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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颜六色的天空
“因为我妈妈没有随我父亲去上海，父亲在上海又娶了我三妈潘素。”
张伯驹与妾室王韵缃的儿子张柳溪，是这样介绍他的“三妈”潘素与父亲婚姻结成的理由的。
其前提条件介绍得也很清楚：
“我父亲被委任去上海任盐业银行总管理处总督核时，我妈妈（指王韵缃）准备随我父亲去上海，但是我爷爷奶奶不同意。”
仿佛潘素与张伯驹的婚姻是意外，是本不应该发生的事情。
并且，在他所撰写的这篇《父亲张伯驹的婚姻》中，明确提到自己的妈妈与原配、大妈之间“关系非常好”。
唯独提及潘素与家里人的关系“只是彼此尊重”。
这语气中微微的不满之意，或许只因：“在我妈生下我以后，爷爷曾经告诉父亲不能再娶妾。”
即便如此，张伯驹还是娶了潘素，怕父亲怪罪，直到父亲去世，才把潘素带回了家。
当张伯驹的原配去世，“富家子弟”流行地“在大家庭已有妻妾，再另外买一所房子娶一个女人”的旧式婚姻习俗逐渐消失后：
“1948年我大妈邓韵绮和我父亲离婚了，1952年我妈王韵缃也和父亲离了婚。”
“只有我三妈潘素留在了父亲身边，陪伴他度过了坎坷的一生。”
果真潘素与张伯驹的婚姻，是那般的牵强附会，那般的苦涩无味吗？
二人结缘的契机，在张伯驹好友孙耀东口中，却变换了另外一个版本：“依我看，张伯驹与潘素结为伉俪，是天作一对，因为潘素身上也存在着一大堆不可理解的‘矛盾性’，也是位‘大怪’之人。”
一个“也”字，用得令人忍不住遐想，潘素是怎样的怪。
张伯驹的“怪”又“怪”在了哪里？使得友人将这“怪”视作二人般配的理由。
既是张伯驹的友人提及的，我们不如先来讲讲，张伯驹身上的“怪”。
论及张伯驹的身世，可谓是充满着“世俗味”。
他与末代皇帝溥仪的族兄溥侗、袁世凯的次子袁克文、奉系军阀张学良并称为“民国四公子”。
张伯驹还曾与袁世凯的几个儿子同在英国人办的一所书院读书。
与潘素结识时，他在盐业银行——“北方四行”之首任总稽核。妥妥的贵族公子。
就是这样可以让他“横着走”的身世，却被他活得异常低调、朴素。
不抽烟、不喝酒、不喝酒、不赌博、不穿丝绸也不西装革履，张伯驹常年穿着一袭长衫，整日沉迷于书画收藏与京剧、诗词。
“大葱炒鸡蛋”在他眼中是上好的菜肴；只要是四个轮子能转，就符合他对汽车的要求。
张伯驹从不讲究派头。
父亲极力“保皇”，大表兄袁克争做“皇太子”，他却反对帝制，与袁克政治上水火不容。
私交却很好，后期还给予其接济。真不愧是“矛盾”的集合体。
他是贵族公子不假，却更应被称为“贵族公子中的异类”。
于名利场上，张伯驹像个走错场子的观众一样。
至于这潘素呢？也是个“怪人”。
她既是青楼女子，又是“落魄名媛”。潘素比张伯驹小十七岁，是前清著名状元宰相潘世恩的后代。
只因其父潘智合为纨绔子弟，败光家财，其母早逝，继母王氏心狠歹毒，将她卖入青楼，早年与名师学习的名媛技艺，全被荒废在了这。
女红、音律、绘画，潘素均有涉猎，尤其一把琵琶弹得绝妙。
但这般身世，令听者都觉得苦涩不已，频频叹气惋惜。可潘素却表现出了比“乐观”还要让人不可思议的“超然世外”。
青楼乃浑浊的地界，她的与众不同，并非像含香老五、吴嫣等人挑些官场上的客来接。她接的都是上海白相的二等流氓，生意红火，天天有人来吃“花酒”。潘素便穿梭于热闹之中，却没有半点风尘女子的俗气。
她还赶着时下的流行，在手臂上刺了一朵花，似是对命运的嘲弄，又似是在当下的生命旅程中自得其乐。总之是“怪”的可以，“怪”得让人新奇。
二人相遇后，自然也干出了令人揶揄的“怪事”。
先说这潘素，虽已为风尘女子，却早于张伯驹，先得一认真想要娶她回家的中将臧卓的倾心，彼时二人正热火朝天的谈婚论嫁。
当时，正为外务出差的张伯驹偶入此地，听其绝妙的琵琶声，对她一见倾心，并提笔为她做对联：“潘步掌中轻，十步香尘生罗袜；妃弹塞上曲，千秋胡语入琵琶。”
或是一见如故，或是彼此的气息相互吸引，潘素当即改口，要嫁张伯驹。
潘素这件事情做的，显然“不合规矩”，却没想到张伯驹更是如此。
不争权势的张伯驹，竟为了一“青楼女子”，干起了“抢亲”之事。
在西汉路汉口路的一品香酒店内，他伺机而动，“抢”出了被软禁的潘素，托起好友孙耀东驱车将二人送往早先租于静安别墅的一套房子。
一个“嫁”的草率，一个“抢”的不算磊落，就连1932年二人成婚，也没“拜高堂”，还“瞒着高堂”。
于今日这开放的社会来讲，此事都做得过于离谱。不过，放在这二人身上，却是不感到奇怪了。
他们二人行事，仿佛从来都是不理会世俗的，该与不该，合理与不合理，他们自有定断，永远有自己的一套标准。
而此前所见的种种事端，这些由二人“首创”的处世哲学，却不过是一道道“前菜”。
婚后二人的所作所为，更是另辟蹊径，异于众人。
二人成婚时，张伯驹37岁，潘素20岁。鉴定收藏古文物是张伯驹30岁时因厌恶军阀统治的黑暗，而逐步形成的“雅好”。
7年以来，张家都未能理解张伯驹的行为，说他是个“败家子”，潘素却仿佛心领神会，从进门便晓得了这“爱好”对于他的意义。
潘素能尊重并理解这“爱好”到什么程度呢？倾家荡产也要陪。
潘慧在《忆伯驹》中提到：“如有李白和杜牧的墨迹，都是由我出息去借款收购的，还有不少晋唐时的古画，也是我和他结婚后才买的。”
范仲淹的《道服赞》是张伯驹变卖家当，举债买下的。《游春图》也是这样，张伯驹以付出220两为代价，收入囊中。牺牲的不仅有潘素典当首饰换来的20两黄金，还有家中一处占地15亩的房产。
不仅面对收藏书画作品，二人能够如此默契，他们还能够默契地找到一同成长的“开关”。
张伯驹曾被红学家周汝昌评价：“一丝没有俗气，一丝没有那个富贵气”。
这样一个不世俗的人，居然“世俗”地把妻子捧上了行业精英行列，化身“旺妻”之人。
“我年青学画时期，他对我有过很大的帮助。”婚后没多久，张伯驹便在潘素身上发现了惊人的绘画天赋，张伯驹在其21岁时，向名师朱德甫引荐，学习花鸟画。又请汪孟舒、陶心如、祁景西、张孟嘉教其多种绘画技巧。
张伯驹带着她游历山水，从自然中寻找艺术灵感，并实地写生。
这样的培育，使得潘素于20世纪40年代开始在行业内崭露头角，她尤其擅长工笔重彩山水画，成为其中的大家。
张伯驹还曾为潘素置办过一方印章，刻有“绘事后素”四个字，其中更是暗含深意，意在自谦表明他的绘事在“素”之后。
对于潘素的“捧”，可见一斑。“林徽因的诗歌，张允和的书法，潘素的画”的说法，也在潘素37岁那年流行起来。
张伯驹自己的创作之路也没有断过，二人最终一同成长，潘素的画，张伯驹的字，均是声名远播。
可是，哪里有那么多的巧合。潘素能在张伯驹重金收画时，如此默契地与他抱持相同态度；张伯驹能在潘素的过往中，寻觅到她除了演奏琵琶以外的才能。
他们之间对彼此的理解和成全，从来不是“偏爱”所带来的盲目支持。
在《忆伯驹》中，潘慧的叙述了《游春图》收购的理由：
“……《游春图》，已是一千几百年的国宝珍品，商人们要以二万一千多美金出售于外人，当时伯驹坚决留下……”
她从始至终都知道，张伯驹越是花大价钱收的画，绝不是因为私心喜爱收藏。
更因其赤诚的爱国心，文化人士对保护文化天然的使命感。
《游春图》是这样，《道服赞》亦是这样，看似“古怪”狂热的画作收购，实则是一次又一次夫妻合力进行的文化抢救。
为此，在将家中家财全部变卖为字画文物后，张伯驹与潘素视这些画作为家中真正的“不动产”。
以性命为筹码，都不愿意与其相换。1941年春，张伯驹上班时被绑架，索价300万（伪币），但他们夫妻二人当时连100万都拿不出来。
张伯驹当即表示：“要我的命可以，就是不能动我的字画。”
虽潘素当时未在其身边真切地听到这话，她的行为也与丈夫保持一致。
双方僵持了8个月之久，终是潘素以变卖自己的首饰及其他家财，筹措到40根金条，才将张伯驹赎回。
直到最后，家中的字画也一张未动。
对于潘素才能的发掘，也并非是张伯驹偶然得知，随手培养的。
这番特别的关注，更像是张伯驹对于潘素以往经历的一个补偿。潘素的特别，从他爱上她时，他就懂得，自然也能感触到她的残缺。
由备受宠爱的千金小姐沦为青楼女子，又有谁能够打心底里开心，其间的心路历程，张伯驹又怎会不知？
他将潘素送往另一个人生高度，或许只是想将她送回她该走的道路。
潘素懂得张伯驹的坚持，并做他背后的后盾；张伯驹懂得如何救赎潘素，力所能及的帮她寻觅机会。
这样的爱情，让他人动容，自然也会让本人感到满足。
对于这份来之不易良缘的庆幸和满意，表现在了在张伯驹的词中：
“相携翠袖，万里看山来。云鬓整，风鬟艳，两眉开，净如揩。”
更为可贵的是，这样的良性互动，他们维持了40余年。
当张伯驹与潘素看着满目琳琅的画作，因着形势的变幻莫测而不安时，他们再一次默契的做了一个决定：便将100多件收藏品，捐给了国家，分文未取。
国宝，“还给”国家保管，才最保险。
从此，贵族公子与“落魄名媛”，生活中仅仅剩下了浪漫和贫穷。
每逢佳节良辰，他总有词作赠与潘素，尤其是每年元宵节时更为动情。
《水调歌头·元宵节邓尉看梅花》中有一段是这样的：
“白头犹觉似青春，共进交杯酒一巡。喜是团圆今夜月，年年偏照有情人。”
浪漫的令人感动。
不仅如此，年近八旬的张伯驹在西安女儿家小住几日，却因几日未见，张伯驹便因思念写下《鹊桥仙》：
“……柳暗花明有路，两情一命永怜，从未解，朝秦暮楚。”
二人已甜腻的一刻都不想分开。
不过，二人本该幸福的故事结尾处，还是凭添了一丝伤悲。
他们节俭了一辈子，张伯驹生命的最后一年，他们还是被贫穷狠狠中伤。
1982年2月初，张伯驹终是因病住进了北大医院，潘素见同房病人病情严重，想请求院方换个病房时，院方的回复却让潘素心寒：“张伯驹不够级别，不能换。”
就这样，张伯驹由感冒发展成肺炎，六七天心情低沉，不愿不进食。
友人之后张晓鹰出国前来探望，正赶上2月15日张伯驹的生日，终是愿意与其合照，并作下一首《鹧鸪天》以作纪念。
这才有了些许安慰。一生不愿循规蹈矩，有棱有角活了一辈子的张伯驹，终是在最后被“规矩”狠狠的算计了一把。
在张伯驹去世后，有人来北大医院闹：“你们医院知道张伯驹是谁吗？他是国宝！……他一个捐献给国家的东西，足够买下你们这座医院……”
可张伯驹却听不到了。
自1982年2月26日，相伴47年的丈夫张伯驹去世后，1992年4月15日，潘素在北京逝世。
在这期间的十年中，潘素始终自责，认为自己没有照顾好张伯驹，痛悔万分。
二人“临走”前，似乎都是悲伤的。
然而，他们夫妻二人虽不讲“规矩”，却是实打实的做了一辈子“对”的事，难道最终的结局要如此悲凉？
或许从张伯驹老年时亲友对他状态的评价，我们能找到不一样的答案。
据张伯驹与潘素的外孙女楼明竹回忆，张伯驹晚年时养了一只波斯猫，两只眼睛分别为黄蓝两色，张伯驹几乎与它寸步不离，十分喜欢。
张伯驹到老还保持着童真，还能从简单的生活中找到快乐，这是福气。
友人王世襄也曾回忆道：“在1969年到1972年最困难的三年，我曾几次去看望他。除了年龄增长，心情神态和20年前住在李莲英旧宅时并无差异。”
“不怨天，不尤入，坦然自若，依然故我。”
张伯驹活了一辈子，都没丢掉本心，这也是福气。
或许，潘素给予自己“没能照顾好张伯驹”的愧疚，不过是永失所爱时为自己寻找的痛苦的理由。
这种遗憾归根到底还是因为失去，因为天人相隔，太过相爱，必然悲伤，算不得“悲伤结尾”。
而张伯驹的“悲伤”，或许更多的也只因不舍离开。
早些年，当张伯驹与潘素在步入老年，却无奈陷入贫穷时，他们二人的淡然反应，反而表现出的豁达心境。
一如那个在青楼之中依旧谈笑风生的潘素，一如当初的超然世外。
自己与自己爱的人不觉悲哀，那便算不得悲哀。
他们依旧是幸福的。
或许，他们能一生幸福，正因为他们从始至终都是同一类人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