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帝国的建立之群雄逐鹿（一）
看到这个标题，很多历史爱好者大约会啐扁舟一脸。
你居然敢怀疑司马迁不可信？你这是对中国优秀治史人的侮辱。
你知不知道“在齐太史简，在晋董狐笔”？
你知不知道中国的历史记录者宁愿死也要记录事实真相，他们就是道德与勇气的化身？
所以司马迁这样的伟大的史学家，其秉笔直书的精神是不容亵渎的。
其实呢，这完全误解了扁舟的意思，也误解了史学的价值。
史学从不是以所谓秉笔直书来评价其高低价值的。
因为一般人所谓的秉笔直书就是主观意识的代名词。
总之，我先分出好人好事和坏人坏事，我以我所认为的道德标准褒扬好人，批评坏人。
这种记史态度，有个专有名词叫“春秋笔法”，这绝不是个褒义词。
欧阳修自以为在“秉笔直书”的《新五代史》就是个很好的反例。
欧阳修觉得太祖时修的《五代史》实在太不像话了，怎么能站在一帮乱臣贼子的角度说话呢？
所以他决定用讲道德的态度秉笔直书，写部新的五代史。
可惜即便在古代，人们也意识到这不是治史应有的态度，对新五代史非议甚多。
所谓的仁义道德，所谓的好人坏人是会变的。
历史真实不能随意变。
记录历史最不应该的就是用主观的世界观和道德观去判断取舍原始的史料。
尽可能的保留最原始的史料，是一个优秀治史者最根本的素养。
原始史料再有问题，那也是当时形势的真实反应。
记录历史犹如警方破案，保留了原始史料就如同保留了作案现场。
保留了现场，随着技术的进步总有机会破案。
破坏了现场，就意味着很可能永远的失去了历史真实。
司马迁作为史料记录者无疑是优秀的，远非欧阳修可比。
但遗憾的是，很多后世的读者甚至是专业治史者，没体会到这一点。
翻开史记原文，我们能轻易找到很多自相矛盾的地方，很多明显不合理的地方。
于是很多后世读史的人，一方面口口声声说司马迁如何的公正无私，一方面遇到人物细节不合心意处，又总说这可能是因为司马迁个人欣赏/鄙视某人，所以把他写成这个样子。
换言之就是，司马迁可能会因为个人的喜恶有意拔高或者贬低部分人物。
这才是对司马迁最大的侮辱。
司马迁最伟大的地方在哪里呢？在于他打破了惯用的纪年体，开创了纪传体这一全新记史模式。
这种创新本身就说明，司马迁吃透了什么是历史。
历史资料往往不会只有单方面说法，一手资料往往就是互相矛盾的。
如果采用《春秋》那样的编年体，那司马迁就必须对史料大量裁剪。
不然，很多故事连基本的时间顺序和人物地点都差之千里。
顺序写下来不加以剪辑串联，写出来的内容读都没法读。
司马迁的伟大之处在于，他不打算像以往的治史者那样以自己的主观观念去任意编辑历史。
于是他创造性的采用了纪传体。
纪传体的好处就在于，他可以把同一件事分成不同的故事记录下来。
还可以尽可能的告诉读者，这样的故事和说法都是来自于谁。
这样就最大限度的保留了历史资料的原貌，给后人以分析的空间。
比如《沙丘之谋》一节里秦始皇遗诏的故事。
司马迁在秦始皇本纪和李斯列传完整的记录了沙丘之谋的传说。
这样的故事已经是这段历史留下来的主流说法，在缺少史料的当时，司马迁必须完整的记载这个故事。
但司马迁在蒙恬列传里保留蒙毅的答辩词，保留秦始皇已单独培养胡亥多年的说法。
2000年后，赵正书出土，新出土资料记载二世是正常继位的。
如果史记没有多角度记载，新的史料就只能是孤证，人们对于这段历史的分析仍会不知所措。
到了秦末汉初，历史资料多了很多，互相矛盾的资料也多了很多。
多亏司马迁有着正确的治史态度，我们才有机会全面的了解和欣赏这段波澜壮阔的史诗。
在记述秦末汉初的历史时，司马迁的态度很明确：
第一，尊重且遵循官方资料与官方对人物的定性；
第二，在官方给定的大基调下，尽可能杂采各家之言甚至专程采访相关后人，尽可能留下不同记载。
这么说肯定会引发很多人的疑问。
司马迁写的人物和资料怎么会都来自官方定性呢？
如果这样，那为什么汉帝国的创始人刘邦被写成了一个流氓？汉帝国的敌人项羽被写得这么英雄无敌？
汉初一些特殊历史人物的特殊历史形象的形成原因，我们以后再说。
我们之所以会产生史记记载有违官方立场的错觉，多半是因为不了解当时的治史体制。
西汉帝国从高祖到吕后一直到更始帝，每个皇帝都有专门的“著记”，一共有190卷，要知道史记才70卷。
所谓的著记，就是后世起居注、实录的前身。
我们可以简单理解为，这就是帝国皇帝和主要诸侯大臣以及相关部门参与的公共活动和会议的会议纪要。
帝国的会议纪要和现在的会议纪要在要求上不会有太大区别。
所有的记录初稿都要经过主要领导的审阅，如果记载出现错漏是要负政治责任的。
记录定稿后就作为档案存档，理论上不能再删改，但这也只是理论上。
比如说吕氏家族在汉初是刘邦集团的主要力量之一，其家族成员记载理应很多。
但我们在史记和汉书上很难找到吕后外的吕氏集团大佬的记录。
看上去吕氏被诛灭后,吕氏大佬的相关活动轨迹和死后的生平介绍等原始资料都被系统的整理过。
司马迁父子担任的太史令，本身就是专门记录和归档这些官方资料的机构。
他们写史记的主要资料来源，本身就是这些官方资料。
他们没有必要也没有条件刻意的篡改官方资料与官方立场。
要知道，司马迁生活的时代是武帝时期，这是个言论气氛空前紧张的时代。
这个时代因为乱说话被告密的事每天都有发生，甚至不说话心里不服气都会被处死。
司马迁本人只是为李陵说几句公道话，皇帝就认为他在内涵他的小舅子，于是司马迁小鸡鸡就没了。
这样的年代，司马迁写本史记，到处都是和官方定性不符的文字，这可能吗？
司马迁写史记，不是我们想象的一个人偷偷摸摸写而没任何人知道。
史记50多万字，加上草稿需要的竹简至少几万枚，足以堆满几个大屋子。
他写的时候，和大官壶遂就讨论过史记是什么样的书。
他被割掉以后，和任安探讨过他写史记的理想。
他的女儿嫁给了杨敞，这个人当时已经是被霍光看重的潜力人物，后来当了宰相。
而杨敞的儿子杨恽小时候就被家长要求熟读史记。
正是杨恽长大后促成了史记被公开发布。
列这么多例子，只是说明史记和史记的内容，很多人都读到过。
而且，读过翻阅过史记的人可能远比我们想象的还要多。
司马迁写史记，不可能全靠记忆写，他要日复一日不断的翻阅、查找资料。
很多朋友大约会觉得帝国的太史机构是没人管的，司马迁可以天天把这当家一样到处溜达。
实际上这是对帝国管理的不了解。
太史是专门记录和存档帝王将相著记的机构，那是帝国重地，管理要多严格就有多严格。
即便是太史令，你要进入国家的档案重地翻阅任何东西，都必然要申请，其动作和目的也必然被记录。
更何况司马迁被割后成了中书令，要翻阅资料该走的流程更是必不可少。
所有相关人员，所有领导要求翻阅、检查下史记，司马迁是没法拒绝的，敢拒绝那就是要出大事了。
而且我们有理由相信，作为一个优秀而负责任的史学家，司马迁在创作史记时是少不了与专业人士讨论交流的。
这种环境下，司马迁有必要刻意与官方定性唱反调吗？
何况，记录历史为什么要刻意篡改官方资料，官方定性呢？
官方资料、官方定性是胜利者书写的，当然不见得准确。
可官方资料也是最齐全最完善的记录，官方定性本身也是各方充分博弈后的产物。
在一个媒介很不发达的年代，离开官方的全面叙事，所有的资料都无异于盲人摸象。
充分整理、最忠实的复现、提炼官方资料，再尽可能保留其他零散的非官方资料，才是最合适的处理方式。
现在我们可以给出答案了：
司马迁本人毫无疑问是可信的，他尽到了一个治史者的职责。
他已尽可能的把所有原始史料整理成可阅读的资料给到你。
至于这些资料可不可信，同一件事的不同资料，哪些可信，哪些不可信，全看你自己的辨别与分析。
这里，我觉得有必要把我们看待史记里不同时期记载的原则说明一下：
通过史记的记载去还原推断当时场景，越遥远的历史越要多做减法，越近的历史越要多做加法。
在汉帝国以前甚至是帝国初创时，留下来的历史资料很少。
比如司马迁能够看到的秦帝国的主要资料大约只有《秦纪》。
上世纪70年代，睡虎地秦简出土了秦帝国时期的《编年纪》。
编年记类似于春秋或竹书纪年，记载内容极其简略，司马迁看到的秦纪多半也是如此。
以这样简略的记载，根本无法串起一个完整的事件和人物。
所以司马迁只能通过后世流传下来的一些事迹去补充，而这些事迹往往都是流传很多年早已变样的故事。
所以对于距司马迁年代久远的记载，我们需要多方比较后做点减法。
而到了汉帝国就大不一样了。
汉帝国有《著纪》，里面的内容往往会丰富到你头晕脑涨，对此我们只要看看《明实录》就能体会。
比如一场纪念巴甫洛夫同志诞生100周年的会议。
某位领导带大家回顾巴甫洛夫同志伟大生平，介绍巴甫洛夫同志关于条件反射的伟大发明。
再一位领导带大家学习体会烤鸭与哈喇子的基于条件反射理论的实践应用。
最后大领导带大家去吃烤鸭。
这时候就必须要司马迁来为我们精炼一下了：
X年，X领导带领XX去吃了顿烤鸭。
这次会议的目的就是为了找个由头吃烤鸭，巴甫洛夫什么的就不用记了。
但也有可能司马迁也没全看懂，只记录了纪念巴甫洛夫同志诞辰的会议，把后面吃烤鸭给精简了。
不熟门道的后人，会真的就巴甫洛夫同志与我大汉帝国的关系研究个翻天覆地，理解不到这只是为了吃烤鸭。
这可能会导致我们漏掉或错判很多关键信息，所以对于汉帝国的记载我们有时候要做点加法。
最后，说明下本连载的所有纪年都采用公元纪年，这是因为直到汉武帝以前，汉帝国的纪年因袭秦帝国，以十月为一年开始。
也就是说某年的一到九月其实是在十到十二月的后面，这会给我们理解其时间关系带来混乱。
所以我们直接就用公元纪年，大家看起来简单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