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维四月，序属季春……在中国的伟大诗人们笔下，那是：“蒌蒿满地芦芽短，正是河豚欲上时”；“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乱花渐欲迷人眼，浅草才能没马蹄”。在林徽因的诗行中，更是纵情高歌：“你是那人间的四月天！”
林徽因与“你是那人间的四月天！”
这里就有一处中西方文化“冲突”的典型事例了，具体地说，是在中国与德国之间的。不同于在中国对于公历四月/农历三月这个草长莺飞时令的欢欣，德语中关于对应“四月天”的“Aprilwetter”尽是各式各样的抱怨，甚而至于引申到人性与命运的诡谲多变。由于西欧海洋性气候之下的北大西洋每每在四月间变化多端，常常是在一天之内可以让人历览艳阳高照、妖风大作、晴天霹雳，从阴雨绵绵到瓢泼大雨，乃至冰雹。在四月的几乎每一天内，所有的天气“花色品种”以快速“闪回”的形式“群贤毕至”。所以在德语中说起“四月天”是这副腔调了：“四月天气和打牌手气，每时每刻都是会改变。（德语原文还是押韵的，‘ck’对‘ck’：Aprilwetter
und Kartenglück，wechseln jeden Augenblick.）”
德国人眼中的“人间四月天”：“四月天气和打牌手气，每时每刻都是会改变。”
就是在这样的时节，德国联邦总理奥拉夫·朔尔茨（Olaf Scholz）带领“红、绿、黄―交通灯联盟（德语：Ampelkoalition）”属下三党的各一位部长，以及简直是德国企业界“Who’s Who”的庞大经济代表团，他们暂别了德国的“Aprilwetter”，来到中国感受别样的“人间四月天”。鉴于“交通灯执政联盟”自2021年上台以来的越来越招人嫌，而作为朔尔茨总理在几个月前又雪上加霜地在某民意测验中被冠以“整个西方世界最受差评的领导人”，中国政府对于德国总理一行的高规格招待背后，其所显现出的外交智慧，莫非有些典出刘向《战国策·燕策一》中所述的燕昭王旧事、“千金买骨”的意味……
典出《战国策》的成语故事：“千金买骨”
在奥拉夫·朔尔茨总理一行逗留的短短三天中，他试图尽量面面俱到地留存印迹。作为人文领域交流的最重大活动之一，他再度莅临同济大学。他上次来的时候，还是以上海的友好城市汉堡的市长身份，此番则是贵为政府首脑，意义更为重要。朔尔茨总理亲临同济，延续的是中德高层交往中四十多年来的一项传统：每当德国的国家元首（联邦总统/Bundespräsident）、政府首脑（联邦总理/Bundeskanzler）来做友好访问，他们几乎都会来同济大学——同济的前身是德国医生埃里希·宝隆（Erich Paulun）在1907年创办的同济医院和上海德文医学堂。在这样一所深系中德纽带的名牌大学的高雅殿堂里，德国领导人可以向世界展示中德两国在紧密的经济往来、政治合作之外，更有深厚而广泛的人文交流，毕现两国关系的全面性、多样性。
联邦总理奥拉夫·朔尔茨到访同济大学
之所以说德国最高层领导人——联邦总统和联邦总理这样的“正国级”干部——到访同济大学的传统已有四十多年，是因为在1982年10月中旬，正值中华人民共和国与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建立外交关系十周年之际，西德联邦总统卡尔·卡斯滕斯（Karl Carstens）来华进行国事访问。去北京之前，卡斯滕斯总统访华行程的第一站先是上海。在这里，他除了主持西德驻沪总领事馆的开馆仪式之外，另一项重大的访问活动项目就是前来同济大学。虽然在1982年10月1日，德国政坛上出现了政党轮替，但前一届政府着手安排的联邦总统访华一事，没有受到一丝一毫的干扰。相反，当时才上任的赫尔穆特·科尔（Helmut Kohl）总理也乐见其成。
同济大学校长李国豪（右二）欢迎来访的西德总统卡斯滕斯（前排最高大者），总统右手边分别是当时的上海市市长汪道涵、外交部副部长章文晋
自此以后，科尔总理本人、罗曼·赫尔佐克（Roman Herzog）总统、格哈德·施罗德（Gerhard Schröder）总理、霍斯特·克勒（Horst Köhler）总统、约阿希姆·高克（Joachim Gauck）总统都先后亲临同济校园，从而形成了可资历任效仿的传统。其中，科尔总理和朔尔茨总理一样，他们都曾两度到访，而科尔更是两次都是以联邦总理的身份到场。作为“学术外交”的崇高礼仪，这些德国“正国级”贵宾之中的多位都被同济大学授予“名誉博士”的头衔。而科尔总理不但因为他的两度光临，也由于他的历史性地位而在“名誉博士”之外，更在第二次来访时被授予“名誉教授”的职衔。这不单是在到访同济的德国“正国级”国宾之中的独一无二，也是科尔本人所有荣誉之中唯一的“名誉教授”。科尔本人也为此倍感欣慰，所以后来当他得知当时的同济大学校长高廷耀教授来德国参加学术交流时，科尔还在总理府专门接见了高校长。当德国总理府的礼宾官赶到会场，指名道姓只请高校长一人随同觐见科尔总理时，这一消息震动了同场的其他德国与国际学术界人士。
1984年，同济大学校长李国豪欢迎第一次来访的西德总理科尔
科尔总理能来同济两次，毕竟从他1982年10月1日通过德国宪政体制内特有的“建设性不信任案（德语：konstruktives Misstrauensvotum）”（见前文：《这也是德国人的发明》）当上了西德总理，连选连任直到1998年败在施罗德手下，期间成功主导了东、西德的统一，执政期前后长达16年。而由科尔“领进门”的安格拉·默克尔总理执掌权柄同样有16年之久——仅仅是出于尊敬，比科尔只少了10（！）天，而且她几乎年年访华，却不曾到过同济大学。只不过，这绝非默克尔本人对于同济的大不敬。2019年默克尔在逗留武汉期间，她曾专门到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参观、访问。考虑到同济的校史源流，建国初期从上海迁到武汉而设立的同济医学院才是同济大学真正本源的根苗，默克尔此一行程的安排可谓煞费苦心。
默克尔总理访问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
然而，中国人作为在国际交往中一贯恪守善诚、秉持敦信的民族，在每一段可圈可点的友好交往中，都会念及“吃水不忘挖井人”。回顾四十余年来德国的一任又一任国家元首与政府首脑先后来到同济校园，为中德两国之间的友好往来亲手躬耕的绵长传统，不能不始终记得这些最高级别国宾中首访同济的西德联邦总统卡尔·卡斯滕斯。虽然在四十年之后，只在1979到1984年担任过一届联邦总统的卡斯滕斯，其名字与生平已经渐渐隐入历史长河，只有很深入关注德国近、现代历史的人士还能予以识别，但他却有着西德战后政要之中非常有代表性的经历与特质。从中德关系的视角缅怀这位“挖井人”之余，很值得回味一下他在本国又挖过什么井？有没有挖过什么“坑”？
卡斯滕斯总统伉俪1982年在长城
为了吸取“魏玛共和国”的历史教训（见前文：《德意志的高尚与罪恶相距十公里》），德国总统在德国《基本法（德语：Grundgesetz）》所确立的宪政架构下是崇隆而无实际政治权力的礼仪性职位。除了迎来送往和各种宣慰演说，西德联邦总统真正实质性的政治工作是立法程序中的签字、盖章，故而就此被称作“共和国的公证员（德语：der Notar der Republik）”。但作为国家形象代表的宪政序列中排名第一之位，出任联邦总统的几乎都是具有深湛政治经验，曾经担任过联邦部长、州长高级政务官、甚至是国际组织领导人职务的德高望重之辈。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自1949年建国以来的历任联邦总统
之所以说是“几乎”，此行列中相比之下唯一的特殊是在2012到2017年间在位的高克总统。他是东德（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德语：Deutsche Demokratische Republik，缩写：DDR）的新教牧师出身，在东德行将被内外势力冲垮的末期，高克在庙堂之外的群众性抗争中赢得一些声名。在两德统一之后，高克受联邦议院委任，负责清理东德国家安全部（德语：Ministerium für Staatssicherheit，缩写：STASI，就是大名鼎鼎的“斯塔西”）的遗留档案，其工作班子被俗称为“高克机关（德语：Gauck―Behörde）”。在从政的“专业人士”之中，高克的经历实属非主流。他能当上联邦总统，诚然是趁势得机的偶然。2012年时，当时的联邦总统克里斯蒂安·武尔夫（Christian Wulff）因为对琐碎丑闻的处理不当而引咎辞职，朝野在心急慌忙之际临时找补，于是才有了这一“几乎”。
高克总统在2016年曾访问同济大学
相比之下，卡斯滕斯总统的成长和从政生涯更充满时代烙印，具有可以提供多重认同的象征性。1914年出生在北德“汉莎同盟”城市不来梅的卡尔·卡斯滕斯高大挺拔、清峻内敛，是非常典型的北德人士形象。出自一个教师家庭的他，从小就是老派德国式勤勉自律的学霸，1933年他从高级文理中学（德语：Gymnasium）毕业时，虽然纳粹已经夺取政权，但一时间还没有波及他的学业。年轻的卡斯滕斯选择了法律，先后“游学”于法兰克福、（法国）第戎、慕尼黑、柯尼斯堡（今天的加里宁格勒）（见前文：《从党卫军上尉到德国名牌大学校长》），但毫不耽误他在1936年就通过了在德国意味着大学法律系毕业的“第一司法国家考试（德语：erstes juristisches Staatsexamen）”。随后，卡斯滕斯一鼓作气就在1938年通过了法学博士的论文答辩。
卡斯滕斯总统在办公桌前
在卡斯滕斯刚刚通过“第一司法国家考试”之后，他就面临着人生的第一场重大考验。当时的纳粹势力已经“坐稳”了江山，开始不知天高地厚地吹嘘起“千年帝国（德语：das tausendjährige Reich）”，纳粹统治也毫无顾忌地渗透到各个层面。对于法律系毕业生这一高级公务员后备人才群体而言，他们面临的现实选择就是是否要为了今后的前途而加入纳粹党。卡斯滕斯更是在司法见习（德语：Referendariat）期间遭遇一位——用西谚来讲——“比教皇更天主教（德语：katholischer als der Papst）”的“县官不如现管”。那人直接威胁卡斯滕斯，如果不加入纳粹党，就取消他参加“第二司法国家考试（德语：zweites juristisches Staatsexamen）”的资格。须知在德国，是要在通过了“第一国家司法考试”之后，经历为期两年的司法见习，再通过“第二国家司法考试”，这才是获得法官、检察官、高级文官和律师准任资格的所谓“完全法律人（德语：Volljurist）”。这一制度，虽有微调，延续至今——我就是这么一路“淌”过来的，甘苦自知。
当选为联邦总统之后，卡斯滕斯总统伉俪在波恩的总统官邸前
万般无奈之下，卡斯滕斯只能提交了加入纳粹党的申请，却是以自己同时被纳入初级军官培训作为冠冕堂皇的借口，他有意地想尽办法延缓入党审批的完成。待到他终于被正式吸纳为纳粹党员时，卡斯滕斯已经应征入伍，他的党籍依当时惯例就被冻结。所以在战后“去纳粹化”的审查时，对于卡斯滕斯的审查结论是：“纳粹党籍在实际上从来不存在（德语原文：praktische Mitgliedschaft in der NSDAP
nie bestand）”以及“在他量力而行的尺度之内积极反抗了纳粹的暴力统治（德语原文：nach dem Maß seiner Kräfte aktiv
Widerstand gegen die Nazi-Gewaltherrschaft）”。考虑到当时那个时代的特殊背景，年轻的卡斯滕斯能够做到这一点，已经是同代、同龄人中的难能可贵！
1949年，在联邦德国建国那一年结婚的卡斯滕斯夫妇
在谨奉个人操守的同时，卡斯滕斯又是睿智而幸运的。他以拖拖拉拉、虚与委蛇的“就范”，为自己保留了司法见习的机会。在1939年9月1日德国入侵波兰，第二次世界大战随即爆发之后，卡斯滕斯于1939年底在战争背景下的所谓“加速程序”中通过了至关重要的第二国家司法考试。至为关键的是，在整个战争期间，他作为防空高射炮（而不是被派去平射打坦克）部队的低层尉官，得以苟全于乱世。在战后人才凋零的情况下，卡斯滕斯这样显得清白的专业人士势必脱颖而出。他先是在大学中执教公法和国际法，后来取得了教授职位。在他1954年被甄选为外交官之后，只用了短短六年时间，卡斯滕斯在西德外交部就晋升到公务员的最高级别：“国务秘书（德语：Staatssekretär）”。由于在德国官僚体系中并没有专设“副部长”一职，“国务秘书”就是副部长——在德国政府各部中，无论有事、没事，真正干事的总是“国务秘书”这个“秘书”。
美国总统肯尼迪1962年会见来访的西德外交部国务秘书卡斯滕斯
虽然卡斯滕斯是唯一一位曾为纳粹党员的联邦总统，但不同于联邦总理中唯一加入过纳粹党的库尔特·乔治·基辛格（Kurt Georg Kiesinger）（见前文：《西德总理基辛格被掌掴事件》），世人鉴于卡斯滕斯的实际表现对他并没有苛责。
相比之下，在1950年10月至1952年8月间，当时的日本首相吉田茂（Yoshida Shigeru）借爆发韩战的之机，在打着“盟军”旗号的驻日美军总司令部（Supreme Commander for the Allied Powers，简称GHQ）支持下，先后为18万地地道道的旧日本军国主义分子解除“整肃”，让他们泰然以公务员身份重返日本政界。这也就是为什么安倍晋三（Abe Shinzō）的外公、甲级战犯岸信介（Kishi Nobusuke）在1957（！）年就能当上首相？！日本与德国的对比可见一斑、又加一笔！
安倍晋三的外公、甲级战犯岸信介与东条英机
学而优则仕的卡斯滕斯却又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党派领袖型政客，他有着高级知识分子的绅士风度和“有所不为”的爱惜羽毛。正是这种超然，使得他在七十年代初期西德保守党基督教民主联盟（德语：Christlich Demokratische Union，缩写：CDU）陷入困境时，成为“临时救济”型过渡领导人。特别是在新旧两任党主席交接之际，新任的党主席科尔还在莱茵兰―普法尔茨州（见前文：《德国的那些“杠杠”州》）州长的任上无法脱身时，卡斯滕斯担任了基督教民主联盟与姊妹党（德语：Christlich-Soziale Union，缩写：CSU）在联邦议院的议会党团主席，成为反对党的“党鞭”（见前文：《盘点当上德国总理的两类人》）。随着科尔在1976年辞去地方上州长职务，转而来波恩成为专职的反对党领袖，卡斯滕斯在同一年转任在宪政序列中排第二位的联邦议院主席（德语：Bundestagspräsident），并在任期内的1979年从国家的第二号人物（议长）再升格为国家元首——迄今为止，卡斯滕斯也是西德/德国历史上如此做到的唯一一位。
卡斯滕斯（前排中最高大者）独创的亲民做法：他徒步漫游全国各地，与沿途民众轻松交谈，毫无拘束，连家禽都敢“挡道”
西德在战后的成功，除了德国老百姓在和平年代可以尽性发挥出德意志人勤劳守纪、精益求精的优良素质之外，高明而不显山露水的政治引领也是一项关键的加分项。更何况从卡尔·卡斯滕斯的履历背景和一生成就来看，在一位安于低调、历史名声也波澜不惊的前联邦总统的身上，竟然隐藏、积聚着这么多的才质。以他一生成就来看，即便他不是什么特殊材料所铸，也是令当时、后世足以自豪与欣慰的不凡。
只是，不得不看如今……近日与德国朋友聊起他们那时不时就会让人尴尬的外交部长，我脱口而出的牢骚是：“这样的外长怎么配得上德国？！”而那位做软件公司高管的德国工程师朋友却不以为然道：“现在的德国也就只配这样的外交部长嘛！”大家一时无语，而此时的窗外，德国的四月天气，在为时几分零几秒的一缕阳光乍现之后，“泪飞顿作倾盆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