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人在1959年的庐山会议上，带头对彭老总进行错误批评，称老总是“右派分子”，有“反党”的倾向，结果最终导致老总遭到错误处分，后半生颠沛漂泊，受尽了委屈。他的名字叫柯庆施，曾在上海市担任高干，他的一生饱受争议、毁誉参半。
柯庆施是安徽人，14岁时离开家乡外出求学，17岁时开始从事救国运动，曾多次组织并参与了反帝、反封建游行。他所在的学校担心他行事如此激进会惹来麻烦，索性将他开除，他随后在好友的介绍下，进入一家小学担任教员。
1920年，他鼓起勇气给陈独秀先生写了一封信，表达了自己对共产主义的向往与对中国革命的关切。陈独秀倒是很欣赏他的热情与壮志，遂邀请他到上海游学，期间还推荐他加入共青团。当年下旬，他撰写了一篇社论文章发表在公共媒体上，一时引发国人热烈讨论，毛主席在看了该文之后，赞不绝口，称其文笔上佳、逻辑清晰，可谓良作。
1921年，柯庆施在上海租界被捕，共产国际得知此事后，立即派人和巡捕房交涉，在经过多方斡旋后，将他又保释了出来。不过他此时已经暴露身份，无法再继续待在上海，因此陈独秀便派遣他到苏联学习、避难。1922年中旬，他回到国内，在团中央工作。大革命时期，他被委派到临时成立的安徽省委担任秘书长，1926年下旬到1927年上旬，他动员手头一切力量支援北伐军作战，帮助民主武装击溃盘踞在华中、华东一带的军阀势力，将革命推向了一个小高潮。
土地革命开始后，柯庆施被任命为安徽省委的负责人，他几乎是冒着生命危险在从事党建、兵运、民运等活动，好几次都差点被敌特逮捕杀害。1929年，他被调入红军中担任政工干部，红军长征前夕，他又被调到华北工作。长城抗战爆发后，他积极联合一众国民党爱国将领组建救国军，在密云一线与日寇对战，打出了中国军人的尊严和威风。
抗战时，他被召回延安学习，后来改任文教部门高干，负责为党组织培养骨干人才。1947年，党组织委派他到刚刚解放的石家庄当市长，他上任之后，立即因地制宜展开生产建设运动，致力于恢复民生，造福老百姓，仅用了1年时间，便让石家庄摆脱战火阴霾，重新焕发出勃勃生机。
建国后，经由毛主席钦点，他南下上海，接替陈老总担任市长。上海人民对于柯庆施的评价褒贬不一，有人说他一心为民，是个好同志；但也有人指责他太过于蛮横，根本不顾“党内民主”这一原则，大搞“一言堂”。50年代末，国内政治风气开始发生变动，“左”逐渐兴起，成为主流意识形态。柯庆施敏锐的觉察到了这一变化，但他并没有对此予以纠正或者反对，反而是想借着这股不正风潮博取政治资本。
1958年，他写了一篇包含着激进思想的文章提交给毛主席审阅，主席看完该文后大喜过望，马上回电给予他表彰，夸他是革命的“楷模”，并他的作品复印数万份分发给各级政府的领导班子“学习”。1959年，在庐山会议上，他罔顾事实指责彭老总，造成了很恶劣的影响，但他却并未因此受到任何处分。1962年，彭老总上书为自己申辩，并提醒毛主席，柯庆施善于投机，立场不坚定，不能予以重用。但主席并未采信该说法，继续对柯庆施大加栽培。
1964年，柯进入国务院担任副总理，次年他奉命前往四川考察，四川省委特地设宴为他接风洗尘，席间，他饮下了大量烈酒，并吃了不少油腻食物，结果引发了胆囊炎，并伴有诸多并发症。医生用尽了一切手段，仍旧没能将他从生死线上挽救回来，当年4月初，他在成都去世，时年63岁。
值得一提的是，在动荡开始后，有人提议“清查”柯庆施的历史问题，对他施加应有的处罚。但党中央认为斯人已逝，不必再横生枝节，因此并未批准此提议。动荡结束后的1978年，中组部的同事再度提出对柯庆施进行审查，但邓公仍没有应允，所以有关柯的一些是是非非一直没有一个定论，现今大家对他的评价多是荣辱各半，他确实对革命有贡献，但也在特殊时期犯下了一些错误，造成了不好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