秦岭在这个位置向渭水方向突出了一段长约40公里的山体，也就是后来秦始皇在山脚下兴建陵墓的骊山。
本身就是地理中心，又有骊山可依、渭水之便。正因为如此，丰镐以后历代以这个点位为都的王朝，虽然会在具体的选址上有少许位移，但都不会脱离骊山与渭水之间这片平原地带。为了便于识别，我们可以称之为“骊渭平原”。
不过定都骊渭平原虽然为周王朝开发整个关中平原，以及后来统治天下奠定了基础，但从周文王兴建丰城到武王伐纣不过10年光景，真正帮助周王朝积蓄原力的却是另一片位于关中盆地西端的黄土地——周塬。
可以说周塬不仅成就了周王朝，更奠定了中国文明的原始属性。每个文明都有自己的最原始属性，我们可以称之为文明的第一性。比如追根溯我们会发现，西方文明的第一性是“海洋贸易”，其文化发展、制度变迁都是围绕着这个第一性展开。
中国文明的第一性则是“社稷”。这当中稷代指“稷神”，也就是五谷之神；社则代表着社神也就是土神。鉴于社稷两神的关系是如此的紧密，你很容易意识到“社神”更应该被定性为耕地之神，也只有能够生产出粮食的耕地，才有资格拥有一座“土地庙”来享受中国人的香火。
社、稷两个字放在一起，经常被用来代指国家。皇帝要是选对了继承人，会被臣子认为是社稷之福；要是行了废长立幼之事，定会有臣子跳出来说社稷危矣。儒家五经中的《礼记》更是直言“国君死社稷”，意思是说君主应该与国家共存亡。
中国文明以社稷为本的第一性正是来源于周人。《史记·周本纪》的记录中，周人的始祖姬弃被认证为是黄帝的玄孙，成年后因为精于农耕而成为了尧舜的农官。《竹书纪年》的记录者则认定，商汤执政时期曾经遭遇大旱，是姬弃教授百姓种植粮食的技能才度过了这场危机。
姬弃对农耕的贡献使之被尊称为“稷”或者“后稷”，“后”与“司”是同一个意思，意为管理；“稷”同样还有一个更广为人知的古称“粟”。民间称之谷子，碾去谷壳后就是大家俗称的小米。后稷一名的本意可以理解为管理农耕的官员，相当于后世的“司农”。
上古传说必有神话和演绎的成分，但却不会改变一个部族的基本属性。就关于周人先祖的这一记录来说，小米和农耕之于周人的重要性是肯定的。
小米是早期黄土高原乃至中国北方地区种植最为广泛的主粮作物，这种驯化自狗尾巴草的作物也被认为是周人最重要的主食。武王伐纣之时，孤竹国国君的两个儿子伯夷、叔齐，认为周人以臣子之身伐商是为不义，于是选择拒食周人土地上出产的粮食而饿死，并为后人留下了“不食周粟”的成语。
由于周人对中国文明的贡献，“粟”和“谷”二字经常被用来代指所有粮食。不仅如此，中国文化相信人神之间并没有差异，神都是由生前对社会有贡献者变化而成的，后稷亦因此被后人神格化为五谷之神。顺便说下，率领族人经商致富的商族早期首领王亥，也在中国本土的宗教体系中被认证为九位财神之一。
虽然都是神，但地位却大不相同。老百姓求神拜佛经常会请求神明保佑自己发财，财神们因此能够享受到香火。只是上升到国家、文明层面，财神的地位却是远远比上不稷神的。你更没有可能从哪位帝王主持的国家祭祀中，听到乞求财神保佑发财的愿望。相反稷神则可以成为最高的礼遇，甚至能够与出产五谷的耕地联名成为立国之本。
先秦时中国地区的主食呈现出“南稻北粟”结构。通俗点讲，你可以认为是小米哺育了黄河流域，大米养活了长江流域。然而与水稻在中国南方地区一以贯之的压倒性优势不同的是，小米在中国北方地区的竞争者要多上许多。其最直接竞争对手是俗称糜子的“黍”。无论在历史文献、文化遗址还是现下仍在种植这两样作物的农民眼中，这两种作物总是如影随形的在一起。甚至连金灿灿的外观都差不多，只不过黍的种子去壳之后较之小米略大，被称之为黄米。
能够在这场竞争中略胜一筹，是因为小米的亩产较黄米要高出不少。同等环境种植的话，如果黄米的亩产在150-200斤左右，那么小米的亩产则能达到200-300斤左右。不过黄米最高适应海拔能达到1600米，小米的适应海拔则在1200米以下。
作为这两种作物的重要出产地，黄土高原的海拔在800米至3000米之间，当下主要为甘肃、陕西、山西三省所分割。这当中陕西境内的这部分黄土高原，包括关中平原、陕北高原的平均海拔是最低的，大多数土地都处于小米的舒适区中。以在近现代因用小米哺育红色军队而闻名的陕北地区来说，延安城最著名的地标宝塔山的海拔就正在1200米之下（具体为1135.5米）。
人类的农业文明普遍存在一个发端于高地，然后逐级下降至低地区的过程，毕竟相比高地区，低地区在土地的平整度和开展灌溉农业的问题上，优势要明显得多，更容易获得大量高质量耕地。
历史记载看起来的确能印证这一地缘逻辑。史书记载周人在后稷的第12世孙、周文王的祖父公亶父时代，从陕北高原南部的豳地（陕西彬州市和旬邑县一带），迁至关中平原西端、岐山之下的周塬专心耕作，从此与那些仍以游牧经济为主的部族划清界线。
农耕的力量是巨大的，仅仅用了三代时间，周文王就将周人的活动中心迁往了关中平原中部的西安地区，并紧接着由周武王一手颠覆了商王朝在中原的统治。鉴于公亶父率族人迁徙周原的决定性意义，周武王成为天下之主后将这位曾祖父追谥他为“周太王”，视为周人建立政权的开端。
从这个角度说，周塬和这片土地上种植的小米，可以算得上是中国文明最初的“社-稷”了。
说到这，就不得不说一说“塬”这种独属于黄土高原的特殊地貌了。“塬”是一种位于关中平原腹地，与周边山地之间的特殊过渡地形。说它特殊，是因为一般山地与平原的过渡区，都是外观大略呈馒头状的丘陵地带，而在风土的作用下“塬”的形态却是顶面平整的台地。
回顾周人及关中平原的历史，你会发现许多跟塬相关的地标。周人的兴起之地位于关中平原西端的“周塬”，与之隔渭水相望的是诸葛帝最后一次北伐时，寄希望于屯田打持久战的“五丈塬”；因小说而闻名于世的“白鹿塬”则位于骊山脚下。
生活在“塬”上的农民，不用像生活在华北平原的族群那样担心洪水的侵袭。同样由于土质疏松的缘故，从山地奔涌而下的洪水会在台塬之上，深切出一道道的河谷。无论洪水再大，水都会通过这些河床远低于台面的河谷排入关中平原腹地。台面平整，又使得它比陕北高原上那些顶部浑圆的土丘，更容易开拓成平整的耕地。
在所有这些有利因素的帮助下，周人很快在周塬完成了原始积累。就算为了开发更多的耕地，周人从风土属性的周塬，将政治中心迁徙到水土属性的骊渭平原，周塬作为一片上好的农耕之地以及周人的祖地，在整个西周时期亦都没有被放弃，反而进一步在扩大开发规模。
然而为了入主中原，将中心向骊渭平原迁徙却又是必须的。风土成就的周人，如果想让自己的社稷范围扩张到整个华北平原，就需要在渭水河畔针对“水土”升级自己的农耕技术，尤其是学会怎么治水。正因为如此你会看到周人会将自己的祖源与因大禹治水而兴的夏朝联系起来。
3
帝都时代
丰镐虽然是黄土高原的枢纽，但要是从统治华北平原的角度来说，位置还是有些偏了。在位于华北平原南部的中原地区，已经成为天下之中的情况下，一个崛起于黄土高原的政权必须在中原地区再选择一个东都，以东西两都的结构进行统治，才有可能让天下长治久安。
这个与长安城相辅相成的东都就是洛阳，而在周武王决定在洛阳地区兴建都城时，这个周朝的东都被称之为洛邑。至于为什么是洛阳，看看地形图就明白了。洛阳地区在地理上是沿黄河进入华北平原之前，最后一个有山地护体的山间盆地。将东都设于此即能得山水之利，又可方便辐射整个华北平原。
懂得看风水的周人为统治天下，而选定的这一东西两都格局，此后影响了中国两千年的历史。哪怕今天洛阳人和西安人常常为谁是中国第一古都而争论不休，也无法抹去两座城的共生关系。
公元前221年，结束东周乱世的秦始皇为自己取了个“皇帝”的称号，将中国历史带入了大一统的帝国时代。笼罩在这个初始帝国身上最大的地缘谜团，是秦朝的帝都为什么选址于渭水之北的咸阳，而不是与之隔河相望的骊渭平原。
其实这件事情并不复杂。公元前770年，因那段著名的“烽火戏诸侯”故事，遭遇西戎入侵的周王朝被迫放弃丰镐与整个关中平原，将首都迁入洛邑。秦人因护送平王东迁有功，加之数百年来一直在黄土高原西部与西戎部落博弈，被特许升级为正式的诸侯。
为了解除来自西部的威胁，周平王同时允诺“戎无道，侵夺我岐、丰之地，秦能攻逐戎，即有其地”。意思是说如果秦人能够驱逐西戎，那么被西戎侵夺的岐山、丰镐之地都归属秦国。这就为秦国在东周的政治序列中，完整控制关中平原奠定了法律依据。
公元前350年，当秦国一步步的接近完成这个目标，秦孝公准备将都城迁徙到关中平原中部时，丰镐所在的骊渭平原固然是最优选，但在周王还是名义上的天下共主情况下，退而求次的在渭水北岸建咸阳宫，是避免成为众矢之的的最优选。
不过这个决定还是做得稍微急了一点，因为没16年后魏国和齐国在徐州会盟，决定彻底摆脱周的束缚称王（史称徐州相王），随后其它战国诸侯纷纷效仿。当时在位的是秦孝公的儿子嬴驷，旋即也自封为秦惠文王，成为历史上第一位秦王。
此时渭水北岸的咸阳宫已经快营造完毕，再次迁都实在影响太大。然而秦惠文王还是在渭河南岸营造了一座“兴乐宫”作为离宫，并用了一座桥将连通渭水南北的两座宫殿。只是一直到扫平六国之前，咸阳始终都还是作为帝国中心帮助秦国完成统一大业。
事实上，如果秦国不是两世而亡的话，后人肯定会看到秦国在骊渭平原正式建都，乃至将洛邑定为东都的做法。毕竟秦始皇死之前，他下令在丰镐两京东北部建筑的阿房宫已经接近完工。
秦朝的短命让西安的古都史缺少了重要的一环。从这个角度说，西安当下在推进的“西咸一体化”，并不仅仅是为了在政治、经济上融合这两座相隔仅25公里的城市，更是为了让西安可以明正言顺的将秦这个初始帝国的荣耀，记在这座城上。
其实即便没有秦的背书，汉朝的荣誉也足以照亮这座城市。刘邦最初是在洛阳称帝的，只是在张良等谋臣看来，关中之地拥有更好的战略纵深，且秦国虽亡，但秦制却比周制更加利于天下统一。遂很快选择了以秦兴乐宫为基础营造汉长乐宫，将都城定位在了秦人心心念念以久的骊渭平原。
长安之名，亦在汉朝做出这个选择时应运而生。这个名字源自于秦始皇之弟成蟜。这位因谋反而死的皇族，生前的封号为“长安君”，封地则正位于骊渭平原。不过我更愿意相信刘邦选择长安，是因为这个名字的寓意实在是太好了。长安长安，长治久安，谁会不愿意自己的天下能够做到这点呢？
基于长安之于黄土高原的枢纽地位，此后即便是因为王莽之乱，汉朝和周朝一样将首都迁往洛阳开启东汉时代，长安依然还保留着都城的地位。并在东汉末年因董卓西迁汉献帝，而再次充当过帝国的首都。
汉朝的这段两都史，在隋唐这两个大一统王朝又再次复制。隋朝虽然也是两世而亡，就已经经历了隋文帝建都于长安、隋炀帝迁首都于洛阳的转变。此外在隋文帝在汉长安城西南部建立新的都城时，认为“大兴”这个名字会更为吉祥，遂放弃了长安之名。
无论对于长安这座城还是这个名字来说，幸运的都是隋朝很快为唐所取代，并且重新将首都定于恢复旧称的长安城。长安再次成为天下之都，使得唐王朝得以复制汉朝在西域的成功，甚至做得更深一步。此后盛唐那开明大方、兼容并蓄的大国气象，以及对西域和丝绸之路的进一步开拓，使得长安城在这个时代成为了一座蜚声海内外国际大都市。
4
从大安府到西安府
盛唐无疑是长安城最辉煌的时段，在隋大兴城基础上建设的唐长安城，是当时世界上规模最大、规划最为整齐的城市。纵横交错的25条大街，将全城分割为功能不一的108个坊里，共同拱卫位于北部的皇城。整个城市占地面积达87.27平方千米，是汉长安城的2.54倍。同时期欧洲最大城市君士坦丁堡城墙内面积不过16平方米左右，还不到唐长安城面积的20%。即使是在中国，后世王朝的都城也没有能超出唐长安城面积的。
值得一提的是，长安城内部以位于中轴线上的朱雀大街为分割线，设置了两个相当于现在“区”级行政区的附郭县，西为“长安县”，东为“万年县”。长安-万年，合在一起倒是单比长安口彩更好。
只可惜，盛唐的长安城终究还是没有能够万年。公元904年，朱温胁迫唐昭宗和大唐的首都迁至洛阳，并于三年后正式建立了五代第一个朝代后梁，长安城也在后梁代唐的这个过程中结束了自己的帝都史，变成了后梁的大安府。
紧接着结束的其实还有洛阳的帝都史。虽然朱温在以开封还是洛阳为首都的问题上犹豫过，但五代中的后三个王朝：后晋、后汉、后周，以及结束五代之乱的北宋王朝，最终还是把首都放在的开封。
再往后的金元明清四代王朝再选择都城时，就都锁定北京城了。而所有这一切的变化都与两件事有关：水和粮食。
正如我们前面所说的那样，长安城和整个黄土高原的先发优势，得益于原生黄土的易耕性。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以及铁器的普遍应用，这种相比中国其它地区的比较优势势必会削弱。以唐天宝元年的统计数据来看，全国在户人口约5100万，其中仅河北地区就有1000万的人口，整个华北平原的人口占比全国人口的40%；同时长江中下游包括福建地区（江南道）的人口也占到了20%。
相比之下，整个黄土高原的人口不过800余万。由此你也可以理解，为什么爆发于河北地区的安史之乱，会给唐朝造成那么大的伤害。
帝国的首都是靠全国供养的，那些不事农耕宫人、官员、军队的人口需要国库（太仓）的粮食来供给。事实上早在汉朝时期，就已经需要会东部调粮入长安了。史书记载汉初从东部地区西运入京的粮食“岁不过数十万石”；及至汉武帝任用桑弘羊改革时期，这个数字甚至最高涨至了六百万石。
唐朝也经历了这个过程。《食货志》记载，盛唐里长安人口中有30余万完全依靠国家粮库供给，一年需要粮食580万石。这当中除了大丰之年，关中地区一般只能解决200余万石。需要从东部至少漕运3、400万石粮食才够吃。于是唐初东粮西调的数字只有一二十万石，到了天宝中期，仅从江淮输入京城的粮食就达到400万石。等到安史之乱后，由于河北地区藩镇割据，更是只能依靠江淮的漕粮维持长安的运转。
当然，将关中地区的粮食需求完全归结于长安城的消费是有失偏颇的。汉唐两代的开拓重心在西部，尤其是要开拓西域以牵扯北方的匈奴、突厥。西粮东调更多是基于国防需求。像唐长安城需要直接供给的脱产人口中，军队的数量就差不多有12万
粮食运输需要依赖水运，从东部地区往长安运粮最大的问题在于两点。一是洛阳与长安之间的三门峡，是黄河航运中最危险的区段。不仅水流湍急，河道中间还有鬼岛、神岛、人岛、梳妆台、中流砥柱等礁石横亘。以至于需要在崖壁上开凿栈道，用人力拉纤的方式引导船只绕过那些礁石。
二是渭水的通航条件也不好。整个渭水只有下游航道可以通航，尽管长安处在能通航的区间，但受冰冻、枯水、河道弯曲等因素影响，全年也只有半年时间能够漕运，甚至需要在渭水之南重新开凿一条渡漕来保障运粮。事实上隋文帝在位期间就曾因为关中饥荒、漕运不畅暂时移驻洛阳。在后来的唐朝，这种情况依然普遍。唐玄宗李隆基执政时就曾经五次因关中粮荒而前往洛阳就食。
正因为看到这些问题，隋炀帝才会将都城迁至洛阳，并以洛阳为交汇点，向河北平原及江南两个方向延伸运河。哪怕他的父亲已经耗费巨资在骊渭平原修筑规模庞大的大兴城。
可以说单纯从经济角度来说，隋唐之际都城已经可以东移，以降低漕运成本和风险了。问题是经济基础虽然决定上层建筑，想让上层建筑移位却是需要时间的。黄土高原上千年的优势地位，尤其是鲜卑由山西南下入主中原建立北魏的那段历史，值得整个黄土高原形成了强大的军阀世家势力。
这些生根于山西、陕西境内的军阀世家被部分近现代研究者统称为“关陇集团”。西魏、北周、隋、唐四代王朝的缔造者都出自这个军事集团。从西魏到隋唐执行兵农合一的府兵制，而为此建立的折冲府大部都在黄土高原。比如唐朝有差不多6成的折冲府在黄土高原（河东道、关内道、陇右道），其中以长安为中心的关内道就占了46%。
隋炀帝激进东进的做法，意味着关陇军人集团数百年来的地缘优势将受到根本性挑战。反之将首都留在长安的李唐王朝，则可以继续吃关陇集团的红利。
至于东粮西调的问题，有了隋炀帝留下的大运河，唐朝解决起来要轻松许多。只是这种做法同时也不可避免的让当时人口密度最大，同时亦因承担国防任务而武力强大的河北地区远离政治中心，以至于酿成了后来的安史之乱。
随着帝国首都的长安城，被后梁变成一个普通的地方城市，这座城市的规模也不可避免的被缩减。缩减的原因不仅仅是因为失去首都地位后，无力依靠全国供给而成为中国第一都会，更因为这座城实在太大、太难守了。如果帝国强盛自然不是问题，走下坡路时这一弊病就会凸显。
从公元756年第一次被安史乱军攻破起，到唐朝终结的一个半世纪时间中，这座大唐之都最少六次被攻破。朱温放弃长安之后，受命留守长安的将领韩建遂废弃了大部分的长安城，只加固原本作为中央政府办公区的“皇城”城墙作为新的大安府城。
此后无论是北宋、金、元都没有再给予失去帝都光环的这座城更多的关注，无非是根据自己的想法给它再改个名字。宋史甚至记录了一件事。宋真宗大中祥符七年（1014），皇帝收到一份奏折，已经成为永兴军路驻地的长安城，井水盐碱化严重，用史书中的话说就是“长安地斥卤，无甘泉”。最后是在地方官的主持下，重新疏通了已经废弃唐代龙首渠，方让城中百姓再次喝上甘甜的秦岭河水。
不再是长安城的长安城不仅缺人少粮，甚至连河水都喝不上了。
1368年朱元璋建立大明，这对于长安来说是个历史机遇。因为朱元璋虽然是以南京为都夺取天下，但深知想消除北方威胁必须将都城北迁，而它心目中的首都就是被他更名为西安府的长安城。在朱元璋看来“天下山川，惟秦中号为险固”，长安城能够帮助他恢复汉唐盛世的宏愿。
如果迁都计划最终实施，那么不管是叫西安还是恢复长安之名，这座城都将再度迎来的它的辉煌时刻。很可惜，受命考察西安建城条件的朱标，返回南京后就病故了。之后驻藩燕京的朱棣上位成功，使得这个历史机遇落在了已经连续担当金、元两朝首都的北京身上。
5
结语
虽然没能再次成为帝都，不过已经变身为西安的长安也还是明朝迎来了一个小高潮。朱元璋非常重要在全国各地府县筑城，现存的西安城墙就是明朝修筑的。只不过周长13.74千米的西安明城墙，虽然在当下长度仅次于同时期修筑的明南京城墙，但11.32平方千米的古城区面积，其实也只有当年唐长安城的13%了。
幸运的是，西安城墙在经历近现代的一系列混乱之后，基本完整的保留了下来，成为了为数不多的幸运儿。虽然长安之名已经成为了历史，城墙的起点也只能上溯到600多年前，但这座城市的历史以及黄土之下的那些历史遗迹，却依然可以向世人述说它那悠长的历史。
如果从展望未来的角度看。经由汉唐两代盛世帝国的经略，世人终于发现长安城不仅仅是黄土高原的枢纽，亦不仅仅是入主中原的大后方。如果长城是中央之国的边界，那么洛阳就是天下的中心；如果丝绸之路是中国的野望，那么长安就是世界的长安。
从这个角度说，在当下中国决定向欧亚大陆的中西部开拓新丝绸之路的大背景下，已经更名为西安的这座城，将有机会重新迎来成为国际大都市的机遇。只不过无论是汉唐的长安还是当下的西安，决定这座城命运的都不是地理位置，而是主政者是否有开阔的胸襟。
- END -
精装
地缘看世界地图集
戳图片，看往期系列
▼
阅读、分享、点“在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