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业六年，公元610年的正月初一，隋朝的变乱开始萌现。三更时分，有数十人，头载白帽，躺着素衣，手中拈花，自称弥勒佛，进入洛阳建国门。他们夺取卫士的武器准备对皇宫发动攻击。结果被绞杀，此事件涉案千余家。正月十五，元宵节，洛阳端门外盛大演出，乐声传播数十里，烛光火矩照亮天地。
佛教传入后，道教的神仙术与佛教点灯礼佛的虔诚相结合，形成了每年正月十五夜，士族庶民一律挂灯。这一习俗在大业年间达到鼎盛。
那时的洛阳城已成为海陆两线贸易的聚散地，在东市丰都，一派繁华，商人顾客，衣着华丽。官府要求，对经过的西域商人，要主动邀请入座接待，免费提供酒饭。并告诉胡商，中国富庶，客人来了，不用付钱。这让这些胡商，惊讶不已。让胡商惊讶的还有，隋也有衣不遮体的人，为什么洛阳城把丝绸缠在树上，而不给穷苦的人。
也就在这一年，大隋军舰抵达流求，斩流求王，俘流求一万居民迁止内陆，内陆居民迁流求，将流求划归大隋帝国。
修长城、挖运河、建东都、备粮仓、修律法、扩疆域、行科举、改官制、通西域……远交近攻这些事是远虑之“明”。
隋皇杨广“炀”的一面，随着大隋的强盛富庶开始显现。
善于阿谀奉承的人，往往会被人认为高情商。这类人不当权时，为人谦和，凡人所求，尽力而为。口碑极好，危害不大。但当完成拥有“权势”的过程，则可能将同辈忠良陷害罄尽后，就会掉过头来，吞食主人。
一代帝王，当身边围绕着一群这类人，其结果可想而知。
最可怕的是自信满满的杨广开始刚愎自用、独断专行。听不得任何不同的意见。
于是，身边奉承之人便可大行其道。杨广出身贵族，自小衣食无忧，不能体恤民情，穷奢极欲、大肆挥霍并不觉得有所过失。
大隋的皇权出自关陇集团，为了集权杨广登基后，开始大力打击关陇集团，接下来的持续数年的三征高丽，则将大隋带入了毁灭之“炀”。
盛世与危机往往共存，并不是此消彼长，是一种势均力敌的状态，当时，盛世的危机一点点的开始突显，只是上位者被蒙上了眼。
西北各郡的田赋捐税，除要接待往来西域的胡商还要运往塞外资助草原部落，路途遥远，地势险恶，人马常常困死中途，郡县官府反而认为百姓故意拒缴田赋、捐税，加大处罚，使得百姓家破人亡，农民纷纷逃离，西部农业区陷入了困境。
隋帝的官僚体系也出现了问题，我们可以从两个官员的对话看出看出倪端。
最初，《大业律》修订完必，百姓对之前的严苛之法，深恶痛觉，《大业律》的宽松轻罚赢得了百姓的普遍认可和支持。可是后来，征伐不断，劳役繁多，百姓不堪重负。而地方官府为完成旨令，只好用强硬的手段以达目的，把法令根本不当回事。
当时，吏部尚书牛弘与旅骑尉刘炫有一段对话。
牛弘问：按《周礼》中的官制，官员少而吏也少，而现今官府的小吏比以前多出了百倍，如果减员，事就不能完成，这是为什么？
刘炫答：古人任用官员，要求政绩和百姓的口碑，年终考核，对过往无争议的事件不作二度审理，公文简单，小吏的责任，不过只管大纲要点。现在则不同，所有档案文书常被复查，如果有疏漏，一旦朝廷派出的考核官员追查，无法善后。所以小吏泡在档案、文书之中，而安民勤政之事无从顾及。
牛弘问：北魏、北齐的时候，小吏清闲，现在却忙的从年头到年尾干不完的活，为什么？
刘炫答：以前，朝廷只任命州的高级官员，郡县只任命太守和县令，其他小吏、幕僚都是由官员自己聘用，现在不一样了，大官小吏都由吏部任命，再小的事，都要报吏部的考核司。所以减官难于减事，官不减，事更多，怎么可能让小吏安闲。
虽然当时吏部尚书牛弘也觉得有道理，但他也无能为力。大隋的官僚体系越来越庞大，官多了，为体现存在的必要，事无巨细，而下面的小吏疲与奔命，形成了欺上瞒下之风。
并不是没有官员发现大隋存的问题，修长城、挖运河、接待赏赐草原部落等滥用民力、穷奢极侈、钟鸣鼎食的事，有几个高官在私下议论，结果被检举，隋皇杨广认为这是诽谤朝廷，结果高颎、贺若弼、宇文弼三名高官被斩，多名官员受牵连。而这些官在民间口碑很好，百姓叹息一片，自此，少有人再提不同意见。这原本是打击关陇集团的手段，但士族的官员则引以为戒，集体沉默。
611年，春二月，隋下诏讨高丽，新罗王立即遣使上表，请隋出兵，并愿意当向导。
在朝鲜的《高丽史》中，称中原君主为帝，称半岛三国君主为王，帝是天子，王是诸侯，可见古代朝鲜半岛的三个王国均承认是中原王朝的藩属国。
高丽（lí）（史书中也写作“高句（gōu）骊”“高勾丽”） 是公元前一世纪至公元七世纪在东北地区和朝鲜半岛存在的一个地方政权，强盛时疆域，东部濒临日本海；南部控制了汉江流域；西北跨过辽水；北部到辉发河、及松花江流域。并不是今天国土意义上的朝鲜。
当时，在半鸟上还同时存在百济，新罗两个政权。其百姓主要是古代历史上的濊貊、扶馀、汉，靺鞨，及半岛原著民三韩（注：马韩、辰韩、弁韩等原著民合称为三韩）等东亚、东北亚族群（注：经过基因测序之后推断现今朝鲜半岛居民的主要来源有三个部分：三韩土著族群、汉人族群、蒙古通古斯族群。）。
“高句丽”作为古代一方政权名词最早出现于《汉书》中。这是一个集中了众多东北地区族群的边疆古国，在朝政、文化、制度、礼仪等方面受中原文化的影响，尤其表现在汉学、儒家思想、中原佛教等方面。属于儒家文化圈，汉字是其官方文字。
隋灭南陈统一中国后，开始恢复“两汉”荣光，要求周边政权为其藩属或州郡。当时，高句丽国王高阳派遣使者前往长安，隋文帝授予其大将军的官职，并改封他为高丽王。高丽国每年都会派遣使者前往隋朝朝贡，双方保持着良好的臣属关系。隋灭陈后，高丽为防隋的吞并，暗自陈兵积谷。百济和新罗是朝鲜半岛南部的另外两个政权，历代与中原王朝有着友好朝贡关系。在中原强盛时，朝鲜半岛的“三国”均视中原王朝为宗主国。隋代周后，隋文帝对百济王扶余昌和新罗王金白净也进行赏赐和册封。
而高丽、百济、新罗的关系则极为复杂，被称为半岛上的“三国演义”，先是新罗联合百济攻打高丽，后来，百济又联合高丽攻打新罗，新罗又向隋求助。为避免三方发生冲突，隋文帝曾要求百济、新罗使者不要从高丽借道，走海路至隋的领地。
公元598年，高丽联合靺鞨骑兵万余偷袭辽西，被营州总管韦冲击退。此事，隋文帝大怒，命汉王杨谅率水陆两军30万伐高丽。战争一触即发。但是此次两方并没有发生正面冲突。由于后勤供给和海上风浪、瘟疫等诸多原因，隋军并未到达战区。得知隋文帝兴兵问罪时，高丽王高元勿忙上表请罪，用词极为谦卑，自称：“辽东粪土臣元”，以此降低姿态，缓解了紧张局势。隋军顺势撤兵。但是高丽的使者仍旧四处联结反隋势力。以对抗大隋。
《高丽史》中，记录了隋开国后半岛三国的朝贡、请封事件。
开皇元年，581年的十二月，高句丽遣使入长安朝贡，承认杨坚的正统皇位，隋册封高阳为大将军、辽东郡公、高丽王。百济也遣使入长安，隋册封百济王、开府仪同三司、带方郡公。590年，高丽王高阳病逝，太子高元即位后，立即上表隋皇请求世袭爵位并封王，隋册封高元为高丽王，赐车马官服。高元专门遣使谢恩。新罗王得知高丽、百济都被隋册封，也上表请求册封，于是，在公元594年，十一月，隋册封新罗王为上开府乐浪郡公，新罗王。半岛三国年年朝贡，每年少则一次，多则数次。后来，高丽率靺鞨侵辽西，百济王得知隋将发动辽东之战，派长史王辨那入长安，请求当隋军向导。高丽王得知后，非常气愤，与百济断交，常常侵掠百济。
杨广登基后，高丽与隋的关系渐渐淡漠。
史料没有记录杨广登基后半岛三国的朝贡记录。直到大业七年，607年三月，百济向隋朝贡时，提出讨伐高丽，杨广同意，命人监视高丽的动静。
（未完待续：本文为《西域四百年三：盛唐的背影》第一章：隋皇的大业）
本文作者：《西域四百年一：汉匈争夺战》获2023年度最具创新力奖。《西域四百年二：南北大融合》即将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