扁舟听雨秦汉系列
文景之治之入继大统（二十八）
（文帝前五年）夏四月，除盗铸钱令。更造四铢钱。
汉文帝前五年是从公元前176年10月到公元前175年9月。
这一年的帝国朝廷风平浪静，近乎无事发生，只在四月有一件大事。
汉文帝下诏宣布废除盗铸钱的法令。
同时还更改法定钱币的规制，由半铢增重八倍，改为四铢。
这已经是汉帝国第三次出现和钱相关的重大政策变化了。
前两次大变分别来自刘邦和吕太后。
我们都做了详细介绍，并且都以“决定性”作为标题（见链接：《决定性因素》《决定性失利》）。
刘邦时期，对于铸钱的态度非常明确：允许民间铸币。
根据史书的概略性记载，由于民间铸币质量差，数量过多，一度引发物价数十倍的飞涨。
但我们认为这种情况应该只出现在汉二年前后，战争叠加关中遇到大规模旱灾的特殊时期。
通过出土的《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我们可以看到。
汉帝国官府的所有罚金、赎买以及官方债务，统统以黄金计价。
当然，老百姓和基层官吏手里没这多黄金。
所以官府与民众在实际交易、对账时会根据每年年初的黄金市价换算成铜钱。
我们可以与秦帝国做个对比，秦帝国上述官府行为的计价单位有很大一部分是布。
很显然，汉帝国官府对铜钱的发行并非完全没有限制。
他们其实是以黄金为锚，通过对黄金的控制对货币质量进行宏观调控。
因此在正常年份，铜钱的实际价值并不会出现太大下跌。
史书记载的米一石万钱，马一匹百金等现象应当只是特殊时期。
换句话说，即便没有允许私人铸造铜钱，在高烈度战争与大旱的双重作用下。
局部地区的物价也一样会出现上百倍猛增。
举个最简单的例子，秦始皇只是因为遇刺在关中大规模搜捕盗贼，结果米一石就涨到了1600（见链接：《遇刺》）。
秦始皇时期铜钱不允许私人铸造，秦帝国不过进入紧急状态20天，物价就暴涨几十倍。
楚汉战争期间，关中地区遭遇的破坏和物资短缺，远非秦始皇这次20天紧急状态可比。
因此，特殊时期物价在秦始皇这次的基础上再涨个六七倍也不出奇。
惠帝三年相国奏遣御史监三辅不法事：
词讼、盗贼、铸伪钱、狱不直、徭赋不平、吏不廉、吏苛刻、逾侈及弩力十石以上、作非所当服，凡九条。
以上是《唐六典·御史台》的资料，提到了御史巡视地方的九大重点违律行为。
这其中包含伪铸铜钱，这表明最迟在惠帝三年，汉帝国已恢复对民间铸钱的禁令。
以上资料来自唐朝，我们不好判断其准确性。
不过根据《二年律令》里对民间盗铸和秦帝国类似的严苛律令来看：
至少在吕太后称制时，已不允许民间铸钱。
我们猜测最有可能恢复禁止民间铸钱政策的时间是刘邦颁布《禁商令》的时候。
当时汉帝国正致力于从源头切断对匈奴走私，对商业活动监管极严格（见链接：《禁商》）。
民间铸钱主要的从业者是商人，对匈贸易禁运的大战略背景下，显然不适合再允许商人铸钱。
接下来的汉惠帝时期和吕太后时代，严厉禁止民间铸钱始终是朝廷奉行的基本国策。
汉文帝突然宣布废除运行了二十来年的禁止民间铸钱法令，引发了剧烈的反对。
比如说贾山就上疏劝谏文帝：
钱者，亡用器也，而可以易富贵。
富贵者，人主之操柄也；令民为之，是与人主共操柄，不可长也。
贾山认为：钱币本来是没有用的东西，却可以用来换取富贵。
使人获得富贵本来是由君主所掌握的权柄，是君王权力得以实现的关键武器。
陛下您现在让百姓铸币，就是使百姓与君主共同掌握权柄，这太危险了，不应该再继续下去。
除了贾山外，此前在过秦议题上与贾山针锋相对的贾谊（见链接：《过秦论》），也站出来激烈反对文帝货币新政。
贾谊反对民间私铸的上疏共两篇，分别是《铸钱》和《铜布》。
《汉书·食货志》将两篇文章摘录拼接到一起，后世称之为《谏铸钱疏》。
这两篇上疏最有可能是一两年后，贾谊已经回京另调他处后所写。
此时，允许民间铸钱的诏令已经在全国范围内执行。
不过总的来说，这两篇都是和汉文帝这次铸钱政策大调整有关。
贾谊的看法相信能代表很多当时和后世学者的意见，我们不妨看看。
法使天下公得顾租铸铜锡为钱，敢杂以铅铁为它巧者，其罪黥。
然铸钱之情，非殽杂为巧，则不可得赢；而殽之甚微，为利甚厚。
夫事有召祸而法有起奸，今令细民人操造币之势，各隐屏而铸作，
因欲禁其厚利微奸，虽黥罪日报，其势不止。
上面这篇来自《铸钱》，贾谊采用了开门见山的方式直击主题。
他指出文帝现在颁布的法令允许私人公开雇人熔铸铜、锡为钱币。
但对于敢掺杂铅、铁取巧谋利的人，就处以黥刑。
而铸钱的人都以获利为目的，如果不杂以铅铁，就不可能获利；
而只要掺上很小比例的铅和铁，就会获利丰厚。
有的事容易引起后患，有的法令能导致违法犯罪；
陛下现在让平民百姓掌握铸币的大权，他们各自隐蔽地铸造。
那朝廷就很难禁止他们在铸钱时为获厚利而取巧舞弊。
到时候即便帝国每天都有人因此而被判处黥刑，恐怕也禁止不住假钱的盛行。
乃者，民人抵罪，多者一县百数，及吏之所疑，榜笞奔走者甚众。
夫县法以诱民，使入陷井，孰积如此！
曩禁铸钱，死罪积下；今公铸钱，黥罪积下。
为法若此，上何赖焉？
以往，百姓因铸造假钱犯罪而被判刑的，多的一县可至数百人。
被官吏怀疑而受到逮捕拷打和为传讯而奔走的人，那就更多了。
而允许百姓私人铸钱的律令一旦实施，简直就是设立法律去引诱百姓犯罪受刑。
到时候被判刑的人只怕会成倍增加。
又，民用钱，郡县不同：
或用轻钱，百加若干；或用重钱，平称不受。
法钱不立，吏急而壹之虖，则大为烦苛，而力不能胜；
纵而弗呵虖，则市肆异用，钱文大乱。苟非其术，何乡而可哉！
进一步，贾谊又从货币流通本身指出汉文帝开放民间铸钱的危害。
民间习惯使用的钱币，各个地方有所不同：
有的地方用轻钱，一百的价格实际支付时还要再加若干；
有的地方用重钱，即使所称重量相同也不能被接受。
眼下货币流通领域最大的问题就是依法制定的钱币没有立足之地。
基层官吏如果急于统一规范货币吧，又太烦琐。
而且官府的力量不够，违反规定的人你根本抓不过来。
可朝廷也不能对混乱的流通货币放任自流不加以责罚。
不然市场上就会使用不同的、真假混杂的钱币，带来很大的混乱。
如果这种状况得不到有效治理，百姓就不知往哪里走才可以！
今农事弃捐而采铜者日蕃，释其耒耨，冶熔炊炭；奸钱日多，五谷不为多；
善人怵而为奸邪，愿民陷而之刑戮：将甚不详，奈何而忽！
国知患此，吏议必曰禁之。禁之不得其术，其伤必大。
令禁铸钱，则钱必重。重则其利深，盗铸如云而起，弃市之罪又不足以禁矣！
现在放弃农事而去开采铜的人日益增多。
这些农民放下手中的农具，用炉炭冶炼钱模，导致市面上不正规的钱一天天增多，可是五谷却没有增多啊。
有多少善良的人受此风气的引诱而做出了罪恶的事情？
又有多少谨慎怕事的人也被裹挟犯罪而受到刑罚甚至于杀戮？
对普通百姓的惩罚和杀戮越来越多，这可绝不是一个好兆头啊！
当然了，朝廷肯定也会了解到它的祸患并开会商议如何改善。
到时候大臣们必定会建议，看来放开私人铸钱不行，我们要禁止私人铸钱。
但是，如果禁止的方法不对，同样会造成很大的危害。
法令禁止私人铸钱，就必然导致钱币减少、币值增加。
这样一来，私人偷偷铸币的获利就更大。
到那时，私人违法铸币就如同风起云涌，用弃市的重刑也不足以禁止盗铸。
到这里，贾谊通过抽丝剥茧的层层分析，充分说明了开放民众私人铸钱不行。
可是他又发现现在再禁止民众私人铸钱也不行。
因为严厉的禁令只能禁住没权没势的老实人。反而会让违法私人铸钱更加猖獗。
那该怎么办呢？
奸数不胜而法禁数溃，铜使之然也。
故铜布于天下，其为祸博矣。
至此，贾谊终于透露出他的根本诉求。
贾谊认为，为什么在货币领域违法犯罪防不胜防，法律禁令屡遭破坏呢？
罪魁祸首是用于铸币的铜。
钱都是铜造的，可是铜又分布在天下百姓手中。
朝廷不能控制老百姓能够轻易获取铜的现状，就没法避免铜钱出现的种种弊端。
所以归根结底，朝廷只有控制住铜的流通，才能解决问题。
铜布于下，为天下菑，何以言之？
铜布于下，则民铸钱者，大抵必杂石鈆铁焉，黥罪日繁，此一祸也。
铜布于下，伪钱无止，钱用不信，民愈相疑，此二祸也。
铜布于下，采铜者弃其田畴，家铸者损其农事，谷不为则邻于饥，此三祸也。
接下来在《铜布》一篇，贾谊对民间可以自由开采铜矿一事，总结出三大祸端。
第一个祸端就是民间可以自由开采铜矿，民众又可以自行铸造钱币。
到时候，铸钱的人基本上都会掺杂铅和铁，犯罪行为越来越多。
而随着伪造钱币没有止境，就会导致钱币贬值，朝廷货币失去民众信任，这是第二种祸害。
另一方面，民间可以自由开采铜矿，就会导致很多老百姓放弃了耕种田地。
这些专职铸造钱币的人越来越多，必然会损害社会的农业生产。
从事农耕的人少了，粮食就会不够，粮食不够就会引发饥荒，这是第三种祸害。
故不禁铸钱，则钱常乱，黥罪日积，是陷阱也。
且农事不为，有疑为菑，故民铸钱，不可不禁。
上禁铸钱，必以死罪。铸钱者禁则钱必还重，
钱重则盗铸钱者起，则死罪又复积矣，铜使之然也。
故铜布于下，其祸博矣。
因此，不禁止铸造钱币，钱币就会经常混乱，犯罪行为日积月累，这是陷阱。
更进一步农业生产会停滞，朝廷货币信用越来越低.
所以帝国不能不禁止民众铸造钱币。
不过如果陛下重新禁止民间铸造钱币，谁敢私铸就必然判谁死刑。
到时候钱币一定会重新流通；钱币重新流通，盗铸钱币的人又会出现。
那么死刑罪名又会积累起来，还是无法让社会长治久安。
归根揭底，现在这样进退两难的困境是铜这个恶魔造成的。
民间可以自由开采铜矿，铜在民间肆意流通，带来的祸害实在太多了。
陛下最应该做的，是禁止民间能采集和接触铜矿相关资源。
今博祸可除，而七福可致也。何谓七福？
上收铜勿令布，则民不铸钱，黥罪不积，一矣。
伪钱不蕃，民不相疑，二矣。
采铜铸作者反于耕田，三矣。
铜毕归于上，上挟铜积以御轻重，钱轻则以术敛之，重则以术散之，货物必平，四矣。
以作兵器，以假贵臣，多少有制，用别贵贱，五矣。
以临万货，以调盈虚，以收奇羡，则官富实而末民困，六矣。
制吾弃财，以与匈奴逐争其民，则敌必怀，七矣。
故善为天下者，因祸而为福，转败而为功。
今久退七福而行博祸，臣诚伤之。
接下来贾谊为自己的主张列举出七大好处：
首先，如果朝廷皇上把铜收集起来不让它散布。
那么百姓就没有能力铸钱，违法犯罪的行为就不会增多
其次，民间没有了能力造钱，市面上就不会有那么多假钱。
老百姓在交易时就不至于为钱的真假互相猜疑。
第三，开采铜矿进行铸钱的人回到种田的主业，不再舍本逐末。
第四，铜全归集于朝廷，朝廷就可以凭藉积累很多的铜来驾驭轻重。
到时候，钱币轻就设法收集，钱币重就设法散发，朝廷很容易掌握钱和物的平衡。
第五，铜还可以用来制作兵器，用来赐予贵臣。
到时候天下有多少铜都有定量，朝廷就很容易使用它来分别贵贱。
第六，垄断了铜的流通，朝廷就有能力监视市场，调节盈亏，收取盈余。
到时候，朝廷和官府办的企业就会富强，民间那些不好好种田到处做生意的坏人就会穷困。
第七，朝廷控制住了多余的钱财，就能直接用钱来砸人。
还有能力轻易的和匈奴，吸引其民众归顺大汉。
最后贾谊总结道，善于统治天下的，可以藉着灾祸而转化为幸福，把失败转化为成功。
现在大汉长期以来都把七种福报视而不见，听任大祸事每天发生。
臣下实在为此感到哀痛啊。
贾谊洋洋洒洒说了这么多，结果如何呢？
上不听。
汉文帝没有听贾谊的。
那为什么汉文帝不采纳贾谊的意见呢？
贾谊提出的朝廷垄断所有铜矿的建议是高明呢，还是不切实际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