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择比努力更重要，有的城市一出生，就站在了风口。
经济循环实质是财富的转移。
本文不讨论经济内外循环的要素，主要讨论经济内外循环模式之下的城市命运。
此去长安九千九百里
大唐经济内外双循环
公元649年，大唐安西都护府迁至龟兹，统辖西域“安西四镇”，至此，中原王朝再一次成为洲际大国，版图与同时代的超级大国阿拉伯帝国接壤，形成当时“东西方阵营”的“两极格局”。
只不过除坦罗斯之战以外，两个超级大国并没有向1400年后的东西方阵营一样，关起门来搞内循环，而是秉承开放的精神，进行国内国际双循环。
自此，整个西北经济版图发生重大变化，西北各城市的百年命运就此展开。
在大唐的国内，受制于经济腹地和人口规模，国内最著名的城市，除了长安、洛阳这两个帝国双壁之外，还有“杨一益二”的说法，扬州和成都分别成为帝国东南和西南片区的经济文化中心。
长安、洛阳在第一个帝国千年的时间里，一直作为政治中心存在，但其城市规模和经济繁荣程度却并不能说国内顶尖，决定首都是否能够达成“长安百万家”的决定性因素是经济循环。
从唐朝的人口分布图可以看出，在国内层面，关中、四川、华北平原、江浙四个地区为整个帝国的人口中心。东部以京杭大运河为依托，西部以潼关——蜀道为节点，进行“经济内循环”，长安、洛阳、扬州、成都自然而然成为四个“一线城市”。
但是，不同的是，长安却凭借最小的经济腹地、最艰难的交通运输条件成为当时世界上首屈一指的城市。
这就牵涉到了经济的外循环。
从长安出发，经过陇右、河西、安西、撒马尔罕、巴格达、君士坦丁堡等地的丝绸之路这一“国际经济循环”路线实现了“天下富庶者无如陇右”。
在这种循环模式之下，实现了财富从四个经济腹地向西北诸城的转移。不止是长安，凤翔（今宝鸡）、河西四郡（武威、张掖、酒泉、敦煌）、以至于安西四镇都是当时繁荣昌盛的节点城市。统筹国内国际大循环下实现了长安和西北诸城的“百年城运”。
直到“安史之乱”，开启天倾西北，地陷东南。
西北塌陷千年
宋明经济内循环
在安史之乱后，大唐帝国失去陇右、河西、安西四镇，从超级大国跌落神坛。西方超级大国阿拉伯帝国也日渐衰微，直至解体，全球由“两极格局”进入“多极化时代”。
丝绸之路近乎断绝，中原王朝各城市命运就此改变。
时间来到宋明，下一个千年。
当是时，北有契丹，西有吐蕃，西北有西夏，西南有大理。中原王朝“战略收缩”，被迫开启“经济内循环”。
北方以开封府为龙头，南方以扬州为龙头，开凿“宋代大运河”，以此为依托进行经济循环。
在宋辽基本和平的百年时期，开封、应天（今商丘）、徐州、扬州和杭州等运河沿线城市成为当时的“明星城市”，辉煌百年。
不同的是，“外循环”可以实现财富的转移，而“内循环”容易实现财富的聚集。
而没了“国际外循环”的长安等西北诸城，只是一个小小的地区中心，甚至断壁残垣。
一直到明代，由于海寇侵扰，东南锁国，整个经济格局没有产生特别大的变化。北方龙头城市由开封变成了北京，北方商业中心变成了腹地较广的运河城市临清。
明清之后，全球格局风云激荡，两次世界大战和三次科技革命深刻改变着全球的经济贸易格局。两极分化的站队过程中，中原王朝的立场再次深刻改变各个城市命运。
共和国长子到人口外流
不过是早已写好的剧本
在政治上，全球政治中心内部问题决定对外政策，而政治边缘的内部政策则由外部环境决定。
在两极分化的半个世纪，中原王朝的地位第一次有所不同，无可奈何的从全球政治中心变成了政治边缘。
所以，这个时期，内部的国策则由外部环境决定。
在“东风压倒西风”的时期，融入老大哥的东方经济体系是别无他路的选择，这个时期的“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必然服从于这一基本国策。“对外开放”所选择的前沿阵地也必然是最靠近“英特纳雄耐尔”的地方。
这个时期，东北各城成为共和国的骄傲。
直到，时间来到了“联美抗苏”。
从此之后，中原王朝开放的前沿阵地从距离苏修最近的地方，变成了距离美帝更近的地方。“国际外循环”的产业重点也发生了巨大的改变。
东北诸城的命运就此改写，南洋诸城熠熠生辉。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你的城市前景如何
如前述，经济外循环会造成财富的转移，而经济内循环通常实现财富的聚集。
从这两个维度，我们就能得出在当下经济模式推导出一些城市的命运。
我们知道，经济最大的问题是产能过剩，这也是近年来进行供给侧改革的根本逻辑所在。所以，怎么消化产能就是经济政策的出发点。
首先，作为全球政治边缘（一超格局），内部经济政策受外部环境影响更大。
我们知道，全球右转，走向保守（参见《苍穹之下——普通人应该如何生活？》），外部环境恶化。近年来，外部需求萎缩，因为疫情、全球化逆流影响，物流受阻又加剧了产能过剩。
所以我们从外向型经济逐渐走向“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一带一路”成为外循环的根本所在。
在此形势下，我们从国内和国际两个方面来看待一些城市的命运。
在国内，长江经济带、沿海经济带将是未来国内最大的两条经济轴线，与此交叉的长江三角洲的核心城市及辐射城市（不再点名）将有很大的成长空间。
而两条经济轴线上的节点城市（不点名）也有较高成长性的未来。
至于不在两条轴线的上的中心城市（不点名），作为区域中心和物流枢纽也是应该重点关注的对象，但请注意，这些城市只能都市化，没有城市群。
而远离内部财富汇聚且远离外部财富转移的东北诸城，他们的未来或许只能是“天下有变”（朝美正常化）后的东北亚一体化。
图中仅为“一带一路”外向节点
在国际，“一带一路”的各节点城市是外向型经济应该重点关注的对象。
不同的是，“一路”之中的岭南核心城市（不点名）作为国内和国际循环的连接点，将获得很高的成长空间。
而“一带”的节点城市，限于外向的政治环境和经济腹地，只能说差强人意了。
明白了方向和逻辑，还要注意几点。
首先，规划和能否落实是两码事（这也是为什么我不用规划图，而是自制），不能盲目追热点。
物质流通的增速会导致财富的快速聚集，城市间的“贫富差距”会快速拉大。
东亚是集约型社会，城市化只能是都市化，而不是城镇化。
这意味着，只有顶级城市才有辐射城市群的能力，次级城市周边城市不值得关注。
外循环节点城市和内循环节点城市产业细分存在很大区别。
最后，逻辑比结论更重要，希望共同探讨，关注东方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