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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心经》●曾国藩
序言
曾国藩的《治心经》，讲心、身并治，口、体兼防。
他认为“治心之道，先去其毒”，表面的毒，是愤激，没有涵养，有一点长处即向人炫耀，有一点不顺就勃然大怒，这都不是“有厚福之人所为”。有襟怀、有气量、有品格的人，心如鼎镇，志如磐石，任何力量都不能动摇（《养心篇》）。
他还主张“胸襟广大，宜从'平’'淡’二字用功。凡人我之际须看得平，功名之际须看得淡，庶几胸怀日阔”（《胸襟篇》）。
又说，“治心以'广大'二字为药、治身以'不药'二字为药”。（《治心篇》）
基于此，他总结出养心治心、修身悟道的一整套办法，如《养生之法五事》、《八本说》、《不忮不求四箴》、《十三字功》、《东坡五字诀》 、 《八德自勉戒》、《四言箴规》、《达生编六字诀解》等。
序言
卷一
治心篇
释迦牟尼说：世间一切万物，“壮无过心”。所谓治心，也就是孟子所说的“苦其心志”“曾益其所不能”的功夫，是“天将降大任”前的首门功课。李鸿章说，我老师之有成，乃善治心也。蒋介石称“曾国藩治心之言，皆阅历之语”。毛泽东说，欲动天下者，先动天下之心。心无定旨，人如浮萍，终将无成。曾国藩积数十年之曲折，独创治心之法，先去其毒，陽毒为忿，陰恶为欲。又详述身心兼治、口体并防之十四个妙方。
治心篇(上)
【原文】治心之道，先去其毒，陽恶曰忿，陰恶日欲；治身之道，必防其患，刚恶日暴，柔恶日慢；治口之道，二者交惕，日慎言语，曰节饮食。凡此数端，其药维何?礼以居敬，乐以导和。陽刚之恶，和以宜之；陰柔之恶，敬以持之；饮食之过，敬以检之；言语之过，和以敛之。敬极肃肃，和极雍雍，穆穆绵绵，斯为德容，容在于外，实根于内。动静交养，睟面盎背。
【译文】治心的方法，应先除去心的毒害，外在的毒恶是忿怒，内在的毒恶是私欲。治身的方法，一定要防备身的恶患。刚烈的恶习是暴躁，柔懦的恶习是散漫。治口的方法，有二者要交互警惕，一是谨慎说话，二是节俭饮食。大凡这数种，用什么药来医治呢?以礼来居守恭敬，以乐来导致和顺。外表刚强的恶习，用和来调适它。内里柔懦的恶习，用敬来把持它。饮食的不节制，用敬来检束它。说话多的过失，用和来收敛它。敬达到完美而表现为肃肃，和达到完美而表现出雍雍。尊敬和睦，这才是有德的容貌，雍容表现在外表，实际根源于内心。动和静交互颐养，温雅润泽就见于面，盎于背，成为有德者的仪态。
治心篇(中)
【原文】肝气发时，不惟不和平，并不恐惧，确有此境。不特弟之盛年为然，即余渐衰老，亦常有勃不可遏之候。但强自禁制，降伏此心，释氏所谓降龙伏虎。龙即相火也，虎即肝气也。多少英雄豪杰打此两关不过，亦不仅佘与弟为然。要在稍稍遏抑，不令过炽。降龙以养水，伏虎以养火。古圣所谓窒欲，即降龙也；所谓惩忿，即伏虎也。释儒之道不同，而其节制血气，未尝不同，总不使吾之嗜欲，戕害吾之躯命而已。
【译文】
肝火上升时，不只是不平和，也不恐惧，确实是这种意境。不只是弟弟年轻气盛是这样，即使我渐渐老了，也经常有怒不可遏的时候。但是要强迫控制自己，降服自己的心，这就是佛教所谓的降龙伏虎。龙就是相火，虎就是肝火。多少英雄豪杰都过不了这两关，也不仅仅是我和弟弟这样。主要是要稍稍控制，不要让肝火过分高涨。降住龙用来养水，伏虎用来养火。古人所说的止息欲望，就是降龙；所说的惩忿，就是伏虎。佛家、儒家方法不一样，但节制血气，没有不同，总是要不让自己的欲望残害自己的身体寿命。
治心篇(下)
【原文】心欲其定，气欲其定，神欲其定，体欲其定。治心之法，而人力可以自为主持者，约有二端：一日以志帅气，一日以静制动。人之疲惫不振，由于气弱。而志之强者，气亦为之稍变。如贪早睡，则强起以兴之；无聊赖，则端坐以凝之；此以志帅气之说也。久病虚怯，则时时有一畏死之见，憧扰于胸中，即梦魂亦不甚安恬，须将生前之名，身后之事，与一切妄念，扫除净尽，自然有一种恬淡意味，而寂定之余，真陽自生，此以静制动之法也。
【译文】一首先要心安定，然后气才安定；气要安定，然后精神才安定；精神安定以后，身体才会安定。治理身心的最好办法，而以自己的力量来战胜它，有两种方法。一种是以顽强的意志指挥气，一种是以静制动。凡人疲惫不堪、精神不振的时候，都是由于气弱。气弱则精神颓废。然而，意志坚强的人，气也会随意志而改变。比如贪早睡，如果立志早起，就必然能够早起，如百无聊赖之时，是气疲乏四散。如果端坐而固气，气也必会振作。这就是以志帅气。久病则气虚胆怯，时时怕死，困扰于心，就是做梦，也难以安静。必须将生前的名誉，死后的一切事情，以及各种杂念，都全部忘掉。这样，自然心中生出一种恬淡的意味来，寂静之极，真陽自生，这就是以静制动的方法。
卷二
养心篇
“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心的宁静排却了自然的哗喧。曾国藩早年病弱缠身，成名后“游心于老庄之虚静”。平生以“咬得菜根百事可做，世味淡薄，身心无累”为法，终身以“不药(不服补药)”自诩，参以家法，独创养心十四条，日日磨炼，三十年后身体如常。平生服膺苏东坡，欲步其后尘，修炼瑜珈术。对吕坤所说“置富贵、贫贱、死生、常变于度外，是养心第一法”玩味尤久。
养心篇(上)
【原文】庄生云：“闻在宥天下，不闻治天下也。”东坡取此二语，以为养心之法。尔熟于小学，试取在宥二字之训诂体味一番，则知庄、苏皆有顺其自然之意。养心亦然，治天下亦然。若服药而日更数方，无故而终年峻补，疾轻而妄施攻伐强求发汗，则如商君治秦、荆公治宋，全失自然之妙。柳子厚所谓名为爱之其实害之，陆务观所谓天下本无事、庸人自扰之，皆此义也。东坡游罗浮诗云：“小儿少年有奇志，中宵起坐存黄庭。”下一存字，正合庄子在宥二字之意。盖苏氏兄弟父子皆讲养生，窍取黄老微旨，故称其子为有奇志。复制盗用，不标注来源诸子界者奖状。
【译文】庄子曾说：“只听说要让天下的人自在宽舒，没有听说要统治天下的。”苏东坡就摘取这两句话作为养心的办法。你对小学很熟悉，可取“在宥”二字的训诂体会玩味一番，就知道庄子、苏东坡都有顺其自然的意思。个人保养身心是这样，治理天下也是这样。如果吃药而每天更换几种药方，无缘无故而整年猛烈地补养，病情本来轻微而妄加药物强求发汗，那就象商鞅治理秦国王安石治理北宋，完全丧失了自然的妙味。柳宗元所说的“名义上是爱护其实是伤害”，陆游所说的“天下本无事，庸人自扰之”，说的都是这个意思。苏东坡《游罗浮》诗说：“小儿少年有奇志，中宵起坐存黄庭。”下句一个“存”字，正合庄子“在宥”二字的意思，因苏家父子兄弟都讲究养生，采取黄老之说精微的旨意，所以称赞他的儿子有奇志。
养心篇(中)
【原文】洽心治身，理不必太多，知不可太杂，切身日夕用得着的，不过一两句，所谓守约也。古人患难忧虞之际，正是德业长进之时，其功在于胸怀坦夷，其效在于身体康健。圣贤之所以为圣贤，佛家之所以成佛，所争皆在大难磨折之日，将此心放得实，养得灵，有活泼泼之胸襟，有坦荡荡之意境，则身体虽有外感，必不至于内伤。
【译文】养心修身，理不必太多，所知道的也不必太杂，与自己切身相关，每时每刻都用得着的，不过一两句话，就是要守约。古人患难忧虑的时候，正是他的品德、事业进步的时候，其功表现在胸怀坦荡，其效表现在身体健康。圣贤之所以成为圣贤，佛家之所以成佛，其关键都在于遭到大磨难的时候，把心放得下，养得灵，有乐观的心胸，坦荡的意境，即使身体受了外感，也不至于伤到身体内部。
养心篇(下)
【原文】自古圣贤豪杰，文人才士，其志事不同，而其豁达光明之胸，大略相同。吾辈既办军务，系处功利场中，宜刻刻勤劳，如农之力穑，如贾之趋利，如篙工之下滩，早作夜思，以求有济。而治事之外，此中却须有一假冲融气象，二者并进，则勤劳而以恬淡出之，最有意味。写字时心稍定，便觉安恬些，可知平日不能耐，不能静，所以致病也。写字可以验精力之注否，以后即以此养心。万事付之空寂，此心转觉安定，可知往时只在得失场中过日子，何尝能稍自立志哉。
【译文】自古以来的圣贤豪杰，文人才士，他们的志向不同，但豁达光明的心胸却大致相当。我们既然办理军务，就处在功利场中，应当时时勤劳，就如忙于收割谷物的农夫，忙于赚钱的商人，撑船下河滩的篙工。白天做事，晚上好好反思，以求把事办好。治理军事之外，其中应当有冲融气象。如果治事与冲融同时并进，则为国勤劳，又淡泊名利，最是意味深长。写字的时候心情刚刚稳定下来，马上就感到安逸轻松了许多，由此可见平时遇事不能忍耐，不能静下心来，必然导致疾病的发生。写字可以检验精力是否专注，从这以后就可以这种方法养心了。把世上一切事物想得非常轻淡，心情才得以安定。由此可见过去的日子里只注重患得患失，怎么才能树立起宏图大志呢。
卷三
暇心篇
暇心者，李渔称为“闲情偶寄”，林语堂称为“生活的艺术”。仕途万事缠身，戎旅胜负难定，陶朱锱铢日较。曾国藩说古今能胜大任者，都是身心疲劳之人，因此必有暇心用来调适。苏东坡寄情诗文，西门庆征逐女色，高雅低俗足见他日成败。曾国藩说，暇心游离于本业之外，又关系到事业兴衰，故暇心之寄要厚植根本，积功累行，方有枝繁叶茂，花团锦簇之来，日。胡林翼少时喜“冶游”(嫖娼之异名)，担大任，顿改前非，时人称他“晚年进德之猛，卒以立功名”。
暇心篇(上)
【原文】稍暇则温《周易》而心不与理洽；掩卷时，又忧书自书，我自我。然犹稍胜于悠忽过去也。试观古今来能胜大任者，虽身极劳，心极忙，此心必常有休暇之致。故万汇杂投，应之绰有余裕。盖暇则静，静则明自生；休则通，通则灵机常活。明与灵，吾心所恃以酬万事者也。大抵治兵与治心，事虽异而理则同。少纵即逝，常操乃存。危微之机，所关甚巨。将之以敬，贞之以诚，一有未至，则罅瑕立见，而流弊遂不可胜言，自非常惺惺不可也。天下事，坏于玩怠者固多，坏于张皇者实亦不少。镇静二字，实任重致远、酬酢万变之本。几须沈，乃能观变；神必凝，方可应事。若纷纷扰扰，不惟自损，且负国负民矣。
【译文】
稍有余暇时间，温习《周易》，但心里所想的与易理不相协和；掩卷读完时，又忧虑书是书，我还是我。虽然如此，也比刚刚过去的时光稍好一些。试观古往今来能胜大任的人，虽然身体极为劳累，心又极为忙碌，但心一定有让它休暇的办法。因此万事一齐缠绕，应付绰绰有余。因为闲暇才会安静，安静就会自然产生聪明，休息则身体各部位相通，相通就会常有灵机。聪明与灵机，是我的心用来应酬万事的东西。大概治兵与治心，事虽不同而道理是一样的。灵机稍似即逝，只有经常操纵它才会存在。危险细微的征兆，关系十分重大。用敬来统帅，用诚来固定，如果达不到，就会错谬立见，而弊病就不能用语言来表达，所以必须经常调适不可。天下事因为玩忽怠惰而坏的固然不少，坏于张皇的实际上也不占少数。镇静这二个字，实际是任重致远、应付万变的根本。机兆必须隐藏起来，才能观察变化的端倪；精神必须凝聚集中，才能应付各种事情。如果让心纷纷扰扰，不但有损于自己的身心，而且也辜负国家和百姓的重托。
暇心篇(中)
【原文】少年征逐，见朋辈中天分绝高而终无所成，是谓有来历而无积累。积累者，积功累行，冥冥中所以厚植其基，根本盛大而后发生始繁。然其建功立名，如曾涤生、左季高之成就，又自有因缘。若或使之，若或助之，随所至而机缘巧合，争相拥护，而觌面者景从，闻声者响附，三者合而后功成名立。
【译文】年轻人在一起嬉戏成长，见友辈中有天分很高而最终无所建树的人，因此说这是有来历而没有积累的缘故。所谓积累，就是积累功德，一步一个脚印地去实行，好象冥冥中厚植根基一样，根基盛大而后枝叶繁茂。然建功立名如曾国藩、左宗棠等人的成就，又自有其成功的道理。仿佛有的引诱他们那样做，有的帮助他们做，随便做什么都适逢其机，帮助他们做，随便做什么都适逢其机，争相拥护，刚一见面就跟从，听到声音就随声响应，这三个方面相交在一起，而后才能功成名立。
暇心篇(下)
【原文】余向来虽处顺境，寸心每多沉闷郁抑，在军中尤甚。此次专求怡悦，不复稍存郁损之怀。“晋”初爻所谓“裕无咎”者也。望吾弟亦从裕字上打叠此心，安安稳稳。研几工夫最要紧。颜子之有不善，未尝不知，是研几也。周子曰：几善恶。中庸曰：潜虽伏矣，亦孔之昭。刘念台曰：卜动念以知几。皆谓此也。失此不察，则心放而难收矣。
【译文】我向来虽处于顺境，心中仍经常郁闷，在军营中尤甚。这次专门寻求快乐，不再存有忧郁之心。即是“晋”初爻所说“裕无咎”，望我弟也从裕字上下功夫，安安稳稳。研究事物变化最初的苗头，是最重要的。颜子对自己的不足未尝不知道，是研究得到的。周子说，善恶之分，在于研究；《礼记·中庸》中说，从细微处观察，就能洞知一切；刘念台说，猜测出他动什么念头，就知道他会干什么。都是说研几的重要性。如果不知道研究事物已经发动或尚未发动的苗头，则就心放难收了。
作者简介
曾国藩（1811年11月26日~1872年3月12日），原名子城，字伯涵，号涤生，湖南湘乡白杨坪（今属双峰）人。中国晚清政治家、战略家、理学家、文学家，清末汉族地主武装湘军的首领。道光十八年（1838年），曾国藩中进士，入翰林院；后升迁内阁学士，兵部侍郎和礼部侍郎。
咸丰二年（1852年）奉命前往南下主持乡试，途中其母去世，获准还乡，丁忧守制。曾国藩善于讲“道德”说“仁义”，对程朱理学推崇备至。
咸丰三年（1853年）又奉谕组建湖南乡勇，即“湘军”。
次年于田家镇大胜北伐的太平军。
同治三年（1864年）攻陷天京。
次年奉命赴北方镇压捻军起义。
同治五年（1866年）被清廷赐予一等“毅勇”侯封号，也是文官中获此封爵的第一人。同年江南制造局成立。在此期间曾国藩还在安庆大营建立起官办学局，重印经史典籍。
同治六年（1867年），曾国藩拜大学士。次年出任直隶总督。诸子界公众号。
同治九年（1870年），奉命调查并处理“天津教案”。因其对西方列强采取谋求和解的策略，次年又被调回南京原任。
曾国藩的崛起，对清王朝的政治、军事、文化、经济等方面都产生了深远影响。
在曾国藩倡议下建造了中国第一艘轮船，建立了第一所兵工学堂，安排了第一批赴美留学生。曾国藩为首的汉族地主经世派的崛起，促使清地方官员中满汉比例变化。“外轻内重”的局面开始出现。
曾国藩还创立晚清古文的“湘乡派”。与胡林翼并称“曾胡”，与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并称“晚清中兴四大名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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