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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少有一座城，能够在古代史和近代史两个时段，从政治、经济两个角度影射中国文明的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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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到一年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相比大清王朝的帝都北京城先后被英法联军和八国联军攻破，南京这座民国首都沦陷于日本人，更让中国人感到屈辱。屈辱感并不仅仅源出于那场惨烈的屠杀，更因为这样做的是一个历史上从未被中央帝国放在眼里，甚至一直视中国为老师的东洋岛国。
暂且放下南北两京先后陷于外敌之手的悲愤，你会发现从1840年到1949年的整个中国近代史，都是中国历史上最屈辱和彷徨的时段。纵观历史，一个王朝的都城被野蛮破坏并非罕见，然而这些破坏却从未动摇过中国文明的那份骄傲。
他强由他强，清风拂山岗，他横由他横，明月照大江。对于这份骄傲，2300年前孟子曾经用一句更掷地有声的话总结——“吾闻用夏变夷者，未闻变于夷者也”。意思是说我只听说过周边蛮夷模仿华夏来改变自己的，从没听说自认华夏者用蛮夷文化来改造自己。
对于这一点，以异族身份入主中原，然后又成为中国传统文化捍卫者的清王朝是最有发言权的。只是这所有的文明自信，说到底都是一种经济自信。当中国人基于农耕经济而生产的产品，被藉由工业力量而生产的洋货全面碾压，中国文明这个人类历史上硕果仅存的古文明，是否应该像其它古文明那样被更先进的外来文明所终结，成为了困扰中国几代人的难题。
幸而这所有的质疑与不甘，并没有终结这个古老文明。从全球最大的农业国到全球最大工业国的变化，证明了中国文明已经在经济层面完成了蜕变。即便未来这个世界还要面临新的技术革命、即便未来的中国不能如许多人所期待的那样，成为革命引领者，近代那种被技术代差打懵的局面也断不会再现了。
值此公祭南京死难者之日写下此文，与其说是在复盘追忆南京的十朝都会史，倒不如说是想透过南京城的前世今生，感叹一下中国文明这数千年来的内外变化。毕竟很少有一座城能够在古代史和近代史两个时段，从政治、经济两个角度影射中国文明的变迁。
一、建业城
公元229年，藉由前一年陆逊在石亭之战的大胜，孙权决定登基称帝，是为“吴大帝”。做出这个决定之后，孙权便决定从位于荆州的武昌（今湖北鄂州）还都他一手打造的建业城。
建业也就是现在的南京，在被孙权看中之前叫秣陵。说起来选择定都建业还是听了刘备的意见。赤壁之战后，前来联姻的刘备曾经以建业是个有王气的地方为由，力劝孙权定都于此。
刘备劝孙权定都建业多少有点私心，毕竟他是想把荆州做自己的根基之地。不过如果不适合建都，孙权也断然是不会听的。后来孙权之所以移都武昌，实在是因为吴蜀双方在关羽死后翻了脸，孙权要自己来守着荆州。
称帝的前一年，双方算是重新结了盟，默契地将矛头对准了因曹丕去世而有内乱之险的曹魏。东吴这边跟曹休打了石亭之战，诸葛亮也一出祁山未果。既然蜀汉已经认可了荆州属吴，称帝后的孙权便决定回到建业。毕竟对于外号“孙十万”的东吴大帝来说，与建业城隔江遥望的合肥，才是他北取中原的胜负手。
绝佳的地理优势是建业城屡屡被垂青的根本原因。蜀汉这边最早看到这点的并不是刘备，而是诸葛亮。晋人张勃所著的《吴录》中记录，诸葛亮战前出使东吴时，便已感叹秣陵“钟山龙盘，石头虎踞，此帝王之宅”。后世大家提到南京城便会想到的“虎踞龙盘”这个成语便是出自诸葛亮之口。刘备显然是受了诸葛亮的影响，才会向孙权提出建议。
南京的地理优势首先体现在位置上。黄河的九曲十八弯是出了名的，最有名的河湾是那个弯出了河套地区的大“几”字湾。长江同样不可能直直入海，最有名的湾则是入海之前，弯出了江东地区的这个弯。为了便于大家定位，我们姑且叫它“江东湾”。
河套湾是几字形，江东湾却是个“厂”字形。与前者万年不变的形状不同，位于长江最下游的江东湾却是仍在发育之中。依顺序来说是先长成那西边的一撇，再随着长江口的东移长成上面的一横。
如今长江口位于上海的北部，这一横算是完整长成了。不过在吴越春秋争霸之前，长江口却还只在南京东侧的镇江。江口周边遍布滩涂，倘若想渡江进入江东，最好的选择却是从那南京之南的一撇处寻个渡口，比如项羽渡江的乌江渡。由于渡江的方向是自西向东，这才有了“江东”之名。
古人习惯的是坐北朝南，左手为东、右手为西，于是江东便还有个“江左”的别号。电视剧《琅琊榜》中，主角梅长苏坐镇的“江左盟”便语出于此。
江东时代长江流域的生产力还比较落后，江东的民风远比现在要彪悍许多。越王勾践与吴王阖闾在江东打檇李之战时，派了三排死囚在吴军阵前慷慨自刎而死，乘吴军胆寒之际破了对手的阵。这种霸蛮的做法在中国历史上也算得上是空前绝后了。
若论霸气，江东的代表当属霸王项羽，以及以他为榜样的演义中人送外号“小霸王”的孙策了。世人都知道孙策霸气雄健，会去和太史慈单挑，却不知孙权的霸气同样不输。只不过孙策死前选二弟孙权，而不是跟自己性格更像的三弟孙翊做继承人，便是觉得孙权性格沉稳，不会像自己和父亲孙坚那样，老去阵前亲身犯险。
孙权的确沉稳，但这个沉稳也只限于不会去单挑对手武将。他平时最大的爱好是打老虎，这样事想想就危险，有一回老虎的爪子都碰到马鞍了。为了不被张昭唠叨，孙权退而求其次地设计了一辆“射虎车”。车的顶上没盖，四面被木板包起来，再锯上几个方孔，孙权就站在里面透过方孔射虎（不光如此，孙权还给自己的两个爱女取了“大虎”“小虎”的表字）。
虽然身体里流淌着江东的生猛基因，不过孙权还是比父兄更有政治头脑的。在南京这个位置修筑都城，就是他给后人留下了最大遗产。修筑城池最好的选择是靠山面水，前有河流护体，后有山地做靠山。南京城背后的这段山地就是诸葛亮口中的“钟山”，现在叫紫金山。孙权的建业城最初也是建在紫金山前的石头山高地上，所以南京一直以来还有个“石头城”的另称。
孙权是第一个在南京建都的，但却不是第一个建城的。在他之前，楚国已经在石头山上建过一座“金陵”邑作为军事据点。日后这个听起来就大富大贵的古名，也成了南京最知名的代称。
其实除了南京以外，东边的镇江也是孙权定都的选择之一。两座城背后的靠山连在一块被统称为“宁镇山脉”（“宁”是南京的简称）。南京胜出的原因说到底是区位，三国时期长江口已经东移不少，虽然上海市区依然泡在海里，但已经可以从镇江一带渡江。
东边可以渡江、西边也可以渡江，想要东西兼顾的话，那还是南京这个拐弯点最合适了。于是自此以后，南京、镇江两城的关系便定了下来，南京成了江东乃至整个南方政权的政治中心，镇江则成为了南京治下最重要的军事据点。
二、六朝金粉
虽然选了建业这个风水宝地，不过东吴和蜀汉一样最终还是败了。区别只在于蜀汉是被曹魏灭的，东吴则是被代魏的司马晋所灭。
究其根源，实在还是当时整个长江流域的生产力过低所至。吴国灭亡时的纳税人口是230万，蜀汉灭亡时是98万，曹魏则是443万。虽然三方都有大量人口没有被统计在户，但这个比例大体是不会错的。
三家归了晋，这个天下的中心依然还是在中原，无论政治还是经济层面。司马家族也是继续把洛阳这个天下中心定为了自己的都城。只是让建业城没有想到的是，这泼天的富贵那么快就砸到了自己头上。
立国仅仅五十年，晋朝就在内忧外患下瓦解，被迫南渡把中原之地让给了那些胡人。南渡的晋朝可以有两个选择，或以孙权筑的建业城为都；或以刘禅苟了41年的成都城为都。答案是很明显的，蜀地虽然山川险峻，想要出川却也是千难万难，刘备当年是没得选，只能退而求其次入蜀。但凡有得选、有一颗想重返中原的雄心，那就是建业更合适。
为了避晋愍帝“司马邺”的讳，东吴的建业城被改成了“建康”城。名字变了，区位却是不会变的。把政治中心放在了江东，也为这个偏安南方的王朝在历史上贴上了一个“东晋”的标签。
不管你认为这个政权应该叫东晋还是南晋，有一点都是肯定的，建业城和江东迎来了自己的黄金时代。衣冠南渡的北方士族，让此后的江东在文化上不再低中原一等；大量南迁的人口，则加速了整个南方地区的开发。等到后来北宋立国之时，中国南北方的人口已经达到了1:1的平衡状态。
虽然时时念着重返中原，但东晋最终还是没能完成这个愿望。不光没有反攻成功，自己还在公元420年，被刘裕所建立的南朝宋所替代。
自此中国陷入了长达169年的南北朝大分裂阶段。北朝那些胡汉政权秉持着丛林法则，用战争来解决谁应该为天下之主的问题；相比之下，自视为华夏正统的南朝倒还真是显得文明了不少。宋、齐、梁、陈这些南方政权，继承了自曹魏代汉以来的优良传统，一代一代用“禅让”之法完成皇权转换。虽然每次转换都还免不了有人头落地，但却最大限度维持了建康城及整个南方地区的社会、经济稳定。
正因为如此，南朝时代的建康城也赢得了“六朝金粉”之地的美誉。“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便是到了唐朝也有杜牧来追忆这段好日子。
三、落寞的运河远望者
六朝之说是把东吴、东晋、宋、齐、梁、陈四朝加在一起计数。不过建业时代的南京，与建康时代的南京还是有些区别的，也还算不上经济、文化发达之地，毕竟这些金粉之气是晋室南迁之后带来的。只是作为南京建都史的开始，“六”听起来也更耳顺，放在一起倒也让这段历史变得更完整。
虽然南朝的的金粉之气，一定程度削弱了江东的霸蛮之气，但江东时代的彻底终结，还要等到一个标志性帝王出现，这个帝王就是隋炀帝杨广。
公元581年，隋文帝杨坚同样用禅让之法，将北朝的北周政权过渡到隋朝。所谓“分久必合，合久必分”，无论怎么分裂，中国人心中有一颗天下重归一统的心。领命南征的，便是杨坚的嫡次子杨广。公元588年在杨广的指挥下，隋军由时名京口的镇江渡过长江天堑，完成了中国的再一次统一。
然而杨广这次对江东的征服，却对日后的历史改变极大。首先杨广因为南征之功，取代长兄杨勇成新隋朝的第二任皇帝。无论这背后是否有阴谋，在帝王家都不算什么大事，关键在于后面的操作是否正确。
杨广最为后人所争议之处在于修建南北大运河。这条纵穿整个长三角的运河，在镇江入江，然后再由长江对岸的扬州接力向华北平原延伸。整条路线所涉及的运河、河道，其实在先秦时就已经分段打通过。吴王夫差用以勾连江淮的邗沟运河、魏惠文王拿来连接黄淮的鸿沟运河，都是大运河的组成部分。
隋炀帝的贡献在于，第一次完整地打通了从北京到杭州的南北大运河。运河的连通，也正式让原本由南京所代表的这片江东之地在地缘属性上变成了江南。此后唐王朝在此设立“江南道”监察区的做法，更是让江南正式替代了江东这个旧名。
作为一个亡国之君，大运河成为了隋炀帝的罪状，认定他是为了享受江南的繁华才这般劳民伤财。然而即便如此，也没有人去否认大运河的地缘价值。在江南之地在中国经济的占比越来越大的情况下，承担更多军政压力的北方地区，需要江南的钱粮来保证运转，江南也需要藉此来提升自己在帝国的政治地位。
地缘重心向运河的偏转，使得运河之侧的扬州城成为了江南的代表，哪怕这座城其实位于长江的北岸。当然，如果以单以运河枢纽的位置来重新定义地区中心，与扬州隔江相望的镇江是拥有同等机会的，甚至因为和建业城一样背山面水而更具防御优势。问题是作为一个将都城建在北方的王朝，又为什么要让一个自己所依重的枢纽，拥有面向北方的防御优势呢？只这一条镇江便输给了扬州。
镇江的防御优势在运河时代是原罪，建康城的虎踞龙盘就更会被帝国中央所忌惮，并有意削弱了。如果说镇江还能凭借运河在经济上直接获益，那建康城在隋唐之际，充其量也只是个落寞的运河远望者，心酸地听着盛唐诗人们用“烟花三月下扬州”“十年一觉扬州梦”之类的名句，来夸赞扬州所代表的江南。
四、曲折的“南京”之路
扬州的崛起以及镇江在这场运河枢纽之争中的落败，彰显了一个道理，那就是南京若想再次成为王朝的都城，更多需要寄希望于南、北再次分裂。
唐宋之间的五代十国之乱看起来是个机会，在这场听起来跟南北朝之乱同级，但实际延续时间只有72年的乱世中，南京先后做过南吴和南唐两个割据政权的都城。只是这两个政权的统治范围，远远达不到南北分立的规模，以之来增添南京古都记录，难免会引发争议。以“都会”之名而不是“古都”之名来统计南京的政治中心史相对来说会更加准确。
历史再次往后延伸，金兵南下所引发的宋室南迁，本来是南京再次无争议获取都城荣誉的一次机会。只是汴京之围，皇室被一网打尽的阴影实在太深。吓破了胆的赵构选择了江南最南边的杭州作为新都。这一退不仅让南京一声叹息，更是断绝了南宋北返中原的胆气。没了“天子守国门，君王死社稷”的决死之心，剩下的便只有“暖风熏得游人醉，直把杭州作汴州”的偏安之心。
等到元朝灭了南宋，这个来自草原的政权就更没有理由给南京一个证明自己的机会了。好在蒙古人因征服世界而起的那份骄傲使得他们并不愿意彻底按照中原王朝的旧有模式来统治这个国家，不到百年时间便因水土不服而退回了草原。生于江淮之间的朱元璋，将中国历史推进到了大明王朝时段。
明朝对元朝的颠覆，可以说是中国南方地区蓄势以久的经济力量，对北方政治主导权的一次总反攻。在征服南宋之后，仅江南一地的税赋最高就能占到中央财政收入的3/4。如果没有江南北运的粮食，大都城甚至都没办法运转下去。
这种情况下，元末的这场王朝更迭之争呈现出一个非常奇特的现象，那就是朱元璋、张士诚、陈友谅在长江中下游的争斗，决定了将来谁能够建立新的王朝。待到朱元璋从这场南方三国演义中胜出时，北伐更像是在走一个过场，仅仅用了九个月时间，就攻陷了位于北京的元大都。
作为这一切的亲历者，朱元璋深知江南之于整个大明王朝的重要性，因此自公元1356年夺取已经更名为集庆的南京城后（当时更名为“应天”），一直到生命的最后时刻都将南京定位为自己的都城，并且按照最高标准修筑了遗存至今的南京城。这是南京第一次作为一个大一统政权的都城。不过正如大家后来看到的那样，在那场叔侄相争的靖难之役后，朱棣将大明王朝的都城迁到了北京。
迁都的决定并不单纯是因为朱棣做藩王时被封建在北京。事实上在朱元璋生前，就已经有意在北方设立都城，太子朱标曾经受命考察西安、洛阳。如果不是因为朱标在这次考察回来就病故，不得不把精力放以扶植建文帝身上，很可能朱元璋生前就会选择迁都了。区别只在于，如果让朱元璋选，未必会是北京。
究其根源，江南虽是钱粮重地，但在北元势力依然控制着草原的情况下，将政治中心放在南方，会不可避免地造成失衡。如果政治军事力量向南京集中，那么北方势必空虚；而如果任由北方的军政大员，基于防御游牧者的需要坐大，又势必会威胁到中央政权的安危。
朱棣之所以有力量颠覆南京政权，说到底就是这种失衡造就的。只不过幸运的是，这场变故还只是宗室之争，并没有让大明江山易主。
迁都北京后的朱棣并没有放弃南京，而是依旧保留了旧都地位，称之为“留都”。自此“南京”之名也正式登上历史舞台。中国之地幅原广阔，设立两都甚至更多副都本是常态，一如汉唐两朝的长安、洛阳一般。只不过这是第一次以江南的城市作为南京，背后亦是江南的经济权重已经到了不得不当成根基之地来经营的程度了。
在朱棣的设计中，南、北两京分控南北两地，裁弯取直的京杭大运河则为两京的连线。天子驻于北京守国门，南京则负责向前线提供经济支撑。这种平衡南北两地的经政关系，为大明延续了200余年的国祚。
五、从运河到海洋
当明王朝被来自东北地区的清王朝取代后，北京作为与清王朝祖地最近，且在辽、金、元三个王朝都当过都城的都会，毫无争议地成为了这个末代王朝的都城。南京的行政名则由彰显都城身份的“应天”改为“江宁”。原本为应天府直辖“南直隶”（包含后来江苏、安徽两省）更名为“江南省”。
虽然南京被剥夺了为都的资格，但江南作为中国经济重心的地位，及大运河连通南北的作用却是没有任何变化。区别只在于，身在北京的清朝皇帝前期会不停地通过“下江南”之举，来彰显对江南的重视。更名为江宁的南京，则作为“两江总督”的驻地，执掌江苏、安徽、江西三省的军政大权。
按照南经北政的格局，坐阵江宁城的两江总督，主要任务是不让这片经济重地生出内乱，而完全不用承担抵御外敌的任务。基于这个战略任务，你能想象不出意外的话，两江总督一职基本只会由旗人担任。
然而无论什么时候，如果不出意外的话那肯定应该还是出意外了。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溯海岸线而上的英国舰队一路攻击广州、厦门、定海（舟山）、天津等沿海城镇，试图找到这个老大帝国的海上命门。
天津是北京在海洋方向的卫城，正常情况下英国舰队应该攻下天津，然后再威胁北京才能快速结束这场战争，就像第二次鸦片战争和八国联军那次一样。只不过这样做的话，英国人就必须在天津与北京之间进行一场陆战才能达成目标.
第一次代表西方挑战中华帝国的英国人并不愿意冒这个险，他们找到了一个更能利用自己海上优势的命门做攻击对象，那就是溯长江口而上，先取镇江、再夺江宁，让身在紫禁城的皇帝，感受到京城钱粮断绝的恐惧，就像当年身在大都的元朝皇帝在获知江南生乱时的感受一样。
1842年7月21日，二次北上的英军以1.2万余人的兵力，76艘战舰，炮724门击败镇江城外绿营守军，入城与1500蒙古八旗兵巷战。是役英军战死185人，清军全军覆没。8月4日，英国舰队抵近江宁城下，做出准备攻城之势。8月29日，在英国旗舰康华丽号上，近代中国第一个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签订。
对于整个中国来说，鸦片战争和《南京条约》的签订都是近代苦难史的开端，但从内部地缘结构调整的角度来说，却成为了江南和南京的一次机遇。长江所具备的航道优势，以及花费上千年时间所累积的原始资本，使得江南之地在中国被迫全球化的进程中，进一步巩固了自己的经济地位。
变化只在于在这个海洋时代，原本由苏州、杭州承担的经济任务，以及由扬州承担的物流任务，转由江海相接的新势力——上海一力承担，而这一双重优势也使得上海至今仍然是中国的经济重心。
相比苏州、杭州、扬州的失落，南京反倒落差没那么大。甚至还在太平天国运动爆发后，一度凭借自己扼守长江天险的传统地缘优势，再次以“天京”之名晋升为都城。只不过无论这次内乱的结果如何，所有有识之士都能感觉到，中国文明已经没有机会再不断地重复自己了。
六、南京之殇
1912年2月12日，隆裕太后代宣统帝溥仪颁布了清帝退位诏书。这个在从太平天国手中夺回南京后，一度依靠洋务运动焕发中兴之象的末代王朝，终于因为自己200多年来所累积的痼疾，成为了大时代的祭品。随后以北京为都、代表前朝遗存势力的北洋政府，与以南京为都的民国政府，开始了16年的政权之争。
在南北分据的格局下，如果你想在南方定位一个都城，始终还是虎踞龙盘的南京城最为合适。
最终取得胜利的是以南京为都的民国政府，南京也又一次成为了一个全国性的都城。表面看，这又是一次明朝替换元朝事件的翻版。不过今时不同往日，对于中国来说最大的入侵压力已经不再是长城之北，而是来自海洋了。在直面海洋的上海已经成为中国新经济中心的情况下，将它身后的南京定为首都，无论是从护卫经济中心的角度，还是经济中心支撑政治中心的角度来看，都比用运河维系南、北生命线的做法更有优势。
只是南京这通江达海的优势，虽然合了大变时代的中国必须面向海洋开放的大势，但在自身积贫积弱的情况下，一旦外敌入侵却也会更加容易遭遇攻击。就像第一次鸦片战争时，英军会认为攻抵南京会比进攻北京更容易做到一样。
公元1937年，这一战略隐患终于酿成灾难。在七七事变爆发，民国政府宣布全面抗战后，上海这座中国经济之都，被迫成为了南京的卫城。8月13日—11月12日，70余万中国军队与日军在上海进行了一场惨烈的会战。以25万人伤亡的代价，拖住了日军整整三个月。
淞沪会战虽然粉碎了日军“三个月灭亡中国”的计划，却也让南京的守卫者意识到了这座都城接下来的命运。12月13日，南京沦陷。为了报复中国军队在上海和南京的守军给自己造成的损失，长达四十余天的大屠杀开启。这段历史也成为了南京永远的痛。
在随后的历史中，重庆这座深入中国内陆，且有山地护体的城市，成为了抗战时期中国的配都。抗战胜利后，虽然民国政府还都南京，但这座城市在近代史上两度被来自东、西两洋的外敌威胁的惨痛经历，以及定都于此难以维系大一统格局的历史经验，终于还是让这座虎踞龙盘的都会在1949年将首都之位拱手于北京。
七、结语
在中国传统的治理模式下，首都往往是资源最为汇聚之地。这也使得网上一直有谁更适合做中国首都的争论。回溯南京十朝都会的这段历史，并非是想卷入这场口舌之争。把历史变化的脉络理出来，更多是为了探究背后的得失。
好在今日不同往日的是，即便不做首都也有机会在经济上成为大都会。从这个角度说，无论是南京还是其它历史上曾经有过建都史的城市，探讨如何成为地区经济中心会更加的有意义。只是受篇幅所限，就不是这篇祭文所能解决的了。
-The End-
《地图里的人类史》
作者：温骏轩
出品方： 磨铁
出版年: 2023年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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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温骏轩
生于20世纪70年代，法律专业出身。2009年开始，以地缘视角，辅以原创地图，在网络更新“地缘看世界”系列文章，创作文字近千万。已出版《谁在世界中心》《地缘看世界——欧亚腹地的政治博弈》等著作。其研究成果中的“新世界岛论”“北纬42度温度线”等创新理论，在地缘政治、军事、历史等相关领域引发广泛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