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记》，儒家经典著作之一，集中国古代礼之大成，是一部比较完备、反映古代礼仪的典章制度书籍。
《礼记》成书于汉代，相传为西汉礼学家戴圣所辑录，共20卷49篇(一说47篇，估计是把《大学》和《中庸》独立出去之后的说法，小编注)。
《礼记》章法谨严，映带生姿，文辞婉转，前后呼应，语言整饬而多变，是“三礼”之一、“五经”之一，“十三经”之一。
自东汉郑玄作“注”后，《礼记》地位日升，至唐代时尊为“经”，宋代以后，位居“三礼”之首。历代的封建统治者及儒家子弟都很重视它，是科举考试的必考科目，同时还成为维护社会等级的有力工具。
后人研究《礼记》，可通过它来探讨当时的社会和文化，从中了解等级和阶级的构成等，从而对整个中国古代的历史文化进行探索。
锱衣
子言之曰：“为上易事也，为下易知也，则刑不烦矣。”子曰：“好贤如《缁衣》，恶恶如《巷伯》，则爵不渎而民作愿，刑不试而民咸服。大雅曰：‘仪刑文王，万国作孚。’”
译文
孔子说：“君长如果对臣下不苛虐，臣下就会觉得君长容易侍悦臣下如果没有欺诈之 沙己君长就觉得容易了解臣下的实情。这样一来，刑罚就可以放到一边不用了。”孔子说：“如果能够像《缎衣》那首诗所说的那样去尊敬贤人，像《巷伯》那首诗所说的那样去痛恨坏人，官场上就不会那么醒耀，百姓中就会兴起谨厚之风，不用刑罚而百姓就心悦诚服。《大雅》上说：‘只要大家都来效法文王，在所有的诸侯国中就会兴起诚信之风。’”
子曰：“夫民，教之以德，齐之以礼，则民有格心；教之以政，齐之以刑，则民有遁心。故君民者，子以爱之，则民亲之；信以结之，则民不倍；恭以莅之，则民有孙心。《甫刑》曰：‘苗民罪用命，制以刑，惟作五虐之刑曰法。是以民有恶德，而遂绝其世也。’”
孔子说：“对于百姓，如果用道德教育他们，用礼法约束他们，那么百姓就会有向善之心；如果用政令教育他们，用刑罚约束他们，那么百姓就会有逃避之心。所以，作为领导百姓的国君，应当像爱护子女一样爱护百姓，百姓就会亲近他；用诚信去团结百姓，百姓就不会背叛；用恭敬的态度去对待百姓，百姓就会产生顺从之心。《甫刑》上说：‘苗族百姓不听从蛋尤的命令，于是蛋尤就用刑罚制裁他们，制定了五种残暴的刑罚叫做．“法”。’于是百姓不讲道德，起而背叛，最终遭到了民族的灭亡。”
子曰：“下之事上也，不从其所令，从其所行。上好是物，下必有甚者矣。故上之所好恶，不可不慎也，是民之表也。”子曰：“禹立三年，百姓以仁遂焉，岂必尽仁？《诗》云：‘赫赫师尹，民具尔瞻。’《甫刑》曰：‘一人有庆，兆民赖之。’大雅曰：‘成王之孚，下土之式。’”子曰：“上好仁，则下之为仁争先人。故长民者章志、贞教、尊仁，以子爱百姓；民致行己以说其上矣。《诗》云：‘有梏德行，四国顺之。’”
译文
孔子说，“臣下事奉君长，不是听从君长所下的命令，而是盯着君长的实际行动，君长咋干臣下就咋干。君长喜欢某样东西，臣下必定有超过他的。所以，君长喜欢什么、讨庆什么，不可不格外慎重，因为臣下是把君长的行为作为表率的，”·孔子说：“禹即帝位三年，百姓在仁的方面就有所成就，这难道是百姓个个都能仁吗？只是由于禹本人好仁，百姓受其影响罢了。《诗经》上说：‘赫赫有名的尹太师，百姓都在注视着你。《甫刑》上说幻‘天子一人有美德，普天之下的百姓都会得到好处。’《大雅》上说：‘成主守信有威望；身为夭下好榜样。”卜孔子说：“君长好仁，那么臣下就会争先恐后地好仁。所以君长应当表明自己的好仁志向，、以正道教育民众，推崇仁道，以爱护子女的态度爱护百姓；会无不尽力地去行仁，以迎合君长爱仁的所好。’《诗经》‘天子有正直的德行，四方诸侯就无不服从言”百姓就上说。
子曰：“王言如丝，其出如纶；王言如纶，其出如綍。故大人不倡游言。可言也，不可行。君子弗言也；可行也，不可言，君子弗行也。则民言不危行，而行不危言矣。《诗》云：‘淑慎尔止，不愆于仪。’”子曰：“君子道人以言，而禁人以行。故言必虑其所终，而行必稽其所敝；则民谨于言而慎于行。《诗》云：‘慎尔出话，敬尔威仪。’大雅曰：‘穆穆文王，于缉熙敬止。’”
译文
孔子说：“君王所说的话本来只有丝那般细，可辗转传到百姓耳里，就变成了有缓带那般粗；君主所说的话本来只有缓带那般细，可辗转传到百姓耳里，就变成了有绳索那般粗。所以君长不能讲华而不实的话。能够说到，但不能做到，君子就不说。能够做到，但不可告人，君子就不做。这样一来，老百姓就会言不违背其行，行不违背其言。《诗经》上说：‘谨慎行事且得体，不要超过了礼仪。’”孔子说：“君子用言行引导人们行善，用言行禁止人们作恶，所以讲话一定要考虑它的后果，做事一定要考察它会带来什么弊端，这样一来，老百姓就说话谨慎做事小心了。《诗经》上说：‘说话开口要谨慎，行为举止要端正。’《大雅》上说：‘端重恭敬的文王啊，盛德光明而又举止谨慎！’”
子曰：“长民者，衣服不贰，从容有常，以齐其民，则民德壹。《诗》云：‘彼都人士，狐裘黄黄，其容不改，出言有章，行归于周，万民所望。’”子曰：“为上可望而知也，为下可述而志也，则君不疑于其臣，而臣不惑于其君矣。《尹吉》曰：‘惟尹躬及汤，咸有壹德。’《诗》云：‘淑人君子，其仪不忒。’”
译文
孔子说：“做百姓君长的人，衣服固定不变，举止有一定之规，以此为百姓树立榜样，那么百姓的道德才会齐一。《诗经》上说：‘那位来自西都镐京的君子，狐皮袍子罩黄衫，他的仪容不改常规，他的讲话出口成章。他行将回归西都，深为万民仰望。”孔子说：“君长的外貌和内心如一，臣下看到他的外貌就知道他的内心；臣下竭诚事君，从他的言貌就可以看出他的为人。这祥一来，君就不会怀疑其臣，而臣也不会不了解其君。伊尹告诫太申诊只有我伊尹和汤，都有纯一的德行。《诗经》上说：‘善人和君子，他们的仪容不会有差错。”
子曰：“有国者章义瘅恶，以示民厚，则民情不贰。《诗》云：‘靖共尔位，好是正直。’”子曰：“上人疑则百姓惑，下难知则君长劳。故君民者，章好以示民俗，慎恶以御民之淫，则民不惑矣。臣仪行，不重辞，不援其所不及，不烦其所不知，则君不劳矣。《诗》云：‘上帝板板，下民卒。’小雅曰：‘匪其止共，惟王之邛。’”
译文
孔子说：“作为一国的国君，用奖赏表彰善人，用刑罚惩治坏人，让百姓清楚地看到他鼓励什么，这样百姓就会一心为善。《诗经》上说：‘安分恭敬地做好你的本职工作，喜欢的都是正直人。”,孔子说：“当国君的如果好恶不明，百姓就会迷惑而不知所从；臣下如果心怀鬼胎，就会使君长格外劳神。所以作为民众的国君，应该表彰善人使百姓知道有所效法，谨慎地惩治坏人以做效尤，这样一来百姓就不会迷惑而不知所从了。作为臣下，符合道义的事就要奉行，不尚清谈，不援引国君力所不能及的事让国君去做，不絮叨国君有所不知的事让国君去听，这样一来当国君的就省心了。《诗经》上说：‘如果国君好恶无常，百姓都得遭殃。’《小雅》上说：‘臣下不忠于他的职守，这是国君辛劳的原因。”
子曰：“政之不行也，教之不成也，爵禄不足劝也，刑罚不足耻也。故上不可以亵刑而轻爵。《康诰》曰：‘敬明乃罚。’《甫刑》曰：‘播刑之不迪。’”
译文
孔子说：“政令之所以不能推行，教化之所以不能成功，是由于爵禄的颁发失当，不足以劝人向善，还由于刑罚的惩善而扬恶，不足以使坏人感到羞耻。所以君长不可以随心所欲的动用刑罚，不可随随便便颁发爵禄。《康浩》上说：‘动用刑罚一定要慎重。’《甫刑》上说：‘施行刑罚要合理。”
子曰：“大臣不亲，百姓不宁，则忠敬不足，而富贵已过也；大臣不治而迩臣比矣。故大臣不可不敬也，是民之表也；迩臣不可不慎也，是民之道也。君毋以小谋大，毋以远言近，毋以内图外，则大臣不怨，迩臣不疾，而远臣不蔽矣。叶公之顾命曰：‘毋以小谋败大作，毋以嬖御人疾庄后，毋以嬖御士疾庄士、大夫、卿士。’”
译文
孔子说：“大臣离心离德，不亲近国君；政教繁苛，百姓不得安宁。究其原因，在于臣不忠于其君，君不敬于其臣，而大臣所享受的富贵已经超过了界限。大臣不肯为国君尽心办事，近臣就会私相勾结。所以，对大臣不可不敬，因为大臣是百姓的楷模；对近臣不可不慎加选择，因为近臣是百姓的导向。应该和大臣商议的事，不应拿去和小臣商议；应该和近臣谈论的事，不应拿去和远臣谈论；应该和内臣谋虑的事，不应拿去和外臣谋虑。如果这样做了，大臣就不会产生怨恨，近臣就不会产生嫉妒，远臣有意见也可以反映上来。祭公的遗嘱说：‘不要用小臣的主意败坏大臣的作为，不要因宠幸的姬妾而厌弃庄重守礼的嫡夫人，不要因宠幸的臣子而厌弃庄重守礼的臣子。’”
子曰：“大人不亲其所贤，而信其所贱；民是以亲失，而教是以烦。《诗》云：‘彼求我则，如不我得；执我仇仇，亦不我力。’《君陈》曰：‘未见圣，若己弗克见；既见圣，亦不克由圣。’”
译文
孔子说：冲君长不信任他的贤人，而信任卑贱的小人，于是百姓也跟着亲近失德的人，而教令也因此变得烦乱了。《诗经》上说：‘当初朝廷需要我，好像唯恐得不到。一旦请去撂一边，不让我把重任挑。，《君陈》上说：‘人们在没有见到圣人之道时，好像自己不能见到。等到自己见到了圣人之道，又不能够运用圣人之道。’”
子曰：“小人溺于水，君子溺于口，大人溺于民，皆在其所亵也。夫水近于人而溺人，德易狎而难亲也，易以溺人；口费而烦，易出难悔，易以溺人；夫民闭于人，而有鄙心，可敬不可慢，易以溺人。故君子不可以不慎也。
译文
孔子说：“小人喜欢玩水，就容易被水淹死；君子喜欢议论，就容易祸从口出；执政者喜欢玩弄百姓，就容易被百姓推翻。原因都在于对接近最多的东西态度轻慢。水与人们那么接近，而人却往往被水淹死，就是因为水看起来柔和容易接近而实际上却是难于亲近的，所以容易淹死人。好说漂亮话，又好絮絮叨叨，说出去容易，后悔药难吃，所以嘴也容易招致祸害。老百姓不懂道理，心怀鄙诈，对他们可以恭敬而不可以怠慢，否则就容易招来灭顶之祸。所以君子不可以不十分小心。
《太甲》曰：‘毋越厥命以自覆也；若虞机张，往省括于厥度则释。’《兑命》曰：‘惟口起羞，惟甲胄起兵，惟衣裳在笥，惟干戈省厥躬。’《太甲》曰：‘天作孽，可违也；自作孽，不可以逭。’《尹吉》曰：‘惟尹躬天，见于西邑；夏自周有终，相亦惟终。’”
《太甲》上说：‘不要颠三倒四地乱下政令，以自取灭亡，就像打猎的人，扣住扳机，仔细察看，等到箭头、箭尾、目标三者成一条直线，再发射。’《说命》’上说：‘嘴是用来说话的，如果出言不当就会带来羞辱；盔甲是用以自卫的，、如果用的不当就会引起战争；放在箱子里的礼服,是准备行礼时穿的，不可随便送人；干戈是用来讨伐坏人的，但在使用之前要反躬自省，不要加害无辜。’《太甲》上说：‘上天降下的灾祸，还可以攘避；自己造成的灾祸，无法躲开。伊尹告诫太甲说：‘我伊尹的先祖曾见到过夏代西邑的政治，夏禹以忠信治民而得享天命，辅佐他的人也因此而得享天命。”
子曰：“民以君为心，君以民为体；心庄则体舒，心肃则容敬。心好之，身必安之；君好之，民必欲之。心以体全，亦以体伤；君以民存，亦以民亡。《诗》云：‘昔吾有先正，其言明且清，国家以宁，都邑以成，庶民以生；谁能秉国成，不自为正，卒劳百姓。《君雅》曰：‘夏日暑雨，小民惟曰怨；资冬祁寒，小民亦惟曰怨。’”
译文
孔子说：“人民把君主当作心脏，君主把人民当作身体。必胸身身心广大就会身体安舒，体一定也乐于适应；内心严肃就会容止恭敬。内心喜好的东西，君主喜好的东西，体安然无恙的话，心脏也就会得到保护百姓也一定愿意得到;身体如果出了毛病脏也会跟着受到损伤。君主由于人民的拥护而存在，君主也由于人民的反对而灭亡。《诗经》上说：‘从前我们有先君，他的教令通达事理而又条理清楚。国家赖此先君才得以安宁，都邑赖此先君才得以建成，百姓赖此先君才得以安居乐业，当今有谁能够处理国家大事？不自以为是，而尽干一些骚扰百姓的事情呢！《君牙》上说：‘夏天酷热湿闷，老百姓只知道埋怨天；到了冬天严寒来临，老百姓还是只知道埋怨天。”
子曰：“下之事上也，身不正，言不信，则义不壹，行无类也。”子曰：“言有物而行有格也；是以生则不可夺志，死则不可夺名。故君子多闻，质而守之；多志，质而亲之；精知，略而行之。《君陈》曰：‘出入自尔师虞，庶言同。’《诗》云：‘淑人君子，其仪一也。’”
译文
孔子说：“臣下的事奉君上，如果自身不正，说话不讲信用那么君上就不以为忠，朋友就不以为信。”孔子说：“讲话有根据，做事有规矩。所以活着的时候无人能够改变他的志向，死了以后也无人能够剥夺他的美名。所以君子应该博闻，在弄清楚了以后就牢记在心；应该多识，在弄清楚了以后就学而不庆；应该知识精深，求其大体而实行之。《君陈》上说：‘颁布政令，接受建议，要让大家都来考虑，使大家的意见一致。《诗经》上说：‘善人和君子，言行总一致。’”
子曰：“唯君子能好其正，小人毒其正。故君子之朋友有乡，其恶有方；是故迩者不惑，而远者不疑也。《诗》云：‘君子好仇。’”子曰：“轻绝贫贱，而重绝富贵，则好贤不坚，而恶恶不着也。人虽曰不利，吾不信也。《诗》云：‘朋有攸摄，摄以威仪。’”子曰：“私惠不归德，君子不自留焉。《诗》云：‘人之好我，示我周行。’”
译文
孔子说：“只有君子能够喜好对自己正言规劝的人，小人则仇恨对自己正言规劝的人。所以君子的朋友是有一定的，君子厌恶的人也是有一定的。由于君子的好恶有定，所以和君子交往多的人不会产生疑惑，和君子交往少的人也不会产生疑惑。《诗经》上说：‘君子必得良友。’”孔子说：‘清旨够轻易地和贫贱的朋友绝交，而难于和富贵的朋友绝交，这说明他好贤的意志不坚定和痛恨坏人的态度不明朗。即令有人说他不是为了个人私利，我也不会相信。《诗经》上说：‘朋友之间互相督促勉励，督促勉励以礼义。”孔子说：“他人以小恩小惠的礼品相赠，但有违于道德，在这种情况下，君子是不会接受其馈赠的。《诗经》上说：‘真正爱我的人，应当给我指出忠信之道。”
子曰：“茍有车，必见其轼；茍有衣，必见其敝；人茍或言之，必闻其声；茍或行之，必见其成。《葛覃》曰：‘服之无射。’”
子曰：“言从而行之，则言不可饰也；行从而言之，则行不可饰也。故君子寡言，而行以成其信，则民不得大其美而小其恶。《诗》云：‘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为也。’小雅曰：‘允也君子，展也大成。’《君奭》曰：‘昔在上帝，周田观文王之德，其集大命于厥躬。’”
译文
孔子说：“一个人如果有车子，就一定能够看到他的车轼；一个人如果有衣服，就一定能够看到他的衣袖。一个人如果说过话，就一定能够听到他的声音；一个人如果做了什么事，就一定能够看到它的后果。《葛覃》上说：‘旧衣服，穿不厌。’”
孔子说：“说过以后紧接着就是行动，所以说话不能光放空炮。做过以后紧接着就是议论，所以做事不能光走过场。所以君子讲究少说话而多做事，以此来成就他的信誉，这样一来，百姓就不能随便地夸大其优点和缩小其缺点。《诗经》上说：‘白玉上面有污点，尚可琢磨除干净。开口说话出毛病，再想收回可不行。’《小雅》上说：‘信实的君子，必定大有所成。’《君爽》上说：‘过去上天为什么一再劝勉文王注意品德修养，把治理天下的重任放在他的身上呢？”
子曰：“南人有言曰：‘人而无恒，不可以为卜筮。’古之遗言与？龟筮犹不能知也，而况于人乎？《诗》云：‘我龟既厌，不我告犹。’《兑命》曰：‘爵无及恶德，民立而正事，纯而祭祀，是为不敬；事烦则乱，事神则难。’《易》曰：‘不恒其德，或承之羞。恒其德侦，妇人吉，夫子凶。’”
孔子说：“南方人有这样一句话，‘作为一个人而变卦无常，那么即令卜金，卦兆上也显示不出来是吉是凶。’这大概是古人留下来的谚语吧？龟笠那么神灵还不能定其吉凶，更何况是人呢？《诗经》上说：‘我的灵龟已厌恶，不再把吉凶告诉我。’《说命》上说：‘爵位不能赏给恶德之人，否则百姓将把他们树为楷模，由他们频繁地对神祭祀，这是对神的大不恭敬。其事烦则乱于典礼，事奉鬼神也难以得到福佑。’《易经》上说：‘不是长久地保持他的德行，或者要受人耻辱。，又说：‘长久地保持德行，占问，这在妇人是吉，而在男子是凶。”
汉宣帝时，戴圣以博士参与石渠阁论议，官至九江太守。著作有《礼记》，即《小戴礼记》，传为圣编。《汉书》记载成书于汉建初七年（80年）。咸淳三年（1267年），宋度宗赵禥以其籍贯地诏封戴圣为“考城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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