扁舟听雨秦汉系列
汉帝国的建立之荡平天下（二十七）
公元前202年7月，臧荼“谋反”，相当于给刘邦送去大礼。（见链接：《疑点重重》）
汉帝国乘此天赐良机两个月不到快速灭亡燕国，让所有诸侯还没来得及反应就彻底打破现有秩序。
我们上节仔细为大家介绍了其背景，原来臧荼是被其主要重臣抛弃而迅速落败的。
如果只求知其然的话，上节内容足够了，但有很多朋友更想知其所以然。
如果一个大国可以这么轻易被搞定，那刘邦当初还和众多诸侯谈什么呢？(见链接《亏大了》)
如果坐拥幽燕、辽东的一代枭雄臧荼只因刘邦的王霸之气就能轻易被整到众叛亲离，那刘邦此后也不用苦战多年，临死前才勉强完成帝国大致统一。
臧荼被身边左膀右臂迅速抛弃背后有着深刻的时代背景。
1983年12月，《张家山汉简》出土，《二年律令》面世，极大加深了我们对汉初的了解。
这其中有一份包含18条系列律令的《津关令》，引起了历史研究者的极大关注。
《津关令》出土让我们对汉初帝国军事行政布局、国际关系以及经济规划有了更深入的了解。
理解了《津关令》反映的汉初帝国战略思路，我们就能更深理解臧荼“谋反”的背景。
《津关令》共23条，得以出土的有18条。其核心内容是确立汉帝国从关中通往关东的五大关卡、渡口及相关通关政策。
关卡、渡口统称津关，五大津关将对通关人员和物资严加检查。
人员方面，所有人进出都需要通行凭证（当时叫符、传），无凭证不得通行。
物资方面，严禁金、金器、铜、马匹等战略物资出关。
律令还进一步明确了违规人员责任和检查人员的连带责任。
所有五大津关驻防的戍卒必须抓获所有违法越境人员和携带违禁物品出关人员。
一旦出现这类违法事件被漏过，所有相关驻防人员和当地官吏都要受到严厉惩处。
出土《津关令》的颁布时间大致在公元前196年到前186年之间。
臧荼事变在公元前202年，比出土《津关令》早了好几年，看起来两者似乎扯不上关系。
其实汉帝国时期的律令类似现在的法律细则修订以及司法解释，存在不断完善不断变化的过程。
出土的《津关令》不会是突然出现的律令，它存在明确法律传承，并包含了众多细则补充和司法解释。
《津关令》是汉帝国关中本位战略布局的配套政策。
我们有理由相信这些配套政策不会是刘邦快死时才突然想出来。
相关律令此前就已长期存在，《津关令》只是对其做细化调整。
当然咱不能只凭猜测，需要拿出证据。现在又到了大伙喜闻乐见的大汉开国八卦案例时间。
今天说的案例是《奏谳书》记录的一个押送官吏与被押女子好上的八卦爱情故事，最后则成了案件。
这个案例在后面说到与之相关历史大事我们会详述，本节只做简单介绍。
公元前198年，齐地一个押送人员进关中的地方小吏“阑”和被押送的一个叫“南”的女孩相爱并生米做成那个熟饭。
阑为了和南长相厮守，找了个熟人“虞”拿了个通关凭证，让南假装有病躺在车里。
简而言之，阑想冒用虞的合法通关凭证蒙混过关把相好南带回家中。
结果阑和南被守关士兵发现并当场抓获，当地司法部门对他俩该定啥罪有疑问，上报朝廷。
此外一年后四川还有个盗用马的通关凭证出关的案例，当地司法部门同样有疑问上报。
从这俩案例咱们可以得出两个结论：
首先，我们现在看到的出土《津关令》在当时还没颁布实行。
因为《津关令》第一条就是伪造通关凭证与偷越津关同罪，惩处是黥面成为重犯刑徒。
俩案都是典型的伪造通关凭证，如果出土《津关令》已实施当地司法部门不会有疑问。
但另一方面，我们也可以看到此时汉帝国津关政策的思路和出土《津关令》所示相同：
以五大津关为节点，帝国严格管控关内与关外的人员和物资流动。
只不过在很多细则上老律令不够完善，导致很多犯罪行为找不到明晰的处罚规范。
可以大致得出结论，伴随张家山汉简出土的《津关令》应当是汉帝国边塞管理的一部分。
该律令主要是对关中面向关外部分的已有律令的细化与司法解释。
比如以前没有明确伪造通关凭证该怎么罚，没有通过严格的连坐和严厉惩处规范守关士卒与官吏。
又比如此前的物资禁令没有包含金、铜等物资或虽然包含但未进一步明确具体器物种类、范围。
我们再来看下五大津关分别是哪几个：
面向山西的蒲坂、面向洛阳方向的潼关，面向南阳盆地的武关。
然后是面向湖北汉江流域方向的郧关和面向湖北长江流域方向的扜关。
可以看出五大津关面向的山西、河南和湖北都是汉帝国直辖领土。
此前介绍过帝国布局，关内是核心区；
东部与关内相邻的山西、河南和湖北属于直辖缓冲区；
再往外就是诸侯王国，可以理解为尊大汉皇帝为共主的联邦区；
再往外就是彻底的外国了，比如北边以匈奴为首的众多游牧部落，南边的西南夷、南越、东越等。
汉帝国眼下对自己直辖领土都这么严格乃至严苛，对自己直辖臣民都跟防贼一样。
那面对比直辖领土还要疏远两层的外国，比如北边以匈奴为首的诸多游牧部族，政策会怎样呢？
从常理来分析，汉帝国的边境政策只会比《津关令》更加严格。
出土的来自西汉中晚期的《居延汉简》能为我们提供很多的补充信息。
居延本身是西北边关，其出土汉简包含大量对禁物的检查，我们可以大致总结为：
所有与军事相关的物资，比如刀枪剑戟、箭矢等兵器，又比如马匹甚至盛物用的革囊等都属于不许带出关的禁物。
更进一步，禁物中还出现了米面等食物，也就是说粮食也属于禁止出关的禁物。
如今我们可以得出大致结论，汉帝国稳定后进行了非常严格的物品管制。
关中对关外方向，马匹、人员、金、铜等受到严格管控；
而边境方向管控可能更加严厉，兵器、铁乃至食物很可能都在管控之列。
史料也为我们提供了很多零星的记载，比如说《汉书》颜注里有这段：
律,胡市,吏民不得持兵器及铁出关。虽於京师市买,其法一也
《史记》的《南越列传》里也有一段相关记载：
高后时，有司请禁南越关市铁器。
可以看出，汉帝国稳定以后，兵器和铁器都是受到严格管控的物资。
其中对南越的铁器管控始于高后时期。
但南越不和汉帝国直接接壤，威胁较小。
对南越管控主要靠独立性很强的长沙国执行。汉帝国大体要等异姓诸侯基本被剪除后才有把握直接向其下命令。
我们有理由相信，对威胁很大且直接与汉帝国接壤的以匈奴为首的北部游牧部族的管控要大大早于对南越的管控。
（公元前206年11月）汉王还归，都栎阳…缮治河上塞
此时刘邦刚领兵进入关中，章邯还在被围困中要半年后才拿下。
但汉王国立马就开始修复这两年被荒废的黄河沿岸关塞，这些关塞基本都是防御匈奴和其附属部落。
(公元前205年6月)兴关中卒乘边塞
此时章邯刚被拿下，汉军腾出部队后就立即增兵守卫与匈奴及其附属部族交界的各路边塞。
以匈奴为共主的西、北方向游牧部族很可能趁中原大乱，对关中周边频频袭扰、抢劫。
志在天下的汉军当然不能容忍其行为。
故而很可能在汉军收复关中后不久，汉王国就开始在关内全面隔绝与匈奴的人员、物资往来。
对西、北边境的游牧部族的铁器、兵器、马匹等物资管控我们基本理清楚了。
可《居延汉简》中居然还有对粮食米面的管控，这是为啥？
大每一关，屠沽者、卖饭食者、美臛炙膹者，每物各一二百人
上文来自贾谊向汉文帝的上疏《新书·匈奴》。
他提出汉帝国应和匈奴开通关市，每个关市都允许出售三类物品：酒、主食和调味后的肉食。
这段文字反向说明从汉初开始，酒、主食等物品也在物资管控之列。
匈奴地处草原，基本不产粮食，自然也难以酿造酒。
匈奴虽然牲畜成群，肉类很多，可是调味用的盐、酱料等那可都是手艺活，匈奴人同样缺乏这些东西。
所以米面、酒、调味后的肉都是只有中原才能量产的物资。
既然是中原独有，自然就要对敌禁运。
对汉帝国的边关禁运我们已经基本搞清楚了，接下来的问题是：这些禁运何时开始的呢？
在西、北边疆方向，汉军攻入关中灭章邯后就开始了禁运。
不过匈奴不止在河套地区与中原接壤，山西、河北等地同样可以进行大规模物资交流。
因此汉军早期在关内的人员、物资管控只是维护自身安全，其他影响不大。
方今为将军计，莫如案甲休兵，镇赵抚其孤…
从其策，发使使燕，燕从风而靡。
公元前205年底到前204年初，韩信率北路军扫平了山西与河北。
只是韩信对以李左车为代表的当地豪族更多使用政治手段与其联合。
对燕国更是直接与其合作，没有进行军事征服。
因此即便汉帝国此时直辖了山西，恐怕也很难有精力和能力去执行严格物资禁运。
况且要想对北部边疆进行物资禁运，必须以《津关令》有效执行为前提。
内部统治基础强大的地区不管控人员、物资流动，指望统治基础薄弱的边疆管控一切，不太现实。
那《津关令》是哪个时候开始强力实施的呢？
汉军出关后，刘邦大部分时候都亲率主力长期驻扎荥阳。此后汉帝国首都定在洛阳。
所以，这些年来关中的人员物资如潮水般不断向关外流动。
另一方面，经过秦末战乱和公元前205年的大饥荒，关中人口损失严重，急需吸引外来人口。
故而关外人员物资向关内的流动也非常频繁且为汉王国鼓励。
这样的环境下搞什么《津关令》既不合理也不实际。
汉帝国最有可能开始严格实施边境人员、物资禁令的节点就是迁都时！
从洛阳西迁长安意味着汉帝国由扩张战略转向防御战略（见链接：《迁都》）。
战略调整后，为确保关中稳定，对关外和边疆进行人员物资管控，尽量保证多进少出、尽量削弱关外诸侯与塞外敌国就成为迫在眉睫的事情。
我们现在可以做出最合常理的推测：
公元前202年5月，刘邦决定迁都关中。
汉帝国朝廷随即开始在五大津关和北部边疆严格执行对人员与战略物资的强势管控。
现在我们再看臧荼“谋反”，就能真正做到“知其所以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