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记》，儒家经典著作之一，集中国古代礼之大成，是一部比较完备、反映古代礼仪的典章制度书籍。
《礼记》成书于汉代，相传为西汉礼学家戴圣所辑录，共20卷49篇(一说47篇，估计是把《大学》和《中庸》独立出去之后的说法，小编注)。
《礼记》章法谨严，映带生姿，文辞婉转，前后呼应，语言整饬而多变，是“三礼”之一、“五经”之一，“十三经”之一。
自东汉郑玄作“注”后，《礼记》地位日升，至唐代时尊为“经”，宋代以后，位居“三礼”之首。历代的封建统治者及儒家子弟都很重视它，是科举考试的必考科目，同时还成为维护社会等级的有力工具。
后人研究《礼记》，可通过它来探讨当时的社会和文化，从中了解等级和阶级的构成等，从而对整个中国古代的历史文化进行探索。
燕义
古者周天子之官，有庶子官。庶子官职诸侯、卿、大夫、士之庶子之卒，掌其戒令，与其教治，别其等，正其位。国有大事，则率国子而致于大子，唯所用之。若有甲兵之事，则授之以车甲，合其卒伍，置其有司，以军法治之，司马弗正。凡国之政事，国子存游卒，使之修德学道，春合诸学，秋合诸射，以考其艺而进退之。
译文
古代周天子设立的官职，有一种叫庶子。庶子官负责管理由诸侯、卿、大夫、士的儿子组成的部队，掌管对他们的戒令和教治，辨别他们的等级，确定他们的朝位的位次。国家有大事，就率领他们到太子哪里去，听凭太子任用。如有战事发生，就发给他们兵车和盔甲，编成队伍，设立各级军官，按照军法进行管理。因为他们直属于太子，所以就不再接受司马的征调。国家有谣役等事，就把这些贵族子弟单独编队，使他们修养品德，力学道艺。春天把他们聚集在太学，秋天把他们聚集在射宫，考核他们的学业，根据成绩的优劣，决定他们的进退。
诸侯燕礼之义：君立阼阶之东南，南乡尔卿，大夫皆少进，定位也；君席阼阶之上，居主位也；君独升立席上，西面特立，莫敢适之义也。设宾主，饮酒之礼也；使宰夫为献主，臣莫敢与君亢礼也；不以公卿为宾，而以大夫为宾，为疑也，明嫌之义也；宾入中庭，君降一等而揖之，礼之也。
译文
诸侯宴饮群臣的礼仪是这样的：国君站在阼阶的东南方，面朝南向卿作揖，使卿近前，卿稍北进，然后面朝西而立；国君又揖请大夫近前，大夫也都稍向北进，面朝北而立。这是要确定群臣的位置。国君的席位设在阼阶之上，居于主位。国君单独升堂站立在自己的席上，面朝西方独自站立，这是表示没有人与他匹敌的意思。分设宾主，这是酒宴上的礼节。国君让宰夫代表自己向宾客敬酒，这是因为参加酒宴的臣下不敢与国君行对等的礼节。不以公卿为宾，而以大夫为宾，是因为不这样容易产生臣与君同尊的嫌疑，因而这是避嫌疑的意思。作为臣下的宾客进入庭中，国君就走下一级台阶，这是表示对宾客以礼相待。
君举旅于宾，及君所赐爵，皆降再拜稽首，升成拜，明臣礼也；君答拜之，礼无不答，明君上之礼也。臣下竭力尽能以立功于国，君必报之以爵禄，故臣下皆务竭力尽能以立功，是以国安而君宁。礼无不答，言上之不虚取于下也。上必明正道以道民，民道之而有功，然后取其什一，故上用足而下不匮也；是以上下和亲而不相怨也。和宁，礼之用也；此君臣上下之大义也。故曰：燕礼者，所以明君臣之义也。
译文
旅酬时，国君首先举杯向宾客劝酒，一接着饮国君特赐的酒客在饮酒之前都要下堂向国君行再拜稽首的大礼。国一君谦让，小臣前去阻止，于是宾客和臣下又升堂再拜稽首，完成拜礼。是表明臣下应有的礼数。国君以再拜作为答礼，礼无不氛这是表明君上应有的礼数。臣下竭尽自己的能力为国立功，君上一定要以爵位和傣禄作为回报，这样臣下就会都乐于竭尽其能去立功，因此就国家安宁、国君安宁。礼无不答，意思是说，作君上的不会让臣下白白地效力。君上必须说明了正道以引导百姓，百姓跟随引导而取得收获，然后国家抽取十分之一作为赋税，其结果是君上用度充足，百姓生活也不匮乏。所以上下和睦亲密，没有互相怨恨。上下和睦亲密，互相没有怨恨，这正体现了礼的作用。这就是君臣上下的大义。所以说，燕礼是用以表明君臣大义的。
席：小卿次上卿，大夫次小卿，士、庶子以次就位于下。献君，君举旅行酬；而后献卿，卿举旅行酬；而后献大夫，大夫举旅行酬；而后献士，士举旅行酬；而后献庶子。俎豆、牲体、荐羞，皆有等差，所以明贵贱也。
译文
宴饮时坐席的设置是这样的：宾席在户墉之间，上卿的席位在宾席之东，小卿的席位在宾席之西，次于上卿；大夫的席位在小卿之西，又次于小卿；士与庶子，堂上没有席位，在昨阶下依次站立。饮酒时，宰夫代国君为主人，先给国君敬酒，国君饮过之后，举杯向在座的人劝酒；然后宰夫又献酒给卿，卿饮过之后，也举杯向大家劝饮；然后宰夫又献酒给大夫，大夫饮过之后，又举杯向大家劝饮；然后宰夫又献酒给士，士饮过之后，又举杯向在座的人劝酒；最后才是给庶子敬酒。席前所陈之撰：国君和宾席前，俎肉、脯酿、庶羞皆有；卿大夫席前，有脯酿、庶羞而无姐肉；士以下，唯有脯酸而已。席位有尊卑，献酒有先后，肴撰有多少，这些都是用来表明贵贱有别的。
汉宣帝时，戴圣以博士参与石渠阁论议，官至九江太守。著作有《礼记》，即《小戴礼记》，传为圣编。《汉书》记载成书于汉建初七年（80年）。咸淳三年（1267年），宋度宗赵禥以其籍贯地诏封戴圣为“考城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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