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
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我们要了解传统文化，
首先必须要了解儒家的学术思想；
要讲儒家的思想，
首先便要研究孔孟的学术；
要讲孔子的思想学术，
必须先要了解《论语》。
精神象征的兴衰
哀公问社于宰我。宰我对曰：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柏，周人以栗。曰：使民战栗。子闻之曰：成事不说，遂事不谏，既往不咎。
宰我名予，是孔门弟子。“社”，是古代传统文化中，代表以农立国的民族精神象征，也是祀奉皇天后土的标记。
鲁哀公问到宰我，关于立社种树的沿革和意义。宰我说，夏禹时代，立社种树，是以松为标记；殷商时代，是以柏为标记；到了周代，便改种栗树了。
“栗”，则含有战栗的意味，“战栗”，有使人恐惧的意思。孔子听到了宰我的答复，便说，已经做成的事，就不去说它，已经做过的事，就不需谏它，事已经过去了，就不必责备了。
这个立社种树的事，本来只是古代传统文化的一种精神象征，例如现在的什么纪念碑，什么国徽的标记。在过去国家首都的所在地，立有社稷坛，简称便是社。
社上种的什么树，也等于现代人说的，以哪种花为国花，以哪种图案为精神的标记。虽然那是一些无关紧要的抽象事物，可是有时候，却很恰当的，变成一种预兆式的预言了。
于是一种象征性的风气，慢慢地便会形成风俗，风吹草偃，结果会使整个社会被一股无形的风气吹变了形态。
宰我对哀公的回话，是赞成夏、殷人的以松柏为精神标记，那是坚劲而朴实、高洁而悠久的。他对周代以栗为社树，言下之意，是很不以为然的。
可是他说的话，被他的老师孔子知道了，孔子便说，这是已成的事实了，说了也没有用，就不必去追责它了。
其实，这些区区标记本不足道，可是它却代表了精神抽象的兴衰，这就很微妙了。
此所谓察其机先，见因便知其果，结果一点都没有错，你看那国际性的几个宗教标记，就可推想而知其次第了。
佛教的莲花和卍字，是代表出污泥而不染，有入世而出世、光照十方的意思。
天主教和基督教的十字和圣诞树，已经成了全世界最时髦的礼物。回教的星月交辉和“亚”字，自然变成亚洲的天方之光。
物岂有灵，因人而灵，你能小视这些区区的象征吗？
北极凛冽的寒风，是破坏所有物质的力量。只有一种无形的堡垒，文化的光芒，却是永远斫不倒也割不断的。
讲到了风气，凡是有先见之明的人看来，生当衰世，就不免有时代的处处隐忧了。
当孔子的时代，周朝王室已经无法安定天下，列国诸侯互相战伐，天下之乱，乱得像今日世界上，国际纷争的局面一样。
在孔子之前，齐国出了一个管仲，长于政治的天才和治术。他辅佐齐桓公，一匡天下，称霸诸侯，使局面得到暂时的安定。
所以孔子是很称赞他的。不过，孔子著《春秋》，对于天下的兴亡和文化风气的盛衰责任，一向是责备贤者的努力与否。他固然很称赞管仲，但很遗憾的，他认为管仲只知道治术，却不知道王者的大道。
所以对他许多行事，就有了批评。总之，他认为管仲有政治的天才和治术，只是器度不大，所立的目标太小。而且最可惜的，是他没有留意自己的作为，由于他开了慕虚荣、讲派头的坏风气，所以深为他叹惜，也作为对后人的警惕。
管仲不知礼
子曰：管仲之器小哉！或曰：管仲俭乎？曰：管氏有三归，官事不摄，焉得俭？然则管仲知礼乎？曰：邦君树塞门，管氏亦树塞门。邦君为两君之好，有反坫，管氏亦有反坫。管氏而知礼，孰不知礼？
“三归”，据说是用三姓的妇女为家人，家里筑了三个游玩的台子，叫三归。
“官事不摄”，是说对公家的事，不太讲究统筹办理，而且有浪费的意思。
“塞门”，是国君宫殿门口遮挡视线的一种建筑。他说管仲的私家，也仿照宫殿，有了塞门。
“反坫”，是国君为了外交上的和气，招待国宾，为国宴而用极华丽的台子，但管仲家里也俨然仿照起来了。
所以孔子很遗憾地责备管仲，不应该开风气之先，因此而说他不知礼了。
不错，以一个政治家来讲，真正对国家天下有功劳，这些区区个人享受，何必苛求！
不过，孔子责备管仲，是爱惜和遗憾管仲，只知图霸业，而不能进而平天下，行王道。
孔子讲他小器，是感叹他不能转变齐桓公的思想，振作当时的风气，所以认为他缺乏魄力，并非他不了解管仲之所以为管仲，以及他的处境。
试想，齐桓公的为人，其目的，也只是安富贵，尊爵位，称霸诸侯，已经踌躇满志了。他并无什么学养和认识，去讲什么平天下的王道。
管仲既然扶助他一匡天下，九合诸侯，他的目的和威风，都已达到了顶点。至于他玩玩女人和小人，讲究吃，讲究享受，是什么人帮助他得到的呢？那便是管仲。管仲老了，他也深知齐桓公的为人，如果他也不玩玩，学起踌躇满志的样子，齐桓公不猜忌他才怪呢！所以他就照样地奢华浪费起来了。政治家的权术原是如此，孔子可惜他不做圣人，自然就感慨无穷了。
汉高祖在外与楚霸王战争不已，萧何在内替他整理政治，权倾朝野，汉高祖自然就疑心他。萧何的门客叫他赶快侵占一些民产，多弄一些不法的财产，自然有人告到汉高祖那里。于是刘邦放心了，知道他无大志，反而称赞他了，这也是末世政治家唱戏的好榜样。
孔子希望管仲的不止如此，而是要他讲礼乐仁义，推行王道，这就未免太过于寄望于管仲。管仲能否做到呢？或是做不到呢？
你只要多研究《管子》一书，就可明白了。孔子到底是圣人，管仲到底是政治家，这两个界限，由此分野，而看到两个角度的不同。
这是《八佾》一篇中礼的应用的结论，周代文化精神的礼俗风气，到此而衰。以后秦、汉兴起，王道也始终不复，于是传统文化精神的一环，就形成儒家的思想了，历史由此陷入于一道关隘。
全篇到此便转了问题，以下几则，都是所讲礼乐的余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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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昔所造诸恶业，皆由无始贪嗔痴，
从身语意之所生，一切我今皆忏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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