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记》，儒家经典著作之一，集中国古代礼之大成，是一部比较完备、反映古代礼仪的典章制度书籍。
《礼记》成书于汉代，相传为西汉礼学家戴圣所辑录，共20卷49篇(一说47篇，估计是把《大学》和《中庸》独立出去之后的说法，小编注)。
《礼记》章法谨严，映带生姿，文辞婉转，前后呼应，语言整饬而多变，是“三礼”之一、“五经”之一，“十三经”之一。
自东汉郑玄作“注”后，《礼记》地位日升，至唐代时尊为“经”，宋代以后，位居“三礼”之首。历代的封建统治者及儒家子弟都很重视它，是科举考试的必考科目，同时还成为维护社会等级的有力工具。
后人研究《礼记》，可通过它来探讨当时的社会和文化，从中了解等级和阶级的构成等，从而对整个中国古代的历史文化进行探索。
表记
子言之：“归乎！君子隐而显，不矜而庄，不厉而威，不言而信。”子曰：“君子不失足于人，不失色于人，不失口于人，是故君子貌足畏也，色足惮也，言足信也。《甫刑》曰：‘敬忌而罔有择言在躬。’”
孔子说：“回去吧！德行高尚的人即使隐居山野，他的名声也会远扬；不必故作矜持而自然端庄，不必故作严厉而威仪自然使人敬畏，不必多讲话却自然会得到别人的信任。”
孔子说：“德行高尚的君子，对人的一举一动没有不得体的地方；对人的一颦一笑没有不合适的地方；对人的一言一语没有失礼的地方。所以君子的容貌足以使人敬畏，君子的脸色足以令人畏惧，君子的讲话足以令人信服。《甫刑》上说：‘外表恭敬，内心戒慎，要使别人在自己身上找不到一点可以挑剔的话。”
子曰：“裼袭之不相因也，欲民之毋相渎也。”
子曰：“祭极敬，不继之以乐；朝极辨，不继之以倦。”
子曰：“君子慎以辟祸，笃以不掩，恭以远耻。”
子曰：“君子庄敬日强，安肆日偷。君子不以一日使其躬儳焉，如不终日。”
孔子说：“在行礼过程中，有时以露出锡衣为敬，有时以掩好上服不露出惕衣为敬，这样做的目的，是要民众不要襄读了礼。”
孔子说：“祭祀要尽量表达敬意，虽有饮酒之事，但也不能以欢乐告终；朝廷上的事情一定要尽力处理好，不可因为劳神而最后草草了事。”
孔子说：“德行高尚的人，用谨慎行事来避免灾祸，用修养笃厚来避免受窘，用恭以待人来避免耻辱。”
孔子说：“君子总是庄重恭敬，所以意志一天比一天强；如小人总是安乐淫逸，所以才一天比一天苟且萎靡。君子一天也不让自己的所作所为被人瞧不起，如同小人的无礼而惶惶不可终日。”
子曰：“齐戒以事鬼神，择日月以见君，恐民之不敬也。”
子曰：“狎侮，死焉而不畏也。”
子曰：“无辞不相接也，无礼不相见也；欲民之毋相亵也。《易》曰：‘初筮告，再三渎，渎则不告。’”
孔子说：“斋戒以后才敬事鬼神，挑选日子去朝见君主，这样做，是因为担心人民失去恭敬之心。”
孔子说：“在上位的人如果轻狎侮慢而失去庄重恭敬之心，那么即使用‘死’来威胁下民，下民也不会因此而畏惧的。”
孔子说：“朝聘聚会的时候，如果没有用言辞来互通情意，就不能互相交接；如果没有用见面礼来表达自己的真诚感情，就不能相见。之所以这样做，是要百姓不要忽视礼数而对对方失敬。《易经》上说：‘第一次占笠，神告诉你是吉是凶；如果不信，又进行第二次、第三次占签聋那就是对神的衰读。襄读了神，神就不再告诉吉凶了。” 子言之：“仁者，天下之表也；义者，天下之制也；报者，天下之利也。”
子曰：“以德报德，则民有所劝；以怨报怨，则民有所惩。《诗》曰：‘无言不雠，无德不报。’《太甲》曰：‘民非后无能胥以宁；后非民无以辟四方。’”
子曰：“以德报怨，则宽身之仁也；以怨报德，则刑戮之民也。”
子曰：“无欲而好仁者，无畏而恶不仁者，天下一人而已矣。是故君子议道自己，而置法以民。”
孔子说：“仁是天下的仪表，义是评定天下事物的准则；礼尚往来是天下的大利。”
孔子说：“用恩惠来报答别人给自己的恩惠，这样百姓就会有所劝勉而友好相处。以怨恨回报别人对自己的怨恨，这样百姓就会两败俱伤。《诗经》上说：‘出言未有不答，施德未有不报。’《尚书‘太甲》篇说：‘百姓没有国君，就不能得到安宁；国君没有百姓，也无法君临四方。’”
孔子说：“用恩惠来报答别人对自己的怨恨，这是委曲求全的人；用怨恨来报答别人给自己的恩惠，这是应该绳之以法的人。”
孔子说：“不是为了满足私欲而喜好仁的人，也不是因为畏惧才厌恶不仁的人，这样的人在普天之下很少很少。所以君子在议论原则时是以自己为准，在制定法律时是以百姓能做到的为准。”
子曰：“仁有三，与仁同功而异情。与仁同功，其仁未可知也；与仁同过，然后其仁可知也。仁者安仁，知者利仁，畏罪者强仁。仁者右也，道者左也。仁者人也，道者义也。厚于仁者薄于义，亲而不尊；厚于义者薄于仁，尊而不亲。道有至、有义、有考。至道以王，义道以霸，考道以为无失。”
孔子说：“仁的实行有三种情况：一是安于行仁，二是为了利益而行仁，三是勉勉强强而行仁。三者虽然都能达到仁的效果，但出发点却不同。都能达到仁的效果，仅从效果上看，是看不出它是属于哪种仁的。在行仁时遇到了挫折，这时候就可以看出它是属于哪种仁了。真正的仁人，不论在什么情况下都安于行仁；自以为是的人，看到有利可图才去行仁；害怕犯罪受罚的人，是迫不得已而勉强行仁。仁好比是右手，道好比是左手。仁，体现在爱人上；道，体现在义理上。在仁的方面做的多，在义的方面做的少，其结果是赢得了亲近而没有赢得尊敬；在义的方面做的多，在仁的方面做的少，其结果是赢得了尊敬而没有赢得亲近。道有兼行仁义的至道，有只行义而不行仁的义道，有采取仁义的一部分而行之的考道。行至道可以称王，行义道可以称霸，行考道可以避免过失。” 子言之：“仁有数，义有长短小大。中心憯怛，爱人之仁也；率法而强之，资仁者也。《诗》云：‘丰水有芑，武王岂不仕！诒厥孙谋，以燕翼子，武王烝哉！’数世之仁也。国风曰：‘我今不阅，皇恤我后。’终身之仁也。”
子曰：“仁之为器重，其为道远，举者莫能胜也，行者莫能致也，取数多者仁也；夫勉于仁者不亦难乎？是故君子以义度人，则难为人；以人望人，则贤者可知已矣。”
孔子说：“仁有多少、长短、大小之分，义也有多少、长短、大小之别。对别人的不幸有恻隐之心，这是天性同情他人的仁。遵循法律而勉强行仁，这是以行仁为手段而企图达到个人目的。《诗经》上说：‘正如丰水之有芭，武王岂不考虑天下长治久安之计。留下了安邦治国的好谋略，庇护他的子孙享国久长。武王真伟大啊！’这是惠及后世几代的仁。《国风》上说：‘我现在自身还难保，哪里有功夫为后代着想呢尸这是终竟自己一生的仁。’”
孔子说：“仁，作为器物，非常非常之重；作为道路，非常非常之远。作为器物，没有人能够把它举得起来；作为道路，没有人能够走得完。我们只能看谁举得较重，走得较远，以数量多的，算作仁了。像这样地勉力于仁，难度够大的了！所以君子如果用先王的标准来衡量人，那么做人就很难达到标准；如果用今天一般人的标准去要求别人，那么就可以知道谁是贤人了。”
子曰：“中心安仁者，天下一人而已矣。大雅曰：‘德輶如毛，民鲜克举之；我仪图之，惟仲山甫举之，爱莫助之。’”小雅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
子曰：“《诗》之好仁如此；乡道而行，中道而废，忘身之老也，不知年数之不足，俛焉日有孳孳，毙而后已。”
孔子说：“天性乐于行仁的人，天下非常的少。《大雅》上说：‘虽然道德轻如鸿毛，但是很少有人能够把它举得起来。我揣度，只有仲山甫能够举得起来，可惜时人没有能够帮助他的。’《小雅》上说：‘高山则可仰慕，大道则可行走。”
孔子说：“《诗》是如此地爱好仁。向着仁的大道前进，走到半路，实在没有力气了，才不得已停顿下来，忘掉了身体已经衰老，也忘掉了徐曰不多；仍然孜孜不懈，奋力向前，死而后已。”
子曰：“仁之难成久矣！人人失其所好；故仁者之过易辞也。”
子曰：“恭近礼，俭近仁，信近情，敬让以行此，虽有过，其不甚矣。夫恭寡过，情可信，俭易容也；以此失之者，不亦鲜乎？《诗》曰：‘温温恭人，惟德之基。’”
孔子说：“仁的难以成功，由来已久了！因为人的能力有限，很难全部做到，所以仁者所犯的过失是容易得到解释的。”
孔子说：“恭敬接近于礼，谦逊接近于仁，诚信接近于人情；如果能以恭敬谦让的态度做人行事，即便有什么过失，也不会是什么大的过失。做到恭敬就会少犯过失，近乎人情就会让人信赖，为人谦逊就容易被人接受。这样做人而犯错误，不是少有的事吗！《诗经》上说：‘温和恭敬的人，是道德的基石。”
子曰：“仁之难成久矣，惟君子能之。是故君子不以其所能者病人，不以人之所不能者愧人。是故圣人之制行也，不制以己，使民有所劝勉愧耻，以行其言。礼以节之，信以结之，容貌以文之，衣服以移之，朋友以极之，欲民之有壹也。
孔子说：“仁的难以成功由来已久，只有君子能够成功。所以君子不以自己所能做到的事去责备别人，也不以别人做不到的事便让人家感到惭愧。所以圣人在制定行为标准时，不是以自己为标准，而是以中等水平的人为标准，使知道努力的人有所劝勉，不知道努力的人有所愧耻，以便共同实行圣人的教诲。用礼来约束他们，用诚信来团结他们，用冶当的仪容来文饰他们，用合乎身份的衣服来影响他们，用朋友之间的劝勉来鼓励他们，这都是为了使他们专一于为善。
小雅曰：‘不愧于人，不畏于天。’是故君子服其服，则文以君子之容；有其容，则文以君子之辞；遂其辞，则实以君子之德。是故君子耻服其服而无其容，耻有其容而无其辞，耻有其辞而无其德，耻有其德而无其行。是故君子衰绖则有哀色；端冕则有敬色；甲胄则有不可辱之色。《诗》云：‘惟鹈在梁，不濡其翼；彼记之子，不称其服。’”
《小雅》上说：‘难道人前不惭愧？难道不怕天报应？’所以君子穿上了君子的服装，还要用君子的仪容来加以文饰；有了君子的仪容，还要用君子的谈吐来加以文饰；谈吐高雅了，还要用君子的道德来加以充实。所以君子对于穿上君子服装而无君子仪容感到羞耻，对于只有君子仪容而无君子谈吐感到羞耻，对于只有君子谈吐而无君子道德感到羞耻，对于只有君子道德而无君子行为感到羞耻。所以君子穿上了丧服就会有悲哀的神色，穿上了朝服就会有恭敬的神色，穿上了军服就会有不可侵犯的神色。《诗经》上说：‘弟乌鹏鸟儿立河梁，‘居然未曾湿翅膀。那些没有德行的官员们，真不配他们穿的那身衣裳。”
子言之：“君子之所谓义者，贵贱皆有事于天下；天子亲耕，粢盛秬鬯以事上帝，故诸侯勤以辅事于天子。”
子曰：“下之事上也，虽有庇民之大德，不敢有君民之心，仁之厚也。是故君子恭俭以求役仁，信让以求役礼，不自尚其事，不自尊其身，俭于位而寡于欲，让于贤，卑己尊而人，小心而畏义，求以事君，得之自是，不得自是，以听天命。
孔子说：“君子的所谓‘义’是说一个人无论身份贵贱，都要为天下做出应有的贡献。譬如天子，虽然至尊至贵，也要亲耕藉田，生产出集盛，制造出柜色，以祭祀上天；所以诸侯也要勤勉地辅佐天子。”
孔子说：“在下位的事奉在上位的，虽然有了庇护民众的大德，也不敢有统治民众的念头，这是仁厚的表现。所以君子恭敬谦逊以求做到仁，诚信谦让以求做到礼；不自己夸耀自己做过的事，不自己抬高自己的身价；在地位面前表现出谦逊，在名利面前表现出淡泊，让于贤人；贬低自己而推崇别人，小心谨慎而唯恐不得其当，要求自己用这样的态度事奉国君；得意时自行此道，不得意时也自行此道，一切听天由命，绝不改变信仰以邀取利禄。
《诗》云：‘莫莫葛藟，施于条枚；凯弟君子，求福不回。’其舜、禹、文王、周公之谓与！有君民之大德，有事君之小心。
《诗》云：‘惟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怀多福，厥德不回，以受方国。’”
《诗经》上说：‘茂茂密密的葛藤，缠绕着树干和树枝。平易近人的君子，不走邪道把福求。，大概说的就是舜、禹、文王、周公吧！他们都有治理民众的大德，又有事奉君主的小心。’
《诗经》上说：‘周文王小心翼翼，明白怎样敬奉上天，得到了许多福佑。他的德行叫人挑不出毛病，最终得到了天下诸侯的拥戴。’”
子曰：“先王谥以尊名，节以壹惠，耻名之浮于行也。是故君子不自大其事，不自尚其功，以求处情；过行弗率，以求处厚；彰人之善而美人之功，以求下贤。是故君子虽自卑，而民敬尊之。”子曰：“后稷，天下之为烈也，岂一手一足哉！唯欲行之浮于名也，故自谓便人。”
孔子说：“大臣死了，先王给他加上一个谥号，以表彰他的一生。死者在一生中尽管做了许多好事，但在定谥号时，只节取死者一生中最突出的一点作为依据，其余的都略而不提，这是因为耻于使名声超过实际做过的事。所以君子不夸大自己做过的事，不吹嘘自己的功劳，以求合乎实际；有了过失，不再重犯，以求待人宽厚；表彰别人的优点，赞美别人的功劳，以求贤者能够居于上位。这样一来，君子尽管自己贬低自己，而民众对他却十分尊敬。”孔子说：“后租这个人，建立的是盖世无双的功业，得到他的好处的岂止是一两个人？只是由于他想使实际做过的事超过名声，所以自称是一个懂得种庄稼的人。” 子言之：“君子之所谓仁者其难乎！《诗》云：‘凯弟君子，民之父母。’凯以强教之；弟以说安之。乐而毋荒，有礼而亲，威庄而安，孝慈而敬。使民有父之尊，有母之亲。如此而后可以为民父母矣，非至德其孰能如此乎？今父之亲子也，亲贤而下无能；母之亲子也，贤则亲之，无能则怜之。母，亲而不尊；父，尊而不亲。水之于民也，亲而不尊；火，尊而不亲。土之于民也，亲而不尊；天，尊而不亲。命之于民也，亲而不尊；鬼，尊而不亲。”
孔子说：“君子的所谓‘仁’做起来是相当难的呀！《诗经》上说：‘快乐平易的君子，是民众的父母。’君子以快乐教人，使人自强不息；以平易安民，使人感到喜悦。使人民快乐而不荒废事业，彬彬有礼而相亲相爱，威严庄重而安宁，孝顺慈爱而恭敬，使人民像尊敬父亲一样尊敬自己，像亲近母亲一样亲近自己，这样做了以后才可以成为民众的父母，如果不具备至高的德行，谁能做到这一点呢？现在父亲的亲爱儿子，儿子贤能他就亲，儿子无能他就看不起：母亲的亲爱儿子，儿子贤能她就亲，儿子无能她就怜惜。所以母亲可亲而不可尊，父亲可尊而不可亲。对于人们来说，水是可亲而不可尊，火是可尊而不可亲。对于人们来说，土地是可亲而不可尊，天是可尊而不可亲。对于人们来说，国君的教令可亲而不可尊，鬼神可尊而不可亲。”
子曰：“夏道尊命，事鬼敬神而远之，近人而忠焉，先禄而后威，先赏而后罚，亲而不尊；其民之敝：蠢而愚，乔而野，朴而不文。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礼，先罚而后赏，尊而不亲；其民之敝：荡而不静，胜而无耻。周人尊礼尚施，事鬼敬神而远之，近人而忠焉，其赏罚用爵列，亲而不尊；其民之敝：利而巧，文而不惭，贼而蔽。”
孔子说：“夏人的治国之道是尊重君上的政教，虽然敬奉鬼神但却不把它当作政教的内容，接近人情而忠诚，把俸禄放在第一位而把威严放在第二位，把赏赐放在第一位而把刑罚放在第二位，所以他们的政教可亲而不可尊；到了政教衰败的时候，它的百姓就变得愚蠢而无知，骄横而粗野，朴陋而缺乏修养。殷人尊崇鬼神，君上率领百姓敬事鬼神，把鬼神放在第一位而把礼仪放在第二位，把刑罚放在第一位而把赏赐放在第二位，所以他们的政教可尊而不可亲；到了政教衰败的时候，它的百姓就变得心意放荡而不安静，争强好胜而不知羞耻。周人尊崇礼法，贵尚施惠，虽然敬奉鬼神但却不把它当作政教的内容，接近人情而忠诚，它的赏罚办法既不同于夏，又不同于殷，唯以爵位的高低作为轻重的标准，所以他们的政教可亲而不可尊；到了政教衰败的时候，它的百姓就变得贪利而取巧，花言巧语而大言不惭，互相残害，互相欺骗。”
子曰：“夏道未渎辞，不求备，不大望于民，民未厌其亲；殷人未渎礼，而求备于民；周人强民，未渎神，而赏爵刑罚穷矣。”子曰：“虞夏之道，寡怨于民；殷周之道，不胜其敝。”子曰：“虞夏之质，殷周之文，至矣。虞夏之文不胜其质；殷周之质不胜其文。”
孔子说：“夏代的政令清简，对人民不苛求责备，赋税较轻，人民尚怀有亲上之心。殷人的礼法还算简约，但对人民苛求责备，赋税较重。周人设教，强迫人民遵循礼仪，虽尚未袭读鬼神，而赏赐、进爵、施刑之类的规定就已经穷极繁多了。”孔子说：“虞夏的政令清简，老百姓很少怨恨的。殷周的政令繁杂，老百姓受不了它的繁琐。”孔子说：“虞夏的质朴，殷周的文饰，都达到了极点。虞夏虽然也有文饰，但没有它的质朴多；殷周虽然也有质朴，但没有它的文饰多。”
子言之曰：“后世虽有作者，虞帝弗可及也已矣。君天下，生无私，死不厚其子；子民如父母，有憯怛之爱，有忠利之教；亲而尊，安而敬，威而爱，富而有礼，惠而能散；其君子尊仁畏义，耻费轻实，忠而不犯，义而顺，文而静，宽而有辨。《甫刑》曰：‘德威惟威，德明惟明。’非虞帝其孰能如此乎？”
孔子说：“后世虽有明王复起，也赶不上虞舜那么好了。他君临天下，活着时没有半点私心，死了也不把帝位传给儿子；爱护百姓就像父母爱护子女，既有哀其不幸的慈爱，也有为其带来实惠的教育；既有母亲之亲，又有父亲之尊，安详而受到尊敬，严厉而受到亲爱，富有四海而彬彬有礼，施惠于民而无所偏向。他手下的大臣也都尊敬仁义，以光说不做为可耻，重人而轻财，尽心于君而不犯上，尽君臣之义而又顺从，文雅而又稳重，宽容而有分寸。《甫刑》上说：.‘道德的威严使人敬畏，道德的光明使人尊敬。，除了虞舜还有哪一个能做到这种地步？”
子言之：“事君先资其言，拜自献其身，以成其信。是故君有责于其臣，臣有死于其言。故其受禄不诬，其受罪益寡。”
子曰：“事君大言入则望大利，小言入则望小利；故君子不以小言受大禄，不以大言受小禄。《易》曰：‘不家食，吉。’”
孔子说：“臣下事奉君主，要先考虑好自己的建议，然后拜见君主，亲自向君主进言；君主采纳以后，臣下就要全力以赴地促其实现，兑现自己的诺言。所以君主可以责成臣下，而臣下应当为实现自己的诺言而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所以臣下的受禄不是无功受禄，言行相符，受到惩罚的可能性也就很小。”
孔子说：“事奉君主，大的建议被采纳，就可以指望得到重赏；小的建议被采纳，就只能指望得到轻赏。所以君子不因小建议被采纳而接受重赏，也不因大建议被采纳而接受轻赏。《易经》上说：‘国君有大蓄积，不仅与家人分享，而且与贤人分享，吉利。’”
子曰：“事君不下达，不尚辞，非其人弗自。小雅曰：‘靖共尔位，正直是与；神之听之，式谷以女。’”
子曰：“事君远而谏，则谄也；近而不谏，则尸利也。”
子曰：“迩臣守和，宰正百官，大臣虑四方。”
子曰：“事君欲谏不欲陈。《诗》云：‘心乎爱矣，瑕不谓矣；中心藏之，何日忘之。’”
孔子说：“事奉君主，不应该以私人的事情去麻烦国君，不说华而不实的话，不是正派人的引见就不谋求进身。《小雅》上说：‘认真做好本职工作，只和正派的人亲近。神明听到这些，就会赐给你福禄。”
孔子说：“事奉国君，如果是疏远小臣而越级进谏、那就有馅媚之嫌；如果是国君身边的大臣而不进谏，那就是尸位素餐。”
孔子说：“近臣要辅佐国君，不使道德有亏；家宰负责整伤百官，各部大臣负责考虑四方的事。”
孔子说：“事奉国君，对国君的过失可以进谏，但不可以到外边宣扬。《诗经》上说：‘心里爱着君子，为什么不讲出来？内心深处总是希望他好，何尝有一天忘掉？”
子曰：“事君难进而易退，则位有序；易进而难退则乱也。故君子三揖而进，一辞而退，以远乱也。”
子曰：“事君三违而不出竟，则利禄也；人虽曰不要，吾弗信也。”
子曰：“事君慎始而敬终。”
子曰：“事君可贵可贱，可富可贫，可生可杀，而不可使为乱。”
孔子说：“事奉国君，如果是提拔困难而降级容易，那么臣下的贤与不肖就区分清楚了乡如果是提拔容易而降级困难，那么臣下的贤与不肖就混淆无别了。所以君子作客，一定要三次揖让之后才随着主人进门，而告辞一次就可离去，这就是为了避免出现混乱。”
孔子说：“事奉君主，如果多次与君主意见不合，还不肯辞职出国，那肯定是贪图俸禄。即令有人说他没有这个念头，我也不信。”
孔子说：“事奉君主，要以谨慎开始，以恭敬告终。”
孔子说：“事奉君主，君主可以使臣下升官，可以使臣下降级，可以使臣下富有，可以使臣下贫穷，可以使臣下活着，可以使臣下死去，但就是不可以使臣下做出非礼之事。”
子曰：“事君，军旅不辟难，朝廷不辞贱；处其位而不履其事则乱也。故君使其臣得志，则慎虑而从之；否，则孰虑而从之。终事而退，臣之厚也。《易》曰：‘不事王侯，高尚其事。’”
子曰：“唯天子受命于天，士受命于君。故君命顺则臣有顺命；君命逆则臣有逆命。《诗》曰：‘鹊之姜姜，鹑之贲贲；人之无良，我以为君。’”
孔子说：“事奉君主，接受任务时，如果是在军旅之中，就应不避艰险；女口果是在朝廷之上，就应不辞微贱。处于某种职位而不履行相应的职责，那就乱了套了。所以国君派给臣下差使，臣下认为是力所能及的就应加以慎重考虑而从命；臣下认为不是力所能及的就应加以深思熟虑而从命。完成了差使以后就辞职退位，这表现了臣下的忠厚之处。《易经》上说：‘不再事奉王侯，王侯还称赞臣下所作之事。”，孔子说：“天子受命于天，臣下受命于天子。如果天子顺应夫命，那么臣下也就跟着顺应天命；如果天子违背天命，那么臣下也就跟着违背天命。《诗经》上说：‘大鸟争斗于上、小鸟也跟着争斗于下。做人而无好品行，还要把他当国君。 子曰：“君子不以辞尽人。故天下有道，则行有枝叶；天下无道，则辞有枝叶。是故君子于有丧者之侧，不能赙焉，则不问其所费；于有病者之侧，不能馈焉，则不问其所欲；有客，不能馆，则不问其所舍。故君子之接如水，小人之接如醴；君子淡以成，小人甘以坏。小雅曰：‘盗言孔甘，乱是用餤。’”
孔子说：“君子评价一个人，不是仅仅根据他的言辞。所以在天下有道的太平盛世，天下无道的衰乱之世，人们注重实际行动的多，说漂亮话的少；在人们注重说漂亮话的多，付诸实际行动的少。所以君子和有丧事的人在一起，如果无力资助他办丧事，就不要问他办理丧事所需的费用；和有病的人在一起，如果无力馈赠他，就不要问他需要些什么；有客远道来访，如果自家不能留宿，就不要问他在什么地方落脚。所以君子之交，其淡如水；小人之交，其浓如醛。君子之交虽然其淡如水，但能相辅相成；小人之交虽然其甜如醛，但曰久必然败坏。《小雅》上说：‘坏人说话非常甜，所以乱子更增添。’”
子曰：“君子不以口誉人，则民作忠。故君子问人之寒，则衣之；问人之饥，则食之；称人之美，则爵之。国风曰：‘心之忧矣，于我归说。’”
子曰：“口惠而实不至，怨菑及其身。是故君子与其有诺责也，宁有已怨。国风曰：‘言笑晏晏，信誓旦旦，不思其反；反是不思，亦已焉哉！’”子曰：“君子不以色亲人；情疏而貌亲，在小人则穿窬之盗也与？”子曰：“情欲信，辞欲巧。”
孔子说：“君子不以华而不实的话恭维人，这样就会在百姓中间形成忠实的风气。所以，君子询间人家是否寒冷，就要送衣服给人家穿；询问人家是否饥饿，就要送食物给人家吃；称赞人家的优点，就要给人家加官进爵。《国风》上说：‘心忧他人无所倚，同我一道回家去休息。”
孔子说：“嘴上已经许给人家的好处，就是不兑现，这样就会给自己带来怨恨或灾祸。所以，君子与其对人负有承诺的责任，还不如承受拒绝承诺的埋怨。《国风》上说：‘从前你言笑多温柔，既是发誓又赌咒。现在你又变了心，海誓山盟全忘完，从此一刀就两断！’
孔子说：“君子不用虚假的表情去讨好别人。如果感情疏远而外表上看起来非常亲密，拿小人来作比方，不就是钻墙洞的小偷吗！”
孔子说：“内心的情要追求真实，嘴上的话要讲究技巧。” 子言之：“昔三代明王皆事天地之神明，无非卜筮之用，不敢以其私，亵事上帝。是故不犯日月，不违卜筮。卜筮不相袭也。大事有时日；小事无时日，有筮。外事用刚日，内事用柔日。不违龟筮。”
子曰：“牲牷礼乐齐盛，是以无害乎鬼神，无怨乎百姓。”
孔子说:“以前夏、殷、周三代的圣明天子都奉事天地神明，一切事情都由卜筮决定，不敢以私意亵渎上帝。所以不冲犯不吉利的日子，不违背卜筮的旨意。用卜就不再用筮，二者不相重复。大的祭祀要在规定的日子和时刻；小的祭祀就没有规定的时间了，只用筮。外事要用刚日，内事要用柔日。这些都不能违背龟筮的指示。”
孔子说:“祭牲、各种礼仪、乐舞以及黍稷等祭品，这些都适合于鬼神，鬼神降福，所以百姓也无怨。”
子曰：“后稷之祀易富也；其辞恭，其欲俭，其禄及子孙。《诗》曰：‘后稷兆祀，庶无罪悔，以迄于今。’”
子曰：“大人之器威敬。天子无筮；诸侯有守筮。天子道以筮；诸侯非其国不以筮。卜宅寝室。天子不卜处大庙。”
子曰：“君子敬则用祭器。是以不废日月，不违龟筮，以敬事其君长，是以上不渎于民，下不亵于上。”
孔子说:“祭祀后稷是很容易置办完备的。因为他言辞恭敬，欲望简单，而且他的福禄都施及子孙了。《诗》说:‘自从后稷开始祭祀，幸蒙神灵保佑，没有什么灾祸和缺憾，直到现在还是这样。’”
孔子说:“居高位的人用龟筮都是很恭敬的。天子用卜不用筮，诸侯在国居守，有事才用筮。天子出行，在路上用筮，而诸侯不在自己的封国内不用筮。改换居室寝宫要用卜。天子出巡，住在诸侯的太庙里就不必再用卜了。”
孔子说:“君子为了表示恭敬，在朝聘及款待宾客时就用祭祀的器皿。所以臣下都按着规定来卜筮谒见君长的日子，绝对不违背龟筮的指示，恭敬地事奉他们的君长。所以在上位的人对人民有尊严，在下位的人也不敢对上有所怠慢。”
汉宣帝时，戴圣以博士参与石渠阁论议，官至九江太守。著作有《礼记》，即《小戴礼记》，传为圣编。《汉书》记载成书于汉建初七年（80年）。咸淳三年（1267年），宋度宗赵禥以其籍贯地诏封戴圣为“考城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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