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武帝
武帝即位，举贤良文学之士前后百数，而仲舒以贤良对策焉。制曰：“朕获承至尊休德，传之亡穷，而施之罔极，任大而守重，是以夙夜不皇康宁，永惟万事之统，犹惧有阙。故广延四方之豪俊，郡国诸侯公选贤良修洁博习之士，欲闻大道之要，至论之极。今子大夫褎(xìu)然为举首，朕甚嘉之。子大夫其精心致思，朕垂听而问焉。
【译】
汉武帝继承帝位以后，下令荐举贤良文学先后一百多位，董仲舒作为贤良回答皇帝的策问。汉武帝策问道：我继承了先帝最崇高的地位和最美好的德行，要永久传下去，延长到无穷尽的未来，这项任务巨大而且职守重要，所以我从早到晚都没有时间来享乐休息，长久地思考一切事情的原委，惟恐有不周到的地方。因此广泛地邀请各地的豪杰俊才，郡守、国王、诸侯公正地推选出来的贤良、修德、博学的才士们，我想知道治国大道的纲要，安民理论的最高原则。现在大夫们卓然作为贤良的首选，我认为这很好。大夫们要精心思考，我很想知道和要问的如下。
盖闻五帝三王之道，改制作乐而天下洽和，百王同之。当虞氏之乐莫盛于《韶》，于周莫盛于《勺》。圣王已没，钟鼓管弦之声未衰，而大道微缺，陵夷至乎桀、纣之行，王道大坏矣。夫五百年之间，守文之君，当涂之士，欲则先王之法以戴翼其世者甚众，然犹不能反，日以仆灭，至后王而后止，岂其所持操或誖缪而失其统与？固天降命不查复反，必推之于大衰而后息与？乌乎！凡所为屑屑，夙兴夜寐，务法上古者，又将无补与？三代受命，其符安在？灾异之变，何缘而起？性命之情，或夭或寿，或仁或鄙，习闻其号，未烛厥理。伊欲风流而令行，刑轻而奸改，百姓和乐，政事宣昭，何修何饬而膏露降，百谷登，德润四海，泽臻草木，三光全，寒暑平，受天之祜，享鬼神之灵，德泽洋溢，施乎方外，延及群生？
【译】
听说五帝三王治理国家之道，是改革制度，创作乐章，因而天下安定，后来的百位国王也都同样这么作。虞舜的乐以《韶》乐最美好，周朝的乐以《勺》最优美。圣明的君王死后，钟鼓管弦的声音依然存在，可是大道衰微，逐渐变坏到桀纣那样的所作所为，王道大大地败坏了。这五百年中闾，遵守旧制度的国君和当权的士人，想学习先王的法制来辅助当时政治的很多，可是都没有扭转过来，而且王道还一天天走向灭亡，一直到后来的王兴起了，这种没落的趋势才得到制止。难道是他们所信奉的有错误，而失掉了道的传统吗？还是天命就是这样，不是人力所能扭转的，一定要衍变到国家危亡以后才停止呢？唉！所作的一切日夜勤劳，力求效法遥远的古代，难道都没有作用吗？那么，夏、商、周三代的君主承受天命，他们的依据在什么地方？灾异变故，又是因为什么而发生的呢？性命的实际，或者天亡，或者长寿，或者仁德，或者鄙陋，常常听到这些名称，可是没能透彻地明晓其中的道理。想用风俗教化的力量使命令推行；使刑罚减轻，奸邪改变；使百姓和睦安乐，政治开明。应该怎样整顿政治才能使甘露普降，百谷丰收，使四海之内的人民都受到德泽，连草木也得到滋润？怎样才能使曰、月、星三光完全不发生亏蚀，寒暑季节正常，能够得到天的福佑，为鬼神所歆享？使德泽洋溢，扩大到国外，普及到所有的生命呢？
子大夫明先圣之业，习俗化之变，终始之序，讲闻高谊之日久矣，其明以谕朕。科别其条，勿猥勿并，取之于术，慎其所出。乃其不正不直，不忠不极，枉于执事，书之不泄，兴于朕躬，毋悼后害。子大夫其尽心，靡有所隐，朕将亲览焉。
（《汉书·董仲舒传》）
……“何行而可以彰先帝之洪业，上参尧舜，下配三王？”
（《汉书·武帝纪第六》）
【译】
大夫们通晓先代圣王的事业，熟悉风俗变化的道理，了解事物从发生、发展到结束的次序，而且你们研究高深道理的时间也很久了，希望把研究的成果明白地告诉我！要分清条理，不要笼统，不要混乱，提出的方案，也应慎密考虑。要是有不正直、不忠实、邪曲不守中道的官吏，你们大胆告诉我，决不会泄露出去，我亲自拆看，希望你们不要有后顾之忧。大夫们尽管说出所知道的一切，不要隐瞒，我要亲自看的啊！
可以看出：汉武帝求解的不是具体的一时权变之策，而是一个既能总结以往兴亡治乱的历史经验教训，又能解决国家现实问题，从而保证汉朝强盛的长久治安之道。是带有规律性、普遍性、战略性的历史政治哲学。(后代君王有《群书治要》、《资治通鉴》可读，由此可见，汉武帝是后世帝王的楷模，皆有长治久安、造福社稷的盛世有为之思想)。
针对汉武帝的征问，董仲舒连上三篇策论作答，因首篇专谈“天人关系”，故史称“天人三策。（或《贤良对策》）” 《天人三策》被班固全文收录在《汉书·董仲舒传》中。
天人三策
仲舒对曰：陛下发德音，下明诏，求天命与情性，皆非愚臣之所能及也。臣谨案《春秋》之中，视前世已行之事，以观天人相与之际，甚可畏也。国家将有失道之败，而天乃先出灾害以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异以警惧之，尚不知变，而伤败乃至。以此见天心之仁爱人君而欲止其乱也。自非大亡道之世者，天尽欲扶持而全安之，事在强勉而已矣。强勉学习，则闻见博而知益明；强勉行道，则德日起而大有功：此皆可使还至而有效者也。《诗》曰“夙夜匪解”，《书》云“茂哉茂哉！”皆强勉之谓也。
【译】董仲舒的对策说：陛下发出有德的声音和英明的韶书，寻求天命和情性的解答，这两个问题都不是愚臣所能答覆的。我谨慎地按照《春秋》中的记载，考察前代已经做过的事情，来研究天和人相互作用的关系，情况是很可怕的呀！国家将要发生违背道德的败坏事情，那么天就降下灾害来谴责和提醒它；如果不知道醒悟，天又生出一些怪异的事来警告和恐吓它；还不知道悔改，那么伤害和败亡就会降临。由此可以看出，天对人君是仁爱的，希望帮助人君消弥祸乱。如果不是非常无道的世代，天总是都想扶持和保全他，事情在于君主发奋努力罢了。发奋努力钻研学问，就会见闻广博使才智更加聪明；奋发努力行道，德行就会曰见崇高，而且越发成功，这些都是可以很快得到，并且是可以很快就有成效的。《诗经》上说：“从早到晚，不敢懈怠。”《尚书》中说：“努力呀！努力呀！”都是奋勉努力的意思。
【译】
“道”就是由此达到治理国家的道路，仁、义、礼、乐都是治理国家的工具。所以虽然圣明的君王死了，可是他的子孙还能长久统治，安宁数百年，这都是礼乐教化的功效啊。君王在自己没有制作乐章的时候，就选用先代君王乐章中能适合当时社会的，用它来深入教化人民。得不到教化的实效，典雅、歌颂的乐也就做不成，所以君王功成名就以后才作乐，用乐来歌颂他的功德。乐是用来改变民风，感化民俗的；乐改变民风容易，感化人民也有显著的功效。所以，乐的声音是从和谐的气氛中发出，依据于感情，接触到肌肤，深藏在骨髓。因此王道虽然衰微了，管弦之声却依然流传。虞舜的政治已经很久都没有了，可是流传下来的乐颂还依旧存在，所以孔子在齐国能听到《韶》乐。人君没有不希望国家安宁而憎恶危亡的，然而政治混乱、国家危亡的很多，这是由于任用的人不得当，言行举止不符合治理国家的“道”，所以政事一天天衰败下去。周代的“道”到了周厉王、周幽王时衰落了，不是“道”亡了，而是厉王和幽王不遵循这个“道”走。周宣王思念先代圣君的德行，复兴久已停滞的事业，补救时弊，发扬周文王、周武王开创的功业，周代的“道”又灿烂复兴起来。诗人赞美他，为他作诗，认为上天保佑他，为他出生贤良的辅佐，后世称颂周宣王，至今不绝。这是周宣王日夜不懈地做好事得来的。孔子说“人能光大道，不是道光大人”。所以治和乱、废和兴，都在于自己。世遭衰乱并不是天命不可挽回，而是由于人君的行为荒谬，失掉了先王优良的传统啊。
【译】
臣听说受到天的尊重，天使他得到天下而成为王的人，必定有人力做不到而自然达到的事情，这就是王者承受天命的凭证。天下的人都同心归顺他，就像归顺父母一样，所以天感应到诚意，祥瑞就出现了。《尚书》中说：“白鱼跳进王乘坐的船裹，有火覆盖着王屋，变成了乌鸦。”这就是承受天命的凭证啊。周公说：“应得善报呀！应得善报呀！”孔子说：“有德的人决不会孤立，一定会得到帮助。”这都是积善累德的效果啊。可是到了后世，君主淫逸奢侈，道德衰微，不能治理人民，诸侯背叛他，杀害良民，争夺土地，废弃道德教化，滥用刑罚。刑罚使用不适当，就产生了邪气；邪气聚积在下面，怨恶聚集在上面，上下不和，就会阴阳错乱，妖孽滋生。造就是灾害怪异发生的原因。
【译】
臣听说，命就是天的命令，性就是生来的本质，情就是人的欲望。有的人夭折，有的人长寿，有的人仁慈，有的人卑鄙，好比造瓦铸金，不可能都是纯粹美好的，由于社会治、乱的影响，所以人的寿命、品行是不一致的。孔子说：“君子的德行像风，小人的德行像草，风向哪边吹，草就向哪边倒。”所以尧、舜实行德政，人民就仁慈长寿；桀纣肆行暴虐，人民就贪鄙天亡。在上的人君教化在下的人民，下面的人民服从在上的人君，好像泥土放在模型裹，听凭陶匠的加工；也好像金属放在容器裹，听凭冶匠的铸造。《论语》中说：“使人民安定，人民就来归顺，使人民得到鼓舞，人民就会同心协力。”说的就是这样的意思。
【译】
臣仔细考察《春秋》裹“春王正月”的意思，寻求王道的开端，得到了“正”。“正”次于“王”，“王”次于“春”。春是天的作为。正是王的作为。它的意思是说，君主上面奉承天的作为，下面用来端正自己的行为，“正”是王道的开端啊。可是，王者想有所作为，应该向天去求到这个开端。天道最大的就是阴阳，阳作为德，阴作为刑，刑主杀，德主生。所以阳常常处在盛夏，把生育养长作为自己的事；阴经常处在严冬，积聚在空虚不起作用的地方。由此可以看出，天是任用德教，不任用刑罚的。天使阳出现，在上面布施，主管一年的收成；使阴入内，在下面藏伏，时常出来帮助阳；阳没有阴的帮助，也不能使年岁独自完成。从始至终阳是以完成年岁为名的，这是天意啊。王者秉承天意来做事，所以任用德教而不任用刑罚。刑不能任用来治理社会，就像阴不能用来完成年岁一样。执政而任用刑罚，是不顺从天意，所以先王没有肯这样做的。现在废除了先王掌管德教的官员，衹任用执法官吏来治理人民，这难道是先王任用刑罚的本意吗？孔子说：“不进行教育就杀人，叫做暴虐。”暴虐的政治施用到下面，却想使德教普及到四海，这是难以办到的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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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
臣认真考察《春秋》讲的“一元”的意义，“一”就是万物的开始，“元”就是辞语中所说的“大”。说“一”是“元”，显示了大的开始并且想正其根本。《春秋》深深地探究它的本源，原来却要从尊贵的人开始。所以做君主的，先正心才能正朝廷，正朝廷才能正百官，正百官才能正万民，正万民才能正四方。四方正了，远近就没有敢不趋向于正的，而且没有邪气掺杂在裹面。所以阴阳调和而风雨及时，万物和谐而人民长育，五谷丰收而草木茂盛，天地间都受到恩泽，并呈现出非常丰富美好的景象，四海之内听到君主的盛德都来称臣，一切幸福的东西，可以得到的祥瑞，无不毕至，这就是王道完成了。
【译】
孔子说：“凤鸟不来到，‘河图’不出现，我恐怕要完了吧！”这是他悲伤自己的德行可以招致这些祥瑞，却因为自己地位卑贱而不能招来。现在陛下贵为天子，富有四海，处在可以招致祥瑞的地位，掌握了可以招致祥瑞的形势，又有能招致祥瑞的资质，行为高尚而恩德广厚，才智聪明而意向美好，爱护人民而喜欢文士，可以说是有道义的君主了。然而天地没有感应，美好的祥瑞没有到来，这是什么原因呢？大概是教化没有建立，没有把人民纳入正道吧。万民追逐利益，就好像水向下流一样，不拿教化作他们的堤防，就不能制止。所以教化建立而奸邪停止，是因为它的堤防完好；教化废止而奸邪并出，用刑罚也不能制止，这是它的堤防坏了。古代的王者明白这个道理，所以坐朝治理天下，没有不把教化当作主要任务的。在国都设立太学进行教育，在县邑设立县学、乡学实施教化，用仁来教育人民，用义来感化人民，用礼来节制人民，所以，虽然刑罚很轻，却没人违犯禁令，这是教化施行，习俗美好的缘故啊。
【译】
圣明的君王承继乱世，他把乱世所遗留的一切痕迹都扫除掉，恢复教化，并且给以特别推崇。到了教化已经明了，习俗已经养成，子孙遵循推行下去，遇五、六百年仍然不会衰败。到周朝末世，君主非常无道，以致失去了天下。秦朝承继周朝以后，不但没有更改，反而比周朝末年更加无道，严禁文学，不许私自藏书，摒弃礼义，甚至厌恶听到礼义的话，他想把先王的道义完全毁灭掉，专门用自己放肆、苟且、简陋的一套办法来治理国家，所以做天子才十四年，国家就灭亡了。自古以来，还没有像秦朝这样用乱救乱，严重危害天下人民的。秦朝遗留下来的毒素像残余的火焰，到现在还没有熄灭，它使习俗薄恶，人民欺诈顽劣，抵触抗拒，犯法乱德，腐败达到如此严重的地步。孔子说：“腐朽的木头，不能雕饰啊；泥糊的墙，不能粉饰啊。”现在汉朝继承秦朝之后，社会状况就像朽木和泥墙，虽然想很好地治理它，却没有好办法。法令一颁布，奸邪接着就发生，命令一下达，欺骗跟着就兴起，好像用热水去制止沸腾，抱着木柴去救火，衹会越来越糟，没有任何益处。譬如琴瑟的音不协调，严重的必须把弦折下来重新安装，才能弹奏；处理政事不行，坏得厉害的，必须破旧立新，才能治理。应当重新张设琴弦而不改弦更张的，虽然有优秀技工也不能调理好；应当改革而不改革的，虽然有大贤人也不能整治好。所以汉朝得天下以来，常想好好治理，可是到现在还没治理好，问题就在于应当改革而没有改革。古人证过：“站在潭边羡慕别人捕到了鱼，不如自己回去编织鱼网。”汉朝临政并且想把政事治理好，到现在已经七十多年了，不如回头来进行改革，改革了就能好好治理，国家治理好了，灾害就会一天天消除，福禄也就会一天天到来。《诗经》上说：“适合于民，适合于人，接受天给予的福禄。”执政能适合人民，自然会得到天给予的福禄。仁、义、礼、智、信是五种恒久不变的道，这是王者应培养整饬的。这五种道能培养整饬好，就能得到天的保佑，鬼神也来赞助他接受祭祀，恩德就会普及到国外，扩大到一切生命。
盖俭者不造玄黄旌旗之饰。及至周室，设两观，乘大路，朱干玉戚，八佾陈于庭，而颂声兴。夫帝王之道岂异指哉？或曰良玉不瑑，又曰非文亡以辅德，二端异焉。
【译】
那些勤俭的帝王连黑色、黄色的旌旗也不制作。可是到了周朝，在宫门外筑了两座观望的台，乘坐用玉装饰的车，制造红色的盾和玉石做的斧柄，朝廷里排列着六十四人的舞蹈，到处响起歌颂的声音。帝王的道，难道意旨不一样吗？有入说：“良玉不需要雕琢，”有人说“没有文采就不能辅助德行，”两种说法是不同的。
殷人执五刑以督奸，伤肌肤以惩恶。成、康不式，四十余年天下不犯，囹圄空虚。秦国用之，死者甚众，刑者相望，秏矣哀哉！
【译】
殷朝人制定五种刑法来防止奸诈，用毁伤身体的办法来惩戒邪恶。可是周成王和周康王放弃这些刑法四十多年，天下也没有犯法的。监狱空荡无人。秦国使用这些刑法，杀死的人很多，受刑的人接连不断，天下空虚，人口减少，真可哀呀！
乌乎！朕夙寤晨兴，惟前帝王之宪，永思所以奉至尊，章洪业，皆在力本任贤。今朕亲耕籍田以为农先，劝孝弟，崇有德，使者冠盖相望，问勤劳，恤孤独，尽思极神，功烈休德未始云获也。今阴阳错缪，氛气充塞，群生寡遂，黎民未济，廉耻贸乱，贤不肖浑淆，未得其真，故详延特起之士，庶几乎！今子大夫待诏百有余人，或道世务而未济，稽诸上古之不同，考之于今而难行，毋乃牵于文系而不得骋与？将所繇异术，所闻殊方与？各悉对，著于篇，毋讳有司。明其指略，切磋究之。以称朕意。
【译】
唉！我晚睡早起，考虑先代帝王的法典，久久地思虑用什么来适合至尊的地位，光大祖宗的事业，我认为关键在于努力搞好农业，任用贤人。现在我亲自耕种籍田为农民做榜样，鼓励百姓孝敬父母，友爱兄弟，尊敬有德行的人，并且派出很多使者，络绎不绝地去慰问劳苦人家，救济没有父母、没有子女的孤独的人，一切办法都想到了，但并没有收到大的成效和美好的德行。现在阴阳错乱，天地间充满了恶劣的气氛，许多生物得不到生长，人民陷在贫困的境地，廉洁的人和无耻的人混淆在一起，好人和坏人也分不清楚，得不到真实的情况，所以我广泛地邀请了特别杰出的士人来请教，目的也许可以达到吧！现在大夫们等待诏命的有一百多人，有的谈论当今的事情却不切实际，用古代历史来印证不相符合，用现在的情况来考察又难于实行，难道是因为受到文吏法令的牵累而不能任意发挥吗？还是因为学术的来源不同，所得的见解各异呢？每个人都可以尽意对答，写在篇上，不要害怕主管官吏，阐明你们的意旨和方略，进行切磋研究，以符合我的心意。
【译】
董仲舒对策说：臣听说尧承受了天命，担忧天下不容易治理，没有拿处在天子的尊位作为欢乐，他诛杀、放逐扰乱国家的大臣，努力寻求贤圣的人，所以得到舜、禹、后稷、高、咎繇。有众多圣明的人来帮助他提高德行，有许多贤能的人来辅助他恪尽职守，于是教化大行，天下太平，人民都安于行仁，乐于行义，各得其所，行动合乎礼义，从从容容地在正确的道路上前进。所以孔子说：“假如有王者，必须经过三十年，才能实现仁政，”就是指这说的啊。尧在位七十年，就让位给虞舜。尧死后，天下人民没有归心于尧的儿子丹朱，却归心于舜。舜知道不可逃避，于是即位做了天子，用禹做宰相，继续任用尧所任用的人，继承了尧的传统和事业，所以垂衣拱手没有作为，就使天下太平。孔子说“《韶》乐十分美，又十分善啊”，就是这个意思。至于商纣，违背天意，残毁万物，杀害贤良聪慧的人，残害百姓。伯夷、姜太公都是当时的贤人，他们隐藏起来，不愿出来做官。在职为官的人，都逃亡到河边、海滨。天下黑暗混乱，人民不得安宁，所以天下的老百姓都背弃殷纣王，拥护周文王。周文王顺从天意治理万物，以贤良有德的人为教师并且起用他们，所以闳夭、大颠、散宜生等贤士都聚集在周的朝廷。仁爱施于人民，天下人都归顺他，所以姜太公从偏僻的海滨来投奔，后来做了周朝的三公。这时候，商纣王还在做天子，尊卑的次序混乱，百姓四散逃亡，周文王非常痛心，想让人民过上安定的生活，所以他整天忙得El头偏西还没时间吃饭。孔子写《春秋》，先写王作为正，然后记载各种事情，这表现了在下位而有德行的所谓素王的文章。这样看来，帝王的条理系统是一致的，但是勤劳和安逸不相同，是因为所遭逢的时代不一样。孔子说“《武》乐十分美，不够十分善啊”，就是这个意思。
【译】
臣听说制度文采和黑色、黄色的装饰，都是用来分别尊卑、区分贵贱和劝勉人们要有德行的。《春秋》是承受天命著述的，所以它首先制定的，就是改变历法和衣服的颜色，用这来顺应天。那么，宫室和旌旗的制度是有效法才那样的。所以孔子说：“奢侈了就不够谦逊，节俭了便简陋。”节俭并不是圣人适中的制度。臣听说好玉不雕琢，是因为它的质地本来就滑润美好，不需要再加以雕饰，造就好像项橐没有学习就能自己知道一样。可是普通的玉要是不雕刻，就不能成就美丽的花纹；君子不学习，就不能成就美德。
【译】
臣听说圣明的君王治理天下，对年轻的就教他们养成学习的好习惯，对年长的就授给职位察看他们的才能。用职位和俸禄来培养他们的德行，用刑罚来禁止他们作恶，所以人民都懂得礼义而耻于触犯他们的上级。周武王施行大义，平定残贼，周公作礼乐来加以文治，直到周成王和周康王时的盛世，牢狱空虚了四十多年。这也是教化的感染和仁义的影响，不仅仅是毁伤身体的刑剖的功效。到了秦朝就不是这样，效法申不害、商鞅的办法，实行韩非的学说，憎恶古代帝王治理天下的道理，贪污成风，并不是用礼义来教化天下。秦衹求名而不察实，行善的好人不一定能免罪，犯法的坏人也不一定就受到惩罚。所以百官都谎言欺诈，不务实际，表面上都表现出尊敬君上的礼貌，内心却怀着背叛君上的打算，弄虚作假来掩饰狡诈，追逐私利，没有羞耻；又总喜欢使用残忍刻毒的官吏，无限制地征收赋税，榨尽人民的财力，百姓四处逃亡，不能从事耕田和纺织工作，于是强盗到处起事。所以受刑的人很多，死的人一个接一个，但是做坏事的并没有停止，这是风俗教化所造成的。所以孔子说：“用政法来教导人民，用刑罚来制裁人民，人民苟且地要求免受惩罚却不知道羞耻。”就是这个意思。
【译】
现在陛下统一了天下，四海之内没有不顺服的。陛下广泛地观察，多方面听取，尽可能地吸取群下的智慧，具备了天下的美德，崇高的德行显耀普照，扩大到国外。远达万里的夜郎和康居悦服归心，就真是太乎到来的景象啊。但是恩德并没有施加到普通百姓身上，大概是您还没有注意到这个问题吧。曾子说：“尊崇自己所听到的道理，就高明了；实践自己所知道的道理，就光大了。高明光大，不在于别的，在于对这些注意罢了。”希望陛下采用所听到的道理，诚心诚意按那些道理去做，那么，跟三王又有什么不同呢？
【译】
陛下亲自耕种籍田来倡导农业，早起晚睡，为人民担忧，思念古代治世，用心寻求贤人，这也是尧舜的用心啊，可是没有得到贤人，这是因为平时对于士人没有鼓励劝勉的缘故。平时不培养人才却想寻求贤人，就好比不雕刻玉却要求玉有文采一样。所以培养人才没有比办好太学更重要的了，太学是产生贤士的地方，是教化的本源，现在各郡国的人都很多，可是有些郡国还没有应举贤良文学策问、作对策的人，造就是因为王道在那裹经常断绝。臣希望陛下兴办太学。聘请高明的教师来教育培养天下的士人，经常考问他们而使他们充分发挥自己的才能，那么英俊的人才就可以得到了。现在的郡守、县令，就是百姓的老师和表率，是委派他们禀承君主的恩泽去宣扬教化的，师表不贤良，君主的仁德就得不到宣扬，恩泽就传布不到下面。现在官吏既然没有教育人民，或者不实行君主的法令，暴虐百姓，和坏人狼狈为奸，谋取私利，致使贫穷孤弱的人含冤受苦，流离失所，很不符合陛下的意愿。所以阴阳错乱，怨气充满，人民无法生活，在苦难中得不到救助，这都是郡守县令们不贤明，才造成这样的现象啊。
【译】
郡守、县令多数是出身于郎中、中郎，年俸二千石的大官的子弟选任郎官，又仗着有钱财，不一定贤明。而且古时候考核官吏的功劳，是按照做官是否称职来区分的，不以在任时间的长短为标准。所以才能小的人，虽然任职时间很长，还是小吏；有才能的人，虽然任职不久，并不妨碍他升迁为辅佐大臣。所以有职守的官吏，都竭尽自己的才能和智慧，努力做好工作，争取立功。现在却不是这样，官吏们积累时间就可以得到高位，日子一久，就可以升官，所以廉洁和无耻混淆，好人和坏人不分，真正的贤才就无法得到。臣愚蠢地认为让各位诸侯、郡守、二千石各自选择他们管辖下的官吏和百姓中的贤才，每年荐举两人，用他们在皇宫中值宿守卫，而且还可以拿这件事来观察大臣的能力，如果荐举的人贤能，就给予奖赏；要是荐举的人不好，就加以惩罚。如果像这样，诸侯、二千石官都尽心寻求贤才，天下有才能的人就可以得到，授给他们官职加以任用了。遍得天下的贤人，那么三王的盛世也就容易做到，尧舜的声名也就可以赶上了，千万不要用做官时间的长短来计算功劳，实际考察官吏的贤能是上策，衡量了才能以后再授给官职，考察了德行以后再确定职位，那样，廉洁和无耻待遇不同，好人和坏人就能够区别了。陛下给臣恩惠，宽恕臣的罪过，教臣不要害怕主管官吏，使臣能够切磋研究，臣不敢不倾吐自己肤浅的见解。
制曰：盖闻“善言天者必有征于人，善言古者必有验于今”。故朕垂问乎天人之应，上嘉唐虞，下悼桀、纣，浸微浸灭浸明浸昌之道，虚心以改。今子大夫明于阴阳所以造化，习于先圣之道业，然而文采未极，岂惑乎当世之务哉？条贯靡竟，统纪未终，意朕之不明与？听若眩与？夫三王之教所祖不同，而皆有失，或谓久而不易者道也，意岂异哉？今子大夫既已著大道之极，陈治乱之端矣，其悉之究之，孰之复之。《诗》不云乎，“嗟尔君子，毋常安息，神之听之，介尔景福。”朕将亲览焉，子大夫其茂明之。
【译】
于是天子又提出策问。 汉武帝策问道：听说“善言天的，一定能找到人事来印证，善说古的，一定能在现实中得到证明”。所以我问你们天人感应的关系，往上赞美唐尧虞舜，往下哀悼夏桀商纣，看到这些渐渐灭亡和逐步昌盛的道理，我要虚心改正错误。大夫们明晓阴阳的变化和作用，熟悉先代圣王的道术和事业，可是你们的文章并没有把这些充分表达出来，难道是你们对当代的政务有什么疑惑吗？有些道理没有系统整理和完整表达，大概是由于我不聪明，或是听话会迷惑吧？三王的教化，最初各不相同，却都有不足，有人说道是恒久不变的，这两种说法意思难道有什么不同吗？现在大夫们既然已经写出了大道的最高原则，陈述了治理乱世的方法，希望你们再说详细些、深刻些、周到些。《诗经》上不是说：“君子呀，不要苟且安息，神是听着你的，帮助你获得大福。”我要亲自看你们的对策，大夫们要努力阐明你们的见解。
【译】
董仲舒又对策说道：臣听《论语》上说：“有始有终的，衹有圣人啊！”很荣幸地承蒙陛下的恩惠，留心听取我们这些接受过传统学问的臣子的意见，又颁下高明的册书，切合其中的意义，并且彻底地研究圣德，这不是愚臣的能力所能详细陈述的。先前臣所上的对策，有些道理缺乏系统整理和完整的表达，辞句不清晰，意旨不明了，这都是我浅陋的罪过。
【译】
策问中说：“善言天的，一定能找到人事来印证；善说古的，一定能得到现实的证明。”臣听说，天是万物之祖，所以天对万物普遍地覆盖着、包含着，没有偏颇。天造作曰、月、风、雨来调和万物，通过阴、阳、寒、暑来生育万物。所以圣人效法天建立道，也是广施仁爱而没有一点私心，布施恩德和仁爱来厚待百姓，设立义理和礼制去引导人民。春季是天用来生育万物的，仁是人君用来爱护百姓的；夏季是天用来滋长万物的，德是人君用来养育人民的；秋霜是天用来诛杀万物的，刑法是人君用来惩罚罪犯的。由此说来，天和人的验证，是从古至今的道理。孔子作《春秋》，上度量天道。下验证人情，参看于古代，考察于今时。所以《春秋》所讥讽的，就是灾害所侵犯的；《春秋》所憎恶的，就是怪异所触及的。孔子写出了国家的过失和灾异的变化，从逭裹可以看出人们行为的好和坏，是和天地相通并且互相感应的，这也是谈天道的一种看法。古时候设立掌管教导训化的官，职责是用德和善来教化人民，人民大受感化以后，天下常常没有一个人在监狱裹。现代废弃这种制度，没法教化人民，因此人民都不知道行义而死于追逐财利，所以违法犯罪的人就多了，一年之内，坐牢和诉讼的人竟有成千上万。由此可见，古时候的法度是不能不采用的，所以《春秋》遇到改变古代制度的事情就加以讥讽。天的命令叫做命，这个命不是圣人不能照着去做；生来的本性叫做性，这种性不是教化不能完成；人的欲望叫做情，这种情不用法度不能加以节制。所以做君王的，上面很谨慎地奉承天意来顺从天命；下面必须教化人民，使人民能够完成他们的性；建立应该遵循的法度，分清上下尊卑的次序，来防止贪欲；做好这三件事，国家的根本就奠定了。人承受了天命，本来是超群的，和其他生物不同。在家裹有父子兄弟之亲，在外面有君臣上下的名分，大家聚会相遇，就有尊敬老人和分别长幼的规范，有明确的礼节相互接待，欢欣地有恩德地互相亲爱，造就是人可贵的地方。种植五谷作为食物，播种桑麻用来做衣，饲养六畜，驾牛骑马，圈豹槛虎，造就是人得到天的灵气，比万物可贵的表现。所以子L子说：“天地所生，人是最可贵的。”人们明白了天性，就知道自己比万物可贵；知道自己比万物可贵然后知道礼义；知道礼义，然后注重礼节；注重礼节，然后安心处于善道；安心处于善道，然后乐于遵循道理做事；乐于遵循道理，然后叫做君子。所以孔子说“不知道命，不可以做君子”，就是这个意思啊。
【译】
策问说：“往上赞美唐尧、虞舜，往下悲悼夏桀、商纣。看到这些渐渐灭亡和渐渐昌盛的道理，我要虚心改正错误。”臣听说积少就能成多，积小就能成大，因此圣人无不是积累暗淡的微明而达到光明，从微贱的地位一步步地达到显贵的。所以尧由诸侯而升为天子，舜从在深山中耕种兴起，都不是一天而尊颢的，是逐渐达到的。话由自己说出，就不能再去堵塞；行为由自己做出，也无法再来掩盖。言和行是治理国家最重大的条件，君子之所以能感动天地的也是言行。所以积小成大，谨慎注意细微的行为就会着名。《诗经》上说：“这文王啊，小心翼翼。”所以尧战战兢兢地每天实行他的治国之道，舜小心恐惧地每天尽他的孝道，做的好事积累多了，自然名声显达，德行彰着，自身也受人尊重，造就是渐渐昌盛的道理。积善在自己身上，就好像人曰渐长大而自己不觉察；积恶在自己身上，好像灯火消耗油一样，人也不容易看出来。不是明晓情性和洞察世俗情况的人，谁能够懂得这种道理呢？这就是唐尧、虞舜得到美名，夏桀、商纣却使人伤痛恐惧的原因。善或恶的行为所得到的结果，好像影子跟随着人形，回响跟随着声音。所以桀、纣暴虐怠慢，谗恶的人都受到进用，贤良智慧的人都隐藏起来，于是桀、纣的罪恶一天比一天显著，国家也一天比一天混乱，可是他们却依旧安然怡得，自以为如太阳在天空一样，终于逐渐败坏以至于毁灭。那些残暴不仁的君主，并不是一下子就灭亡的，也是慢慢造成的。所以桀、纣虽然无道，都还在位十多年，造就是慢慢地衰微以至灭亡的道理啊。
【译】
策问说：“三王的教化，效法的各不相同，而且都有不足，有人说道是永久不变的，这两种说法用意有什么不同吗？”臣听说享乐而不至于淫乱，反复实行而不厌倦的叫做道；道是万世都没有弊端的，出现弊端是由于违背了道。先王的道一定有偏颇不能实行的地方，所以在政治上也时有昏暗而行不通的，举出它的偏向，补救它的弊病就行了。三王的道虽然效法不同，可并不是相反的，都是为了补救过失，扶助衰败，之所以有所不同，是因为遇到的环境发生了变化。所以孔子说：“无所作为而能治理国家的，就是舜呀！”舜仅仅改变了历法，改换了车马、祭牲、服装的颜色，来顺承天命罢了，其他完全遵循尧的治国之道，为什么要改变呢！所以王者衹改变制度的名称，没有改变道的实质。可是夏代注重忠，殷代崇尚敬，周朝尊崇文的原因，是因为朝代更替时，前代有过失存在，为了补救，应当这样做。孔子说：“殷朝根据夏代的礼制，有所增减，这是可以知道的；周朝根据殷朝的礼制，有所增减，也是可以知道的；其他承继周朝兴起的，虽然经历了百世，这也是可以知道的。”造就是说，百王所用的就是忠、敬、文这三者。夏朝沿袭虞舜，却独独不说增减，是因为夏朝和虞舜的道是一样的；夏崇尚的忠和虞舜是相同的。道的根本来自于天，天不变，道也不变，所以禹继承了舜的道，舜继承了尧的道，三位圣人互相传授，遵守一个道，没有救弊的措施，所以不说他们对道的增减。由此看来，继承治世的，他们的道是相同的；继承乱世的，他们的道是要改变的。现在汉朝承继大乱之后，应当减少周朝的文而用夏朝的忠。
【译】
陛下有圣明的德和美好的道，痛心世俗的衰薄，悲伤王道的不明，所以选举贤良方正的士人，议论考问，打算兴起仁义的美德，阐明帝王的法制，建立太平的治国之道。臣愚昧不肖，叙述曾听到的，背诵曾学过的，说的是老师教的道理，仅仅能够不忘记罢了。至于议论政事的得失，研究社会的兴盛和贫弱，这是大臣辅佐的职事，三公九卿的责任，不是臣下仲舒所能知道的。但是臣私下有感到奇怪的问题。古时候的天下也就是现在的天下，现在的天下也就是古时候的天下，同是一样的天下，古时候天下太平，上下和睦，习俗美好，不令而行，不禁而止，官吏没有奸邪，民间没有盗贼，牢狱空空，没有犯人，入主的恩德滋润了草木，普及到四海，凤凰飞来了，麒麟出现了，拿古时候的情况来衡量现在，怎么相差那么远呢？有什么错误致使衰落达到这样的地步？我想也许是违背了古代的治国之道吧？也许是违背了天理吧？尝试考察过去的事情，追溯到天理，或许可以看出一些问题吧？
【译】
天对生物是分别给予的，给予利齿的就不再给角，给予翅膀的就衹给两只脚，也就是接受了大的，就不能再取小的。古时候领取俸禄的，就不靠体力劳动来吃饭，也不谋取工商之利，这也是接受了大的，不能再取小的，和天意是相同的。假如已经得到了大的，又去取小的，天还不能那样给予，何况是人呢？造就是人民纷纷愁苦衣食不足的原因啊。那些受君主宠爱身居高位的人，家中衣食饱暖并且享有优厚的俸禄，依仗富厚的资产和势力，在下面和百姓争利，老百姓怎么能和他们比呢？所以那些人使用众多的奴婢，拥有众多的牛羊，扩大他们的田地住宅，扩充他们的产业，增加他们的积蓄，致力于这些而且没有止境，压迫百姓，使百姓感到惊惧，百姓天天受到剥削，渐渐走向穷困。富人奢侈浪费，穷人穷急愁苦；穷人穷急愁苦而处在上位的人却不救济，就会民不聊生；民不聊生，百姓就会连死都不怕，又怎会害怕犯罪！这就是刑罚繁多，奸邪却不能禁止的原因啊。所以享受俸禄的人家，应该衹食俸禄就算了，不应当和百姓争夺谋利的产业，这样利益就可以平均分配，百姓也可以家用充足。这是上天的理，也是古代的道，天子应当效法定为制度，大夫应该遵守实行。所以公仪子在鲁国做宰相时，回到家裹看见妻子织帛，非常生气，赶走了他的妻子；在家裹吃饭，吃到自家园裹种的葵菜，气愤地把园裹的葵菜拔了，说：“我已经有了俸禄，还要夺种菜人和织布女的利益吗？”古时候的贤人君子做官的都是这样，因此人民都尊敬他们的德行，听从他们的教化，人民受到他们廉洁的感化，就没有贪婪卑鄙的行为。到了周朝末年，卿大夫就不大讲求礼义而急于求利，失掉了谦让的风气而有争田的讼事。所以诗人憎恶、讽刺他们说：“高高的那座南山啊，山石是那样叠积；赫赫有名的师尹啊，人民都在瞻望着您！”做官的人心向仁义，人民自然就爱好仁义，风俗也就善良；做官的人好利，人民也就不正直，风俗就会败坏。由此看来，天子和大夫，是人民仰望、效法的榜样，是远方的人遥望着模仿他们，怎么能够处在贤人的地位却去做出平民的行为呢？那些忙着谋取财利，常常担心穷困的想法，是平民的意向；忙着寻求仁义，时常忧虑不能教化人民的打算，是大夫的思想。《周易》上说：“背着东西又坐车，招致强盗的到来。”乘车是说处在君子的地位，负担东西是小人的事情，这就是说，处在君子的地位却做出庶人的行为，他的祸患一定会到来。如果处在君子的地位，做君子应当做的事，那么，除了像公仪休在鲁国做宰相那样，就没有别的可以做的了。
【译】
《春秋》推重统一，这是天地永恒的原则，是古今共通的道理。如今老师所述的道理彼此不同，人们的议论也彼此各异，诸子百家研究的方向不同，意旨也不一样，所以处在上位的人君不能掌握统一的标准，法令制度多次改变，在下的百姓不知道应当怎样遵守。臣认为凡是不属于六艺的科目和孔子学术的学说都一律禁止，不许它们同样发展。邪僻的学说消失，然后学术的系统可以统一，法令制度就可以明白，人民也知道服从的对象了。
附加阅读：董仲舒
董仲舒在家乡当民间教师，“下帷讲诵，弟子传以久次相受业，或莫见其面”。学生很多，先来的到老师跟前听讲，后来的就只好听师兄的传达，再后来的，只能听传达的传达。有的当了董仲舒的学生，也学习了一段时日，却没见过老师一面。这大概只是最盛的时期所出现的特殊现象，既不能是从来就这么多，也不可能是一直都这么多。这种盛况的出现是有社会原因的。
汉武帝登基以后，急需要解决诸侯封国的问题。占据西汉一大半领土的诸侯封国，已经严重地阻碍了作为大统一国家的西汉王朝的发展，并且还有各自为政，分崩离析的可能。虽然汉武帝他爹汉景帝打赢了“七国之乱”的战争，但是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所以，当时汉武帝四处征求意见，怎么合理地来解决这个问题。就举行对策，谁对策好，就可以当官学习《春秋》这本儒家的政治学教材，对策有可能取胜。董仲舒又是研究《春秋》水平最高的学者，自然就门庭若市了。学生多了，董仲舒也忙了。另外，董仲舒虽然六十多岁了，但还想参加对策，也需要加紧研究社会现实问题和《春秋》经传的思想。大概由于这种特殊的实际需要，董仲舒集中精力为对策作充分准备，以致“三年不窥园”。即使紧张到没时间窥园，董仲舒仍然遵循礼仪，不敢轻举妄动，“进退容止，非礼不行”。所以，学生都特别尊敬他。司马迁曾经亲聆教诲，很可能也是董仲舒的学生。他所记董仲舒的事，都是可信的，班固写《汉书董仲舒传》时基本采纳《史记》的内容，又作了一些补充，补充的主要是全文收录汉武帝的三篇制文和董仲舒的三篇对策。汉武帝元光元年夏五月，诏贤良对策。全国各地都推举贤良之到首都参加对策。也就在这种情况下，一直进行着传道授业、天下闻名的大儒董仲舒，进入了汉武帝的视野。
汉武帝首先提出国家兴亡的问题，让贤良们探讨兴亡的原因。董仲舒对策以《春秋》和天来讲自己的政见，首先强调皇帝要“强勉学问”和“强勉行道”，才能提高水平，创立功业。如果不努力，那就会亡国灭身。所以说:“治乱废兴在于己，非天降命不可得反。”国家兴亡是皇帝自己决定的，不是天命决定的。其次主张为政“任德教而不任刑”，因为没有教化，社会风气就不正，所以，所有统治者“莫不以教化为大务”。建议设立太学进行教化。第三建议“更化”，即改革。汉武帝“览其对而异焉”，读了董仲舒的对策，感到奇异又出了题目，统治者主要工作是“力本任贤”。“力本”指努力做好农业生产，农业为本。“任贤”指选拔贤能之士加以任用。各人说法不同，皇帝怎么知道谁是贤人呢?
董仲舒第二次对策先是歌颂汉朝功德，接着提出两个实质性的建议:一是“兴太学，置明师，以养天下之士，数考问以尽其材”，就可选拔出贤才这叫“养士求贤”。二是“毋以日月为功，实试贤能为上，量材而授官，录德而定位”。不要论资排辈，要重视实际能力和道德。能力强而道德高的可以破格提升，“贤材虽未久，不害为辅佐”德才都差的人，即使任职很长时间了，也只能当小官。
汉武帝又提出天人、古今的问题，说还有不明白的地方，希望再作深入研究。
董仲舒对策称人受命于天，所以比万物高贵。讲到古今，虽然有兴衰存亡的变化，但是，天是不变的，道也是不变的。天有“分予”，例如有角的动物(牛)没有上齿，有翅膀的动物(鸡)只有两只腿。据此，当官的拿了俸禄，就不应该从事别的职业来增加收入。反对“与民争利”。最后根据《春秋》提出大一统论，认为应该用孔子儒学来统一全国人民的思想。这就是独尊儒术的建议。董仲舒向汉武帝的三个主张：一是“天人感应”，二是“大一统”，三是“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董仲舒说的意思是，君权是上天赐予的，不容动摇的。在这种情况下，天下是要实现“大一统”的。为了实现“大一统”，最好的办法，就是“独尊儒术”。董仲舒在理论上解决了汉武帝必须要削藩，必须要实行皇帝高度集权的问题，（至于“独尊儒术”是不是能够达到这个目的，暂且不管），所以汉武帝非常喜欢，开始实施董仲舒的主张。对策完后，汉武帝委任董仲舒为江都相。江都是一个诸侯国，刘非是汉武帝的哥哥，被封到江都当易王。刘非平时比较骄横，又爱好勇力冒险，是一个想称霸造反的诸侯。董仲舒去了后，他大为高兴，把自己比作是齐桓公，把董仲舒比作是管仲。这显然与董仲舒提倡中央集权是背道而驰的，因此，董仲舒就依据礼义来纠正易王的错误，规劝他。江都国经常发生自然灾害，下雨多了闹水灾，下雨少了遭灾，有时还下雹成灾。董仲舒根据《春秋》记载的灾异现象进行阴阳推算，来消除灾害。旱时求雨，闭阳纵阴。男人、火、红色都藏起来。女人、黑色、水都放出去。特别是女人，要在旷野上唱歌、跳舞。道理是让女人这种阴去感应天上的阴，天上的阴受到感应就会浓云密布，下起雨来。相反，雨中求晴，则要男人出去活动“止雨”。董仲舒在江都国实行这种方法颇为灵验。司马迁说它“行之一国，未尝不得所欲”。董仲舒刚到任不久江都易王就问起雨雹的问题，他作了《雨雹对》。元光二年，即到任的第二年，他又提出《止雨》。易王很敬重他，也尊重他的意见。他们暂时还相安无事。可以说，汉武帝派董仲舒去后，目的基本达到了。
于是汉武帝让董仲舒回到首都，任中大夫。欢迎关注公众号诸子界。
董仲舒对于江都王及江都国的各级官吏有较多了解，对朝廷内外的官僚也都有些接触，大概有自己的看法和忧虑。主要忧虑是亡秦的弊端尚未改掉，而汉朝的皇亲国戚和近臣佞幸骄奢淫逸、横行道，民愤极大。董仲舒就将“武帝建元六年六月丁酉，辽东高庙灾，四月子，高园便殿火”，与天意联系起来，进行研究，准备向汉武帝上书，刚写就草稿，大意分几点如下:首先，《春秋》的道理就是根据以往发生的事例跟现在的事例进行类比推理，就可以知道灾异说明什么问题，表达上天什么意思。
其次，《春秋》所记载的灾(指火灾)表达了上天的什么意思，高庙和高园便殿的火灾表达了与当年鲁国火灾的意思致，就是应去乱臣而用圣人，指去季氏而用孔子。最后，董仲舒说，上天烧高庙意思好像说要将皇亲国戚在诸侯中表现最坏的人抓来杀了。高园便殿火灾，意思像说要把在皇帝身旁受宠的尊贵而不正派的近臣抓来杀了。果真这么做了，那就是承天意了。
董仲舒在家里写稿未成，刚被汉武帝赏识，一年提升四次，破格提为中大夫的主父偃到董仲舒家拜访，董仲舒不在。正等候的功夫，主父发现了董仲舒的《灾异之记》草稿，很恼火，因为他正是那种受宠的尊贵而不正派的近臣，是董仲舒建议应该杀头的人选。主父偃偷了这草稿，不辞而别，密奏朝廷，告董仲舒一状。汉武帝召集诸位儒者，传阅草稿，征求意见。董仲舒的学生吕步舒不知道是自己老师的作品，大加批评，认为是太愚蠢了。大概诸位儒者也都赞成这种说法，而新贵主父優和徐乐、严安等人更是猛烈抨击。在这种形势下，汉武帝决定交给主管刑罚的官吏审判，董仲舒因此坐了监狱。根据以下级诽谤上级、妖言惑众等几条罪名，董仲舒有了死罪。汉武帝念他对策出色，就下诏赦了他。
汉武帝为什么会大怒呢？原来，当时皇帝祭祖的地方长陵高园殿和辽东高庙发生了两次大火。董仲舒便想借这两次大火的机会，规劝汉武帝实施仁政（“仁政”是儒家的主张），否则，会受到上天的处罚。照理说，这话也没错啊，汉武帝为啥要生气呢？
原来，汉武帝和董仲舒都是极其聪明的人，他们都在打着各自的算盘：董仲舒提倡“天人感应”，有表示“君权神授”的意思，同时也有“神权”约束“君权”的意思。就是说，皇帝你不能为所欲为，要受上天的制约。但问题是，这个“上天”在哪里呢？
没在哪里，在大儒的口里。大儒说，这是“上天的惩罚”，便是“上天的惩罚”。这样一来，董仲舒这样的大儒，就成了控制皇帝的人。这还了得！所以，汉武帝要罢董仲舒的官。汉武帝这样打击董仲舒，是要董仲舒明白：你的主张，只能对削藩起作用，不能对控制“君权”起作用。
司马迁《史记·儒林列传》载:“言《春秋》于齐、鲁自胡母生，于赵自董仲舒。”当时研究《春秋》的著名学者只有胡毋生与董仲舒。胡毋生，字子都，齐国人。司马迁又说:“汉兴至于五世之间，唯董仲舒名为明于《春秋》，其传公羊氏也。”就是说董仲舒比胡毋生高明。由于胡毋生年高，他排列在前，而董仲舒靠后。另有一个研究《春秋》的重要人物，叫公孙弘。他是齐国人，向胡毋生学习《春秋》，年龄与董仲舒不相上下，而水平却远不及董仲舒。《史记儒林列传》明确说“公孙弘治《春秋》不如董仲舒”，但他另有一套本事，那就是善于逢迎拍马善于见风使舵，学术虽然不长进，官运却相当享通，“希世用事，位至公卿”，成为儒生们钦慕的榜样，追求的目标。董仲舒为人廉直，看不惯公孙弘的作风，批评他“从谀”。公孙弘就这样嫉恨董仲舒。
公孙弘当上丞相，位列三公，封为平津候，显赫一世。他向汉武帝建议让江都相董仲舒调任胶西相。他说“独仲舒可使相胶西王。”
于是，汉武帝又启用董仲舒，让他担任胶西王刘端的国相。
胶西王是什么人?《史记五宗世家》，汉景帝前三年吴楚七国反叛被平定以后，刘端作为皇子被封为胶西王。他是汉武帝的哥哥，性恶，胡作非为，多次犯法。朝廷派去的相，二千石级，要按汉法治理胶西国。刘端就想办法找他的毛病，捏造罪名，向朝廷告状。如果找不到任何罪名，就用毒药毒死。千方百计，置人于死地。如果按胶西王的办法治理，汉朝廷“绳以法”，又被治罪。所以，“胶西小国，而所杀伤二千石甚众”。公孙弘就推荐董仲舒去这么个胶西国任相，无异于借刀杀人。司马迁认为把董仲舒调任胶西相，是公孙弘阴险毒辣的重要表现。
明知前途多艰险，董仲舒不敢抗命，仍然奉命前往，赴任胶西相。有一天，胶西王刘端问董仲舒，越王与五大夫谋划伐吴取得成功，成为霸主。越王、范蠡、文种，我看可以称为“越有三仁”，你看如何?诸侯国相由朝廷任命，当然要对朝廷负责。职责是辅佐诸侯王治理国家，既是辅助又是监督，就必须与诸侯王协调好关系。胶西王提出这样的问题，意思是让董仲舒辅佐他称霸诸侯。如果同意，那就违背了朝廷的中央集权制;如果不同意，又忤了骄王的称霸野心。在这种左右为难的情况下，董仲舒以礼义匡正，作了这样的回答:我智力低下，学问浅薄，不足以解决这么重大的问题。虽然这样，国王问臣，臣不敢不认真回答，这是礼。我听说，过去鲁国国君问柳下惠:“我想攻打齐国，你看如何?”柳下惠说:“不可。”回家后感到纳闷，说:“我听说，谋划讨伐外国，不会问仁人。他为什么问我呢?”仅仅被问还感到羞耻，何况参与谋划讨伐吴国呢?那明显是不妥当的。根据这种标准来考察，越国本来没有一个仁人，怎么能有三个仁人呢?仁人要正其道不谋其利，修其理不急其功，致无为而习俗大化。可以说是仁人、圣人了。三王(指尧、舜、禹)就是这样的仁人、圣人。《春秋》所说的道理，是推崇信用，反对狡诈。用骗人的办法取胜，虽然有功效，君子还是不肯做。所以，孔门弟子五尺童子说话都不愿意提到春秋五霸(齐桓公、晋文公、秦穆公宋襄公、楚庄王)，就由于他们用诈骗的方法取得成功，那是权宜的办法而已，所以不足以在大君子的门里称颂。五霸跟别的诸侯比，可以算贤者。跟仁贤相比，怎么能算贤者?就像类似玉的碔砆石跟真的美玉相比，差的远着呢!这里的胶西王，《汉书董仲舒传》作江都王。这里最重要的一句话:“仁人者正其道不谋其利，修其理不急其功”，《汉书》作:“夫仁人者，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后来，《汉书》的这两句话在宋明时代广泛流传，成为董仲舒有资格当“醇儒”的主要根据，被朱熹写入《白鹿洞书院学规》，作为培养儒生人生观、伦理道德的一个目标。董仲舒这一次对答算是据礼义匡正，胶西王也比较欣赏。胶西王知道董仲舒是很有名望的大儒，没有太为难他。但董仲舒觉得此处并非久留之地，恐怕时间长了，早晚要得罪胶西王，就借口有病，辞职回家。只做学问，再不趟政治这浑水了。
两相骄王，政绩还不错，所以，《汉书》称他“凡相两国，辄事骄王，正身以率下，数上疏谏争，教令国中，所居而治”。董仲舒靠自身的行为正派，并据礼义纠正骄王的错误想法，正确的教化在国中实行，使他所任职的地方都比较稳定。
（附说一下主父偃。他是如何获得汉武帝信任的呢？原来他给汉武帝出了一个“推恩令”的主意，不是从“道”的层面，而是从“术”的层面，彻底解决了西汉诸侯国的问题。显然，汉武帝觉得，这比董仲舒的好用多了。）
由于公孙弘的嫉恨，董仲舒从江都相调仼胶西相。因为胶西王刘端骄横暴戾又图谋不轨，所以仲舒辞职回家，惹不起，还是躲得起。董仲舒辞职以后，回到长安的老家居住。他“终不问家产业，以修学著书为事”。家业、财产有限，他只能居住于陋巷之中。他虽然两任骄王相，官职二千石，仍然不排场。只是一心研究现实问题和儒家经典《春秋》。董仲舒家住陋巷，离皇宫尚近。朝廷如果讨论重大问题不能决定时，汉武帝就派使者去拜访董仲舒，有时还派任廷尉的张汤去他家请教。董仲舒的回答都是有根据的，明确的。例如，有一次，廷尉张汤受命去问董仲舒关于郊祀的事情。董仲舒说:古代天子最隆重的礼仪就是郊祀，即到城郊祭祀上天。郊祀经常在正月的第一个辛日，表明祭天比察百神都早，放在第一位。礼规三年丧不祭祖先，但也不敢废除郊祀，说明郊祀比祭祖宗庙堂重要，也说明天比人尊贵。《王制》说:祭天地的牛，牛角像蚕茧和粟子那么小。祭宗庙用的牛，牛角像握拳那样，不超过四寸。招待宾客的牛，牛角一尺长也可以用。这是说道德越好，牺牲用的牛越小。《春秋》载:鲁国祭周公用白色的公牛，颜色最好是纯白的。准备牺性用的牲口要在涤官里养三个月，重视肥壮和清洁而不贪大。张汤提出鲁国用白牡祭祀周公不符合礼。董仲舒回答说符合礼。张汤又问，周公是公，怎么能用天子的规格进行祭祀呢?董仲舒说，周公继承文王、武王的王业，完成了他们的功业，功劳极大。所以，周成王要报答他，让用白来祭周公，“上不得与天子同色，下有异于诸侯”。董仲舒认为这是“报德之礼”。张汤又问:天子祭天，诸侯祭土，鲁是诸侯国，为什么到郊外祭天呢?董仲舒说:周公帮助成王完成圣功。周公是圣人可以祭天道，所以鲁国可以祭郊…董仲舒最后说自己“犬马齿衰，赐骸骨，伏陋巷，陛下乃幸使九卿问臣以朝廷之事，臣愚陋，曾不足以承明诏，奉大对，臣仲舒昧死以闻”。犬马齿衰，指年迈体衰。赐骸骨，指允许退休。伏陋巷，指自己居住在简陋的小巷里。九卿指廷尉张汤。
来源：《汉书·董仲舒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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