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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今天随口都能吟出“文武之道,一张一弛。”大家也都有文武一家,文武不分的认识,然而为何在今天“武”的地位与“文”差别如此悬殊呢?
从周朝开始,“武”与“文”一直是并列而行。儒家、道家、佛家都对“武”格外重视,法家、兵家、墨家更是对“武”尊敬有加。其实在春秋战国,任何一家没有“武”的保护,就绝不会活的快意,“文”与“武”像一个两小无猜的小伙伴。孔子周游列国都要带着会武艺的学生,而且也重视学生对“武”的培养,不然他的牛车肯定早都下了那些山匪的肚子。墨家在历史上留下的辉煌也是因为几次的战役,在刘德华演的电影《墨攻》里面可以看出墨家人的忠义,其实也可以看出武艺高强的英雄有时候难免死的快,“君子不立于危墙之下”不也是儒家得以活得长久的原因之一。
“学得文武艺,卖与帝王家。”问题在于,在这个卖艺的逻辑表述中,学武人却忽略了一个卖艺的现实,不仅“天外有天,人外有人。”而且可能帝王家对你的武艺不感兴趣,就卖不出去。当卖艺的人可能怀才不遇,也可能技不如人,得不到帝王家赏识的时候,这一身的本事怎么施展,想的通的做个看家护院,想不通的上山为匪,再死脑筋的可能就成为了黄巢,来个“满城尽带黄金甲”,岂不让当权者寝食难安,可是即使黄巢“他年我若为青帝,报与桃花一处开。”的伟大愿想,也没给百姓带来多少幸福生活,只是个“黄巢机上刲人肉”,真的应了“兴,百姓苦;亡,百姓苦。”所以,掌权者对于权衡的结果自然就不言而喻了,皇权的稳定才是根本,其他的都是次要的,必须限制武术的发展。这明显与“堵不如疏”是背道而驰的,堵由此也就由明面上的习练转为地下,由天子脚下远走他乡,来一个“走四方,路迢迢水长长。”转入个天高皇帝远,这也就是少林拳能够传承至今的原因之一,少林寺有记载为躲避清朝官府追查习练武术,武僧躲藏在殿内习练武术,形成了今天我们参观少林寺在西方圣人殿看到深浅不一的脚印。这也是武当山、五台山是武术圣地,而太极拳出自陈家沟的原因之所在。
在传统社会,“礼不下野”,乡野多粗鄙,也最是朝廷“文治”难以抵达的地方,也就行成了这些“武”的习练者虽有一身本事,却更多的缺乏对朝廷的敬畏。特别是在朝廷昏聩、天灾人祸面前,最是胆敢挺身而出。《水浒传》中的众多梁山英雄,《三国演义》中众多的武将,秦朝的陈胜吴广,隋朝的瓦岗军,宋朝的红巾军,清朝的白莲教、义和团等等大多远离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他们多是难以为当权者所用,要么做恶为祸乡里,要么就是对立朝廷反抗官府。而且习武者爱打抱不平,“路见不平,拔刀相助。”这种“今日把示君,谁有不平事?”的情结我们今天来看也多是多管闲事。如果对于不平事就拔刀相助,那么又将政府、律法置于何地呢?即使现在也与国家治理的规则是背道而驰的。
而武人多侠义,这种侠义精神与儒家、法家所要求的“忠君报国”“以律为纲”完全不同,它是以自身的远近来判断好恶,完全脱离了法律与道德的掌控范围,而是纯粹的私人与私人之间的友谊。如我们所向往的“士为知己者死”,这种死是“轻于鸿毛”或者“重于泰山”是不重要的,关键在于“为知己”,看的是自己的心情,你想想整天有一群拿着“雪片刀”依着自己心情哥们弟兄义气的人走在街上,狗都不敢上街上溜达了。要不也不会产生“燕赵多慷慨悲歌之士”了,也少了“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的千古名句让我们欣赏。
尽管在各个朝代在开疆拓土之前,掌权者都喜欢结交武艺高强之人,但是在获得权利之后会迅速的认识到对自身权力的威胁,必须加以铲除,也是因为“帝王出身自哪个阶层,并不一定就代表这个阶层的利益,正因为对该阶层有深刻了解,深知某些观念对于维护统治不利,他们在掌权以后反而变本加厉的排斥。”对于帝王而言,对于武术的看待,都是带着深层的功利目的,而武术习练者也就成为了工具,这种冷酷的人际关系虽然可能在完成统一之后以“联姻”关系获得一定的稳定,但是对于稳定后的“狡兔死,良狗烹;飞鸟尽,良弓藏”是帝王千古不破的手段,贯穿在中国历史的始终,即使宋太祖“杯酒释兵权”成就了不杀的美名,也是对武臣极尽防范之心。而“武”与“文”结果的一抑一贬,自然谁希望生来就做拉完磨被杀的老黄牛呢。由此,“武”对人的吸引力只会越来越小。
所以,民间与官府多是对习练武术之人持批评态度。从官的态度“侠以武犯禁”,从民的态度,武力不仅有反抗世俗的能力,还可能对个体产生威胁。从掌权的层面,从国家的层面,从道德的层面三者对武术做出了统一的限制,由此可以想得到,武术何以逐渐只能流浪在庙堂之外,处繁华都市之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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