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东、西德的统一，德国人自己总是叫作“再统一（德语：Wiedervereinigung）”。“统一（德语：Vereinigung）”之前还要加个“再（德语：wieder）”字，弄得老长。每每不厌其烦的背后，却是在明确本国法统延续、继承历史遗产的良苦用心。对于德意志联邦共和国而言，从简称西德到德国，从局域到名正言顺地成为名副其实的“唯一合法代表”，这是具有历史转折性的大事。
1990年10月3日东、西德国正式统一，在柏林国会大厦前的庆祝场面
无论是德国的统一和“再”统一，它们都不是天上掉下来的礼物。前一次是一步步按照铁血宰相奥托·冯·俾斯麦（Otto von Bismarck）的路线图，经历了“三大征（普丹战争，1864年2月1日—10月30日；普奥战争，1866年6月14日—1866年8月23日；普法战争，1870年7月19日—1871年5月10日）”之后才扫除一切障碍。1989/1990年的这一遭虽然幸而没有腥风血雨，但论其惊心动魄，是绝对不逊百年前的。不像俾斯麦可以专注对敌，对于科尔而言，寻求再度统一进程中的最大阻力恐怕是来自英、美“盟邦”（见前文：《德国唯一打赢的两线“作战”》）。
前排左起：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德国联邦总理科尔、法国总统密特朗
在这一紧要历史关头，德国能有科尔这样一位具有超高历史敏感度，又策术相济、兼备当断则断的权谋大师，实在是“盖有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人”。于科尔个人而言，在他总共16年的联邦总理任上，两德统一差不多处于中间的时段，好似把他的执政经历正好分成两半。当此时，科尔刚刚年届花甲。作为顶尖政治人物而言，正是渐入佳境，堪为期许。尤其是比照伴随着科尔整个政治生涯——如同尼采（Nietzsche）所言——的“权力意志（德语：Wille zur Macht）”，可以想见，科尔确有“舍我其谁”和“当仁有所不让”的抱负。科尔在晚年时流露出心绪，在完成了两德统一的不世伟业之后，他是把推动欧洲的“统一”作为己任的。
德国漫画中，戴着普鲁士尖顶盔（Pickelhaube）的科尔，以此暗指俾斯麦时代
虽然德国的选举制度中，选民是投票给党派，但两大党历来都是推举出总理候选人来拉动选情的。面对站在这样历史高度的科尔，身为反对党，自然是举步维艰。在议会制之下，反对派的作用就是实行监督和提供替代解决方案。哪怕有的时候，就像在两德统一那样几乎是全民欢欣鼓舞的历史性时刻，即便是“为反对而反对”，这也是在履行不可或缺的宪政使命——因为有力而明智的反对党，也同样是议会体制之内的“Institution”！有鉴于此，在1990年10月3日才告正式统一之后，在两个月之后的第一次全德大选中，社会民主党（德语：Sozialdemokratische Partei Deutschlands，简称：SPD）作为德国最大的反对党，知其不可为之地推出了总理候选人——时任位于德法边境的萨尔州（Saarland）州长的奥斯卡·拉方丹（Oskar Lafontaine）。
奥斯卡·拉方丹1990年时的竞选海报
在德国政坛上，拉方丹可谓是几十年来“出没风波里”的“弄潮儿”。他少年得志，在1985年，才及42岁就当选为州长，并在之后多次以高票连任，被戏谑地称为“萨尔的拿破仑（德语：Napoleon von der Saar）”。但是，想要在1990年挑战刚刚主导了民族与国家统一的科尔，这实在是一个比架梯登天还难的任务。拉方丹虽然有个法国姓氏（见前文：《论“凡尔赛”，还得数德国》），可他当然也是毫无疑问赞同统一的，只是侧重有所不同。与科尔一味传播乐观情绪不同，拉方丹竞选主题是，警示统一之后两德融合所会带来的经济负担。这就使得他在一派欢欣的主旋律之下，如同是只顾往好“汤”里面倾倒“老鼠屎”的那个，显得那么的不合时宜。相应的，以拉方丹为总理候选人的社民党得票33.5%，是该党三十年来的最差纪录，可谓一败涂地——不过看看眼下的民意测验，奥拉夫·朔尔茨（Olaf Scholz）总理执政下的社民党不过是取其一半而已。而眼下的联邦议院中，没有一个党派的得票率超过30%！短短三十余年间之变，实在是让人唏嘘……
科尔与拉方丹在1990年大选的电视辩论会上
拉方丹是学物理的，他以一个“理科生”的科学理性，试图向普罗大众宣教复杂的政治经济学问题，显而易见是在对牛弹琴。而身为“文科生”的科尔，他只是用那些听来振奋人心、事后想来才会显得神龙无迹的话术，自然被喜闻乐道。科尔当时最有名的一个讲法就是，东德会在较短时间内繁荣发展，如同一片“盛开的田野（德语：blühende Landschaften）”——几年以后，这一表述会让科尔饱受讥嘲与谩骂。虽然以大选的目标而言，当时科尔取得了全面的成功，但耐人寻味的是，他的联盟党的得票率反倒还从1987的44.3%约略缩减到1990年的43.8%。考虑到在1990年第一次参加联邦议院大选的东德选民中，他们大概率、大多数是投票支持科尔，这就只能意味着，即便是在刚刚统一的历史关头，对比1987年，科尔在西德地区的选民中的受支持度居然是在下降的！
德国漫画：科尔和他所宣扬的“盛开的田野（德语：blühende Landschaften）”
科尔是历史学人，而且是注定要成为历史人物的，对于他而言，从44.3%到43.8%跌了0.5%，简直是如同那句德国谚语：“如果一头野猪在德意志橡树上来回蹭，树又不会痒（德语：Was juckt es die deutsche Eiche，wenn sich ein
Wildschwein an ihr reibt.）。”反观拉方丹，虽然败局在预料之中，但因为战绩之差，他实质上不再具有问鼎最高政治权力的机会，这也为差不多十年以后的权力架构种下了不安定因子。对于德国社民党而言，1990年大选的失败无异于一场灾难，也就使得世代更替的步骤必须加快。
1991年1月17日，科尔宣誓就任联邦德国史上第一位全德国总理
社民党能够在1969年到1982年间主政，其核心人物是被称为“三驾马车”的维利·勃兰特/Willy Brandt、赫尔穆特·施密特/Helmut Schmidt和赫伯特·魏纳/Herbert Wehner。勃兰特和施密特都曾担任过联邦总理，而魏纳则是在两位总理总共13年的任期内一直担任社民党的议会党团主席，作为“党鞭”而维护执政基础。在他们告老隐退之后，脱颖而出的是被称为“孙辈”的新秀。其中，拉方丹与鲁道夫·沙尔平/Rudolf Scharping与格哈德·施罗德Gerhard Schröder一道，被爱贴标签的新闻界归并为新的“三驾马车”。好似在古罗马的“前三头（盖乌斯·尤利乌斯·恺撒/Gaius Iulius Caesar、格奈乌斯·庞培/Gnaeus Pompeius Magnus、马库斯·李锡尼·克拉苏/Marcus Licinius Crassus）”之后，又迎来了“后三头（盖维斯·屋大维/Gaius Octavius、马库斯·安东尼/Marcus Antonius、马库斯·埃米利乌斯·雷必达/Marcus Aemilius Lepidus）”。
社民党在1969年到1982年间主政时的“三驾马车”，左起：魏纳、勃兰特、施密特
任何比喻都是跛脚的，借古喻今更是，却总让人耿耿于怀，毕竟是“坐昧先幾之兆，必贻后至之诛”呀！古罗马的“前三头”与“后三头”都是一时结盟、一朝反目的权宜之交。社民党首度主政时的“三驾马车”之间，固然维持着相忍为公，但也矛盾重重。而在社民党新的“三驾马车”上更是个个权力意志旺盛，矢志要成为本党的首屈一指，并进而取科尔而代之。他们之中，拉方丹率先崭露头角，但在在1990年大选后锐气顿挫。而另两位先后都在地方选举中当选州长，成为了“诸侯”，随即站在了冲击总理宝座的起跑线上。毕竟在联邦德国迄今而来的历史上，笼统地概括一下，能够出任总理的，要么是联邦部长，要么是地方上的州长（见前文：《盘点当上德国总理的两类人》）。
社民党的新“三驾马车”，左起：施罗德、沙尔平、拉方丹
在这三人的党内竞争中率先当选为党主席的居然是大家始料不及的沙尔平，毕竟论资历、形象和为人所能感知的能力，他都是逊于拉方丹和施罗德的，奈何他有鹬蚌相争、渔夫得利的运气。更何况，在1993年三人竞选新一届党主席的辩论会上，并不怎么善于辞令的沙尔平可能达到了他平生的巅峰水平。相比之下，平时都能言善辩、词锋机敏的拉方丹和施罗德两位，在那一天表现得不过尔尔。于是，在翌年的联邦大选中，沙尔平就作为又一位社民党总理候选人出战。即便是在统一后，德国经济受东德地区影响一度萎靡不振，而科尔政府的经济政策又被广泛诟病的情况下，科尔依然能够并无悬念地连任。微妙处在于，科尔领衔的联盟党的得票率从四年前的43.8%下滑到41.5%。而社民党在领头人劲道不足的情况下，还是得以从四年前的33.5%略有反弹到36.4%，其间的趋势隐隐。
科尔与沙尔平在1994年大选的电视辩论会上
据传，在1994年大选开票后局势渐明之际，施罗德便烦躁地起身离开转播室，嘴里轻轻嘟囔着：“要是我就拿下了（德语原文：I hätte es gepackt）！”虽然是用了德语中所谓的“第二虚拟式”，但在言语之间，其意、其决一目了然。西方现代选举制度之下，很难不以成败论英雄，面临下一场选举时更让徒众们揪心的恰恰是“loser”的魔咒。所以，在科尔次第挑翻了社民党新生代的两位挑战者之后，机会自然是垂青三人中还未尝一败的施罗德。
执政已久、体态更为圆阔的科尔总理
有意思的是，在联邦德国政治史上，格哈德·施罗德其实有同名同姓的两位。而且，两个人都是读法律的。区别在于，年长的另一位还有博士学位，曾经担任过联邦内政、外交部长的要职，还曾是联盟党推举的总统候选人。论辈分，他在基民盟内的资历还要高于科尔呢！不同于基民盟的格哈德·施罗德出生在殷实的公务员家庭，社民党的格哈德·施罗德是一位阵亡士兵的遗腹子，家境算得上是赤贫。他完全是靠自己的加倍努力和坚韧不拔才有飞黄腾达的那一天，是真正意义上的“self―made man”。正是因为历经磨难和磨练，更有底气的施罗德也更惯于直面对决。
同名同姓的另一位格哈德·施罗德，是基民盟政要
随着1998大选年的临近，社民党面临着善择候选人的压力，内部也少不了利益争夺和互相倾轧的暗流。当时的社民党主席已经是由拉方丹取代了沙尔平，拉方丹有他的优先权——这种形势标准是“自致其乱”的权斗纷争格局。对此，施罗德提出一个别开生面的解套法则：诉诸选民！当施罗德在1990年5月以44.2%的佳绩首度当选下萨克森州（Niedersachsen）州长时，他是把现任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von der Leyen）女士的父亲赶下了台。四年后的连任时能够维持在44.3%，已经殊为不易。施罗德在1997年单方面公开宣布，如果他1998年初再次争取连任州长时的得票若有减少，他将不参与本党总理候选人的遴选。一语毕，石破天惊。有人感其自信、有人讥其狂妄、有人叹其通达……无形之间，舆论方向一举扭转，同时引来持续的关注。在1998年三月，随着下克森州的选民在似乎背负着“公决”委托而投出47.9%的高票，谁来担当总理候选人的悬念一时间就尘埃落定。“赌”得光明正大，赢得酣畅淋漓。几乎完全是靠硬实力和个人魅力，实在是罕有其匹！
社民党大会上的施罗德和拉方丹
1998年时的科尔，已经是患上了执政太久之后脱离现实、迷失自我的权力综合症，不但固步自封，在本党内也自设壁障、日益孤立。反而是施罗德借着在本州内大胜余威而搅动了全国选情的潮流、风向，不断在保守阵营的固有选民圈内攻城掠地。施罗德在胜机触手可及的情况下，一改素来张扬的政治风格，示人以稳扎稳打，其最具标志性的竞选宣言是：“我们不是要把所有事做得不同，而是要把不少事做得更好（德语原文：Wir wollen nicht alles anders aber
vieles besser machen）！”用语平白、释义直白，完全是抚慰了众多尚在犹豫不决中的中间派选民。1998年9月27日的大选结果没有丝毫的拍案惊奇，时隔26年之后，施罗德使得社民党再次成为第一大党，而科尔则是迎来了他毕生最后一次选战的大败。
科尔向刚刚当选为联邦总理的施罗德表示祝贺，中间的是拉方丹
比起英武俊朗的武小生吕布，科尔在外形上其实不可能有任何相似之处，而科尔的超级政治大脑简直无法与吕布在政略方面的白痴做法相提并论。但以科尔政治上在一个颇长时间段内近于“独孤求败”的超拔地位而言，倒是与吕布仗着一杆方天画戟而一时无敌有那么点神似。各怀算计、最终分道扬镳的拉方丹、沙尔平和施罗德更是比不得有着“桃园之义”的刘、关、张。而且，也不像“三英战吕布”所述的那样打作一团，拉方丹、沙尔平和施罗德是前赴后继地与科尔“捉对儿”搏击。更何况，1998年大选结果的胜负分明是完全不同于“三英战吕布”的不了了之。不过，古今中外，英雄豪杰，多少都会有些雷同的吧……
《三国演义》连环画中的“三英战吕布”
科尔是一位极其复杂、充满矛盾的历史人物，他的伟大首先是来自于他对于伟大历史任务和机遇的独到把握。倘若在千百年后再来回顾联邦德国历史，在众多与他同时代、同舞台的政治人物中，那些或即便是在形象、风度、口才、智识乃至个性、品质上超出科尔的“国之干城”，恐怕也会在人类记忆的长河中逐渐凋零、悄然隐没，而只留下科尔一尊独大的历史地位——那会是何其的孤独。刘、关、张“三英战吕布”何尝不是“一个好汉三个帮”，而发生1990年代的德国政坛上，在科尔与他主要三个政治对手之间的“三英战吕布”又岂不是一种互相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