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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心雕龙》是中国南朝文学理论家刘勰（xié）创作的一部理论系统、结构严密、论述细致的文学理论专著，成书于公元501～502年（南朝齐和帝中兴元、二年）间。
《文心雕龙》共十卷，五十篇，分上下两编，各二十五篇，包括总论、文体论、创作论、批评论四个部分。以孔子美学思想为基础，兼采道家，认为道是文学的本源，圣人是文人学习的楷模，“经书”是文章的典范。
文体论含上编的《明诗》至《书记》二十篇。其中前十篇是论有韵之文，后十篇是叙无韵之笔。讨论的文体约三十五种，就其源流演变及其不同特征等分别进行了论述。
创作论含下编的《神思》至《总术》十九篇，剖情析采，论述了文学创作的基本方法。把作家创作个性的形成归结为“才”、“气”、“学”、“习”四个方面。
批评鉴赏论含下编的《时序》至《程器》五篇，论述批评鉴赏的方法和态度，品评历代作家的才能与贡献等。
最后一篇《序志》叙述作者写作此书的动机、态度和原则。《文心雕龙》是中国现存最早的一部文章学论著，由于书中所论多涉及文学创作，故现代学者又多视之为现存最早的一部用中文撰写的综合性的文学批评专著。(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上第一部有严密体系的、“体大而虑周”[章学诚《文史通义·诗话篇》]的文学理论专著。)
作为一部体大思精之作，它既总结了先秦以来文学创作的经验，又继承和发扬了前人文学理论的丰富遗产，在文学的各个方面提出了自己精辟的见解，形成了完整的理论体系。它的产生在中国文艺理论史上具有重大的意义，对后世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鲁迅先生认为它可以和亚里士多德的《诗学》相媲美。
情采第三十一
【原文】
圣贤书辞，总称文章，非采而何？夫水性虚而沦漪结，木体实而花萼振，文附质也。虎豹无文，则鞟同犬羊；犀兕有皮，而色资丹漆，质待文也。若乃综述性灵，敷写器象，镂心鸟迹之中，织辞鱼网之上，其为彪炳，缛采名矣。
【译文】
圣贤的著作，都叫做“文章”，这不是由于它们都具有文采吗？虚柔的水可以产生波纹，坚实的树木便能开放花朵：可见文采必须依附于特定的实物。虎豹皮毛如果没有花纹，就看不出它们和犬羊的皮有什么区别；犀牛的皮虽有用，但还须涂上丹漆才美观：可见物体的实质也要依靠美好的外形。至于抒写作者的思想情感，描绘事物的形象，在文字上用心琢磨，然后组织成辞句写在纸上；其所以能够光辉灿烂，就因为文采繁茂的原故。
故立文之道，其理有三∶一曰形文，五色是也；二曰声文，五音是也；三曰情文，五性是也。五色杂而成黼黻，五音比而成韶夏，五性发而成辞章，神理之数也。 所以，文学艺术创作的道路有三种：第一是表形的创作，是依靠各种不同颜色而成的；第二是表声的创作，是依靠各种不同的声音而成的；第三是表情的创作，是依靠各种不同的性情而成的。各种颜色互相错杂，就构成鲜艳的花纹；各种声音互相调和，就构成动听的乐章；各种性情表达出来，就构成优美的作品。这是自然的道理所决定了的。
《孝经》垂典，丧言不文；故知君子常言，未尝质也。老子疾伪，故称“美言不信”，而五千精妙，则非弃美矣。庄周云“辩雕万物”，谓藻饰也。韩非云“艳采辩说”，谓绮丽也。绮丽以艳说，藻饰以辩雕，文辞之变，于斯极矣。 《孝经》留下来的规矩，服丧时期不需要说有文采的话；所以知道君子日常所说的话，并不是不要文采的。老子憎恶虚伪，所以称“美好的言辞不可信”；而他所著的《道德经》五千言则文辞精妙，说明他也并非丢弃所有的华丽语言。庄周说，“用精巧的语言来描述世间万物”，称之为辞藻修饰。韩非说，“精巧的辩论十分艳丽”，也是要讲究华丽。用艳丽的语言辩说，用华丽的辞藻修饰万物，文辞的变化，在这里到达了顶点。
研味孝老，则知文质附乎性情；详览庄韩，则见华实过乎淫侈。若择源于泾渭之流，按辔于邪正之路，亦可以驭文采矣。夫铅黛所以饰容，而盼倩生于淑姿；文采所以饰言，而辩丽本于情性。故情者文之经，辞者理之纬；经正而后纬成，理定而后辞畅：此立文之本源也。 研读《孝经》《老子》可以懂得，华丽或质朴分别依附于人的性情；详细阅读《庄子》《韩非子》，可以看出文辞和内容重于浮夸。若能从源头上分清泾水和渭水的清浊，在驾驶上辨别正路和邪路的方向，那么也就能够驾驭文采了。用铅粉和黛墨来装饰容颜，而情态却只能来自于一个人的身姿；文采可以修饰语言，而华丽则源于本性。所以情理是文章的经线，辞藻是文章的纬线；经线正确纬线才能够产生，情理确定辞藻才能够流畅：这是写作的根本原则所在。
昔诗人什篇，为情而造文；辞人赋颂，为文而造情。何以明其然？盖风雅之兴，志思蓄愤，而吟咏情性，以讽其上，此为情而造文也；诸子之徒，心非郁陶，苟驰夸饰，鬻声钓世，此为文而造情也。 以前的诗篇，大都是为了表达思想情感而写成的；后代辞赋家所写的作品，则是为了写作而捏造出情感来的。怎么知道是这样的呢？因为像《诗经》中《国风》、《小雅》等篇的产生，就是由于作者内心充满了忧愤，才通过诗歌来表达这种感情，用以规劝当时的执政者：这就是为了表达思想情感而写文章的。后来的辞赋家们，本来心里没有什么愁思哀感，却勉强夸大其辞，沽名钓誉：这就是为了写文章而捏造情感。
故为情者要约而写真，为文者淫丽而烦滥。而后之作者，采滥忽真，远弃风雅，近师辞赋，故体情之制日疏，逐文之篇愈盛。故有志深轩冕，而泛咏皋壤。心缠几务，而虚述人外。真宰弗存，翩其反矣。
为了表达情感而写出的文章，一般都能做到文辞精练而内容真实；仅仅为了写作而勉强写成的文章，就往往是过分华丽而内容杂乱空泛。但是后代的作家，大都爱好虚华而轻视真实，抛弃古代的《诗经》，而向辞赋学习。于是，抒写情志的作品日渐稀少，仅仅追求文采的作品越来越多。有的人内心里深深怀念着高官厚禄，却满口歌颂着山林的隐居生活；有的人骨子里对人间名利关心之至，却虚情假意地来抒发尘世之外的情趣。既没有真实心情，文章就只有相反的描写了。
夫桃李不言而成蹊，有实存也；男子树兰而不芳，无其情也。夫以草木之微，依情待实；况乎文章，述志为本。言与志反，文岂足征？ 古人曾说：“桃树李树不用开口，就有许多来来往往的人在树下走出路来。”那是因为树上有果实的原故。古书上又曾说过：“男子种的兰花即使好看，却没有香味。”那是因为男子缺乏真诚细致的感情。像花草树木这样微小的东西还要依靠情感，凭借着果实；何况人们写作文章，那就更应该以抒写情志为根本。如果作家所写的和自己的情感不一致，这种作品又有什么意义呢？
是以联辞结采，将欲明理，采滥辞诡，则心理愈翳。固知翠纶桂饵，反所以失鱼。“言隐荣华”，殆谓此也。是以“衣锦褧衣”，恶文太章；贲象穷白，贵乎反本。夫能设模以位理，拟地以置心，心定而后结音，理正而后攡藻，使文不灭质，博不溺心，正采耀乎朱蓝，间色屏于红紫，乃可谓雕琢其章，彬彬君子矣。 因此，写文章时运用辞藻，将事理讲清楚。如果文采浮泛文辞怪异，作品的思想内容就必然模糊不清。这就好比钓鱼的人，用翡翠的羽毛做钓绳，用桂肉做鱼食，反而钓不到鱼。《庄子·齐物论》中说“言辞的涵义被浮夸的辞藻掩盖了”，说的就是这样。《诗经·卫风·硕人》说“穿了锦绣衣服，外面再上罩衫”，这就是因为不愿打扮得太刺眼。《周易》中讲文饰的《贲卦》，最终还是以白色为正，可见采饰仍以保持本色为贵。进行创作应该树立一个正确的规范来安置作品的内容，拟定一个适当的基础来表达作家的心情；只有作品中所体现的思想感情确定了，才能据以配上音节，缀以辞采；从而做到形式虽华美，但不掩盖其内容；辞采虽繁富，但不至埋没作家的心情：要使赤、青等正色发扬光大，而把红、紫等杂色抛弃不用：这才是既能美化作品，又能使内容形式都符合理想的作家。
赞曰∶ 言以文远，诚哉斯验。心术既形，英华乃赡。
吴锦好渝，舜英徒艳。繁采寡情，味之必厌。
总结：
语言要有华美的文采才能流传久远，这确是不错的。运用文思的方法既然明确，作品中的文采就能适当丰富了。 但吴地出产的锦绣容易变色，木槿花虽美而不能持久；写文章如果类似这样，只有繁丽的文采而缺乏深刻的思想情感，看起来必然令人生厌。
熔裁第三十二
【原文】
情理设位，文采行乎其中。刚柔以立本，变通以趋时。立本有体，意或偏长；趋时无方，辞或繁杂。蹊要所司，职在熔裁，隐括情理，矫揉文采也。规范本体谓之熔，剪截浮词谓之裁。裁则芜秽不生，熔则纲领昭畅，譬绳墨之审分，斧斤之斫削矣。骈拇枝指，由侈于性；附赘悬肬，实侈于形。一意两出，义之骈枝也；同辞重句，文之肬赘也。
【译文】
根据情理来谋篇布局，其中自然就有文采了。创作的根本风格可以刚健也可以柔美，但要根据时代要求变通。写文章要有中心，否则文章容易偏颇片面、篇幅过长，跟随时代趋势而没有一定的方法，所以文辞会有所繁杂。其中关键是做好熔意裁辞，所谓熔裁，就是纠正文章情理缺点，矫正文章文采毛病。“熔”是规范文章本体内容，“裁”是取出文章浮夸的文辞，经过剪裁，文章简练，通过熔磨，纲领清晰。就如同用墨线来审查度量分辨木材的曲直，用斧头砍削使木料端正一样。手脚多指是多余的，身上肿瘤也是不需要的。文章中意思重复两遍就多余了，话语说了两遍是文辞上多余。
凡思绪初发，辞采苦杂，心非权衡，势必轻重。是以草创鸿笔，先标三准∶履端于始，则设情以位体；举正于中，则酌事以取类；归馀于终，则撮辞以举要。然后舒华布实，献替节文，绳墨以外，美材既斫，故能首尾圆合，条贯统序。若术不素定，而委心逐辞，异端丛至，骈赘必多。 当开始构思的时候，拟用的文辞常嫌太杂乱；内心很难像天平那么准确地衡量，势将犯偏重偏轻的毛病。所以要想写成一篇好文章，必须先提出三项准则：首先根据内容来确定主体，其次选择与内容有联系的素材，最后选用适当的语言来突出重点。这样才能安排文辞来配合内容，把必要的东西写上去而把不必要的省略掉，以力求精当。正与木工根据绳墨来削凿美好的木材一样，文章必须如此才能写得首尾妥帖，条理清楚。如果不先确定写作方法，却只任意地追求辞采，那么不必要的内容就都挤进来，而废话就必然太多。
故三准既定，次讨字句。句有可削，足见其疏；字不得减，乃知其密。精论要语，极略之体；游心窜句，极繁之体。谓繁与略，适分所好。引而申之，则两句敷为一章，约以贯之，则一章删成两句。思赡者善敷，才核者善删。善删者字去而意留，善敷者辞殊而义显。字删而意缺，则短乏而非核；辞敷而言重，则芜秽而非赡。 所以确定这三条准则之后，就可以开始修剪句子，句子可以削减，就代表其有疏漏，句子不能削减了，才是紧密简练。精简的评论和扼要的言语，是简略的风格；思想灵动和语句夸张，是繁复的风格。作家在书写时选择简略还是繁复，需要按情况而定。延伸话语，两句话也可以写作一章，简练话语，一章的语言也能减少成两句。文思丰富的人善于扩充，文才简练的人善于简化。善于简化的减少了文字而没有减少意思，善于扩充的增加了文辞而用意更明显。如果精简文字而导致意义残缺，那就是不足而非扼要；如果扩充导致重复，那就是多余而非丰富。
昔谢艾、王济，西河文士，张骏以为“艾繁而不可删，济略而不可益”。若二子者，可谓练熔裁而晓繁略矣。至如士衡才优，而缀辞尤繁；士龙思劣，而雅好清省。及云之论机，亟恨其多，而称“清新相接，不以为病”，盖崇友于耳。 晋代的谢艾和王济，是西河地方的文士。张骏认为：谢艾文辞虽繁富却不可删减，王济的文辞虽简略却不可增添。像这两位，可以说是精通熔意裁辞的方法，懂得怎样该繁该简的道理了。至于陆机，才华虽然卓越，但写作起来未免文辞过繁；陆云文思虽然较差，但平日就喜欢文笔简净。陆云论陆机的时候，虽常怪陆机文采过多，却又说陆机不断有清新的文句，所以不算毛病；其实这不过是重视兄弟间的情谊而已。
夫美锦制衣，修短有度，虽玩其采，不倍领袖，巧犹难繁，况在乎拙？而《文赋》以为“榛楛勿剪，庸音足曲”，其识非不鉴，乃情苦芟繁也。夫百节成体，共资荣卫，万趣会文，不离辞情。若情周而不繁，辞运而不滥，非夫熔裁，何以行之乎？
好比用美好的锦缎做衣服，长短有定；即使欣赏锦缎的花纹，也不能在领子、袖子上增加一倍。善于写作的人还不易把繁多的文采处理得当，何况不善于写作的人呢？陆机《文赋》认为只要有美鸟来住，恶木也不必砍去；不得已时也不妨在一篇歌曲中凑上些平庸的音节。他并不是没有见识，只是难于割爱罢了。成百的骨节组成整个身体，都靠气血流畅；万千种意思写成一篇文章，离不开文辞与内容的配合。想要文章内容全备而不太繁复，文辞多变化而不是滥用，那么，若非注意熔意裁辞，怎能做得到呢？
赞曰∶
篇章户牖，左右相瞰。辞如川流，溢则泛滥。
权衡损益，斟酌浓淡。芟繁剪秽，弛于负担。
总结： 作品里的各部分，应该像门户似地左右互相配合。文辞好比河水，太多了就要泛滥。 必须考虑如何增减，推敲详略。删去多余的和杂乱的部分，文章就没有什么累赘了。
声律第三十三
【原文】
夫音律所始，本于人声者也。声合宫商，肇自血气，先王因之，以制乐歌。故知器写人声，声非学器者也。故言语者，文章关键，神明枢机，吐纳律吕，唇吻而已。古之教歌，先揆以法，使疾呼中宫，徐呼中征。夫宫商响高，徵羽声下；抗喉矫舌之差，攒唇激齿之异，廉肉相准，皎然可分。
【译文】
音律的产生，原是从人的声音开始的。人声具有五音，来自先天的气性，古代帝王就是根据人声的五音来创作乐曲。由此可见，乐器的声音是模仿的人声，而不是人声音仿效乐器。所以，语言是构成文章的关键，更是表达思想的枢纽；至于语言的音韵，则是求其和人的口吻协调而已。古代教唱歌，首先要琢磨发音的方法，使疾呼合于宫音，徐呼合于徵音。属清声的徵、羽二音强，属浊声的宫、商二音弱；高亢的喉音和伸直的舌音各异，聚合的唇音和急激的齿音有别，强音和弱音相对：这些区别都是很明显的。
今操琴不调，必知改张，攡文乖张，而不识所调。响在彼弦，乃得克谐，声萌我心，更失和律，其故何哉？良由外听易为察，内听难为聪也。故外听之易，弦以手定，内听之难，声与心纷；可以数求，难以辞逐。
如果弹琴时声音不协调，自然知道对弦柱加以调整；写文章时要是声律失调，就不易弄清从何调整了。琴弦发出的声音，尚能使之和谐，发自作者内心的声音，反而不能和谐，这是什么原因呢？主要就因为在外的声音容易辨识，内心的声音不易认清。在外的声音容易掌握，是由于可以用手决定琴弦；内心的声音不好控制，则由于声音和心思纷乱不一。这只能从掌握音律技巧来求得解决，是难以用文辞说明白的。
凡声有飞沉，响有双叠。双声隔字而每舛，迭韵杂句而必睽；沉则响发而断，飞则声飏不还，并辘轳交往，逆鳞相比，迕其际会，则往蹇来连，其为疾病，亦文家之吃也。夫吃文为患，生于好诡，逐新趣异，故喉唇纠纷；将欲解结，务在刚断。左碍而寻右，末滞而讨前，则声转于吻，玲玲如振玉；辞靡于耳，累累如贯珠矣。 所有声音都有飞扬下沉两种，音响有双声叠韵两种；双声字中间被其他字隔开，就往往不协调，叠韵词分离在两处，就必然违背声律；一个句子的字声全是低沉的，声音就像要断气一样，全是高昂的，就一直上升而不婉转：应使低昂之声像转动辘轳一样相互交错，像鱼龙的鳞甲那样整齐排列；声律的适当配合稍有错乱，就会前阻后碍，这种毛病，就是文人文章佶屈聱牙。这个病根，在于作者爱好诡奇；一心去追逐新奇，就造成发音的杂乱。要想解除这种毛病，首先必须坚决割断对怪异的爱好。左边受阻就从右边想办法，后边积滞就疏通前面，这就可使声音转动在口中，像振动玉器玲玲作响；悦耳的辞句，如成串的珍珠相联不绝。
是以声画妍蚩，寄在吟咏，滋味流于下句，风力穷于和韵。异音相从谓之和，同声相应谓之韵。韵气一定，则馀声易遣；和体抑扬，故遗响难契。属笔易巧，选和至难，缀文难精，而作韵甚易。虽纤意曲变，非可缕言，然振其大纲，不出兹论。
所以，表达思想感情的作品，好坏寄托在吟咏上，诗歌的滋味从句子的安排中流露出来，工夫全在句子的“和”与句未的“韵”上：不同字调的适当配合就叫“和”，同韵的字相呼应就叫“韵”。句末用韵是有定的，确定之后其余的韵都好处理；句子的和谐有高低抑扬的不同，要句子之间配合好就比较困难了。一般散文容易写得精巧，但要把一篇散文的声律调配和谐就很难；诗歌写作虽不易精巧，押韵却是比较容易的。声律上很多细微不明显的变化，虽然不能一一讲到，但举其大要，基本上不出以上所论。
若夫宫商大和，譬诸吹籥；翻回取均，颇似调瑟。瑟资移柱，故有时而乖贰；籥含定管，故无往而不壹。陈思、潘岳，吹籥之调也；陆机、左思，瑟柱之和也。概举而推，可以类见。 至于声律的全面调和，犹如吹奏可以和众声的籥；回旋地运用声韵，就像调和较复杂的瑟。调和瑟音须要移动弦柱，所以常常会出现不协调的情形；籥的管、孔有定，因而任意吹奏都可一致。曹植和潘岳的作品，就如吹籥的无处不谐；陆机和左思的作品，就像调瑟的常有不和。这只是略举大概，其他作家作品可由此类推。
又诗人综韵，率多清切，《楚辞》辞楚，故讹韵实繁。及张华论韵，谓士衡多楚，《文赋》亦称不易，可谓衔灵均之馀声，失黄钟之正响也。凡切韵之动，势若转圜；讹音之作，甚于枘方。免乎枘方，则无大过矣。练才洞鉴，剖字钻响，识疏阔略，随音所遇，若长风之过籁，南郭之吹竽耳。古之佩玉，左宫右征，以节其步，声不失序。音以律文，其可忽哉！ 此外，《诗经》的作者运用音韵，大都清楚明白；《楚辞》夹杂楚国的方言，所以其中音韵不清楚明白的很多。到西晋张华论韵，曾说陆机作品中的楚音很多；他的楚音正如《文赋》中所说的“不能改变”。这就可说是屈原作品的余响，却失去了《诗经》正统音调。韵，却失去了《诗经》正统音调。所以音韵用得正确，文势好像圆转和畅；不正确的韵，比把方木装进圆孔更不合适。能避除这种不和，那么用韵就没什么大毛病了。作家才识精深的，会剖析字句声韵，学识疏浅的，用韵好像偶然碰上，像风吹箫孔而发声，像南郭先生滥竽充数罢了。古人身佩玉器饰品，而且走路时要使左边玉器碰击发出宫音，右边发出徵音，来调节步子，使声调不失掉该有的秩序。何况关于写作音调构成文章的声律，怎能忽视呢？
赞曰∶
标情务远，比音则近。吹律胸臆，调钟唇吻。
声得盐梅，响滑榆槿。割弃支离，宫商难隐。
总结： 表明情志，应该高远；安排音韵，则须细密。声音发自心胸，协调在于口吻。 声韵要如咸盐酸梅配合得当，把榆实、堇菜调和得味美可口；只要摈除那些不正之音，和谐的宫商就自然明显。
章句第三十四
【原文】
夫设情有宅，置言有位；宅情曰章，位言曰句。故章者，明也；句者，局也。局言者，联字以分疆；明情者，总义以包体。区畛相异，而衢路交通矣。夫人之立言，因字而生句，积句而为章，积章而成篇。篇之彪炳，章无疵也；章之明靡，句无玷也；句之清英，字不妄也。振本而末从，知一而万毕矣。
【译文】
创作的时候要把意境设置在恰当的地方，语言要放在合适的位置上；情景设置在恰当的地方叫做“章”，语言放在合适位置上叫做“句”。所谓“章”，就是明白；所谓“句”，就是分界。分界语言，连接字词才能够分成各个单位，明确情境，概述所包含的思想并把它融入到既定的体裁里，即便章句二者的界限不同，它却能够像道路一般相互连接。人们所谓的写作，是用字词组成句，句多了成章，章多了成篇。全篇之所以能够文采焕发，是因为章没有瑕疵的缘故；章之所以能够文笔华丽，是因为句没有瑕疵的缘故；句之所以清新秀美，是因为字没有混乱的缘故；就好比震动树的根本而树叶也会随之晃动一样，知道根本的原则就能够概括全部的事例。
夫裁文匠笔，篇有大小；离章合句，调有缓急；随变适会，莫见定准。句司数字，待相接以为用；章总一义，须意穷而成体。其控引情理，送迎际会，譬舞容回环，而有缀兆之位；歌声靡曼，而有抗坠之节也。 韵文和散文创作，篇幅大小不一；分离章整合句，调子也是有缓有急；随着内容的变化而适当的调配，并没有固定的标准。不管句子的字数是多少，只有将字词连接起来才能够起到作用；一章讲述了一个意思，只有让意思明确才算是一个完整的段落。其中所要掌控的情理，有时宕开有时承接，就好比跳舞来回旋转一般，要有行列位置；又好像声色美妙的歌曲一样，带有高低清浊的节奏。
寻诗人拟喻，虽断章取义，然章句在篇，如茧之抽绪，原始要终，体必鳞次。启行之辞，逆萌中篇之意；绝笔之言，追媵前句之旨；故能外文绮交，内义脉注，跗萼相衔，首尾一体。若辞失其朋，则羁旅而无友，事乖其次，则飘寓而不安。是以搜句忌于颠倒，裁章贵于顺序，斯固情趣之指归，文笔之同致也。 检验诗人的比拟譬喻时，虽然会有断章取义，然而每一章一句都在整篇之内，就好像剥茧抽丝，有开始就要有结束，好像紧密的鱼鳞排列一般有秩序。刚开始的行文言辞，就应该为中篇的写作埋下隐线，最后结尾的字词，要和前句的意思相呼应才行；如果能做到文字如交织的花纹，内涵融会贯通，好比花萼和子房的连接，首尾形成一体。如果言辞匹配不恰当，那么就好比在异乡的旅客般孤苦无依，叙述事情的顺序颠倒，就好比旅居在外的人一样无法安定。所以造句的时候不要颠倒秩序，断章的时候看重行文顺序，这原本就是情意表达的最终归宿，韵文和散文的写作要求也是这样的。
若夫章句无常，而字有条数，四字密而不促，六字格而非缓，或变之以三五，盖应机之权节也。至于诗颂大体，以四言为正，唯《祈父》《肇禋》，以二言为句。寻二言肇于黄世，《竹弹》之谣是也；三言兴于虞时，《元首》之诗是也；四言广于夏年，《洛汭》之歌是也；五言见于周代，《行露》之章是也。六言七言，杂出《诗》《骚》；两体之篇，成于西汉。情数运周，随时代用矣。 至于散文，虽没有固定的句式，其中的字却有一定的规律：四字句比较紧凑但不促迫，六字句虽然较长，但不松散；有时变化为三字句、五字句，是情景变化的需要。至于诗体、颂体的一般格式，大都是以四言为主。但《诗经·小雅·祈父》中以“祈父”二字成句，《诗经·周颂·维清》中以“肇禋”二字成句。查二字句的作品开始于黄帝时期，如《弹歌》这个歌谣就是；三字句的作品产生于虞舜时期，传为帝舜所作《元首》歌便是；四字句的作品发展于夏代，传为太康之弟在洛水边所作《五子之歌》就是；五字句的作品出现在周代，《诗经·召南》中《行露》篇就有部分五言句。六字、七字的句子，在《诗经》、《楚辞》中已搀杂出现；整篇文字或七字的作品，到两汉时期才完成。随着发展中内容不断复杂，各种句式就根据不同的情况而更换使用了。
若乃改韵从调，所以节文辞气。贾谊、枚乘，两韵辄易；刘歆、桓谭，百句不迁；亦各有其志也。昔魏武论赋，嫌于积韵，而善于资代。陆云亦称“四言转句，以四句为佳”。观彼制韵，志同枚、贾。然两韵辄易，则声韵微躁；百句不迁，则唇吻告劳。妙才激扬，虽触思利贞，曷若折之中和，庶保无咎。 至于改换韵脚，变动音调，是为了调节文章的语气。贾谊和枚乘的辞赋，是两韵一换；刘歆和桓谭的作品，则是一韵到底：这就是各人的爱好不同了。从前曹操论赋，不满于同韵的重复，而主张善于变换。陆云也说：“四言句的转变，以四句一换为好。”他对用韵的意见，和枚乘、贾谊相同。但两韵一换，声调音韵略嫌急促；如较长的辞赋一韵到底，读起来又会使人感到疲劳。才情昂扬的作者，虽然运思顺畅，怎如折中用韵，不疏不密，可保不出大的毛病。
又诗人以“兮”字入于句限，《楚辞》用之，字出于句外。寻兮字承句，乃语助馀声。舜咏《南风》，用之久矣，而魏武弗好，岂不以无益文义耶！至于“夫惟盖故”者，发端之首唱；“之而于以”者，乃札句之旧体；“乎哉矣也”者，亦送末之常科。据事似闲，在用实切。巧者回运，弥缝文体，将令数句之外，得一字之助矣。外字难谬，况章句欤。 《诗经》的作者把“兮”字写入句内，《楚辞》中用“兮”字，常常在句子之外。查究用“兮”字组成句子，只是为了辅助语气的声音。从舜帝的《南风歌》以来，“兮”字的运用已很长久了。曹操讨厌用“兮”字，大概是他认为对作品的内容没有什么益处吧。至于“夫”、“惟”、“盖”、“故”等，是句子开头的发语词；“之”、“而”、“于”、“以”等，是插入句中的常用语；“乎”、“哉”、“矣”、“也”等，则是用于句末的老话头。对于说明事理，这些虚词本身似乎没有具体意义，但在句子中的作用却是很必要的。高明的作者加以灵活运用，组合成完整的作品，将使若干个句子，靠一虚词的帮助而很好地联系起来。既然虚字还惟恐其不妥，何况所有的章句呢？
赞曰∶ 断章有检，积句不恒。理资配主，辞忌失朋。
环情革调，宛转相腾。离合同异，以尽厥能。
总结：
处理章节有一定的法度，积字成句却没有常规。章节的内容应该配合主旨，每个句子的文辞应该避免不连贯。 围绕内容来安排音韵，就能紧密结合而相互发扬。根据实际划分章句，以此尽力发挥出章句的作用。
丽辞第三十五
【原文】
造化赋形，支体必双，神理为用，事不孤立。夫心生文辞，运裁百虑，高下相须，自然成对。唐虞之世，辞未极文，而皋陶赞云∶“罪疑惟轻，功疑惟重”。益陈谟云∶“满招损，谦受益。”岂营丽辞，率然对尔。《易》之《文》、《系》，圣人之妙思也。
【译文】
大自然赋予万物的形体，必然是成双成对；这种自然规律所起的作用，使事物不可能孤独形成。经由人心产生的作品，作者对各种思虑的安排处理，要使得前后上下配置适当，自然就形成了对句。唐尧虞舜时期的作品，虽然还未充分讲究文采，可是皋陶在赞助舜帝的话中就讲到：“罪过有疑问要从轻处理，功劳有疑问应从重奖励。”益向舜陈说谋议中也讲到：“自满必带来损害，谦虚必受到益处。”这岂是有意制造对偶？只是随意讲出，自然成对。《周易》中的《文言》、《系辞》，是经圣人精思写成的。
序《乾》四德，则句句相衔；龙虎类感，则字字相俪；乾坤易简，则宛转相承；日月往来，则隔行悬合；虽句字或殊，而偶意一也。至于诗人偶章，大夫联辞，奇偶适变，不劳经营。自扬马张蔡，崇盛丽辞，如宋画吴冶，刻形镂法，丽句与深采并流，偶意共逸韵俱发。至魏晋群才，析句弥密，联字合趣，剖毫析厘。然契机者入巧，浮假者无功。
《乾卦》中讲“元、亨、利、贞”的一段，是句句排偶；讲“云从龙、风从虎”等同类相感的话，则字字相对；讲乾易坤简的道理，就婉转曲折相对；讲“日往则月来”等，便和“寒往则暑来”等遥相对应：这些论述的字句变化虽然有所不同，但意思相对是一致的。至于《诗经》中的诗篇，春秋时期各国大夫的应对辞令，其对句和散句都是随着不同的内容在变化，并非可以安排。到汉代扬雄、司马相如、张衡、蔡邕等杰出的作者，特别爱好骈俪；他们的作品，有如古代宋国的绘画，吴国的冶铸，在作品上精雕细刻，使骈偶句子和丰富的文采交相辉映，相对的意义和高雅的韵味并驾齐驱。到魏晋时期的作者们，造句更为精密，对字偶意，推敲得细致入微。但对偶得当者达于精巧，滥凑浮华者便无成效。
故丽辞之体，凡有四对∶言对为易，事对为难；反对为优，正对为劣。言对者，双比空辞者也；事对者，并举人验者也；反对者，理殊趣合者也；正对者，事异义同者也。长卿《上林赋》云：“修容乎礼园，翱翔乎书圃。”此言对之类也。宋玉《神女赋》云∶“毛嫱鄣袂，不足程式；西施掩面，比之无色。”此事对之类也。对偶的格式，约有四种：言对是易对的，事对是难对的，反对是好对，正对是劣对。所谓“言对”，只是文辞上的对偶；所谓“事对”，是用两种前人故实组成的对偶；所谓“反对”，是事理相反而旨趣相合的对偶；所谓“正对”，是事虽有异而意义相同的对偶。如司马相如《上林赋》中所说：“（帝王）应用《礼》来修饰容仪，在《书》中遨游学习。”这就属于言对一类。宋玉《神女赋》中所说：“毛嫱遮上衣袖，不足法式；西施掩住面容，比之逊色。”这就属于事对一类。
仲宣《登楼》云∶“钟仪幽而楚奏，庄舄显而越吟。”此反对之类也。孟阳《七哀》云∶“汉祖想枌榆，光武思白水。”此正对之类也。凡偶辞胸臆，言对所以为易也；征人资学，事对所以为难也；幽显同志，反对所以为优也；并贵共心，正对所以为劣也。又以事对，各有反正，指类而求，万条自昭然矣。
王粲《登楼赋》中所说：“钟仪被囚禁在晋国，仍然弹奏楚声；庄易做高官于楚国，病中仍发出越吟。”这就属于反对一类。张载在《七哀》诗中所说：“汉高祖怀念家乡枌榆，光武帝思念家乡白水。”这就属于正对一类。这几种对偶中，司马相如的对句只由内心组辞而成，所以言对比较易作；宋玉是征引前人故实成对，所以事对比较难作；王粲是用被囚和官显两种相反的人来说明“人情同于怀土”，所以反对是较好的；张载的出句和对句都是说帝王怀乡，所以正对是较差的。无论言对事对，都各有反正两种，照此推究，各种对偶的类型就很清楚了。
张华诗称∶“游雁比翼翔，归鸿知接翮。”刘琨诗言：“宣尼悲获麟，西狩泣孔丘。”若斯重出，即对句之骈枝也。 张华的《杂诗》中说：“远游的雁并翅飞翔，归来的鸿连翼而飞。”刘琨的《重赠卢谌》诗中说：“孔子听说获麟而悲伤，孔丘因鲁国打猎获麟而哭泣。”这种重复，就是对偶中多余的枝指了。
是以言对为美，贵在精巧；事对所先，务在允当。若两言相配，而优劣不均，是骥在左骖，驽为右服也。若夫事或孤立，莫与相偶，是夔之一足，趻踔而行也。若气无奇类，文乏异采，碌碌丽辞，则昏睡耳目。必使理圆事密，联璧其章。迭用奇偶，节以杂佩，乃其贵耳。类此而思，理斯见也。因此，真正美好的言对，以精巧为贵；高明的事对，必求其恰当。如以两事相对，而优劣不相称，就如驾车，左边是良马而右边是劣马。若所写事物是孤立的，没有什么和它相对，就像只有一足的夔跳着走路了。即使有了对偶，但没有奇异的同类，缺乏特殊的文采，写得平平常常，就会让读的人昏昏欲睡。所以，必须做到事理圆合，对偶精密，有如双双璧玉的章采；并交错运用偶句和散句，就像用各种不同的佩玉加以调节，这就是完美的俪辞了。按照这种要求来思考，运用对偶的道理自然就清楚了。
赞曰∶ 体植必两，辞动有配。左提右挈，精味兼载。 炳烁联华，镜静含态。玉润双流，如彼珩珮。
总结： 事物本身自然成双，文辞也往往俱有对偶。创作中能上下左右兼顾，偶辞的精巧及其所含意味就能同时得到表现。 这种对偶像光彩的并蒂鲜花，具有明净的千姿百态。对偶句和单句都加润饰，就如那兼有各色玉器的杂佩。
作者简介
刘勰（约公元465——521），字彦和，生活于南北朝时期的南朝梁代，中国历史上的文学理论家、文学批评家。汉族，生于京口（今镇江），祖籍山东莒县（今山东省莒县）。祖父灵真，宋司空秀的弟弟。父亲叫刘尚，曾担任越骑校尉。刘勰很早就成了孤儿，他发愤图强，热爱学习。因为家里太穷而没有娶妻结婚，和沙门的僧人住在一起，十多年后，他对那些经文都很精通。他分门别类地整理了这些经文，抄录下来，还为经文写了序言。(如今定林寺里面藏的经文，都是刘勰编写修订的)。
天监初年，刘勰开始担任奉朝请，兼职做中军临川王宏的秘书，后升职担任车骑仓曹参军。担任太末县县令时，政绩清正廉洁。兼任东宫咨询专家时，刘勰向皇上建议佛教和道教都应该与其他的宗教祭祀一起改革。皇帝下诏书讨论此提案并按刘勰所提建议通过。后升任步兵校尉。奉皇命和慧震在定林寺撰写订证经文，后请求出家，帝允许出家，改名慧地。不久去世(卒年歧说甚多)。
32岁时开始写《文心雕龙》，历时五年。
晚年在山东莒县浮来山创办（北）定林寺。刘勰虽任多种官职，但其名不以官显，却以文彰，一部《文心雕龙》奠定了他在中国文学史上和文学批评史上的地位。
刘勰能在距今1500余年之遥，提出这如许之多的至今难超其苑囿的精辟修辞理论实为难能可贵。其修辞之论，既有理性的阐释，又有言证、事证，既涉文章内容形式，又关作者思维、气质、涵养、才情。他能从美才、美德、美情与美辞美文的关系方面，阐释情动而辞发、因内而符外的修辞美学观，他承认“物色之动，心亦摇焉”，“情以物兴，故义必明雅；物以情睹，故辞必巧丽”，尽管当时还没有堂皇的辩证唯物主义之说，然而在今天看来，这完全符合这种观点。
在这种观点指导之下，他从内容决定形式的认识出发，建立了系统的剖情析采理论，他从历史唯物主义和现实唯物主义的认识出发，提出了“时运交移，质文代变”，“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这种选择继承、据时创新的修辞观，这种服务于时代的“时文”修辞观，时至今日，也是必须遵循的一条修辞美学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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