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的一个夏天，也就是王道士发现敦煌藏经阁38年后，一对双胞胎姐妹出生在北平协和医院。
在产房外等候的一家人还来不及高兴，这对婴儿就被送进了暖箱里强制留院观察。因为她们是一对刚满六个半月的早产儿，严重不足月，大腿只有成人拇指那么大。
双胞胎的父亲毕业于清华大学，是个知识分子，没有重男轻女的陈旧思想，他希望家里的女孩们也能饱读诗书，所以以“诗”和“书”给姐妹俩取了名字。
双胞胎中的妹妹叫樊锦诗就是我们本文的主角，她从北大历史系考古学专业毕业后服从分配来了西北大漠，一呆就是六十多年，把人生最美好的岁月都献给了莫高窟，因此被亲切地称为“敦煌的女儿”“戈壁玫瑰”。
2011年，73岁的樊锦诗 图源樊锦诗自传
人生的不确定性
樊锦诗的祖籍是浙江杭州，那也是第一任敦煌研究院院长常书鸿先生的出生地和成长地。但是樊锦诗并没有怎么在杭州生活过，她很小的时候就随家人从北京去了上海，在那里度过了童年和少女时期。
樊锦诗家里共有5个小孩，全家又只有父亲一个人工作，所以家庭条件谈不上多富裕。但她的家庭教育很好，受父亲热爱古典艺术和文化影响，樊锦诗从小就喜欢听评弹和看戏。
生活在那个年代的上海，樊锦诗时不时就能去看电影、吃西餐，可以说她从小就目睹过什么是“十里洋场”，也目睹过城市贫民和无家可归的流浪人群。抗战时期上海沦为孤岛，平民百姓人人自危。
樊锦诗第一次离开父母远行是高考考上了北京大学历史学系，那时候她刚满20岁，一个人乘了三天三夜的慢火车去学校报道。
据樊锦诗后来在自传里回忆，其实那时候她对人生还懵懵懂懂，还没有什么远大志向，选择历史学里的考古学，是听说这个专业能饱读诗书，还能游遍名山大川，很符合她的人生理想嘛。
50年代的北大历史学系云集了当时顶尖的历史学家和考古学家，很多先生的学识和风度给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樊锦诗在学校参加了很多田野考古项目，她人生的转折点出现在大学生活的最后一年——毕业实习去了敦煌。
当时任敦煌研究院院长的是常书鸿，那一年要对莫高窟南区进行危崖加固工程，常书鸿希望北大可以调配一些考古专业的学生来进行莫高窟外的考古发掘。樊锦诗被选中了。
莫高窟北大实习同学合影 图源樊锦诗自传
她一下车就傻眼了，传说中的敦煌怎么会如此贫穷落后、物资匮乏，研究所的工作人员们一个个面黄肌瘦，穿着洗得发白的干部服，活脱脱像当地老乡。
但同时，莫高窟里精美绝伦的壁画和彩塑让樊锦诗感到震撼，一个洞窟一个洞窟地看过去，从北凉、北魏、隋唐的山水、人物和建筑，到伏羲、女娲到力士、飞天，她沉浸在这个辉煌灿烂的艺术殿堂里。
但这次还没等到实习结束，樊锦诗就提前离开了。
原因是敦煌早晚温差大、气候也干燥，樊锦诗从小体质就比较弱，严重的水土不服、营养也跟不上，导致她几乎每晚都失眠，所以还没到三个月她只能提前打道回府。
樊锦诗和敦煌的结缘始于这次毕业实习，但是后来的经历证明了，樊锦诗就是莫高窟一直在等待的、必然来到它身边的人。
到了毕业的时候，没想到系里又分配樊锦诗去敦煌工作。彼时的敦煌急需考古专业的人才，樊锦诗专业对口、成绩优异，而且有过敦煌的实习经验，能快速上手工作，她是命中注定的天选之人。
那个年代鼓励学生们服从分配，报效祖国，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系里希望樊锦诗和另一位同学先去，过三四年让其他毕业生来替换他们。
樊锦诗的父亲很心疼女儿，写了一封信让她转交给学校领导，信里讲了很多事实和实际的困难，诸如“小女自小体弱多病”此类的。樊锦诗思忖过后，没有提交这封信。好在她的父母很开明，尊重了樊锦诗的选择。
1963年，25岁的樊锦诗去了离家千里的敦煌文物研究院上班。
1965年的莫高窟宿舍 图源樊锦诗自传
重回莫高窟
莫高窟的天选打工人，也是有普通人的烦恼的。在决定要不要去敦煌的时候，除了考虑生活可能会不适应之外，还有一个现实问题摆在樊锦诗面前——男朋友怎么办？
彭金章，男，28岁，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樊锦诗的同班同学，武汉大学副教授、考古学院负责人，哦不，这时候他也才刚刚毕业，即将去武汉大学任教职。在这未来可期的毕业季，女朋友樊锦诗却告诉他，自己要去敦煌了。
去多久？
还不知道，暂定三四年。
和所有校园情侣一样，他们还来不及理清马上步入社会的迷茫情绪，就要面临异地恋的现实问题。
武汉到敦煌单程是2500公里，即使放到交通便捷的现在，走一趟也需要迂回辗转，令人疲惫不堪，更何况是60年前。老彭去看樊锦诗一趟单程要三天三夜、倒好几趟火车和大巴。而这样的分居生活他们坚持了19年。
坚持，还是分开？
彭金章和樊锦诗用19年时间给出了他们的答案。
樊锦诗和彭金章的结婚照 图源樊锦诗自传
樊锦诗30岁的时候，他们的大儿子在敦煌出生。在樊锦诗的自传《吾心归处是敦煌》里读到她生产的这一段时，小编忍不住潸然泪下。
临近生产前樊锦诗本想请假去武汉，一来武汉的医疗和生活条件肯定比敦煌好，樊锦诗自幼体弱，家里担心她分娩的时候出现意外；二来樊锦诗在敦煌没有一个亲人，去了武汉老彭在可以帮忙。照理说这样的安排是合情合理的，家里也早把准备的补品、给小孩的衣物都寄到武汉去了。
但是当时的革委会主任不但不批假，反而还让樊锦诗去农村参加秋收劳动。樊锦诗赌气似的去了一天就见红了，被送去医院后没多久就生产了。
孩子出生的时候连一件衣服都没有，樊锦诗只能把自己穿的“棉猴”权当衣服裹着孩子赤裸的身体。
远在武汉的老彭还不知道孩子已经生了，在接到电报后他挑着两箩筐的母子用品，从武昌车站坐火车到郑州换乘，坐两天两夜的车到敦煌北面的柳园火车站，再换坐长途汽车到敦煌。
等他辗转了几天几夜赶来的时候，孩子已经出生好几天了。辗转几千公里带来的鸡蛋，居然一个都没有破。樊锦诗忍不住放声大哭。
老彭和樊锦诗一共生育了两个孩子，起初他们实在没有精力照顾，只能把孩子寄养在河北农村的姐姐家里。
两个儿子合影 图源樊锦诗自传
到了1986年，他们已经分居19年，分居问题已经到了非解决不可的地步了，51岁的老彭放弃了他热爱的事业，放弃了他亲手创立的武汉大学考古专业，选择了家庭，选择了重新开始，主动要求调来了敦煌研究院。
樊锦诗从不吝啬对老彭的感激，她总是说：“没有彭金章的成全，就没有现在的樊锦诗”。用一句话来描写他们俩的爱情就是，“相识未名湖，相爱珞珈山，相守莫高窟”。
宿命在莫高窟
如果说樊锦诗从来没有动过离开莫高窟的年头，那是假的。
刚来敦煌的时候，她是20出头、意气风发、前途不可限量的北大毕业生，为了响应祖国号召义无反顾地来到西北大漠，远离家乡亲人，连生产都是孤身一人。
哪怕是游戏人设，应该都没人想选这样的角色吧。
身边的同僚相继离开，她也曾有好几次机会调离敦煌、和家人团聚，但她还是留了下来，“简单相信，傻傻坚持”。樊锦诗把自己和敦煌研究院的同事们形容为敦煌这棵大树上的枝叶，守护莫高窟的60年，也让她从一个小年轻成长为被人敬爱的敦煌研究院院长。
此心光明，亦复何言。
与其说这是命运，小编更愿意相信这是她的选择——“一个人在最艰难的抉择中，操纵着他的往往是隐秘的内在信念和力量”。
80多岁的樊锦诗已经习惯了和敦煌当地人一样，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地进洞调查、记录、研究。
她习惯了每天进洞窟，习惯了洞窟里的黑暗，并享受每天清晨照入洞窟的第一缕朝阳，然后看见壁画上菩萨的脸色微红，泛出微笑。
她习惯了看着洞窟前的白杨树在春天长出第一片叶子，在秋天又一片片凋落。
这是樊锦诗在自传里描写的“莫高窟的日常生活”，一批批甘于奉献的敦煌人身体力行地诠释了“坚守大漠、勇于担当、甘于奉献、开拓进取”的莫高精神。
莫高窟130窟，南大像 (盛唐) 摄影/吴健
以下摘录了一些樊锦诗女士的语录，与君共勉。愿我们都能执着于理想，纯粹于当下。
“如果此生找不到自己心灵安顿的地方，如果心灵一直在流放的路上，就犹如生活在漫漫长夜中。当下就是涅槃，当下就是佛国净土，明白了这一点，莫高窟岂不就是我的佛国，我此生的净土。心的力量真是无比强大！而心的强大，就在于正定，在于守一不移。”
“有人问我，人生的幸福在哪里？我觉得就在人的本性要求他所做的事情里。一个人找到了自己活着的理由，有意义地活着的理由，以及促成他所有爱好行为来源的那个根本性的力量。正是这种力量，可以让他面对所有困难，让他最终可以坦然地面对时间，面对生活，面对死亡。所有的一切必然离去，而真正的幸福，就是在自己的心灵的召唤下，成为真正意义上的那个自我。”
“过去的已经不能追回，未来根本不确定，一个人能拥有的只有现在，唯一能被人夺走的，也只有现在。如果懂得这一点，就不能也不会再失去什么了，因为本来就没有拥有什么。任何一个人，过的只是他现在的生活，而不是什么别的生活，最长的生命和最短的生命都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