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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年人总要讲圆融，是非问题把握住的前提下，大家都开心，才是成年人想要的结果。
年过七旬的张艺谋，越来越清楚，怎样“圆融”地拍好一部电影。主流价值观，必须要符合；核心冲突点，不能太平庸；投资与票房，技术型保障。
用这个逻辑反观《第二十条》，加入喜剧元素、热情拥抱热门演员，都是票房的技术型保障，而藏在糖衣之下的观点，依然尖锐，振聋发聩。
这次张艺谋想讲的是刑法第二十条，正当防卫的界定问题。能碰上这个问题的，在现实里都是苦难与悲剧。当然可以再拍一个《秋菊打官司》，但观众未必想看，春节档就更不合适。不如把它藏在一个小品里，在雷佳音和马丽的拌嘴声中，沉重的事也可以讲得轻松一点。
电影里最显性的受害者是村民王永强一家。为了筹钱给残疾女儿看病，跟村霸借了高利贷，开始了噩梦般的生活。村霸逼债，把王永强捆锁在门外，当着他的面，侵犯他妻子。
王永强挣脱束缚后，追上已离开的村霸打斗，村霸去车上拿刀，王永强出于害怕用剪刀捅死了村霸。但依照法律，王永强被起诉故意伤害致人死亡罪。
第二个受害者，是公交司机。在自己的车上，看到流氓猥亵女乘客，冲上阻止流氓，缠斗中把流氓打成重伤，被判了三年故意伤害罪。
如果你觉得只有底层穷人才会遇到这些糟心事，那就大错特错了。雷佳音饰演的检察官韩明，大学时因为看不惯学长猥亵女生，愤然出头，被分配到了偏远地区，影响了前途。
人到中年，好不容易挂职到了市检察院，儿子因为看不惯校园霸凌，出手打了教导主任的儿子，被报警立案，很有可能因此留下人生污点、上不了重点大学。
于公，韩明是王永强和公交司机案子的主办人，同情被起诉者，但依照法理惯例，他必须要起诉两个可怜人有罪。于私，他觉得儿子见义勇为是对的，但如果被打伤者不同意和解，儿子就会留下案底，所以他必须劝儿子道歉。
所以韩明这个角色非常有意思，他也曾是热血青年，但被社会毒打了，人到中年只想学乖保前途。中年韩明不仅不热血，还习惯性爱贪小便宜，领导面前八面玲珑，妻子面前装傻充愣。
他想学做一个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不问对错，只管利弊，但公交司机的死、王永强妻子的跳楼、前女友现同事牺牲前途的坚持、妻子的被拘留，唤醒了韩明未凉的热血。
电影描述中的残酷现实中，不仅有成人，还有孩子。王永强借高利贷，是为了给孩子治病，聋哑妻子情急之下跳楼，也是为了救丈夫和被绑架的孩子。
公交司机服刑三年后，早已接受现实，但她女儿觉得不公平，坚持写材料让父亲上访。韩明的儿子不愿意对校园霸凌者道歉，他反问韩明：遇到这种情况你会选择袖手旁观么？
韩明无法面对这三个孩子，他倒背如流的法律法规，竟没有站在孩子眼中的正义一边。在公开审讯会上，韩明质问所有人：“法律应该让坏人的犯罪成本更高，而不是让好人的出手代价更大。不然的话，我们将把一个怎样的世界交给孩子？”
电影最后，一个圆滑的、世故的、油腻的、唯唯诺诺的中年男人，终于重拾少年之勇，以破釜沉舟之心，向权威与惯例发起了挑战，成就了他人生中的高光时刻，也改变了很多人命运的走向。
《第二十条》上映之后，最高法、最高检连续发文，赞同电影中所说的，人民群众的期待和司法机关的努力，应该是一场有关公平正义的双向奔赴。
“网红教授”罗翔也回忆了普法初心：法律中没有理性人，只有有血有肉的一般人，不要开启上帝视野，老是站在“事后诸葛亮”的理性人立场。
更为重要的是：人应该做一个真正正义的人，还是做一个假装正义的人？承受不义，还是行不义？对错重要，还是利弊更重要？这是电影《第二十条》提出的问题，也是每一个人都应该去思考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