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交”，顾名思义就是需要有“交往”。通过中文里的概念，这简直是基本常识。但以当下世间的实际情形而言，似乎又未必。在主要西方语言中，“外交”这个词都是来自法语中的diplomatie，意为所有持有diploma特别证书而执行特定使命者的总称。虽然至今不少国家的语言里同样把diploma当作是大学文凭、高级证书，但在“diplomatie/外交”范畴之内的diploma是有专门规格、程序的“国书”。由此可见，西方的外交，究其本源，实际上是更植根于证明其身份的物件——比照“在汉苏武节”，西方外交更在乎苏武手中所持的“节”，而并不是苏武持节出使所要推动的“交往”，更不是支撑着苏武牧羊的那种“节操”。回顾欧美各国（加日本）在近现代外交史上的种种劣迹，毕竟在“弱国无外交”的年代，“大炮是丈量边界的工具”，“炮舰外交（英语：gunboat
diplomacy）”根本不用“diploma/证书”作为工具的。
专著《炮舰外交1919―1979》，封面是英国海军的“皇家橡树（HMS Royal Oak）”号战列舰，在β炮塔上涂有其缩写代号（RO）
人心叵测、世事无常，兜兜转转了几十年后，世界似乎进入到了“强国不外交”的年代。无非是某个自以为“还”特别强，但内心对于这一“还”字却日甚一日惶恐不安的强国，对于外交中本该包含的“交往”表现得日益戒惧和反感，总以为“包打天下”的单边霸道才是他们的天选（“God's own”）之道。这一趋势并非一朝一夕所致，那个超级强国的超级大脑之一亨利·基辛格（Henry
Kissinger）在2001年就前瞻性地著书劝诫，书名就是苦口婆心的《美国需要外交政策吗（Does America
Need A Foreign Policy）》。
基辛格在2001年的著作《美国需要外交政策吗》
有样学样之下，总是会有自甘仆从的来自荐先驱：比如现任的德国外交部长就是打着“以价值观为导向的外交政策（德语：werteorientierte
Außenpolitik）”来掩饰她只是选择性、针对性“交往”的自设藩篱，从而有失职守。无论什么样的“价值观”和如何的“导向”，也总比她那所谓的“女性外交政策（feministische
Außenpolitik）”显得更为逻辑自洽一些——殊不知，外交政策从来没有什么男性、女性之分，它只是要么理性、要么非理性的！
德国漫画：“女性外交政策”，坦克明显是豹II A5/A6型（Leopard II A5/A6）
近年来中德交往中的种种问题，恰恰就是因为“江湖郎中”的沐猴而冠，自以为另起炉灶地乱开“虎狼药”，就可以成就撼天动地的不世伟业了！她和他们以莫名其妙的口实和处心积虑的掣肘，对于再正常不过的官方、民间往来百般阻挠与抹黑。正是在这种背景之下，所有坚持不改友好交往的初心，并身体力行的德国有识之士更值得被尊敬。回顾中德关系的早期，在西德建国的初期，尽管处于冷战中意识形态对峙、军事上剑拔弩张的严峻时期，仍然有高瞻远瞩之士，敢于破冰之旅，重续交往的余脉。
在七十年代，北约对于华约进攻行动的可能性预判
1956年，西德联邦议院（德语：Bundestag）的一名议员赫尔曼·施瓦恩（Hermann Schwann）自费访问了当时在西方被普遍称为“红色中国（德语：Rotes China）”的中国大陆——记得我九十年代中期第一次去巴黎的时候，那里居然还有人问我，“是不是来自‘红色中国（法语：la Chine Rouge）’？”我脱口而出的回答是，“只有‘红色高棉（法语：Khmer Rouge）’！”可见曾几何时，成见何其之深！作为西德议会中有案可查的第一位踏上中国大陆的联邦议员（德语：Bundestagsabgeordnete），施瓦恩先生的远见和勇气都是“敢为天下先”的！
不同于“红色中国（Chine Rouge）”的“中国红（Rouge
de Chine）”
施瓦恩议员来自执政联盟中的小党，自由民主党（德语：Freie Demokratische Partei，简称自民党，缩写：FDP），一直有着所谓“天平上具有决定性的小秤砣（德语：Zünglein an der Waage）”之名号。传统上，这个党派代表着独立经营者、中小产业主和自由职业者，在政治光谱之内居于中间偏保守的位置。虽然一直是势力远在两大党之下的小党，但在联邦德国迄今75年的历史中，只有26年处于在野。虽然没有自民党人出任过联邦总理（德语：Bundeskanzler），倒是有过两位自民党籍联邦总统（德语：Bundespräsident）。只要是自民党参政，一般总是出掌外交部——唯一的例外就是在当下的“交通灯联盟（德语：Ampelkoalition）”之中。在总计16位联邦外交部长（Bundesaußenminister）中，自民党籍尽管只占4位，但他们执掌“AA”（德语“外交部/Auswärtiges Amt”的缩写）更是前后长达33年！
德国自民党现任主席、联邦财政部长克里斯蒂安·林德纳（Christian Lindner）
施瓦恩议员自己经营农场，在那个年代的定义中实属“地主”无疑。他完全是通过自己对世界的观察而形成了对中国的兴趣，决心百闻不如一见地实地一游，以获得第一手的观感。即便是身份、立场如此的无懈可击，施瓦恩议员也势必要面对各种质疑和责难。其中最别有用心的问题就是，到底是谁支付了旅行的费用？施瓦恩议员淡定地回答道：“我为此卖了一头母牛。（德语原文：Ich habe dafür eine Kuh verkauft.）”考虑到德语中总是与“笨”关联在一起的骂人话“笨（母）牛（德语：blöde Kuh）”，在轻描淡写之间，施瓦恩议员对于不怀好意之辈那种数米量薪的小家子气尽是轻蔑。因为他的特立独行和举重若轻的好口才，施瓦恩议员一时间以“卖了牛上北京”而出了名。
“卖了牛上北京”的赫尔曼·施瓦恩（Hermann Schwann）议员
随着年代的渐渐远去，对于施瓦恩议员的北京之行，可以查证的记载已经近乎阙无了。但是，可以推断的则是，施瓦恩议员此行让他更有动力推动中德之间的往来。在1957年，施瓦恩议员参与主倡，成立了德国第一家以中德交往为使命的民间社团——“德中协会（Deutsch-Chinesiche Gesellschaft e.V.）”。它是德国最老的一个以中国为主题的民间组织，成立之初的目的就是建立外交关系。它的发起成员主要是属于社会上层的政界、学界人士和卸任外交官，这一约略、潜藏着强调自身“精英”背景和属性是它与其他德中友协有所不同之处。从1971年起，直到他1977年去世，赫尔曼·施瓦恩还担任德中协会的主席。考虑到他的任期与1966年到1976年那个时段的交错，能在那样的年代践行并坚持德国与中国之间的友好交往，殊为难能可贵！
德中协会（Deutsch-Chinesische Gesellschaft e.V.）的标志
虽然有“卖了牛上北京”的佳话，照理说，施瓦恩议员算不上西德的要员，在西德政坛上也并非举足轻重，本该早就在无情前行的历史长河中湮没无闻了。几十年之后重新提起他的并不是无名之辈，而是曾经多年担任过自民党主席、堪称德国自民党历史上最重量级人物的汉斯―迪特里希·根舍（Hans―Dietrich Genscher）。根舍在2015年以访谈结集的形式出版了生平最后一部著作，书名非常平易：《我对事情的看法（Meine Sicht der Dinge）》。内中，他好似“漫步地平线（法语：tour d'horizon）”一般，纵览世界热点问题并对德国外交政策作了一番点评。
汉斯―迪特里希·根舍的最后一部著作：《我对事情的看法》
就是在书中涉及到中国的那一章节中，汉斯―迪特里希·根舍提到，他当年作为自民党议会党团中的年轻工作人员，曾听施瓦恩先生亲口讲述为什么会对中国感兴趣，怎么自费（“卖了牛”）去中国的经历。印象如此之深，以至于让根舍这样一位真正踏遍千山万水的政治家在几乎六十年之后仍然念念不忘。根舍借施瓦恩先生之口问出：“对于一个支持欧洲统一，对于德意志的分裂并不赞同，而是以善意对待德国的国家，为什么我们偏偏不要和他们维持关系？（德语原文：Warum auch sollten wir ausgerechnet mit
einem Land keine Beziehungen haben，das die europäische Einigung
unterstützte und der deutschen Teilung nicht das Wort redete，vielmehr
Deutschland mit Wohlwollen begegnete？）”
根舍在公众眼中最经典的就是他身穿淡黄毛衣的形象
根舍在西德政界留下不灭的印记在于，从1969年直到1992年，他连续担任联邦部长，最初的5年先是联邦内政部长（Bundesinnenminister）。作为警务系统的最高长官，他经历了1972年慕尼黑奥运会上的人质事件，并以极大的个人勇气与恐怖分子面对面谈判，并主动提出自己来作人质以交换被扣押的运动员。尽管后来人质事件演变成一场悲剧，巴伐利亚当地警察的水准饱受诟病，但根舍所表现出来坚定和大无畏还是得到了充分认可。也正是吸取了常规警察没有相应训练和经验的教训，在慕尼黑奥运会之后，德国秘密组建了反恐特种部队“边防军第9大队（德语：Grenzschutzgruppe 9，缩写：GSG 9）”，1977年10月18日在索马里的摩加迪沙一战成名。
1972年慕尼黑奥运会上，德国内政部长根舍（左三）与恐怖分子（右一）谈判
也正是在内政部长任上，根舍在1972年第一次访问中国。令他落地后始料未及的是，中方其实是从体育事务的角度来安排访问的，因为在德国是由内政部分管体育的。而中国当时就已经未雨绸缪地对申办奥运会表现出了兴趣，希望从应届东道主的主管部长那里获得第一手信息。迎接和陪同他的是当年的国家体委主任——应该就是此前不久刚刚从军队转任的王猛，他以前担任过号称“万岁军”的38军政委，1964年在取消军衔制之前最后一批晋升少将。而让根舍印象最深的中方接待官员是一位外交部副部长，根舍没有提姓名，但提到是图宾根（Tübingen）大学毕业的博士——那必然是“乔老爷”乔冠华无疑。
乔冠华（手持文件者）在联合国安理会上，右侧是当时的驻联合国代表黄华，后来继乔冠华担任外长；左侧是日后香港问题谈判的中方首席代表周南
根舍和乔冠华出任外长的时间点差别不大，但根舍从1974年起，一口气连续担任了18（！）年——其中因为内阁更迭，只有不到一个月的间歇。虽然任期比不上人称“不先生（Mr. Njet/俄语：нет）”的安德烈·安德烈耶维奇·葛罗米柯（俄语：Андре́й Андре́евич Громы́ко），但根舍毫无疑问是整个西方世界在战后任职时间最长的外交部长了。
曾任苏联外长达28年（1957―1985）之久的葛罗米柯在改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当时的苏联国家元首）后，会见来访的美国参议员拜登
从1974年上任到1992年辞职退休，根舍亲身参与了冷战从高潮直到最后胜负见分晓的整个历史阶段。从西欧和北约的角度来看，在每一个重大历史事件的关口，根舍几乎是无役不与。以当年的德国处于民族与国家的分裂，一旦由冷战转变为热战，铁幕两边的东、西德在转瞬之间就会沦为战场、化作核子武器蘑菇云下的焦土。更兼有年轻从东德逃亡到西德的经历，根舍的家国情怀和责任心使他比任何人更加排斥动辄“你死我活”的好斗逞勇。根舍的耐心与坚持不懈、他的滴水不漏和面面俱到使他在东西方关系中渐渐凝结为关键性的安定因素；他的个人可信度、言行的可靠程度和经验值也成为冷战阴霾中的一抹亮采。
德国统一进程中关键谈判中的经典场面，围桌而坐的是，左起：根舍、戈尔巴乔夫、科尔，而苏联外长谢瓦尔德纳泽就只能站在戈儿巴乔夫与科尔之间
也正是因为根舍作为外交部长始终不放弃和平努力，日复一日地以接触为跳板、以谈判为手段、以妥协为方案，令他被大洋彼岸的不少强硬派分子视为眼中钉、日中刺。甚而至于，对于以根舍为代表的那些致力为缓和而奔走呼号的“鸽派人物”，有些自诩为“鹰派”的人物更是在暗地里把他们贬斥为“根舍主义（Genscherism）”。世上有“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换个角度和阵营，自然会有“百分之百的孟什维克”，也不妨“百分之百的罗曼蒂克”，只怕总有些势力、圈子与个人为了一己的私欲、短浅和偏执，他们是“百分之百”地什么都要“克”！
有关根舍的漫画，他标志性的耳朵更是被无限放大
根舍于2016年去世，享年89岁。他在去世前一年的遗作《我对事情的看法（Meine Sicht der Dinge）》可谓是“人之将死，其言也善”。语重心长之余，不免忧心忡忡，有些警示甚而至于是非常有预见性的，比如：“如果我们信奉全球化，就不可以是局部全球化或者——更糟糕的——享有特权的西式全球化的拥趸，而是要接受所有参与者的平起平坐。全球化这一概念就是包含着广泛的效力。（德语原文：Wenn wir uns zur Globalisierung bekennen,
dann können wir nicht Verfechter einer Teilglobalisierung sein oder ― schlimmer
noch ― einer privilegierten westlichen Globalisierung，sondern dann müssen wir die gleiche Augenhöhe aller
Teilnehmer akzeptieren. Der Begriff Globalisierung beinhaltet umfassende
Geltung.）”
左起：西德外长根舍、西德联邦总理、美国国务卿基辛格
从根舍特地旧事重提讲起“卖了牛上北京”的赫尔曼·施瓦恩议员，在根舍遗作问世8年后的今天回头再看，几乎是印证了《孟子·尽心下》中的那句：“贤者以其昭昭使人昭昭，今以其昏昏使人昭昭。”悲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