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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心雕龙》共十卷，五十篇，分上下两编，各二十五篇，包括总论、文体论、创作论、批评论四个部分。以孔子美学思想为基础，兼采道家，认为道是文学的本源，圣人是文人学习的楷模，“经书”是文章的典范。
文体论含上编的《明诗》至《书记》二十篇。其中前十篇是论有韵之文，后十篇是叙无韵之笔。讨论的文体约三十五种，就其源流演变及其不同特征等分别进行了论述。
创作论含下编的《神思》至《总术》十九篇，剖情析采，论述了文学创作的基本方法。把作家创作个性的形成归结为“才”、“气”、“学”、“习”四个方面。
批评鉴赏论含下编的《时序》至《程器》五篇，论述批评鉴赏的方法和态度，品评历代作家的才能与贡献等。
最后一篇《序志》叙述作者写作此书的动机、态度和原则。《文心雕龙》是中国现存最早的一部文章学论著，由于书中所论多涉及文学创作，故现代学者又多视之为现存最早的一部用中文撰写的综合性的文学批评专著。(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上第一部有严密体系的、“体大而虑周”[章学诚《文史通义·诗话篇》]的文学理论专著。)
作为一部体大思精之作，它既总结了先秦以来文学创作的经验，又继承和发扬了前人文学理论的丰富遗产，在文学的各个方面提出了自己精辟的见解，形成了完整的理论体系。它的产生在中国文艺理论史上具有重大的意义，对后世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鲁迅先生认为它可以和亚里士多德的《诗学》相媲美。
神思第二十六
【原文】
古人云：“形在江海之上，心存魏阙之下。”神思之谓也。文之思也，其神远矣。故寂然凝虑，思接千载；悄焉动容，视通万里；吟咏之间，吐纳珠玉之声；眉睫之前，卷舒风云之色；其思理之致乎！故思理为妙，神与物游。神居胸臆，而志气统其关键；物沿耳目，而辞令管其枢机。枢机方通，则物无隐貌；关键将塞，则神有遁心。
【译文】
古人说：“躯体在朝廷之外，心思却飞到了朝廷之内。”这里所说的就是文章写作中的想象方法了。构思文章时，想象力可以飞得很远。所以，聚精会神地思考时，念头可能就接通了千年；不知不不觉改变面部表情时，他的眼睛似乎看见了万里之外的情景。在吟诵咏唱的时候，就能发出如同珠玉般的悦耳声响；仿佛在眉眼之间，就已经历了云卷云舒、风云变幻的景象：这都是写文章时想象力运用到极致的缘故啊！所以，写作构思的妙处，能让想象力在内心与外界之间游走。想象力就存在于作者的内心，受到意志和体气的支配；外界事物通过作者的耳目传达内心，而通过言辞来表达。当这个构思畅通之后，文章的样子就可以描绘出来了，不会受到遮蔽；如果这个构思阻塞了，那神奇的想象力也就逃遁了。
是以陶钧文思，贵在虚静，疏瀹五藏，澡雪精神。积学以储宝，酌理以富才，研阅以穷照，驯致以绎辞，然后使元解之宰，寻声律而定墨；独照之匠，窥意象而运斤：此盖驭文之首术，谋篇之大端。 所以在酝酿文章的时候，重要的是虚静自己的心志，消除内心的既成观点，达到宁静而专一的状态。要运用好想象力，就需要专心学习，积累学识以沉淀其中的瑰宝，斟酌各种事理来丰富自己的才学，研读各种情况求得彻底的内心观照，用作文的构思寻求最恰当的文辞，然后才能调动通灵的心灵，以写作技巧的原则排布文辞的顺序，就像是看法独到的工匠用斧凿凭想象创作一样。这就是驾驭文思的首要原则，也是谋划全篇的重要步骤。
夫神思方运，万涂竞萌，规矩虚位，刻镂无形。登山则情满于山，观海则意溢于海，我才之多少，将与风云而并驱矣。方其搦翰，气倍辞前，暨乎篇成，半折心始。何则？意翻空而易奇，言徵实而难巧也。是以意授于思，言授于意，密则无际，疏则千里。或理在方寸而求之域表，或义在咫尺而思隔山河。 想象刚开始运转的时候，各种思路及物象都纷纷涌现，要在没有形成的文思中孕育内容，要在没有定形的文思中雕刻形象。这个时候，登上高山，山间的景色就充溢于情思之中，站在海边，海上波涛汹涌的风光就占据个人的情意。想象才能的多少，完全是与风云并驾齐驱的，不可计量。刚刚拿起笔来，气势就像倍增了许多，可是等到文章写成之后，开始想到的东西就已经折损了一半。这是为什么呢？凭空而起的想象非常奇特，文字却非常实在，难以表现作者奇特的想象。所以，作者的感情支配了文章的内容，而文章的内容又支配了所能使用的言辞，三者密切结合文章才能天衣无缝，三者相互疏离则相距千里。有的道理就在心里但要去很远的地方搜求，有的意义近在咫尺却又像隔了大江大河。
是以秉心养术，无务苦虑；含章司契，不必劳情也。人之禀才，迟速异分，文之制体，大小殊功。相如含笔而腐毫，扬雄辍翰而惊梦，桓谭疾感于苦思，王充气竭于思虑，张衡研京以十年，左思练都以一纪。虽有巨文，亦思之缓也。淮南崇朝而赋《骚》，枚皋应诏而成赋，子建援牍如口诵，仲宣举笔似宿构，阮瑀据案而制书，祢衡当食而草奏，虽有短篇，亦思之速也。
所以秉持自己的内心而强化自己的文学修养，而不需要冥思苦想，体悟外界的美好而不需要去劳累自己的心情。人们的创作才能，下笔有快有慢，天分不同；文章格局有大有小，功力各异。司马相如含笔写作，直到笔毛腐烂，文章始成；扬雄作赋，用心太苦，因而梦寐不安；桓谭因苦苦构思而生病；王充因著述过度用心而气力衰竭；张衡研讨《两京赋》，耗时十年；左思推敲《三都赋》，历时十二载：这些文章虽然是篇幅巨大，但到底也是他们文思迟缓。淮南王刘安用一个早晨就写成《离骚传》；枚皋一接到诏令就写成一篇赋；曹植铺开纸写作就像背诵文章一样；王粲拿起笔就写有如早就成篇的一般；阮瑀靠在马鞍上起草文书；祢衡在酒宴上草拟奏章：这些文章虽然是篇幅较短，但也由于他们文思敏捷。
若夫骏发之士，心总要术，敏在虑前，应机立断；覃思之人，情饶歧路，鉴在疑后，研虑方定。机敏故造次而成功，虑疑故愈久而致绩。难易虽殊，并资博练。若学浅而空迟，才疏而徒速，以斯成器，未之前闻。是以临篇缀虑，必有二患∶理郁者苦贫，辞溺者伤乱，然则博见为馈贫之粮，贯一为拯乱之药，博而能一，亦有助乎心力矣。 至于思维敏捷的人，心里总是装着创作的范式，思维的敏捷就像是事前就有了成熟的思考，所以才表现得当机立断。而文思迟缓的人，总是在理不出头绪的时候瞻前顾后，在鉴明事理之后才有所行动。才思机敏所以能在仓促之间写出成功的文章，疑虑多所以要很久才能写成文章。看起来快和慢、易和难有着很大的不同，但都需要有广博的积累和熟练的运用。学识浅薄的即使是慢慢写也无所得，才识疏鄙的却要快速完成同样难以做到，以这样的条件能写出好的文章，似乎从来都没有听说过。所以，创作过程中的文思酝酿，必然会遇到两个困难：文思淤滞的人会苦于缺乏想象力，文辞贫弱的人会苦于文理陷入混乱。这样的情况下，拥有广博的见闻就成为补充想象力缺乏的粮食，一以贯之就成为拯救文理混乱的良方，能做到这两者，才能对创作构思的能力产生很大帮助啊！
若情数诡杂，体变迁贸，拙辞或孕于巧义，庸事或萌于新意；视布于麻，虽云未贵，杼轴献功，焕然乃珍。至于思表纤旨，文外曲致，言所不追，笔固知止。至精而后阐其妙，至变而后通其数，伊挚不能言鼎，轮扁不能语斤，其微矣乎！ 作品的内容是非常复杂的，风格也各式各样。粗糙的文辞中会蕴藏着巧妙的道理，平凡的叙事中也可能产生新颖的意思。这就像布和麻一样，麻比布虽说并不更贵重些，但是麻经人工织成了布，就有光彩而值得珍贵了。此外有些为思考所不及的细微的意义，或者为文辞所难表达的曲折的情致，这是不易说清楚的，也就不必多谈了。必须有精细的文笔，才能阐明其中的微妙之处；也必须有懂得一切变化的头脑，才能理解各种写作方法。从前伊尹不能详述烹饪的奥妙，轮扁也难说明用斧的技巧，这的确是很微妙的。
赞曰： 神用象通，情变所孕。物以貌求，心以理应。
刻镂声律，萌芽比兴。结虑司契，垂帷制胜。
总结： 作家的精神活动和万物的形象相结合，从而构成作品的各种内容。外界事物以它们不同的形貌来打动作家，作家内心就根据一定的法则而产生相应的活动。 然后推敲作品的音节，运用比兴的方法。倘能掌握构思的法则，创作一定能够成功。
体性第二十七
【原文】
夫情动而言形，理发而文见，盖沿隐以至显，因内而符外者也。然才有庸俊，气有刚柔，学有浅深，习有雅郑，并情性所铄，陶染所凝，是以笔区云谲，文苑波诡者矣。故辞理庸俊，莫能翻其才；风趣刚柔，宁或改其气；事义浅深，未闻乖其学；体式雅郑，鲜有反其习：各师成心，其异如面。
【译文】
人的感情如果激动了，就形成为语言，道理如果要表达，便会在文章中有所体现。这是把隐藏在心中的情和理发表为明显的语言文字，表里应该是一致的。不过人的才华有平凡和杰出之分，气质有刚强和柔弱之别，学识有浅薄及湛深之异，习惯有雅正跟邪僻之差。这些都是由人的情性所决定，并受后天的熏陶而成；这就造成创作领域内千变万化，奇谲如天上流云，诡秘似海上波涛。那么，在写作上，文辞和道理的平凡或杰出，总是同作者的才华相一致的；作品的教育作用和趣味的刚健或柔弱，难道会和作者的气质有差别？所述事情和意义的浅显或湛深，也不会和作者的学识相反；所形成的风格的雅正或邪僻，很少和作者的习惯不同。各人按照自己本性来写作，作品的风格就像人的面貌一样彼此互异。
若总其归涂，则数穷八体：一曰典雅，二曰远奥，三曰精约，四曰显附，五曰繁缛，六曰壮丽，七曰新奇，八曰轻靡。典雅者，熔式经诰，方轨儒门者也；远奥者，馥采典文，经理玄宗者也；精约者，核字省句，剖析毫厘者也；显附者，辞直义畅，切理厌心者也；繁缛者，博喻酿采，炜烨枝派者也；壮丽者，高论宏裁，卓烁异采者也；新奇者，摈古竞今，危侧趣诡者也；轻靡者，浮文弱植，缥缈附俗者也。故雅与奇反，奥与显殊，繁与约舛，壮与轻乖，文辞根叶，苑囿其中矣。 归根结底，主要可以分为八种风格：第一种是典雅，第二种是远奥，第三种是精约，第四种是显附，第五种是繁缛，第六种是壮丽，第七种是新奇，第八种是轻靡。典雅，就是根据经书而学习，走与儒家相同的路。远奥，也就是文采比较含蓄却有一定的规则，说理主要以道家学说为主。精约，就是词句精简，分析得当。显附，就是文辞比较直白，意义畅达，切合情理，让人满意。繁缛，就是寓意深远，文采出众，善于铺陈。壮丽，就是讨论高超，论断宏伟，文采鲜明而突出。新奇，也就是舍古趋新，以诡奇怪异为重点。轻靡，就是辞藻华丽，内容空洞无力，文章轻浮不实而庸俗。这八种风格中，典雅与新奇正好相反，远奥与显附有所差别，繁缛与精约是不同的，壮丽与轻靡是有差异的。文章的各种风格，都逃不出这个范围。
若夫八体屡迁，功以学成，才力居中，肇自血气；气以实志，志以定言，吐纳英华，莫非情性。是以贾生俊发，故文洁而体清；长卿傲诞，故理侈而辞溢；子云沈寂，故志隐而味深；子政简易，故趣昭而事博；孟坚雅懿，故裁密而思靡；平子淹通，故虑周而藻密；仲宣躁锐，故颖出而才果；公干气褊，故言壮而情骇；嗣宗俶傥，故响逸而调远；叔夜俊侠，故兴高而采烈；安仁轻敏，故锋发而韵流；士衡矜重，故情繁而辞隐。触类以推，表里必符，岂非自然之恒资，才气之大略哉！ 至于这八种风格常常变迁，只有靠学问才能成功掌握，作者的才华，是先天气质带来的。培养气质可以让人的情志得到充实，情志能够决定文章的语言；谈吐吸纳精华，无不来自于人的情性。因此，贾谊性格豪爽，文章简约而风格清新；司马相如性格狂放，因此常使用夸张的修辞且华丽的辞藻；扬雄的性格沉静，因此作品含蓄婉转意义深远；刘向的性格坦率，因此文章志趣明显并且使用的范例广博；班固的性格雅正温和，因此在论断时十分精密且文思谨慎；张衡的性格旷达深沉，因此考虑周到且文采细密；王粲的性子急才华锐利，因此作品锋芒显露而才学果断；刘桢的性格狭隘急遽，因此文辞很有力道并且令人惊讶；阮籍的性格洒脱不羁，因此风格超逸而情调悠远；嵇康性格仗义豪爽，因此作品情志高超文辞犀利；潘岳性格轻浮且敏感，因此文辞外露而音韵流畅；陆机性格庄重，因此温情丰富且词意含蓄。由此可见，外在的文风与内在的性格是浑然一体的。这不就是作者天生的资质与才气对作品风格产生影响的大致情况吗？
夫才由天资，学慎始习，斫梓染丝，功在初化，器成采定，难可翻移。故童子雕琢，必先雅制，沿根讨叶，思转自圆。八体虽殊，会通合数，得其环中，则辐辏相成。故宜摹体以定习，因性以练才，文之司南，用此道也。 作者的才华虽有一定的天赋，但学习则一开始就要慎重；好比制木器或染丝绸，要在开始时就决定功效；若等到器具制成，颜色染定，那就不易再改变了。因此，少年学习写作时，应先从雅正的作品开始；从根本来寻究枝叶，思路便易圆转。上述八种风格虽然不同，但只要能融会贯通，就可合乎法则；正如车轮有了轴心，辐条自然能聚合起来。所以应该学习正确的风格来培养自己的习惯，根据自己的性格来培养写作的才华。所谓创作的指南针，就是指的这条道路。
赞曰∶
才性异区，文体繁诡。辞为肌肤，志实骨髓。
雅丽黼黻，淫巧朱紫。习亦凝真，功沿渐靡。
总结： 由于作者的才华和性格有区别，因而作品的风格也是多种多样的。但文辞只是次要的枝叶，而作者的情志才是主要的骨干。 正如古代礼服上的花纹是雍正而华丽的，过分追求奇巧就会使杂色搅乱正色。在写作上，作者的才华和气质是可以培养的，不过需要长期地观摩浸染才见功效。
风骨第二十八
【原文】
《诗》总六义，风冠其首，斯乃化感之本源，志气之符契也。是以怊怅述情，必始乎风；沉吟铺辞，莫先于骨。故辞之待骨，如体之树骸；情之含风，犹形之包气。结言端直，则文骨成焉；意气骏爽，则文风清焉。若丰藻克赡，风骨不飞，则振采失鲜，负声无力。是以缀虑裁篇，务盈守气，刚健既实，辉光乃新。其为文用，譬征鸟之使翼也。
【译文】
《诗经》具备“六义”，第一项是“风”；这是进行教化的根源，同作者的情志和气质是一致的。所以作者内心兴感而要抒发时，就应该先注意风教的问题；而在考虑怎么用文字来表达时，就应该先注意到骨力。文字应该有骨力，就好比身体必须要有骨架一样；情感要能够起教化作用，就像人一样，都具某种气质。文辞如写得整饬准确，文章便有了骨力；更能表达出作者昂扬爽朗的意志和气概，文章就能够起到明显的感化作用。假使辞藻虽繁多，但风教作用不大而骨力软弱，那么文章就会黯然无光，音节也难于动人。所以在构思谋篇之前，一定要充分培养自己的气质，做到辞句有力而内容充实，作品方能放射出新的光彩。这对于写作所起到的作用，就像猛禽运用翅膀一样。
故练于骨者，析辞必精；深乎风者，述情必显。捶字坚而难移，结响凝而不滞，此风骨之力也。若瘠义肥辞，繁杂失统，则无骨之征也。思不环周，牵课乏气，则无风之验也。昔潘勖锡魏，思摹经典，群才韬笔，乃其骨髓峻也；相如赋仙，气号凌云，蔚为辞宗，乃其风力遒也。能鉴斯要，可以定文，兹术或违，无务繁采。 所以，懂得怎样使文章有骨力的作者，文辞一定选择得精当；懂得怎样使文章有教化作用的作者，思想感情必然能抒写得显豁。文字运用得准确而不能改易，作品发生的影响牢固而没有止境：这就是讲究风教与骨力的功效。如果内容本来不多而辞句过于拖沓，文章就会显得杂乱缺乏条理，这是没有骨力的表现；如果思想不周密，内容枯燥而文章的气势不足，这是无益于教化的说明。从前潘勖写《册魏公九锡文》，企图学习经典的文辞，使别人都不敢下笔了，那是由于文辞骨力的高超；司马相如写《大人赋》，被称为有“凌云之气”，蔚然成为赋家的宗匠，那是由于它具有很强的感染力。若能看到这些重要问题，就可以从事写作了；假使违背这些基本法则，就不要徒然追求文采的繁多。
故魏文称∶“文以气为主，气之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故其论孔融，则云“体气高妙”，论徐干，则云“时有齐气”，论刘桢，则云“有逸气”。公干亦云∶“孔氏卓卓，信含异气；笔墨之性，殆不可胜。”并重气之旨也。 因此，曹丕曾说：“文章的气势随作者的气质而定，气质或刚或柔的主要倾向，那是勉强不来的。”所以他评论孔融时就说：“他的风格特色是很卓越的。”他评论徐幹时却说：“常常有齐地的特点。”他评论刘桢时又说：“有俊逸的特点。”刘桢也说过：“孔融很杰出，的确具有不平常的特色；他的创作中的优点，别人很难超过。”这些话都是重视作者气质和文章气势的意思。
夫翚翟备色，而翾翥百步，肌丰而力沈也；鹰隼乏采，而翰飞戾天，骨劲而气猛也。文章才力，有似于此。若风骨乏采，则鸷集翰林；采乏风骨，则雉窜文囿；唯藻耀而高翔，固文笔之鸣凤也。若夫熔铸经典之范，翔集子史之术，洞晓情变，曲昭文体，然后能孚甲新意，雕画奇辞。昭体，故意新而不乱，晓变，故辞奇而不黩。
野鸡有着不同色彩的羽毛，但最多只飞一百步，那是由于肌肉过多而力量缺乏。老鹰没有什么彩色，却能一飞冲天，那是由于骨骼强壮而气概雄健。创作的才华和能力，也和这差不多。如果文章写得既在内容上能起风教作用，而又在文句上富有骨力，但是缺少辞采，那好像是飞集文坛的老鹰；如果只有辞采而缺乏教化作用和骨力，就恰像文坛上乱跑的野鸡。只有既具备动人的辞采，又富于感化作用和骨力的作品，才算是文章中的凤凰。如果学习经书的典范来写作，同时也参考子书和史书的写作方法，并深知文学创作的发展变化情况，详悉各种文章的体势；然后才能产生新颖的意思，锤炼出奇特的文辞来。明确了各种文章的体势，就能意思新颖而不紊乱；懂得了创作的继承和革新，就能文辞奇特而无瑕疵。
若骨采未圆，风辞未练，而跨略旧规，驰骛新作，虽获巧意，危败亦多，岂空结奇字，纰缪而成经矣？《周书》云∶“辞尚体要，弗惟好异。”盖防文滥也。然文术多门，各适所好，明者弗授，学者弗师。于是习华随侈，流遁忘反。若能确乎正式，使文明以健，则风清骨峻，篇体光华。能研诸虑，何远之有哉！
假如文章的骨力和文采既配合得不圆满，风教作用和辞藻也联系得不恰切，却想摆脱掉原有的规范，追求新的写作技巧，那么即使得到巧妙的文意，也常常会失败。难道徒然用些奇特的字句，就错误地算作正常的做法了吗？《尚书·毕命》中说：“文辞应该抓住要点，不能一味追求新异。”这是为了防止文辞的浮滥。不过写作手法不止一种，各人有自己所喜爱的；所以优秀的作家也难于传授给别人，学习写作的人也没法向别人领教。后人渐渐地走上华侈的道路，越走越远而不想回头。如果能够确立正当的写作方式，使文章写得又明畅又有力，那么风教作用既明显，文辞骨力又高超，全篇都能发射出光芒来了。只要研讨上述这些问题，写作的成功是不会太远的。
赞曰∶
情与气偕，辞共体并。文明以健，珪璋乃聘。
蔚彼风力，严此骨鲠。才锋峻立，符采克炳。
总结： 作家的思想感情和气质是相配合的，文辞和风格也是统一的。文章必须写得明畅而有力，才能像珍贵的玉器那样为人所重视。 既要求起更大的教化作用，还要能增强文辞的骨力；这样才能体现作家的高才，使作品的风教和骨力密切结合而发出光彩。
通变第二十九
【原文】
夫设文之体有常，变文之数无方，何以明其然耶？凡诗赋书记，名理相因，此有常之体也；文辞气力，通变则久，此无方之数也。名理有常，体必资于故实；通变无方，数必酌于新声；故能骋无穷之路，饮不竭之源。然绠短者衔渴，足疲者辍途，非文理之数尽，乃通变之术疏耳。故论文之方，譬诸草木，根干丽土而同性，臭味晞阳而异品矣。
【译文】
作品的体裁是有一定的，但写作时的变化确实没有固定标准的。怎么知道是这样的呢？如诗歌、辞赋，书札、奏记等等，名称和写作的道理都有所继承，说明体裁诗一定的；至于文辞的气势和感染力，惟有推陈出新才能永久流传，这说明变化是无限的。名称和写作道理有定，所以体裁方面必须借鉴过去的著作；推陈出新就无限量，所以在方法上应该研究新兴的作品。这样，就能在无穷尽的创作路上驰骋自如，汲取永不枯竭的创作源泉。不过，汲水的绳子太短的人，就会因打不到水而口渴；脚力软弱的人，也会半途而废。其实这并不是写作方法本身有所欠缺，只是不善于推陈出新罢了。所以讲到创作，就好像草木似的：根和干附着于土地，这是植物的共性；但由于枝叶所受阳光的变化，同样的草木就会有不同的品种了。
是以九代咏歌，志合文则。黄歌“断竹”，质之至也；唐歌在昔，则广于黄世；虞歌《卿云》，则文于唐时；夏歌“雕墙”，缛于虞代；商周篇什，丽于夏年。至于序志述时，其揆一也。暨楚之骚文，矩式周人；汉之赋颂，影写楚世；魏之篇制，顾慕汉风；晋之辞章，瞻望魏采。搉而论之，则黄唐淳而质，虞夏质而辨，商周丽而雅，楚汉侈而艳，魏晋浅而绮，宋初讹而新。从质及讹，弥近弥澹，何则？竞今疏古，风昧气衰也。 因此九个朝代的诗歌，在情志的表达上都合乎创作发展的原则。黄帝时的《弹歌》，极为质朴。唐尧时的《在昔》歌，比黄帝时代的丰富。虞舜时的《卿云》歌，比唐尧时代的富有文采。夏代的《五子之歌》，比虞舜时文采更丰富。商周时代的诗歌，又比夏代华丽得多。这些作品在表达感情、叙述时事方面，其原则是一致的。后来楚国的骚体诗，以周代诗篇为模范。汉代的辞赋和颂，又模仿了楚国的《楚辞》。魏国的诗篇，继承了汉代风尚。晋代的作品，又钦仰魏人的文采。把这些情况商讨一下，可以看出：黄帝和唐尧时候的作品是淳厚而朴素的，虞夏两代的作品是朴素而鲜明的，商周时期的作品华美典雅的，楚国和汉代的作品是铺张而尚辞采的，魏晋两代的作品不免浅薄而靡丽，刘宋初年的作品更是不切实际而过分新奇。从质朴到不切实际，时代越近滋味越浅淡。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作家们都争着模仿近代作品，而忽视向古人学习，所以文坛上的风气就日益衰落了。
今才颖之士，刻意学文，多略汉篇，师范宋集，虽古今备阅，然近附而远疏矣。夫青生于蓝，绛生于蒨，虽逾本色，不能复化。桓君山云∶“予见新进丽文，美而无采；及见刘扬言辞，常辄有得。”此其验也。故练青濯绛，必归蓝蒨；矫讹翻浅，还宗经诰。斯斟酌乎质文之间，而隐括乎雅俗之际，可与言通变矣。 现今有才的人，都用心学习写作，可大多人忽略汉代作品，却模仿刘宋时代文章，虽然古代今代的作品都看，却模仿近代肤浅诡诞的作品而疏远古代华美典雅的作品。其实青色用蓝草提取，赤色用茜草提取，这两种颜色虽都超过本来两种草的颜色，但不能再有变化。桓谭说：“我看到新近作家华丽的作品，文辞虽漂亮，却无可取之处；待看了刘向和扬雄的文辞，往往有所收获。”这是上述论点的证明。所以提取青赤颜色，定要用蓝靛和茜草，要矫正伪体变革讹滥浮浅的文风，还要尊崇经书。在质朴与文采之间斟酌取舍，在典雅与通俗之间安排妥帖，就说会继承革新了。
夫夸张声貌，则汉初已极，自兹厥后，循环相因，虽轩翥出辙，而终入笼内。枚乘《七发》云∶“通望兮东海，虹洞兮苍天。”相如《上林》云∶“视之无端，察之无涯，日出东沼，入乎西陂。”马融《广成》云∶“天地虹洞，固无端涯，大明出东，入乎西陂”。扬雄《校猎》云∶“出入日月，天与地沓”。张衡《西京》云∶“日月于是乎出入，象扶桑于濛汜。”此并广寓极状，而五家如一。诸如此类，莫不相循，参伍因革，通变之数也。 对声音形貌进行夸张的描写，汉代初辞赋已到极点。从此以后，互相因袭，循环不已；虽然有人想跳出当时的轨道，但最终都落回其中。如枚乘《七发》说：“遥远地望到东海，和蔚蓝的天空相连。”司马相如的《上林赋》说：“看不到头，望不见边；太阳从东边的水中出来，月亮从西边的山上升起。”马融的《广成颂》说：“天地相连，无边无际；太阳从东面出来，月亮从西面上升。”扬雄的《羽猎赋》说：“太阳和月亮，出来又下去，天和地合在一起。”张衡的《西京赋》说：“太阳和月亮在这里出入，好像在扶桑和濛汜一样。”这些夸大的形容，五家都差不多。这类手法，无不是互相沿袭的。
是以规略文统，宜宏大体。先博览以精阅，总纲纪而摄契；然后拓衢路，置关键，长辔远驭，从容按节，凭情以会通，负气以适变，采如宛虹之奋鬐，光若长离之振翼，乃颖脱之文矣。若乃龌龊于偏解，矜激乎一致，此庭间之回骤，岂万里之逸步哉！ 因此规划文章纲要，应该着重大的方面。首先广泛地例览和精细地阅读历代佳作，抓住其中的要领；然后开拓自己写作的道路，注意作品的关键，放长缰绳，驾马远行，安闲而有节奏。应该凭借自己的情感来继承前人，依据自己的气质来适应革新；文采像虹霓的拱背，光芒像凤凰的飞腾，那才算出类拔萃的文章。假如局限于偏激的看法，夸耀自己的一得之见；这只是在庭院内来回兜圈子，哪能算日行万里的良马呢？
赞曰∶
文律运周，日新其业。变则可久，通则不乏。
趋时必果，乘机无怯。望今制奇，参古定法。
总结： 写作的法则是运转不停的，每天都有新的成就。必须善于革新才能持久，必须善于继承才不贫乏。 适应时代要求应该决断，抓住机会不要怯懦。看准文坛上今后的趋势，来创造动人的作品；同时也参考古代的杰作，来确定写作的法则。
定势第三十
【原文】
夫情致异区，文变殊术，莫不因情立体，即体成势也。势者，乘利而为制也。如机发矢直，涧曲湍回，自然之趣也。圆者规体，其势也自转；方者矩形，其势也自安：文章体势，如斯而已。
【译文】
由于情趣各有不同，因而创作手法各自变化，但没有不是按照情思确定体裁，就着体裁形成文势的。这种文势，顺承便利自然形成。如同机弩发射，箭矢笔直飞出，山溪曲折，水流湍激回旋，是自然趋势。圆的体积合乎圆规，它的体势自然转动；方的体积合乎矩形，它的体势自然稳定：文章的体裁和文势，就是这样罢了。
是以模经为式者，自入典雅之懿；效《骚》命篇者，必归艳逸之华；综意浅切者，类乏酝藉；断辞辨约者，率乖繁缛：譬激水不漪，槁木无阴，自然之势也。 所以模仿经典作品来写作的，自然有典雅的好处；效法《离骚》命意创作，必然归进华丽卓越一类；文意浅显切实的，大都不够含蓄；词语简练的，大都和丰富多彩不符合。这好比激流不会有微波，枯槁树木没有浓荫一样，是自然趋势。
是以绘事图色，文辞尽情，色糅而犬马殊形，情交而雅俗异势。熔范所拟，各有司匠，虽无严郛，难得逾越。然渊乎文者，并总群势；奇正虽反，必兼解以俱通；刚柔虽殊，必随时而适用。若爱典而恶华，则兼通之理偏，似夏人争弓矢，执一不可以独射也；若雅郑而共篇，则总一之势离，是楚人鬻矛誉楯，誉两难得而俱售也。 因此绘画讲究色彩，文辞要尽力表现情感。调和颜色，画的狗马才有形状区别，情感交错融合，使文章的雅俗各具不同体势。作者所模拟的范文，各有师承，虽然相互没有严格界限，却很难越过。然而精于写作的人，善于融合各种体势。新奇和正规的体势虽相反，却能融会贯通，刚毅和婉柔的体势虽不同，定能跟随时机得以运用。如果爱好典雅而厌恶华丽体势，那兼通方面就有偏失了，好比夏朝争论弓好还是箭好，可只拿其中一样是不能发射的。如果典雅和浮靡体势统一到一篇作品，就破坏了统一体势，就像楚人既夸矛又夸盾，弄得两样东西都卖不掉。
是以括囊杂体，功在铨别，宫商朱紫，随势各配。章表奏议，则准的乎典雅；赋颂歌诗，则羽仪乎清丽；符檄书移，则楷式于明断；史论序注，则师范于核要；箴铭碑诔，则体制于宏深；连珠七辞，则从事于巧艳：此循体而成势，随变而立功者也。虽复契会相参，节文互杂，譬五色之锦，各以本采为地矣。 所以总括各种体势，其功效在于权衡辨别，像音乐有宫商五音，色彩有朱紫五色般，文章要随体势变化调配。比如奏章这些文体，以典雅为标准；赋颂诗歌这些文体，以清丽为规范；符檄书移这些文体，以明确果断为楷模；史论序注这些文体，以简明扼要为榜样；箴铭碑诔这些文体，要求广博深刻；连珠七辞这些文体，要求巧妙华艳。这是根据不同体裁构成不同文势，适应变化而有的功效。虽原则时机互相关联，节目礼仪相互交错，但好像五色锦缎，还要用各自本色作底子。
桓谭称∶“文家各有所慕，或好浮华而不知实核，或美众多而不见要约。”陈思亦云∶“世之作者，或好烦文博采，深沉其旨者；或好离言辨白，分毫析厘者；所习不同，所务各异。”言势殊也。刘桢云∶“文之体势有强弱，使其辞已尽而势有馀，天下一人耳，不可得也。”公干所谈，颇亦兼气。然文之任势，势有刚柔，不必壮言慷慨，乃称势也。又陆云自称∶“往日论文，先辞而后情，尚势而不取悦泽，及张公论文，则欲宗其言。”夫情固先辞，势实须泽，可谓先迷后能从善矣。 桓谭曾说：“作家各有自己的喜爱，有的爱好浮浅华丽，而不懂得朴实；有的爱好繁多，而不懂得简要。”曹植也说：“一般文人，有的喜爱文采丰富，意义深隐；有的喜爱清楚明白，描写细致入微：各人习尚不同，致力于写作也就互异。”这是从作家来讲各人的趋势不同。刘桢又说：“文章的体势，不外是刚强或柔弱；能做到文辞已尽而体势有余的，天下不过一二人而已，这样的作者是不可多得的。”刘桢这里说的，又牵涉到文气问题。不过，文章任其自然之势，势必有的刚强，有的柔婉，不一定要慷慨激昂的，才算文章的体势。此外，陆云说他自己：“从前谈论写作，常重视文辞而忽视情志，注意文章体势而不求文句润泽。后来听到张华的议论，便信从他的话了。”其实情志本来重于文辞，而文章体势也应该讲究润泽；陆云可以说是先走错了路，后来又能改正的了。
自近代辞人，率好诡巧，原其为体，讹势所变，厌黩旧式，故穿凿取新，察其讹意，似难而实无他术也，反正而已。故文反正为乏，辞反正为奇。效奇之法，必颠倒文句，上字而抑下，中辞而出外，回互不常，则新色耳。 近来的作家，大都爱好奇巧。推究这种新奇的作品，是一种错误的趋势造成的。由于作家们厌弃过去的样式，所以勉强追求新奇；细看这种不正当的意向，表面上好像颇不容易，其实并没有什么好方法，不过是故意违反正常的写法而已。在文字上，把“正”字反写便成“乏”字；在辞句上，把正常的写作方法反过来就算是新奇。
夫通衢夷坦，而多行捷径者，趋近故也；正文明白，而常务反言者，适俗故也。然密会者以意新得巧，苟异者以失体成怪。旧练之才，则执正以驭奇；新学之锐，则逐奇而失正；势流不反，则文体遂弊。秉兹情术，可无思耶！ 学习新奇的方法，必然把文句的正常次序颠过来，将应写在上面的字写到下面去，把句中的字改到句外去；次序错乱不正常，就算是新的色彩了。本来大路很平坦，有的人偏要走小路，无非是为了贪图近便：正常的文句本来很清楚，有的人偏要追求反话，无非是为了迎合时俗。但和旧式相同的作品，是靠新颖的内容而写得精巧的；勉强求新的人，反因与体制不合而变成怪诞了。熟练的老手，能够掌握正常的方法，来驾驭新奇的文句；急于求新的人，则一味追求奇巧，因而违反了正常。这种趋势如果发展下去而不纠正，文章体制就会越来越败坏。要掌握好这种情况和方法，不是很值得思考吗？
赞曰∶
形生势成，始末相承。湍回似规，矢激如绳。
因利骋节，情采自凝。枉辔学步，力止寿陵。
总结： 有了事物的形体，就形成这种事物的趋势，形和势是紧紧联系着的，急流回旋，好像圆形的规；射出箭去，直得像工匠的墨线。 根据事物的便利而进行写作，内容和形式就可能得到很好的结合。如果走弯路学新奇，就会像学习邯郸步法的寿陵人。
作者简介
刘勰（约公元465——521），字彦和，生活于南北朝时期的南朝梁代，中国历史上的文学理论家、文学批评家。汉族，生于京口（今镇江），祖籍山东莒县（今山东省莒县）。祖父灵真，宋司空秀的弟弟。父亲叫刘尚，曾担任越骑校尉。刘勰很早就成了孤儿，他发愤图强，热爱学习。因为家里太穷而没有娶妻结婚，和沙门的僧人住在一起，十多年后，他对那些经文都很精通。他分门别类地整理了这些经文，抄录下来，还为经文写了序言。(如今定林寺里面藏的经文，都是刘勰编写修订的)。
天监初年，刘勰开始担任奉朝请，兼职做中军临川王宏的秘书，后升职担任车骑仓曹参军。担任太末县县令时，政绩清正廉洁。兼任东宫咨询专家时，刘勰向皇上建议佛教和道教都应该与其他的宗教祭祀一起改革。皇帝下诏书讨论此提案并按刘勰所提建议通过。后升任步兵校尉。奉皇命和慧震在定林寺撰写订证经文，后请求出家，帝允许出家，改名慧地。不久去世(卒年歧说甚多)。
32岁时开始写《文心雕龙》，历时五年。
晚年在山东莒县浮来山创办（北）定林寺。刘勰虽任多种官职，但其名不以官显，却以文彰，一部《文心雕龙》奠定了他在中国文学史上和文学批评史上的地位。
刘勰能在距今1500余年之遥，提出这如许之多的至今难超其苑囿的精辟修辞理论实为难能可贵。其修辞之论，既有理性的阐释，又有言证、事证，既涉文章内容形式，又关作者思维、气质、涵养、才情。他能从美才、美德、美情与美辞美文的关系方面，阐释情动而辞发、因内而符外的修辞美学观，他承认“物色之动，心亦摇焉”，“情以物兴，故义必明雅；物以情睹，故辞必巧丽”，尽管当时还没有堂皇的辩证唯物主义之说，然而在今天看来，这完全符合这种观点。
在这种观点指导之下，他从内容决定形式的认识出发，建立了系统的剖情析采理论，他从历史唯物主义和现实唯物主义的认识出发，提出了“时运交移，质文代变”，“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这种选择继承、据时创新的修辞观，这种服务于时代的“时文”修辞观，时至今日，也是必须遵循的一条修辞美学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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