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
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我们要了解传统文化，
首先必须要了解儒家的学术思想；
要讲儒家的思想，
首先便要研究孔孟的学术；
要讲孔子的思想学术，
必须先要了解《论语》。
孝弟是什么
有子曰：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为人之本与？
有子名有若，鲁人，是孔子的弟子，少孔子四十三岁。他指出孔子教示为学问的目的，是在完成一个人之所以为人，也可以说是完成一个真人，就是以孝与弟，作为学问的基本。为什么呢？
“孝”是为人儿女者，上对父母的一种真性情的表现，也就是天性至爱的升华，这是一个为学的纵向中心，所谓承先启后，继往开来，是贯串上下的。
“弟”是指对兄弟姊妹，乃至朋友社会人群真诚的友爱，这是为学的横向中心，所谓由亲亲、仁民，而至于爱物。弟也就是友弟，也就是人与人之间友爱的基础。
人为什么一定要孝弟呢？因为人之所以为人，他不同于动物之处，就是有灵性和感情。孝与弟，是人们性情中最亲切的爱之表现，一个人对父母兄弟姊妹骨肉之间，如果没有真性情和真感情，这就不知道是个什么东西了。
我们都是做过儿女的，也都有机会要做父母，至于兄弟姊妹朋友，大家也都是有过经验的，试想，假使对上下左右，没有孝弟的至性至情，那个社会会变成一个什么形态呢？
所以，以孝弟为学问的基本，就是要求人人培养这种真性情的美德。由此扩而充之，对社会国家和人类，才有真爱。
古人说：“求忠臣必于孝子之门”，也是由于这个道理而来。西方的文化，大体很注重社会人群横的一面，所以由男女夫妇的爱，扩而充之，就是社会和国家爱的观念，而且重视下面较多；至于对上面的父母呢，并不特别注重孝道，只是下对儿女的养育，尽了最大的爱，儿女长大了，上对父母也就不一定要尽孝。再看西方的上，是以形而上做对象，建立一个神，作为信仰的皈依，也许忽略了人与神之间基本的桥梁——对父母的孝道。
所以举世重视的西方文化，好像只背了一个丁字架在世界上走，似乎不能撑持这个上下左右十方的天地了。
如果你认为教孝教弟，还情有可说，那教人不犯上，岂不是愚民思想、专制的观念吗？旧的不去，新的不来，革命还会成功吗？时代还会进步吗？那我告诉你，你的观念错了。请问，谁说“上”字只是对君主专制，或统治者的表示呢？上就是上下的上，一个有真性情、真学问成就的人，他绝不会忽视从上代以来的传统历史和文化；只有缺乏真性情的人，才会想推翻上面传统下来的历史文化。
我们上下五千年的文化，到此拦腰一刀，不是被好犯上的人腰斩了吗？今天社会的风气，不孝、不友爱的形成，不是人本位已经失去大本了吗？温故可以知新，由此慎思明辨，便可以知道未来的世界应该是如何的了。
由此可以认识孔子教学的伟大处，真是放之六合而皆准，弥纶天地而不过。所以有子在这里，告诉你孔门教人为学的目的，在于培养人性中的真性情。它的基本，就是先要做到孝与弟。
如果人生最基本的孝弟真情都没有了，还谈得到其他吗？因此他再提出“孝弟也者，其为人之本与”这句话。不孝弟，必定会犯上，那是必然的趋势和结果，那是人性的反面，也是缺乏良好教养的表现。古文鲜字与少字通用，毋须另讲。
为学的目的，在于养成人性最基本的孝弟，为什么在这里，又单独地插入一则 说“仁”的话呢？
子曰：巧言令色，鲜矣仁。这则话在这里插入《学而》篇里，未免显得太突兀了。其实并不奇特，“仁”之一字， 是我们传统文化里一个至高无上的精神，尤其是儒家的学问，以完成一个人达到仁的境界为宗旨。
上面把孔门为学的精神、态度与目的，都已提出来了，到此才显示为学的宗旨，在于完成一个“仁”字。学不至仁，便无成就。
然而仁不在于学理上的巧言思辩和外表的做作，所以在《卫灵公》篇及《阳货》篇中，又引孔子的话来证明说：“巧言乱德”，“恶利口之覆邦家者”。
仁是性情心性的最高境界，有体有用，必须要笃实履践才能做到。
第四《里仁》篇中，专讲此道，所以不必在这里多做讨论。这里单独插入这一则，只为显出为学的宗旨，乃顺承上面所讲各则而来，是一画龙点睛之笔。
如果你认为“巧言”只是指巧辩之言，“令色”只是指阿谀的态度，那么除了不巧言、不令色以外，便算是达到仁的境界了吗？这未免太不踏实。
要知道，为学而达到仁的境界的人，在孔子生平，是绝少轻许的，就如继传孔门道统的曾参，也自谦地不敢轻易言仁。所以在提出为学宗旨的“仁”字以后，加入了曾参的一则话，表示学而至仁，他亦有所不敢造次轻言之慨。但他说自己只能做到日日以三事反省自己，也许略近于仁吧！
你每天反省吗
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
待人接物，“无一事而不尽心谓之忠”。立身处世，“无一物而不尽情谓之信”。
《学而》一篇，以“孝”、“弟”、“忠”、“信”四个字为学问的准则。
孝弟是内以持己，忠信是外以致用，内外备至，体用兼圆，这是孔门教学完成仁的境界的极则。
所以在这里，曾子只提出为人谋而不忠、与朋友交而不信的两件事，日日以此省察自己的笃实履践工夫，希望不辜负夫子的谆谆传授，那才是学问的用力重点。
所谓“传不习乎”，就是指夫子的所传所教，自己日日反省实践的工夫，是否真能做到了呢？
由此可见孔门当时为学的风气，师弟之间，兢兢业业，孜孜以学问为务的精神，是如此地诚敬亲切，踏实履践。如果只把它作为教诫式的教条来看，有时候就会看成虚文了。
由于这三句话，再反观体察今日的社会人群，无论人与人之间，国与国之间，大家相处，到处都是“当面春风背后雪”，而坚持德行尽忠尽信者少，玩弄权术而不忠不信者多。
大家都感觉世风愈来愈坏，只是无法可以挽回，正因为失去了儒家所教的做人的学问之道。我们如能深加体会这一节话，便会瞿然反省而警惕了。
《学而》一篇的要点，到此都已揭示出来了，那么，学问之道，就止于此而已吗？那又不然！不然！学以致用，立身必然关系处世。内以持己之学，已有上面三则；那么出以致用的学问，又是如何呢？
儒者以内圣外王之学相标榜，古文“用”字与“王”字相通，外王就是外用。由内圣而至于外用，也只是扩充其内养所得，以持身立己之道的学问，用之于立人处世而已。
所以下文又引孔子的话：
节俭的美德
子曰：道千乘之国，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
这个“道”字，这里做动词用，也就是与领导的导字相通用。
春秋封建时代，列国诸侯的大小强弱，通常是以战车的多少为代表。周室王者，为万乘之君，与现代理想中联合国的领导地位相似。千乘之国是诸侯列国的强者，介乎王者之间，可以称得上是个大国。
这里引用孔子的话是说，儒者一旦有学而致用的一天，其以内圣之道，领导千乘之国时，也只需扩充平常学养所得，就是领导治国者的真学问了。也就是说，只要扩充平常以孝事父母的至情，对一事一物而无不敬，便是大有用于天下了。
“敬”，是信的根本，所以领导治国的人，必须要做到敬事而信的程度。
所谓敬事，就是无论对事或对人，都要以全副心力去做，能够诚敬之极的话，凡事便可洞见机先，也就是事先看清它的动因和所得的后果。
所以举措实行每一件事，慎其终者必慎其始，自然就可立信于天下了。如果不敬其事，漫不经心地处置事物，或朝令夕改，那就会失信于人，国人也就不信他的领导了。
所谓敬事而信，不仅对事而言，须知领导治国者，信己又须信人，疑人不用，用人不疑，如不能开诚布公，信己信人，只是勉强相从附和，其对事的不敬，就可想而知，他的结果，也不待说了。
所谓节用，好像专指财政经济的节俭而言，其实儒家、道家，继承传统文化，都以俭为教。但要知道，“俭”字不仅指财政经济而已，消费精神，不爱惜人力，社会奢侈风气的形成等等，都是不俭所致，都是不知节用的结果。
所以孔子告诫弟子们，领导治国者，必须节用而爱人。至于“使民以时”的一句，意义更为重要，所谓“时”，它的意义极大。简略地说，大而言之，领导治国者，必须使人民认清时代大势的趋向，然后把握这一时代，创造新的时代。小而言之，必须要了解人们的时代心理，一切措置必须合于人们当时的需要，然后才能要求国民为国忠诚努力。
除此以外，凡军国大计，决策运筹，必须要有学问，能深切了解时运的机先，然后以四两而拨千斤，就可以达到无为而治天下之道了。
所以，能掌握这个“时”字，便是帝王之道与王者师之道的学问了。历史上兴衰成败的局面，每一幕的起落，都合于这三句话的原则。
举例来说，当汉、唐初兴的时期，大多的措施，都合于这个道理。又如明末亡国的时期，随时随处的措施，都违反了这个原则。所以只要以史证经，就可明白其中的深意了。
《学而》篇中，本来只是发扬孔门为学的道理，到此忽然插入一则孔子言学而致用，涉入领导治国的学问，这绝非孔门弟子们的随便安排，只要把全篇作为一篇论学术的文章读，就可以明白它的行文起伏曲折，以及学术思想的发展过程了。所以在这一则之后，又提出孔子以孝弟为教化中心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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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昔所造诸恶业，皆由无始贪嗔痴，
从身语意之所生，一切我今皆忏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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