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28日，作家齐邦媛在台病逝，享寿101岁。台媒报道，她晚年身体不佳反复入院，甚至时而陷入昏迷，几个月前，已经向外界“道别”，表达不愿再联络。齐邦媛出生在东北，父亲齐世英参与过郭松龄反奉，后来投至蒋介石麾下，成为国民党CC派的代表人物。齐家的家史，从军阀混战、到抗战、内战，最终落脚台湾，也是中国近代史的缩影。
20年前，齐邦媛在桃园的一家养老院开始《巨流河》写作，那年她80岁，四年后成书，以邃密通透、深情至性、字字珠玑的笔力，记述纵贯百年、横跨两岸的大时代故事，在两岸引起热烈反响。
台当局文化部门负责人称，齐邦媛一生如同其巨作《巨流河》，是文学巨河，为台湾引进文学思潮，也为台湾文学注入暖流，......因着其对文学无比深厚的热诚与专业，让全世界知道台湾不仅是一个地理、政治、经济的存在，也是一个拥有丰富文化的“国/家”。
这是一段标准的“文化台独”论述，是对《巨流河》乃至齐邦媛一生奋斗的曲解。
几年前，在媒体人史东的《八方论坛》节目中，齐邦媛表示，她是希望更多人承认那八年的抗战真相，她要留下的是那批中国人在那八年做的事，她说之后的中国人没有那样的心情与团结，真正义无反顾地为国家奋斗的精神。从我13岁到我80岁，我想了70多年，我想把它留下来。她说比她大的人都故去了，比她小的人无从见证，这是她写此书的初衷。
事实上，在抗战60周年、70周年，都有很多两岸的亲历者共同纪念。那段历史已经不是禁区。相较之下反而在台湾，有些人从来不纪念抗战，平日最恨蒋介石，看到大陆纪念抗战，又说要追求真相，如民进党2015年面对“九三阅兵”，居然也开始歌颂蒋，这些人连台湾光复都不认同，如何会在意真相？无非是借题发挥，用“谁领导抗战”来掩盖拒统反中的目的，但很多蓝营人士却当局者迷。
齐邦媛是文学家，终究不是历史家，谈到抗战胜利乃至落脚台湾，她说满心孤愤，但对1949年之后大陆人民筚路蓝缕的奋斗历史，却少了些共情。但那个齐先生不曾感知的中国，正如台大教授颜元叔33年前在《向建设中国的亿万同胞致敬》的文中写道的，
在那11亿心含“鸦片战争”之耻，心含“八年抗战”之恨的中国人身上！他们衣衫褴褛地制造出原子弹、氢弹、中子弹，他们蹲茅坑却射出长征火箭，他们以捏泥巴的双手举破世界纪录，他们磨破屁股包办12面亚运划船金牌，他们重建唐山而成联合国颁奖为世界模范市……同胞们，他们为的是什么？没有别的：他们爱此“中华”，他们不能让“中华”再陨落！
颜元叔没有孤臣孽子的悲愤，但齐先生的孤愤中却流露出她深受国民党史观影响，对于从抗战胜利走向兵败山倒再到客居海岛，无心思考失败的真正原因。
《巨流河》终究不是严谨历史，也因为缺乏考证，难以跳出个人有意无意地主观意识纠结。比如，书中回忆张学良1990年到荣总看望齐世英，写道，先父内心激荡甚久，前尘往事俱回眼前，常常自问，如果当年能够合作，东北会是什么样子？中国会是什么样子？在齐邦媛看来，即使时光倒流，合作亦非易事，一方是二十岁即掌军权之军阀少主，一方是坚持革新的理想主义者，鸿沟难跨。
然而，历史的真相是皖南事变后，国民党不断掀起反/共高潮。1942年，蒋介石亲下手谕，以“集中东北抗日力量, 组成一个总的抗日工作团体”为由, 将东总、东北协会、东北抗战建国会、东北青年协会统统撤销，于 1942 年 5 月 31 日成立了由国民党中央统一领导的“东北四省抗敌协会”。当时衔蒋介石之命，负责控制东北救亡团体的，正是书中被形容为富有革新理想的齐世英，彼时的他，是国民党顽固派代表。可见，好话说尽的家史终究不等同历史。
谈到何为台湾文学，齐邦媛在书中说，自从有记载以来，凡是在台湾写的，写台湾人和事的文学作品，甚至叙述台湾的神话和传说。都是台湾文学。世代居住台湾之作家写的当然是台湾文学；中国历史大断裂时，漂流来台湾的遗民和移民，思归乡愁之作也是台湾文学。
如果以此定义，中国各省乃至少数民族地区的文学也能自成一格。事实上，只是因为大时代下的动荡，两岸隔绝，台湾的中国文学才被单独归类。而之后“台独”鼓吹台湾新文学是不属于中国文学的“独立”文学，本质是以所谓台湾民族主义代替中国民族主义，以歧视憎恶中国取代反帝反殖民理论。
“文学台独”理论提倡者之一的作家陈芳明，多年前接受南都周刊专访，不假辞色地表示，“我那个革命梦已经到达终点了，因为我知道台湾没有革命的条件。因为没有革命的条件，我们就应该从人文（着眼）。”这种“文学台独”是政治上分离主义在文学领域里的反映。
陈芳明不止一次提到，“乡土文学论战”二十周年纪念会上，他愕然发现同在台上就坐的，右边是时任《文讯》杂志主编(国民党文学杂志)李瑞腾，左边是历来被视为“统派”文论家的吕正惠。当堂主持人则是他的英文老师齐邦援，昔日的恩师再次向这位弟子张开了臂膀，动情地说：“芳明，我们一直在等你回来。”
看似是文学本身，让不同的政治主张的人坐在一起。事实上，文学没有那么大的魅力，真正的原因是海峡对岸还有中国大陆，在维护国家主权与领土完整，才让陈芳明自知无法完成“台独革命”，只能选择“文化台独”。不是文学救赎了分离主义者的灵魂，而是他们求独无胆。陈芳明可以尊重他的老师齐邦媛，但不代表他不仇视“中国”乃至“中国人”。
比起陈芳明的含蓄，在台湾所谓本土小说家中，被林浊水认为“台独”旗帜举的最鲜明的李乔说的更直白。李乔曾有过这样一段文字，
“我是小说家，文化思考者，在乡土大地沦亡之际，我也可以是”革命者“，甚至是暴徒，也许以千百个血肉之躯难抵对岸枪林弹雨，但请注意，凭千百人的性命，在”敌人“登陆之前把大部分台奸消除，应该是可以做到的。”
李乔也曾是齐邦媛在推广台湾文学时介绍的作者之一，但言语间展现的人格扭曲与杀气腾腾，只有病态的疯狂。
同为东北同乡的李敖曾在老人院对齐邦媛说，相对真正的文学，这个岛上的作品是赝品，有些你相信的“文学工作者”是很可疑的……齐大姐啊，他们要杀光我们呢。齐邦媛曾对这个东北老弟说，你的《北京法源寺》是很了不起的作品，但后者问，为什么不翻成英文呢，齐无词以对。
2010年8月14日，在日本投降65周年的前一天，岛内有位叫李敏勇的所谓文化工作者，在《不能遗忘的历史》文中，把《巨流河》当作整理流亡记忆，把齐邦媛称作“流亡在台湾的中国人”。
齐邦媛对这个称谓很反感，后来他出席前“国安会”秘书长康宁祥回忆录发表会表示，她家来到台湾已经第五代，真正在台湾落户，不仅父母亲都埋骨在淡水山上，未来她也会埋在那里，不会再回辽宁；大陆都称她是台湾作家，希望台湾的一些人“不要再说我是流亡作家！”。
但大陆说的台湾作家，并非将她排斥在一家人之外，而即使回到辽宁，也不应该被解读为不爱台湾，就像她在台湾70年，也不会有大陆人质疑她不爱故乡。这种宣誓无疑是向专断的爱台湾标准低头。
即便为了这份爱，要埋骨于此，仍要在台湾被指控为“流亡中国人”或“流亡作品”，岛内一些人“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心态，证明文学不能超越统独，而失去民族标杆的台湾，李乔、李敏勇代表了时下部分岛内文化工作者的品格，这对一生致力于推广台湾文学的齐邦媛而言，是莫大的悲哀与讽刺。
齐邦媛去世，蔡英文在脸书说，感谢齐邦媛将台湾的湛蓝与静美，带到世界，台湾永远不会忘记齐邦媛为文学的努力和奋斗。
但《巨流河》明明讲的是抗战历史，是中国人浴血牺牲、奋斗救国的故事。70多年后，作者齐邦媛却埋骨本已光复却又告失陷的台湾，即使过世还要被“台独”蹭上一笔。如何总结齐邦媛的一生，李敖当年有段话至为贴切，他曾说，因为相信亡掉的“中华/民国”，相信所谓的台湾文学，齐邦媛把自己锁死了，并且以文学殉了葬。而今回看，一语成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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