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时候看过一部日本电影，《砂器》。讲战后日本关东地区一对失去土地的父子，他们到处流浪，在崎岖山路跋涉，在大雨滂沱中赶路，在雪地里乞讨。有一次，儿子被富家子弟殴打，瘦小的父亲拼命用身体挡住拳头和棍棒，滚落到水沟里。还有一次下大雪，父亲讨来一碗粥，用砂锅煮热了让儿子喝，儿子又让他先喝，两人推来推去烫到了嘴，疼得原地大跳，却又相拥哈哈大笑……
这个温暖的镜头，让我哭了。到现在也不知为何。
那个父亲后来得了麻风病，被强制带到医院，儿子流落街头，被一户好心的人家收留。再后来儿子逃到东京，机缘巧合学了钢琴，成为崭露头角的钢琴家，声誉鹊起之时结识了金融家的女儿。正当谈婚论嫁之时，早前的养父在电视上发现了他，找到他让他去见亲生父亲。当时日本很重视门弟，为了掩盖出身，他就在车站把养父杀死了。后来的侦破过程很复杂，我已不太记得，只记最后的情景：警视厅探员把钢琴家的照片递到麻疯病院的生父面前，为保全儿子，生父拒绝承认这是他的儿子，只是默默地看着照片，默默地，忽然老泪纵横……
这个镜头被评为日本人性系列电影最经典镜头，没有之一。电影院的人哭得稀里哗拉，我却没有哭，我不明白那个父亲为何这样做。等我明白，已为人父……
父亲是世上最不堪的那个斗士。
我们的父亲，没有天安门城楼上那个伟大领袖的英明神武，没有国产电视剧《至高荣誉》男主角的不怒自威，连罗中立的油画《父亲》古铜色中透出的勤劳坚韧，也不大看得出。他们中大多数为生活所困，面色无光，有些不大不小的疾病，很年轻就显出衰老甚至猥琐，感情也并不如意。可他们深爱自己的孩子，像愚蠢而勇敢的工蚁，不落下任何一次工作。
我家小区有个捡垃圾的大爷，姓邹，到现在也不知叫什么。他并非邋遢的垃圾大爷，而是衣着干净，见到人会礼貌地打招呼，那辆板车精心把纸盒、旧衣物、可乐瓶归类，倘碰上成色不错的小家电，他会掩饰内心狂喜小心翼翼擦拭灰尘放进垫了软布的盒里，那份细致呵护，让人觉得他其实捡了一个新生婴儿。曾以为他是孤寡老人，后来知道他儿子在这城里打工，曾以为儿子很不孝，后来才知道他也极反对父亲捡垃圾，有一次还把他关在屋里。可垃圾大爷总偷偷跑出来捡垃圾，还骗儿子说在公司找了份差事。
他常到我家收一些纸盒，我妈会留他吃饭，每回他都虔诚地向我家供的观音菩萨作揖，帮忙换些净水、供果。我跟他有过一次交谈，他说，每回出来捡垃圾，都要穿上好的衣服，这样保安就不会赶他，也不会给儿子丢脸。他还说，儿子大了要成家，得在城里买房，他再捡上半年垃圾，首付就有了，就可以回老家了。
半年过去了，很多个半年过去了，他仍没回老家，房价涨得太快，他捡垃圾的速度实在赶不上房价上涨的速度，佝偻的腰和房价相比，越发明显。
中国的父亲跟全世界有些不同，众所周知的原因，他们得牺牲尊严来养活家庭。日复一日捡垃圾的邹大爷还算幸运。另外的比如违章小贩夏俊峰就很不妙，他只是想让儿子有钱学画画才上街摆摊，可巨大的城市却容不下一个烧烤摊。他被城管辱骂、毒打、踢裆，他奋起反击，最终竟逼至杀人……想象瘦小的他挥刀刺向身形高大的城管，蚍蚨撼树，内心该有多悲凉。
我的父亲是个三流音乐家，长得像《虎口脱险》里那个指挥，暴躁而神经质。我很小的时候他便逼我练琴，我若不从或弹错，他便暴打。我身形敏捷、闪躲灵活，有一次钻到床下面去（新疆兵团那种床，下面可藏半个班），他跟着钻进来，我在里面用扫帚对抗，引发了床板坍塌，他鼻梁被砸出血了……他鼻孔塞着血纸头，一脸肃穆又监督我练了四个小时的琴，才满意地笑笑，下厨房给我煮了一碗拉条子。
那天晚上我俩并排躺在床上，窗户外是新疆惯有的满天繁星，他又念叨年轻时因出身不好导致音乐梦想破灭，又让我一定要实现音乐梦想，忽然跳下床，跑进厨房，抓起筷子，像卡拉扬那样挥舞双手指挥起《第五交响曲》。我看着他，卡拉扬有一头潇洒白发，而父亲是秃顶，这让他看上去更像一名厨子。
有一次学校发大肉（新疆管猪肉叫大肉），天冷把肉冻得太硬，菜刀切不开，我俩就在院子里用斧头砍，砍着砍着，我大叫“砍死爸爸”。那天哈密大雪纷飞，他鼻尖上全是雪花，问我说什么，我又大声说“砍死爸爸”。他怔怔听着，就默默哭了。这是他唯一一次在我面前哭。
我现在也没问过他为什么哭，不必问。
后来他跟母亲离异，我回到四川，从此聚少离多。再后来知道他再婚也不幸福，过得落魄，女儿与他隔阂竟至离家出走……多年前我俩在成都科甲巷有过一次隆重见面，我给他买了很多衣服，他开心地试穿了所有衣服，又郑重在镜子前走来走去，对镜子里行了军礼，自己对自己进行一场盛大检阅。
他土鳖地把西服扣子一口气扣到了最下摆，浑然不觉。而我并不提醒。
我爸是如此不堪的一个斗士，他想把我培养成一个音乐大师，我却成了一个写字的人。他想把我儿子培养成一个音乐大师，我儿子却成为网球运动员。为此他黯然神伤，觉得人生理想栽在了下两代人手里。那天他回河南时，在车站拿起珂仔的手认真看了又看，说：“这么长的手指，韧带这么开，可惜了”……头也不回，黯然离去。
我爸越发老了，吃面条时前襟滴落的汤水越来越多。我在他八十大寿时才发现这一幕，他拥有了很多假牙，胃口差了很多，整个人体积忽然缩小很多，像被针偷偷扎泄了气似的。我计划跟他好好待上一段时间，并带他四处走走。小时候他带我走，现在我带他走，等我老了，我儿子再带我走。所谓人生，就是上一代人带着下一代人的徒步旅行，前面的人走不动了，后面的人就成为前面的人，然后，再后面的人又顶上去。
不知为何，又是在车站，他看着珂仔极适合弹钢琴的颀长手指和因长年握球拍磨出的茧巴，说：好，这样很好……骑着一辆绑着各种铁丝和胶线的自行车，走了。我爸八十岁了还天天骑着自行车满城狂奔，无人能阻。那是开封城的一个干冽的冬天，大风卷起很多树叶和纸片，我认为大风将把这个干巴瘦小老头连人带车卷飞，可是没有，他是整条街最稳定最神速的骑手，路线清晰，方向明确，倏尔不见。
那个背影，是我在这个时空维度看到他的最后一眼。14个月后，他遛完那条奇丑无比的串儿哈巴，上楼梯时倒下了。火化那天，开封陵园路火葬场的三根大烟囱，笔直向上吐着浓烟，把天空漫卷起好多树叶和纸片，我使劲盯着天空看，并没有出现一个干巴小老头骑着破自行车。
不过，按照我对《金刚经》的理解，人生就是重复的车站，下一站，还能再见。或许某一天在某个车站，一个顽劣之极的男孩正哭闹着向父母索要糖果，这男孩正是我的父亲，而我，则是那个默坐长椅上的流着口涎前襟满是汤水的老头。
金刚经说，不着皮相，不着皮相。
所以你问，“你和父亲有什么不同”。曾以为我和父亲有很大不同，现在觉得其实一样。我们都努力在儿子面前假装从容不迫，其实内心惊慌。儿子出生那天，我正谈一件重要的事情，听说要生了，急急开车向几百里外那座江边小城奔袭而去。等我赶到，他已然出生。他神色安静，不着喜怒，正躺在襁褓里昏昏沉睡。他那样眼熟，又无比陌生，像远方发来一封不知来历的邮件。我不敢贸然打开，怕一打开，就此接下一个高深莫测的任务。中途他曾醒来，眼睛尚未完全睁开，只淡淡地瞄了我一眼，那么骄傲甚至暗藏某种不屑……然后又睡去。我盯着他，深觉责任重大，无法逃避。
我不知其他父亲是否有同样感受，见到孩子第一眼，突如其来的生命竟让自己手足无措。我曾对他半夜哭闹烦躁无比，对他把家里风卷残云般弄乱，怒火中烧。可渐渐的，不知何时、不知何事，他成为我最好的朋友。我无需承诺便知此生必须保护他、帮助他，带他前行，看世间风景，牺牲生命也在所不惜。所谓父子恩情，前面的你牵着后面的我四处看风景，总有别过，你倒下，你成了风景，而我将是下一个风景。
时见有人嫌弃中国父亲油腻、懦弱和不堪，我觉得拿洒满一身北美阳光的父亲来要求中国父亲，并不公平。早些年春运期间，见那些农民工父亲，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从长途车车窗翻进，动作粗俗、表情难看，抢到一个座位必大声招呼，刚坐定便忙着用开水泡面，粗糙的手擦拭苹果让孩子啃吃。这些年那些所谓“中产”的父亲，为还房贷为攒择校费打着鸡血加班，忽然就猝死在办公桌前，本为孩子拼起跑线，却直达自己的终点线。他们像狮子一样打拼，像土狗一样活着，他们爱孩子，还得在孩子面前装作若无其事，因为倘若被孩子发现自己的不堪，才是我们最大的不堪。那一年，因为我参选人大代表发生了一些事情，珂仔哭了，说再也不要练网球了，我为供他练球天天写作挣钱太辛苦。我大笑着骗他：“你不知道，老爸我其实是有很多钱的，我暗地里其实是一个有钱人，你看，这是存折，这是银行卡……”他很相信，深以我为傲。
所以独唱团杂志采访时问：“李大眼要为自己的孩子做些什么，让他移民吗”。我的回答是，我必须小心翼翼藏住自己不堪的奋斗，给他创造一个不必回答此类问题的条件。
就是，我得努力工作，每天把胡子刮得干干净净，穿整洁的衣服，走在人心叵测的大街，腰板挺直，成竹在胸，不赶人前，不甘人后。我不要孩子看出我的不堪。
因为，我已为人父。
（原载于李承鹏杂文集《全世界人民都知道》，修改于2020年某月某日）